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伯纳

Elliott & Fry，Ltd.

萧伯纳是我早期反感的人之一。实际上，我的差不多第一篇文学随想就是对他和他一篇文章的猛烈抨击。那是1897年，我在印度任陆军中尉时写下的（从未出版）。萧伯纳那篇文章贬低和嘲笑了某场小战争中的英国陆军。四五年后，我认识了他。与艺术和戏剧圈子一直相处融洽的母亲带我和他一起吃饭。我立即为他充满活力和欢快的谈话所吸引，他只吃水果蔬菜与只喝水的习惯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打趣他的后一个习惯，问：“你是不是真的一点红酒也不喝？”“我有足够的决心维持这种状况。”他回答说。也许他听说了我年轻时对他的偏见。

在以后的年代里，尤其是在大战后，我可以回忆起几次愉快和值得我记住的政治谈论，尤其是关于爱尔兰和社会主义的话题。我认为这些交锋对他不可能是不愉快的，因为他很友好地送我一本他的代表作《给智慧女性的社会主义指南》（The Intelligent Woman’s Guide to Socialism），（紧接着错误地）评论说，“这是阻止你读它的可靠方式。”不管怎么说，我还存着这个聪明、机智、狂热和体谅的人物的一副生动形象，我会痛惜失去这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冰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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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传记作家之一爱德华·尚克斯（Edward Shanks）说到萧伯纳：“更重要的是记住他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功成名就，而不是记住他生于爱尔兰。”确实，只有那些一心要在他身上找到爱尔兰影响的人才能发现它们。另一方面，19世纪90年代的影响非常强烈——不是颓废分子的肤浅影响，而是新新闻主义、新政治运动和宗教运动的急切冲动。所有那些“新运动”的空想和别出心裁的措辞吸引了他。在贫困窘迫和与成功无缘的痛苦中，他在伦敦生活了九年。他的黄褐色西服、倒戴（因为某种无人知晓的经济原因）的帽子、慢慢融为绿色的黑色外套，所有这些都渐渐为人所知。但所有这些年里，他只挣到6英镑，他说，其中5英镑还是代写广告的。除此，他依赖母亲，没有报酬地写了几部平庸的小说。他依然默默无闻，不得不在文章一开头就语出惊人，吸引读者。工作慢慢找上门来——音乐评论、戏剧评论、政治小品和小报道，但直到1892年，他的第一部剧《鳏夫的房产》（Widowers’ Houses）才问世。

他在爱尔兰的早年生活让他对名望和宗教心生厌恶，部分因为它们是那时候的年轻人流行的嘲弄对象，而萧伯纳一直是那个时代的产物；部分因为他的家庭——他们要么是为了努力配得上一个准男爵表亲的地位，要么是为了努力平衡他们的贫困，忠实地维持着这两者。他被拉入低教会派（Low Church）和非国教教堂，被禁止和商人的孩子一起玩耍，这些给他带来永远难以平复的强烈情绪反应，让他公开大声反对“定制的道德”和对上流社会的驯服顺从；一言以蔽之，反对如今被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先生称作“事物的肥胖灵魂”所总结的一切。当他最终走出来时，是作为一个反叛的先驱，一个既有信念的扰乱者，一个提出最难解的斯芬克斯之谜的快活、调皮、反叛的小妖精。

30来岁的他精力充沛，上下求索，愤怒，贫穷，写过一些不成功的小说和尖锐的评论，拥有大量音乐和绘画知识，满心愤愤不平。中年时，他遇上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立即满腔热情地加入了费边社。他在旅社、街角演讲。他克服了他的紧张不安。他给他的风格涂上了一层辩论色彩，这出现在他所有戏剧的开场白里。1889年，他第一次表现出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后来他背弃马克思，倒向悉尼·韦伯（Sidney Webb）先生。他一直承认后者在形成他的意见方面的影响比任何人都大。但这些资源还不够，他必须找些什么来代替宗教作为约束和指南。尚克斯先生说：“终其一生，他都为一个障碍所困扰，那就是他羞于使用……上帝的名字，又找不到任何恰当的替代。”因此他必须想出那个“生命力”，必须将救世主扭曲成一个不够热心的社会主义者，并且将天堂建在他自己的政治幻想中。

“艺术，”我们的主人公在另一篇文章里声称，“是除折磨外唯一的老师。”然而和往常一样，抱着他的信条，他没有听从这个导师的教诲。他从不涉足无利可图的事务。几年后，他写道：“我的所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尝试都失败了，它就像将‘iod.’牌钉子钉进一沓纸里。”他反复无常的兴趣将自己与叔本华、雪莱、歌德、莫里斯（William Morris）等各种不同的导师联系起来。在他的批判能力明显沉睡的某个时刻，他甚至将威廉·莫里斯与歌德相提并论！

