导读

陈平原

· 一

要谈中国人的宗教意识，当然必须佛、道并举。可有趣的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谈佛教的散文小品甚多，而谈道教的则少得可怜。尽管放宽了尺度，仍然所得无几。弘法的不说，单是写宗教徒的，前者有追忆八指头陀、曼殊法师和弘一法师的若干好文章，后者则空空如也。二十世纪的中国文人何其厚佛而薄道！

或许这里得从晚清的佛学复兴说起。真正对整个思想文化界起影响的，不是杨文会等佛学家的传道，而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政治家的“以己意进退佛说”。提倡学佛是为了“去畏死心”“去拜金心”，创造“舍身救世”“震动奋厉而雄强刚猛”的新民，并寻求自我解放，获得大解脱大自在大无畏的绝对自由。用章太炎的话来概括就是：“要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佛教救国论对“五四”作家有很大影响，鲁迅、周作人等人批判儒家，也批判道教，可就是不批判佛教，甚至颇有喜读佛经者。一方面是以佛学反正统观念，一方面是借佛学理解西方思想（如自由、平等、博爱）。尽管此后很多政治家、文学家自认找到新的更有效的思想武器，可对佛学仍甚有感情。

相比起来，道教的命运可就惨多了。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界，道教几乎从来没有出过风头。二三十年代鲁迅、许地山、周作人曾分别从思想史、宗教史、文学史角度，论证道教对中国人性格和中国文化发展趋向的深刻影响，也只不过是持批判的态度。鲁迅《小杂感》中有段话常为研究者所引用：“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至于何以中国人不憎道士而憎恶其他宗教徒，鲁迅并没展开论述。不过从二三十年代作家们的只言片语中，大体可猜出其中奥秘。首先，道教是真正的中国特产，影响于下层人民远比佛教大。老百姓往往是佛道不分，以道解佛，而民间的神仙、禁忌也多与道教相关。其次，佛教、耶教都有相当完整且严谨的理论体系，道教的理论则显得零散而不完整，且含更多迷信色彩。再次，佛教徒讲斋戒、讲苦行、不近女色，而道教徒虽也讲虚静，但更讲采阴补阳、长生不老。如此不讲苦行的理论，自然容易获得中国一般老百姓的欢迎。最后，佛教讲求舍身求法，普度众生，而道教讲白日飞升，追求自己长生，未免显得更重实利。如此分辨佛道，不见得精确；可对于揭露国民劣根性并致力于改造国民灵魂的这一代作家来说，抓住道教做文章确是用心良苦的。

只是这么一来，道教也就与二十世纪中国的散文小品基本无缘了，这未免有点可惜。对于道教，二三十年代有过正襟危坐的学术论文，也有过热讽冷嘲的片纸只字，可就缺少雍容自如的散文小品。至于五十年代以后，宗教几成“瘟疫”，避之唯恐不及，作家们哪里还有雅兴谈佛说道？奇怪的是，近年学术界为宗教“平反”，作家们何以还是多谈佛而少论道？或许，随着气功的重新崛起，道教将重返文坛也未可知。只是在本选集中，道教明显处于劣势。

· 二

文人学佛与和尚学佛着眼点自是不同，没有那么多“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的盲信，而更喜欢刨根问底探虚实。单是嘲笑和尚不守戒规出乖露丑，那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无论何时何地何宗何派，总有滥竽充数的“吃教者”，非独佛教然。何况佛家对此颇有自觉，《梵网经》即云：“如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肉，非余外虫。如是佛子自破佛法，非外道天魔能破。”佛子流品不一，可这无碍于佛法之如日中天普照人间。唐宋以来，小说、戏曲中嘲弄和尚的作品多矣，可文人读佛的热情并未消退，理由是“信佛不信僧”。这并非骂尽天下和尚，而是强调佛教作为一种理论体系的独立价值。如此读佛，方能见出佛教的伟大处。

