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张伯伦

伟人的一个标志是能够给他遇到的人留下持久印象。另一个是他一生处理过的事务的后续进程持续受到他作为的影响。从张伯伦最后能发表公开演说至今已经30年过去了，从他进入坟墓至今也已经过去了近25年，他当然同时满足了这两条苛刻的标准。那些在他活力充沛的成功时期见过他的人，总能意识到他留下的棱角分明的印象；而我们英国今天的所有事务都为他的行动所纠缠，所偏向，所激励。他点燃的灯塔火炬依然在燃烧，他吹响的号角的回声还在召唤固执的士兵走向战场。张伯伦重启的财政争议不仅在英国，在今天的世界政治中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在英国，甚至通过其影响在世界各地，他给予帝国意识的推动力都在历史篇章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他的传记作者加文先生将十年闲暇时间的思考花在为他作传上。那位杰出人物将他的记录托付给加文，而作为他的私人历史学家，加文显然敏感地注意到自己的责任。加文先生虽然是“乔”·张伯伦的狂热崇拜者和张伯伦事业的斗士，但他站到了党派争斗和派系之上，带着全部的真诚和善意，向我们呈现了关于他的主人公一生和时代的不朽描述。显然他带来了一部堪称典范，每个学习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历史的学生不仅希望拜读，而且希望摆上自己书架的作品。

张伯伦在伯明翰长大的时期，世界政治还是辉格和托利派贵族及其在不同国家的对应人物的保留地。他作为第一个以新的民主人士身份进入这大范围精英圈子的入侵者脱颖而出。他早年全部活动的背景都在故乡城市。他需要谋生，需要建立他的商业王国，需要成功。他到40岁才进入下院。他没有特权家族或阶级提升的现成道路。他得在他居住的城市，在他的初步成功在当地招来的无数嫉妒中，一步步奋力向上。他选择这种形势下必需的战场和武器。激进主义是他的战马，市政政策是他凭以跨上马鞍的马镫。伯明翰市长、满足地方需要的主人；一个关心煤气和水、公共浴室和洗衣房、极早期的城镇规划改进方案的超级市长；远比他的同行更有效率；对付所有与他冲突的人时坚强有力；一个相对小的池子里一条显然最大并且无疑最凶猛的鱼。

这个卓越人物及世界趋势的强力推动者的职业生涯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他走向世界舞台的时期，一是他影响它的时期。第一个时期，他是无情的自由党激进派，如果你挑战他，他就是共和主义者；第二个时期，他是沙文主义的保守党人及帝国建设者。所有这些都是特定压力和环境自然而然的结果。这些压力和环境在一个独特人物生命的一个或另一个阶段影响着他。

于是我们有了张伯伦这个自由党激进派的市长——远比今天任何一个不听话的社会主义者恶劣——在威尔士亲王（后来的爱德华七世）访问伯明翰时，他质疑自己是否可以作为市长屈尊驾驶迎接他的马车；一个推广或宣扬主要以王权的金色圈子为中心的庞大帝国概念的张伯伦。于是我们有了张伯伦这个最能干、最锐利、最坚信的自由贸易倡导者；一个点燃了关税改革和食品税火炬的张伯伦。在不同时期，他完全真诚地朝着相反方向发挥出巨大力量。于是我们有了一匹漂亮的花斑马：先为黑色，后为白色；或者按政治术语，先为火红，后转为纯蓝 。

开始登上世界舞台之前，一流品质的男女在达到他们的真正位置前浪费的能量永远无法估量。你可以说，他们不得不付出的全部精力中的60%甚至70%，花费在仅仅为了到达战场而没有其他目标的战斗中。才智卓著的保守党乡绅迈克尔·希克斯-比奇（Michael Hicks-Beach）爵士一生奉献给了国家事务，当过30年的王国政府大臣。我记得曾听他在1904年的关税改革冲突中说，“在张伯伦先生的政治生涯还没走出伯明翰的时候，我就是个帝国主义者。”确实，在那场争论的背景下，它是中肯的，但他到晚年才达到居高临下的角度，那不是张伯伦的错。他一直想到达那里，但路漫漫其修远兮，每一步都得经过争夺。