与此同时，他继续吸引能够吸引到的所有关注。他在《魔鬼伦理》（Diabolonian Ethics）中写道，“我将美妙的退休生活留给那些先为绅士，后为文学工人的人。板车和喇叭留给我。”而用于唤醒和激励的喇叭则发出一片胡乱的嗡嗡声，如（在《易卜生主义的精华》[Quintessence of Ibsenism]一书中）：“将异教徒架到火刑柱上烧死的理由不输于拯救沉船船员；实际上，前者的理由更充足。”

直到19世纪90年代后期，真正耀眼的成功才姗姗来迟，并且自此长驻在萧伯纳先生身边。他的戏剧以恰当的间隔，越来越有信心地一部接一部相继推出。《念珠菌》（Candida）、《芭芭拉少校》（Major Barbara）和《人与超人》（Man and Superman）吸引了知识界的关注。带着更机敏的风趣、更激烈的对白、更具挑战性的主题、更紧凑的结构、更深刻更自然的理解，他踏入王尔德毁灭后留下的真空。萧伯纳戏剧的独特特色举世闻名。今天，不仅在英语语言的广阔地域内，也在世界各地，他的戏剧是除莎士比亚戏剧外排演最频繁的。每个国家，各个阶级，所有人都关注着它们的到来，欢迎它们的回归。

这些戏剧首演就引发轰动。易卜生通过构建比以往更好的戏剧来打破“佳构剧”，萧伯纳先生则通过根本不“构建”来打破它。他曾听说，詹姆斯·巴里（James Barrie）爵士开始写作《我们该加入女士那边吗》（Shall We Join the Ladies）之前，就完全构思出它的情节。萧伯纳先生震惊了。“想象一下，在你开始一部戏之前就知道它如何结束！我开始写一部戏时，对后面要发生的事毫无概念。”他的另一个主要创新是他的戏剧不依赖人物与人物或人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是依赖讨论与讨论的相互作用。他的观点成为角色，自己互相斗争，有时带来强烈的戏剧效果，有时没有。除少数例外外，他的人物不是因为他们是什么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说了什么而存在。然而他们存在着。

最近，我带孩子去看《芭芭拉少校》。从我上次看它起，20年已经过去了。这是这个世界经历的最可怕的20年。几乎每一个人类机构都经历了彻底改变。存在了多少世纪的标志被一扫而光。科学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条件和城乡面貌。静悄悄的社会发展，剧烈的政治变革，社会基础的急剧扩大，从传统和限制中的大解放，民族和个人意见的深刻重塑，所有这些都跟上了这个伟大时代的滚滚车轮。但《芭芭拉少校》里没有一个人物需要重新刻画，没有一个句子或意见陈旧过时。孩子们惊讶地得知，这部戏，这个现代性的最高点，居然写于他们出生之前不止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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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不是说一套做一套，萧伯纳先生更是如此。也很少有人比他更能左右逢源。他的精神家园无疑在俄国，他的故土是爱尔兰自由邦（Irish Free State），但他舒服地生活在英国。他那些对生活和社会起削弱作用的理论，被坚决地阻拦在他的个人举止和家庭之外。没人过着比他更体面的生活，也没人比他更脱离他自己颠覆性的空想。他嘲笑婚姻誓约，有时甚至嘲笑爱这种情感本身；然而没有人的婚姻比他更快乐，更明智。他沉溺于一个不负责任的话匣子的全部自由中，口若悬河地从早说到晚，同时却主张取消议会机构和建立铁腕独裁，而他则很可能成为独裁的第一个受害者。这是约翰·莫利对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评论的又一个例子：“啰唆先生的30卷沉默真理。”他与温驯的英国社会主义者相谈甚欢，斯大林或墨索里尼的微笑显然都令他感到满足和荣幸。他宣扬制定严格的法令，规定所有收入都应该均等，任何占有物比别人更多的人就算不是骗子，也具有个人恶意——也许是无意识的。他一直鼓吹各种形式的财富为国家所有；然而当劳合·乔治的人民预算案首次开始征收微薄的额外税时，抗议声音最大的莫过于这位已经富有的费边主义者。他同时是一个贪婪的资本主义者和真诚的共产主义者。他让他的人物快活地谈论为一种思想而杀人，却不厌其烦地避免伤害一只苍蝇。