许地山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佛家的根本精神“慈悲”：“我愿你作无边宝华盖，能普荫一切世间诸有情。”（《愿》）丰子恺则明确表示鄙视那些同佛做买卖，靠念佛祈求一己幸福的“信徒”，理由是“真是信佛，应该理解佛陀四大皆空之义，而屏除私利；应该体会佛陀的物我一体，广大慈悲之心，而护爱群生”（《佛无灵》）。《大智度论》称“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这一佛教的真精神并非为所有学人所接受，起码批评佛教为消极出世者就不这么看。而在弘一法师看来，佛教“不唯非消极，乃是积极中之积极者”，因为大乘佛法皆说空与不空两方面，“不空”为救世，“空”为忘我（《佛法十疑略释》）。曼殊法师一九一三年为配合革命党人二次革命而发表的《讨袁宣言》，以及弘一法师抗日战争中提出的口号“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即可作为佛教徒“不空”的例证。你可以怀疑“念佛救国”的实际效果，却不应该指责其“消极出世”。当然，佛教徒追求的本来就是一种精神价值，最多也不过是欲挽救今日之世道人心，不可能有什么“立竿见影”般的实际效果。

俗人中善读佛经的莫过于周作人了。这里除了学识与洞察力外，更主要的是一种宽容的心态和寻求理解的愿望。在常人看来，佛教的戒律无疑是烦琐而又枯燥无味，连大小便和劈柴吐口水都有如此详细的规定；而周作人则从中读出佛教的伟大精神：所有的规定都合于人情物理。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莫令余人得恼”六个字（《读戒律》）。至于最容易引起误解的斋戒，周作人也从《梵网经》中得到启示：“我以为菜食是为了不食肉，不食肉是为了不杀生，这是对的，再说为什么不杀生，那么这个解释我想还是说不欲断大慈悲佛性种子最为得体，别的总说得支离。”（《吃菜》）这一点丰子恺的见解与周作人最为相近，尽管丰本人是曾作《护生画集》的居士，且因生理原因而吃素。“我的护生之旨是护心，不杀蚂蚁非为爱惜蚂蚁之命，乃为爱护自己的心，使勿养成残忍。”（《佛无灵》）只要真能护心，吃素吃荤实为小事。若过分钻牛角尖，只吃没有雄鸡交合而生的蛋，不养会吃老鼠的猫，那不只迂腐可笑，失却佛学本旨，而且类推到底，非饿死不可，因植物也有生命。民初作家程善之就写过一篇题为《自杀》的小说，写接受近代科学知识的佛教徒因了悟水中布满微生物，为不杀生只好自杀。

谈到佛教，总让人很自然联想起古寺和钟声。比起和尚来，古寺钟声似乎更接近佛学精义。文人可能嘲讽专吃菩萨饭的大小和尚，可对横亘千年回荡寰宇的古寺钟声却不能不肃然起敬。徐志摩惊叹：“多奇异的力量！多奥妙的启示！包容一切冲突性的现象，扩大刹那间的视域，这单纯的音响，于我是一种智灵的洗净。”（《天目山中笔记》）如果嫌徐氏的感慨过于空泛，那么请读汪曾祺记承天寺的《幽冥钟》。幽冥钟是专门为难产血崩死去的妇人而撞的，“钟声撞出一个圆环，一个淡金色的光圈。地狱里受难的女鬼看见光了。她们的脸上现出了欢喜”。并非所有的钟都如承天寺的幽冥钟，乃“女性的钟，母亲的钟”；可钟声似乎沟通了人间与地狱、实在与虚无、安生与超越，比起有字的经书来更有感召力。