首先是“激进乔”的神话。我们看到这位孔武有力、咄咄逼人的改变与颠覆的斗士挺身反对几乎所有维多利亚时代神圣的既定制度。我们看到他时而举起轻剑，时而挥舞大棒，为了给人民大众确立崭新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水平而战斗。他大踏步前进，毫不畏缩，不惧任何对手。王室、教会、贵族阶层、上院、“农业党”、伦敦上流社会、有限特许权、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和同业公会——所有这些都相继成为他的目标。

但这不是一场只有煽动、叫嚣、谴责、推搡与斗殴的运动。它是一个人艰辛、冷静，基于充分信息的努力。尽管此人因为良好的教育和足够的收入而远离大众，但他理解他们的生活，理解他们承受的巨大压力，理解他们胸中郁积的不公不平，理解他们会做出反应的欲望和抱负；他全心全意要充当他们那个无所畏惧的领袖。

有意无意地，通过两套互不相干的训练和经验，他为这次冒险做好了准备。这两套训练和经验本身通常都足以安身立命。靠着商业竞争中的精明灵活，他建立了一个利润丰厚的崭新产业，即使没有针对国内外竞争对手的偏袒和保护，它也足以自立。他的商业成功与它制造的螺钉一样锋利、牢固和耀眼。作为伯明翰的一个螺钉制造商工作了20年后，他得以揣着辛苦挣得的12万英镑资本从张伯伦与内特弗德公司（Chamberlain and Nettlefold）退休。金钱再也引不起他的兴趣。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自由。自此他包裹在一整套自立的保护铠甲内，能够正面对抗这片土地上最强大的势力。张伯伦的一生最为典型的做法是步步为营，向不断扩大的目标前进。他总是自豪地回顾他制造螺钉的日子。在1900年的“卡其”大选（Khaki election） 白热化期间，他在奥海姆（Oldham）发表支持我的演说时，诙谐地眨着眼对我说，“我第一次来这里是向他们推销螺钉”。

但是这第二阶段也是准备性质的。他作为一个公民和制造商了解伯明翰，成了它的市政首脑。英国地方政府从来没拥有过这样伟大的市政官员。“有上帝之助，”他声称，“这个城市将认不出自己。”贫民区的清除、干净水源的恩惠和煤气的光与温暖很快对居民产生了影响。许多街道的人口死亡率在几年内下降了一半。1876年6月，他得以写出：“伯明翰市将会有公园、平整的道路、立法会、市场、煤气和供水，城市将得到发展——所有这些都是三年努力工作的结果。”

一家高效英国制造厂的创立与伯明翰的重生，这些伟大成就是他到40岁时完成的。即使有商业争夺和激烈改革免不了的各种冲突，他在这两个不同领域审慎周密的工作还是给他钟爱的城市留下了深刻印象。伯明翰追随他经历了所有那些政治变幻与起伏。它蔑视每一次对他前后不一的指控，在他的要求下改变它自己的政治立场和目标。

从他于1870年进入地方和国家政治到大战前夕离世——一段超过40年的时期——伯明翰的忠诚从未间断。他的话就是法律。在他身上——无论他是极端激进派还是极端沙文主义者，自由贸易派还是保护主义者，自由主义的鼓动者还是破坏者，是格莱斯顿先生还是其死对头的同僚，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伯明翰的市民只看到他们的市长。死后，他通过继承将权力转给儿子，他们以他的名义将忠诚保持至今。这在我们任何一座大城市的政治生活中是一项绝无仅有的记录。它将此前只在苏格兰高地的逼仄峡谷兴盛的忠诚带到了伯明翰拥挤的街道、啪嗒作响的工厂和贫民窟。封建主义的浪漫和世袭原则重置了新装，披到一个着手废除这两者的领导人身上。