他似乎从所有这些对立的习惯、立场和态度中得到同样的愉悦。他嬉笑怒骂，活泼机智，他用自己的言行戳穿他曾用于任何问题两面的每一个论调，取笑和迷惑每一群曾听他讲话的听众，在自己的嘲弄中加入他曾支持过的每一项事业。世界长时间耐心而饶有兴趣地看着这条独特的双头变色龙灵活滑稽地转来转去，在此期间，这个生物则一直渴望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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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想，在中世纪的宫廷里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弄臣靠了不偏不倚，才免于被打得皮开肉绽，免于脖子被拧断。这些不偏不倚的气球（bladder）打向各个方面，一体打向所有人。一个君主或大人物还没来得及拔剑报复一份尖刻的讽刺，他的对手或伙伴的际遇就已经让他笑得浑身发抖。每个人都忙着按揉自己的小腿，没人有空去踢那个踢人的人。于是弄臣活了下来，于是他得以进入最令人生畏的圈子，在野蛮和专横者目瞪口呆的注视下沉溺于随心所欲的滑稽举动。

萧伯纳式的奶牛——换个例子——刚产出创纪录的奶量，就将奶桶踢到饥渴和赞赏的挤奶工身上。他对救世军的工作给予无上的赞扬，转身就让它显得荒谬而无助。在《英国佬的另一个岛》（John Bull’s Other Island）里，我们刚刚迷上爱尔兰的魅力和情调，就看到爱尔兰民族穿上了骗子的外套，为意志的薄弱所限制。自由党地方自治官满心指望从萧伯纳那里得到对他事业的辩护和赞同，却在瞬间发现自己成为舞台上罕有匹敌的讽刺对象。圣女贞德的受审和牺牲在我们心中唤起的强烈情绪立即被构成最后一幕的丑角表演一笔抹消。工党的国际歌《红旗》（“The Red Flag”）被这个最耀眼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称作“炸鳗鱼的葬礼进行曲”。他论述社会主义的最严肃作品是一部论理杰作，是萧伯纳漫长丰富的经历所形成的最坚定信仰的体现，是对人类思想的贡献，为此他花费了足以创作六部名剧的整整三年时间。就是这部作品，资本主义社会读得兴致勃勃，收获颇丰，工党政治家则禁止了它。

每个人都遭受过痛斥，每种观点都被撼动过，然而一切如常。我们面对着一位富于独创性、启发性的深刻思想家，但这位思想家依赖矛盾，想到什么说什么，而不费心考虑它与他过往言论的关系，或它对别人信仰的后果。然而，这是矛盾的精髓，没人可以说萧伯纳不是发自内心地真诚，或者他一生发出的信息前后不一。

当然，在我们中间有个弄臣反倒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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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前，萧伯纳远游俄国的描述出版，吸引了我的注意。他选择阿斯特夫人（Lady Astor）为共同代表或旅伴。这是个愉快而恰当的选择。与萧伯纳先生一样，阿斯特夫人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一切。同时作为时尚社会和现代女性民主的领袖，她在横跨新旧世界的大西洋两岸风光一时。她将一颗善心与一条摇摆不定的毒舌结合起来。她是第一个下院女议员这种历史奇观的化身。她以无可比拟的词汇谴责赌博恶习，又与一个无与伦比的赛马饲养场关系密切。她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款待和奉承，同时又维持着普利茅斯保守党员的身份。她把所有这些对立的事情做得如此圆滑自然，疲于批判的公众只有干瞪眼的份。

“那是十六七年前，”模仿柏克（Edmund Burke）的名句，“我第一次在伦敦上流社会见到现在的阿斯特子爵夫人，并且肯定从未在这些她似乎难得涉足的地方见过更喜人的场景。”她衣冠楚楚地从美国走来，为的是激励和吸引这个快活但依然庄重的圈子，紧接着，她就在其中活跃起来。每扇大门都为她打开。保守的男性偏见被扫除，自古就对妇女封闭并且外国出生的人一直难以进入的下院入口立即敞开来接受她。转眼间，她由贝尔福先生和劳合·乔治先生引到她的座位上，并且很快发表了她的第一次演讲，提供了一幅将保存在威斯敏斯特宫的难忘场景的画面。这些确实是惊人的成就。