· 三

僧人流品不一，有可敬也有不可敬。最为世人所诟病的“专吃菩萨饭”的和尚，其实也坏不到哪里去。就看你怎么理解宗教徒了。苏曼殊的不僧不俗亦僧亦俗至今仍为人所称羡，不只是因其浪漫天性，其诗才，更因其对宗教的特殊理解。至于龙师父这样“剃光了头发的俗人”，一经鲁迅描述，也并不恶俗，反因其富有人情味而显得有点可爱（《我的第一个师父》）。写和尚而不突出渲染色空观念，却着意表现其世俗趣味（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宗教徒），这种创作倾向贯串于废名的《火神庙的和尚》、老舍的《正红旗下》和汪曾祺的《受戒》等一系列小说。这种既非高僧也非恶和尚的普通僧人的出现，使得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对人性、对宗教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只可惜好多作家转而拜倒在弗洛伊德门下，一门心思发掘僧人的性变态，这又未免浅俗了些。

有趣的是，围绕着一代高僧弘一法师，出现了一批很精彩的散文。一般来说，高僧不好写，或则因过分崇拜而神化，或则因不了解而隔靴搔痒。作为现代话剧运动和艺术教育的先驱，弘一法师披剃入山前有不少文艺界的朋友，而且俗圣生活的距离，并没有完全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弘一法师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为文人所了解的僧人，这就难怪几十年来关于弘一法师的纪念文章层出不穷，且不少甚为可读。

五四新文学作家中具有“隐逸性”的远不止废名、许地山、夏丏尊、丰子恺等人；周作人五十自寿诗引起的一大批“袈裟”，并非只是逢场作戏。俞平伯《古槐梦遇》中有这么一句妙语：“不可不有要做和尚的念头，但不可以真去做和尚。”亦处亦出、亦僧亦俗的生活态度，既为中国文人所欣赏，又为中国文人所讥笑——讥笑其中明显的矫情。1936年郁达夫拜访弘一法师后，曾作诗表白自己矛盾的心态：“中年亦具逃禅意，两道何周割未能。”对照其小说，郁达夫并没有说谎。而据丰子恺称，夏丏尊十分赞赏李叔同（弘一法师）的行大丈夫事，只因种种尘缘牵阻，未能步其后尘，一生忧愁苦闷皆源于此（《悼夏丏尊先生》）。也就是说，弘一法师以其一贯的认真决绝态度，把文人潜藏的隐逸性推到极端，抛弃不僧不俗的把戏，完全割断尘缘皈依我佛。就像俞平伯所说的，“假如真要做和尚，就得做比和尚更和尚的和尚”（《古槐梦遇》）。这一点令作家们感到震惊和惭愧。因而不管是否信仰佛教，他们对弘一法师学佛的热情和信念都表示尊重和敬畏。即使像柳亚子这样以为“闭关谢尘网，吾意嫌消极”的革命诗人，也不能不为其“殉教应流血”的大雄大无畏所感动。

不见得真的理解弘一法师的佛学造诣，也不见得真的相信弘一法师弘扬律宗的价值，作家们主要是把他作为“真正的人”、一个学佛的朋友来看待的。弘一法师之所以值得尊敬，不在于他是否能救苦救难，而在于他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尝到了生活的别一番滋味。夏丏尊反对说弘一法师为了什么崇高目的而苦行，“人家说他在受苦，我却要说他是享乐”。在他，世间几乎没有不好的东西，就看你能否领略。“对于一切事物，不为因袭的成见所缚，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如实观照领略，这才是真解脱，真享乐。”（《〈子恺漫画〉序》）而叶圣陶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弘一法师的自然平静如“春原上一株小树”。不管信教与否，人生不就希望达到“春满”“月圆”的境界吗？弘一法师“一辈子‘好好地活’了，到如今‘好好地死’了，欢喜满足，了无缺憾”（《谈弘一法师临终偈语》）。没有实在的功绩，也不讲辉煌的著述，只是一句“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这在世人看来未免不够伟大，可这正是佛家的人生境界。学佛能进到这步田地，方才不辜负“悲欣交集”数十载。

1989年4月17日于畅春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