41岁时，张伯伦站到一场彻底变革的门槛前。他对我们民族生活的观点虽然一直很强烈，但直到那时还是狭隘和短视的，现在它开阔了，眼光长远了；他明白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件发展实际上与他青年和壮年时期的预期相反。他的余生将花在与他自己大力鼓动起来的力量作斗争上。1870年，他大力猛攻《福斯特教育法案》。当时遭到教会和格莱斯顿先生的拒绝，最后他得到了支持——无疑不情愿地——1902年的《贝尔福教育法案》，后者最终将教派教育确立为英国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他的早期阶段，他相信英国君主统治必将结束；他活着看到它成为整个帝国体系的关键，将自己的晚年奉献给这个体系的建设。作为英国贸易委员会主席，他发表了有记录可查的对保护主义和食品税最鞭辟入里的抨击；而对他的记忆将永远与它们的适用联系起来。

在更广泛的领域，他的政策导致了他没预见到的结果。他是带来南非战争的事件的主要动议人，一些人说那场战争开启了一个军备和暴力的时代，最终导致那场最重大的灾难。他在拒绝《爱尔兰自治法案》方面冲在最前，结果是一代人之后，一项协议在格莱斯顿先生本人都不敢接受的条款基础上达成，而它的后续影响则是有记忆以来最为可怕的之一。

现在一代人很难理解《爱尔兰自治法案》对他们的父亲和祖父生活的巨大影响。桀骜不驯的爱尔兰在现在我们的眼里不过是无关英国事务发展的一群粗鲁的农业郡，但在19世纪80年代，它支配着帝国议会。爱尔兰激情、爱尔兰思想、爱尔兰领导人、爱尔兰罪行影响了英国公共生活的整个结构。爱尔兰议会党凭智慧、雄辩和恶意摧毁了下院那古老的典型英国式的程序。他们用行动吸引了世界的关注。他们成就和毁灭了政府和政治家。如同古罗马的禁卫军一样，他们将帝国摆上拍卖台，拍板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因此在超过20年的时间里，爱尔兰问题是最高的问题。它是整个英国政治生活围绕着旋转的轴心，对它如何解决或避免的理解能力决定了人们权力或名望的浮沉。

在这场冲突中，格莱斯顿先生一脚踢走了作为自由党和激进派选民领导人的张伯伦先生。这是最奇怪同时也是最重大的斗争之一。故事始于张伯伦这个自由党激进派——或者按我们现在对他们的称呼，社会主义群众——的拥护者。在我们的现代历史上，从来没人向受凌辱、遭遗忘的千千万人发出如此有力的呼吁。他1885年秋的“非法纲领”（Unauthorized Programme） 由一系列演讲构成，它们的吸引力、知识、自信、权威和挑战超过了我们的现代政治有记录的任何制度煽动。莱姆豪斯（Limehouse）的劳合·乔治在一个旅行容易得多的时期走得更远， 许多人将记住那给他们带来了多大的震惊。但张伯伦拥有辩论时的韧劲、十足的干劲、超越后者的锐利，是现代选举制度下一个更富创造性的改革者。

格莱斯顿先生威严地统治着自由党政府的英国。借着无与伦比的魅力、传统和雄辩，77岁的他高高俯视着这疾风暴雨似的场面。他是一个逝去时代的巨人。他很少支持工人阶级对改良的实际需求。所有那些社会改革、劳工、住房、健康、照明、净水的问题只唤起他虽然善良但相当冷淡的兴趣。他考虑世界层面的问题，知道搅动英国之心的是观点而非自私，是原则而非利益。长期以来，他一直是伟大的自由党的灵魂人物，这个党就不该被一个来自伯明翰的新贵夺走它的拥趸，不管此人多能干，多受人欢迎，多么适应这个新时代。因此当张伯伦先生向工人阶级大谈面包和黄油政治时，这位大长老想的是海外或爱尔兰海峡另一边的慷慨的改革运动，对事物的物质一面不屑一顾。

张伯伦的要求微不足道。他所有那些当时被认为相当惊人的改革已经实现并且被我们匆忙的步伐远远甩到身后。一旦国家的生存得以确保，人民的福祉、小家的快乐就成了统治者的首要职责，这现在已经成为保守党的原则。但在1886年，格莱斯顿先生在“乔”自己的激进派战场上打败了他。他打败了他，击垮了他，将他赶下政治舞台。在这位长老的政治生命期间，张伯伦从未再拥有过公共职务。这场战役非常残酷，尽管格莱斯顿先生在他的党内获胜，但在帝国层面受到致命重创，自己也被赶下台。不到六个月时间内，张伯伦给称雄一时的格莱斯顿和巴涅尔联盟带来了议会内的失败和大选中的灾难。那位大长老将这个竞争者逐出自由党的门墙，却付出了保守党和自由党联合派实际长达20年统治的代价。