当那里的领导人等着在他们严酷的领土上上演一出快乐的滑稽戏时，内心一定惴惴不安。俄国人一直喜欢马戏团和巡回表演。因为他们监禁、枪毙或饿死了大多数优秀的喜剧演员，他们的来访者也许会给一个明显的真空填上一块。两人分别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知识分子小丑和老丑角的合体，及资本主义哑剧里那个迷人的科隆比纳（Columbine）。于是人群聚集起来。众多训练有素的游行人员戴着红围巾，扛着红旗摆出阵势。集结的乐队奏出震耳欲聋的音乐。强壮的产业工人的喝彩声响彻云霄。国有铁路提供了最好的食宿。卢那察尔斯基委员发表了华丽的长篇演说。李维诺夫委员不顾小巷里购买食物的长队，准备了奢侈的宴会；那个拥有“钢铁意志”的最高委员斯大林大开严密守卫的克里姆林宫圣殿，以充满同志情谊的微笑迎接他的客人。

啊！但我们别忘了，这次访问的目的是教育和调查性的。亲身调查关于俄国的真相，通过个人体验发现五年计划如何进行，这对我们的公共人物该有多重要。知道共产主义是否真的比资本主义好，知道新政权统治下的俄国大众在“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方面做得如何，这该多么必要啊。谁会对致力于这些艰巨任务的几天时间心生不愿呢？对这个有着冷漠的微笑和保险的投资的年老弄臣，这是对着他的热心东道主的老套把戏投下一连串令人尴尬的砖块的绝好机会。至于阿斯特夫人，根据报纸上的说法，美国法院前一周刚刚判给她丈夫300万英镑退税，对她而言，所有这些不同社会制度间的兄弟姐妹般的交往一定是一场愉快的盛典。但最明亮的时刻正是消逝最快的。

如果我详细描述这些场面的滑稽神态，那会引出一段严肃的道德说教。有句话说得好，喜剧天才和悲剧天才基本上是一回事。在俄国，有这样一个沉默的庞大民族生活在一支战时征召的军队般的纪律之下：一个在和平年代承受着最坏战役的严酷和剥夺的民族；一个恐怖、狂热和秘密统治下的民族。有这样一个制度，它的社会成就将五六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它的工资在购买力上几乎比不上英国的失业救济金；那里生活不安全；自由闻所未闻；优雅和文化正在消亡；那里充斥着武装和对战争的准备。有这样一片上帝遭亵渎的土地，而陷入现世苦难中的人在坟墓两边都指望不上一丝怜悯——按罗伯斯庇尔那句表达抗议的惊人说法，他的灵魂“只不过是消失在坟墓入口的一阵微风”！有这样一个大国，它积极地、持续地通过秘密行动、宣传，有胆的时候通过血腥的力量，努力从事推翻现存文明的活动。有这样一个国家，它数以百万计的公民在北极圈的黑夜里腐烂、冻僵，在森林、矿井和采石场劳累至死，而许多人的罪过只是沉溺于那个让人逐渐超越动物的思想自由。

体面善良的英国男女不该如此轻率地超脱于现实，以致他们对如此故意而无情地施加的痛苦没有一句诚实的愤慨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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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相必须说出，那么我们的不列颠岛在遇到麻烦时，没得到萧伯纳先生多少帮助。当各民族为生存而战，当那个弄臣舒舒服服居住的宫殿本身受到攻击，从王子到侍从的所有人都在城墙上战斗时，弄臣的笑话只回荡在空空的大厅里，他的妙语和赞扬在朋友和敌人间一体均分，震伤了匆忙的信差、服丧的妇女和受伤的男人的耳朵。这窃笑与警报，或小丑的杂色彩衣与绷带格格不入。但这些考验结束了，不列颠岛安全了，世界安静下来并且再次开始获得自由。自我怀疑的时刻回来了，穿着绣花披风的风趣和幽默在修补过的舞台上重新找到座位。废墟得到重建，又有一些庄稼归了仓。想象力脱出了牢笼，感谢上帝，我们又可以笑出声来。而且，我们可以为我们著名的弄臣骄傲，并且在重新获得的安全中，为我们与许多土地上的许多人一起欢笑，从而继续人类亲切单纯的伙伴关系。因为归根到底，战争不是那个弄臣的错。要是我们都沉醉在他的思考和俏皮话里，世界该多么美好！多少面孔我们还能见到！对于任何民族，养育出那些记录人世的精灵之一都值得骄傲。这些精灵可以向遥远的后代展示我们所生活时代的方方面面。圣人、智者和小丑；德高望重的、深刻的和劲头十足的，萧伯纳收到的，就算不是一代人的敬意，至少也是掌声。他们将他誉为各民族的另一个人性纽带，英语世界在世最伟大的文字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