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伯里伯爵

首相罗斯伯里伯爵

Elliott & Fry，Ltd.

可以说，罗斯伯里伯爵比他的后一代人多活了10年，比前一代人多活了超过20年。直到他于1894年成为首相前，他的前途一片光明，但这在他的政府破裂和自由党1895年的大败前烟消云散。四年后，作为扩张主义者和爱国者，他支持南非战争（第二次布尔战争），这个角色打破了他在很大一部分自由党激进派群众中拥有的尊重和信任。他从自由党领导人位置上的辞任已经解除了他们对他的拥护。1905年，贝尔福内阁行将倒台之际，罗斯伯里通过明确声明反对《爱尔兰自治法案》，审慎而决绝地放弃了分享自由党即将到来的胜利和长期掌权的利益。他以刻意行动切断了与朋友和追随者的联系。“安之若素”（Content to let occasion die），他退出所有政界领导权的竞争；他刻意给自己的回归竖起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以冷漠和真正超然的态度将自己孤立起来。什么提议也打动不了他，这一点已经广为人知。到1905年，他的政治生涯彻底终结。直到1929年，他漫长的一生才告落幕。

住进宽阔美丽的庄园，穿梭在迷人的房屋和宽敞的书房间，他活到要承受80岁生日的负担。对深刻博杂的文学知识的培养减轻了岁月的负担，他以赛马为消遣，享受儿孙陪伴的天伦之乐。在他日益遁世的生活中，年老的折磨越来越重地不断落到他身上。到他去世时，他的名字和作为已经完全从公众心目中消逝，仅仅通过讣告重归新一代的视野。但那些作为，尤其是作为背后的人品和个性，值得我们最细致的研究，这不仅是因为它们的卓越，而且至少同样是因为它们的局限。

罗斯伯里伯爵大概是我父亲最好的朋友。他们是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同代人。虽然表面上为党派所隔，但他们活跃在同一个社交圈子，有许多共同的朋友，喜欢同样的消遣和运动，其中赛马一直是他们的最爱。他们的通信满含智慧，往来不绝，他们亲密的私交从未受到19世纪80年代的激烈政争或任何命运沉浮的影响。

我继承了这份友谊，更准确地说，是在另一代人中重续它的可能性。我渴望培养这份友谊的原因众多，其中第一个是通过父亲的同代人、同侪和伙伴更多地了解父亲。敬畏和吸引让鲍斯威尔与约翰逊博士相交，至少是怀着那些感觉的一部分，我寻找机会将那份儿时的熟识发展成一份成年的友谊。一开始，他似乎不太赞同我，但南非战争后，当我至少已经名声在外，成为一名年轻议员时，他开始向我表现出明显的好意。我不久后埋头撰写的父亲传记开辟了一片广阔而富饶的共同兴趣的土壤。他积极协助这项计划，搬出他珍藏的大量回忆、书信和文件，阅读样张，对话题和写作都给出中肯但敏锐的评价。这构成了我们之间共同兴趣的一个主题，在跨越一代人的鸿沟上架起了一座桥。

从事文学工作的1900年到1905年间，我是他所有宅邸的座上宾：在门特莫尔，在伯克利广场，在埃普瑟姆丘陵旁的德丹斯海滩路上，在达尔梅尼的福斯湾，在他位于罗斯伯里的狩猎小屋。在苏格兰高地的美妙秋日，我们也在对共同友人的长访中会面。政治提供了额外的联系和纽带，因为我们都脱离了自己的政党。他不赞同自由党人；我也很快与保守党人闹翻。我们都会做某种新制度和人与观念的组合的梦，在这个梦里，你可以是扩张主义者而无须忍受贸易保护做法，可以是不抱英国本土主义思想或阶级仇恨的改革者。我们对中间路线的观点是协调一致的，这当然是我们的坚实基础。这个观点为许多理智的人所怀有，而为当时的政党机器所憎恨。还需要赘言政党机器永远更强大吗？

关于这部传记还出了件尴尬事。罗斯伯里伯爵的兴趣如此浓厚，帮助描绘朋友的愿望如此强烈，以至他不厌其烦地写出一篇相当可观的对伦道夫勋爵（Randolph Churchill）的评价，并建议我将它原样加进我的叙述中。我深受感动，同时也很为难，因为我毕竟有自己的做事方式，而一部作品的文学整体性至关重要。而且，他对伦道夫·丘吉尔学生时代的刻画中有“scug”（俚语，讨厌鬼）一词，我觉得伊顿公学的这个俚语大为不恭，不适合儿子为父亲写的传记。因此我谦恭但固执地拒绝了这个表述。他坚持要用它，解释了它在伊顿学生中的无害含义。最终，他写信说，既然我拒绝了他的稿件，他就撤回稿件。几年后，它作为一部极有趣的论述伦道夫勋爵和我所作传记的专著出版，吸引了众多读者。罗斯伯里伯爵怀着景仰和感情，在专著中刻画了那个在他青壮年时期强烈鼓舞过、吸引过、指导过和警醒过他的“杰出人物”。虽然这件事当时让我恼火，但这个德高望重的友人似乎没有一丝怨言。他有很强的理解力，尽管非常敏感，但没有因我的顽固不化而见责。相反，我觉得他因为我谨守孝道而更喜欢我了。