张伯伦从没搞明白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它的特性一直让他反感。所有野心勃勃的政治家都想与巴涅尔建立联系。奥谢（William Henry O’Shea）上尉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爱尔兰议员，他的家上演了那出名为“永恒三角”的景象。巴涅尔是奥谢夫人的情人，奥谢在威胁和默许间摇摆，那位爱尔兰领导人的强笑和勉强的政治支持让他沾光不少。张伯伦长期以来通过上尉与巴涅尔接触。需要得到信息时，格莱斯顿有一个通过那位夫人的可靠通信手段。类似地，张伯伦向爱尔兰提供了构想极好的与联邦制度概念相关的地方政府计划。格莱斯顿最终出手，否定了一个“学院绿地（College Green） 上的议会”。在两次事件中，他都抓住了事件的关键。但格莱斯顿本人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部分，对新教的北爱尔兰的要求和路线视而不见。他拒绝面对北爱抵抗的事实。对于支配了自由党思想整整一代的北爱居民的权利，他极力主张忽视。他将这种短视提升到学说原理的水平。最终，我们共同造就了一个分裂的爱尔兰和一个分裂的英国。

不过反对《爱尔兰自治法案》的斗争依然是张伯伦政治生涯的辉煌时刻。正如生活中常见的那样，双方都没有一个清晰的立场。张伯伦曾努力尝试得到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但遭到拒绝。格莱斯顿曾以强迫手段疏远了爱尔兰，又怀着对前后一致的完全蔑视再次赢回他们。对这两人，奚落和嘲弄的理由数不胜数。然而经过了这么长时间，故事经过了所有的加工重述，我们可以看出两人都自然而真诚。他们的观点永远不可能被改变。按哈廷顿 那简练的说法，他们“指的不是同一件事”。直到在这场致命格斗中面对张伯伦，格莱斯顿才知道他的力量。“他从未这样为我们说过话。”在张伯伦对《爱尔兰自治法案》的一次无情攻击之后，他抱怨说。格莱斯顿肯定经常责怪自己没有亲身花更多力气将他这个反抗的副手带在身边。但我们现在可以看出，那也无济于事。根子里，那一分裂是断然而彻底的。

1885年冬到1886年冬之间，张伯伦经历了一连串令人难以置信的打击。在我们国家，这样的打击很少落在一个公共人物头上。他一生的政治成就被一扫而光。他对自由党激进派选民的所有吸引力都被摧毁。他最亲密的朋友和同志自此成为一生的对手。与约翰·莫利的政治决裂和查尔斯·迪尔克（Charles Dilke）的悲剧不仅打破了他的公共生活圈子，也打破了他的私人生活和思想圈子。他与莫利的友谊只得跨越政党对抗的鸿沟来保持。他对迪尔克的友谊勇敢但徒劳地横跨在个人灾难的深渊上。他不得不在一个狭小的集团里，与同一个哈廷顿和他将要从议会舞台上赶跑的同一群自由党人交朋友，共事许多阴暗的日月。他曾寻求唤起新选民反对保守党人，现在不得不学习他们的语言。

爱尔兰人是他最顽固的敌人。他们给英国政治注入一股仇恨的潮流。这仇恨完全属于他们自己，属于英国幸运避开的数个世纪。他们知道，正是他毁了格莱斯顿先生，挫败了《爱尔兰自治法案》。他们的怨恨之恶毒超越了我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上见过的一切。他回以轻蔑和不紧不慢的长期耐心对抗。他让他们感觉到他们恨他是对的。

所有这些考验展现出一个最佳状态的张伯伦。他的热心，他的坚定，他完美的自控，他的“交友天才”，按莫利多年后的说法，全都在这些压力中大放异彩。他是个忠实的朋友。没人比他的战友和同事约翰·莫利与他更不相同，或者更一贯地反对他。《爱尔兰自治法案》、自由贸易、南非战争为他们间的公开冲突提供了永远新鲜的理由。然而他们保持了两人的私交。从没有哪一年，他们找不到会面的机会。会面时，他们的谈话充满了旧同盟的自由和热情。政治动荡和政界彼此打击与伤害的痛苦影响不了莫利对他的感情。这样的感觉从未存在于张伯伦和格莱斯顿之间。格莱斯顿根深蒂固的托利天性和教养与这个来自英国中部和中产阶级的挑战者格格不入。那位大长老不喜欢有人超过他对工人阶级的吸引力。他很不情愿地让张伯伦进入他的内阁；他信任其他更温顺的同事，与他们亲密交往，但拒绝这样对待张伯伦。直到他在水火不相容的斗争中与张伯伦遭遇，他才真正理解了“乔”的个人力量。也许这不是坏事。我首次进入下院时，常常坐在“吉姆”·劳瑟（James Lowther）先生旁边。他曾与迪斯雷利一起进入内阁。他是旧时代的真正遗老，死硬保守党的完美样本，一个伟大的绅士，还是个运动爱好者。“谢天谢地，”一天他评论说，“如果那两人联手，他们早把我们的衬衫剥光了。”

当《爱尔兰自治法案》胎死腹中，保守党的长期统治开始时，张伯伦在冉冉上升的政权里只找到一个私交。在1885年的选举中，伦道夫·丘吉尔勋爵领导了保守党选民对抗伯明翰的全部七个议席。成群成群的工人谴责着“马朱巴山” 和“谋杀戈登”，满怀爱国热情，对抗并且几乎战胜了张伯伦家乡城市高效熟练的激进主义。但在1886年，这些敌对力量成为他的主要支持。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在伯明翰保守党人中的权威处于绝对危机中。他致信张伯伦（6月19日）：“我们会全力支持自由党联合派，不要求任何回报，不吹嘘，也不嘲笑。我将保证你的联合派所有候选人得到我们党的全面支持。”这样的纪律无懈可击。整个伯明翰，保守党选民游行支持所有那些他们最憎恶的人，以可靠的多数回报了那些直到最近还是他们的政治存在压制对象的人。

但一段漫长的严酷时期随之而来。从1886年到1892年，在倒台的格莱斯顿派的低声责备和爱尔兰民族主义无法平息的仇恨中，张伯伦先与哈廷顿，后（哈廷顿成为德文郡公爵后）独自坐在下院反对党议席前排。他坐在下院，保持着联合派在台上。他毫不动摇。几乎发生在这个开端的伦道夫勋爵的辞职似乎剥夺了张伯伦与内阁的唯一联系。他是“光荣孤立” 的一个例子。索尔兹伯里（Robert GascoyneCecil，3rd Marquess of Salisbury）政府跌跌撞撞地顽固坚持着。无比的耐心和自控必不可少。张伯伦不缺乏这些。直到1895年，他才作为殖民大臣和那个伟大的帝国主义者进入他那段最终及现在最为人所知的时期。

我留有关于这位著名的“乔”的许多生动回忆。他一直对我非常好。他曾是我父亲的朋友、敌人，然后再次成为朋友。有时候，他在我父亲成功的日子里是敌人，有时候，他是父亲身处逆境时的朋友，但他们间一直存在着一份争吵不休的同志关系和个人喜爱。在我从我的军队摇篮看出去，为政治而激动的时期，张伯伦先生是英国公共事务中无与伦比的最活跃、最耀眼、最反叛、最有趣的人物。在他上面，不知多久前就当上首相的德高望重而威严的索尔兹伯里侯爵统治着上院。在他身旁的政府席位上，理智、谨慎、优雅、理解力强、轻率而无畏的亚瑟·贝尔福领导着下院。但“乔”是那个真正的掌权者。他是那个为群众所知的人。是他拥有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他在必要时手握刀剑，随时准备扑向英国的敌人；是他的话语萦绕在帝国所有年轻人的耳中和许多人的心中。

我与他的真正交谈肯定大大超过了与我自己那早逝的父亲。他总是非常愿意透露消息，同时惊人地坦率直接。我记得的第一次谈话发生在南非战争爆发前那个夏天。圣赫利尔夫人（Lady St. Helier）在泰晤士河畔有一所宜人的屋子，我们都在她家做客；一整个下午，我们乘一艘汽艇在河上巡游。他对我极为友好，拿我当一个平等的成人和我交谈，之后——按奥斯丁（Austen Chamberlain）过去经常描述的——给了各种各样的嘉许。与克鲁格总统的谈判当时正处于一个极端微妙的形势。我无疑迫切希望采取强硬路线，并且记得他说，“吹响冲锋号，转身发现没人跟着，那没用”。后来我们经过一个端坐在河边草地椅子上的老人。圣赫利尔夫人说，“看，拉布谢尔（Henry Labouchere）在那里。”“一捆垃圾。”这是张伯伦将头从他这个恶毒的政敌身上转开时的评论。我注意到他脸上稍纵即逝但非常强烈的轻蔑和厌恶表情。我突然意识到，我这个令人愉快、礼貌、快活的同伴在他与自由党和格莱斯顿先生的不和中招致和回报了多深的仇恨。他的前追随者和同事什么话都说出了口。“犹大”“叛徒”“忘恩负义的人”“变节者”——这些是自由党激进派对他不断攻击中伤的常用说法。

六年后，在他分裂了保守党及通过提出贸易保护主义问题震动了这个国家之后 ，我和他有了最后一次重要谈话。我正在记叙父亲生平，写信索要他手中信件的副本。那时候，我们正处于全面的政治斗争中。虽然人微言轻，但面对面在议会和整个国家前，我以一个年轻人的全部闯劲攻击他。我是在反对他决心实施的政策和一生最后的努力方面最为突出的年轻保守派之一。出乎我的意料，他对我的信的答复是建议我去海伯里（Highbury）和他待一晚上，看看那些文件。于是我怀着一丝忐忑不安去了。我们两人一起吃饭。上甜点的时候，他开了一瓶1834年的波尔图葡萄酒。我们只简短提到当前的争议。“我觉得你很对，”他说，“跟着你的感觉加入自由党。你得预料到加在你身上的与我经历的同样诋毁。但如果一个人对自己有信心，它只会让他更敏锐，更有力。”除此以外，我们的谈话围绕着20年前的争议和人物进行。

我们一直谈到夜里两点。“乔”拿出19世纪80年代的日记、信件和备忘录。随着每个片段唤起对那些逝去岁月的回忆，他话里有了令人开怀的兴奋、同情和吸引力。我觉得这是老政治家的一幅令人愉快的画面，在他职业生涯的顶峰，在他战斗最艰难的时刻，如此慷慨超脱地招待一个年轻、活跃、咄咄逼人，并且他深知是水火不容的政治对手。我怀疑英国这种不让政治卷入私生活的传统是不是经常发挥到比这更深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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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到一个约瑟夫·张伯伦的主要努力获得成功的时期。英国最终作为一个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加入了世界大家庭 。没人可以设想我们会退出这一新制度，除非一次世界范围内的财政政策改变；即使所有关税和贸易壁垒经历一次大修改，偏向不列颠帝国内部的观点依然会维持它的全部效力。这确实是一个历史性的和谐的事件，它让张伯伦自己的儿子作为财政大臣去实现他的任务和使命。精心设计的社会改革措施，这个世纪在我们岛上创立的养老金和保险制度，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程度执行但全都没有英国这样强度的高财富税——所有这些都是以改善大众物质条件为目的的最初冲动的发展。在“激进乔”的全盛时期，他非常有力地实现了这种大众物质条件的改善。但他在保守党内复兴了迪斯雷利的梦想，让不列颠帝国遍布世界各地的民族认识到他们是一家，认识到他们的未来在于依照这一观念行动，认识到张伯伦一生的工作进入了它最广阔、最崇高的领域，这些是在他作为一个帝国主义者的时期实现的。不列颠帝国的概念不是他的，他也不是它最早的倡导者，但在使它成为现实方面，没人做得比他更多。这是没人可以质疑的一份永恒名声的基石。 Ko/zB4vvuDJllcHxTpe/rFgXAuEikrIKOGoX6VghRqGmOlGfAYeDmGLg8MOygh0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