我和他的谈话自然而然地涉及“从严峻到欢快，从轻松到严肃”的各种话题，我从中得到的满足难以言表。这些谈话的特别之处在于出人意表的深度或引人遐想的转变，这两点显示出话题的规模和他自己的知识背景与思考。同时他也非常风趣。许多事情，他说起来不仅吸引人，而且非常欢乐。他对街谈巷议的精通似乎不亚于对重大事件。他对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充满好奇。作为运动爱好者、美食家、书虫、文学评论家、历史文物收藏家、名副其实的艺术珍品博物馆眼光独到的拥有人，他从来不需要将一个话题嚼得稀烂。他用轻松自如的语气，如一只光彩夺目但绝非无刺的昆虫轻快地掠过花丛。接着他话锋一转，对过去人物和事件的中肯评价脱口而出。但这样的享受也不是次次都有。逢他兴致，再对着三两知交，他的状态最佳。有时候，对着一大帮人，他似乎腼腆而不安。情绪坏的时候，他可以让所有人都感到寒意，并且毫不犹豫地冷落人，怠慢人。在这些情况下，他变得几乎石板一样面无表情，两眼也没了光芒和热情。你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但一会儿后，你知道真实的他一直在那里，执拗地躲在幕布后。而走出来的他愈加令人愉快了。

最难的是重现他谈论重大事件时留给听众的印象。他生活在传统的氛围中，历史与他形影不离，是他最为信赖的顾问。他似乎有知识和历史的陪伴，似乎给当前事件注入了某种古老的庄严气派。他的嗓音深沉悦耳，聆听他谈话，你常常能感觉到与过往世纪的亲密接触，领略到英伦故事的悠远传承。

罗斯伯里伯爵是许多年来第一个从未担任过下院议员的首相，而且很可能会是最后一个。无论你怎么看民主政府，你对它混乱堕落的基础依然会有切身体验。在政治家的教育中，最不可或缺的部分当属选举斗争。在这里，你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和国民生活的每种倾向。你感到政体以它最基本的程序在运转。尊严也许会受损，光鲜的外表很快会褪色；对一个政党的完全忠诚和特殊的个人政策被抹消；许多事，你只能耸耸肩，或叹息，或微笑着接受，但无论如何，你最终会对发生的事件和原因了解到很多。

这些都与罗斯伯里无缘。他在重大会议上口若悬河，倾倒听众；他收获狂热人群的喝彩；他追随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先生经历了大众对那场中洛锡安郡竞选活动的狂热。但这些都是聚集了热情支持者那压倒性力量的表演场合。它们与一名议会候选人的忙乱体验截然不同。议会里有的是混乱的集会、有组织的对抗、不怀好意的小集团、嘲弄的人群和一个接一个无聊并且常常很愚蠢的问题。

罗斯伯里在伊顿公学的导师预言家似的说他“追求不劳而获”。在该说法常用的意义上——逃避艰苦的工作——这话并非实情。罗斯伯里可以非常努力地工作，可以日常长时间地专心于政治和文学。他确实追求收获，但从不害怕劳作；但身居高位，妥协、和解、对次等解决方案的无奈接受都强加在他身上，他没有对付这些小烦恼的坚强，没受过正确看待它们的训练。尽管拥有关于现代政治家角色的大量知识，他本质上还是一个逝去的时代遗下的人物，那时候，大贵族的统治得到普遍接受，而且不管多么激烈，他们只与自己的同类人斗争。当他躲在格莱斯顿先生的羽翼下时，自由党激进派群众表现为一群专一、忠诚、热情的追随者。直到格莱斯顿的魔力消失，他才认识到自己与他们的联系多么不充分。他不会想他们所想，没有与他们感同身受，不理解那些赢得他们的无私和无限忠诚的手段。他理解他们艰苦的生活条件，感受到他们遭受的不公和苦难。他回顾他们数个世纪的历史，凭着敏锐理智的判断选择维持他们的发展和福利所需的措施。但真正与他们打交道，与他们斗争，表达他们的意愿并赢得他们的信任，他做不到。

戈尔德温·史密斯教授与他关系密切，书信往来不断。1900年，教授在多伦多向我说起他，“罗斯伯里对民主的感觉就像他正抓着一只狼的耳朵”。这是一句尖刻的评价，也许言过其实，但并非虚妄。随着选举权的扩大，优雅光鲜、富丽堂皇的外表在英国议会和公众生活中逐渐消失，罗斯伯里伯爵意识到自己和自由党激进派选民间日益扩大的鸿沟。“汉普登为之血染沙场，西德尼为之死在断头台上”的伟大原则，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经济学和哲学，格莱斯顿的记忆激发的宝贵灵感，这些再也不够了。你得面对派别、幕后操纵者和公共论坛，你得站在用各式各样木板搭建的表演台上。他不喜欢这样。他做不出，也不会尝试。他知道何谓理智，何谓公平，何谓真实。他不会为了实现这些伟大目标，经历在现代条件下必须经历的艰苦、麻烦，有时甚至屈辱的过程。他不肯屈尊，也没有成功。

让我们通过他的经历来测试这些一般评论。罗斯伯里公共生活的几次重大关头突兀地挺立在他行进的路上。他是在青年时代就接受19世纪后期的自由主义和民主概念的最早一批辉格贵族之一。格莱斯顿先生的中洛锡安郡竞选活动的轰动和热烈将他引入政坛。一个是当时三十一二岁，才华横溢的爱丁堡和苏格兰的耀眼人物，拥有地位和财产所能赋予的一切。另一个是那个在罗斯伯里自己的苏格兰领域为一项似乎是人间正道的事业奋斗的元老，为了聆听他的声音，各阶层的人连日奔波，在雨里雾里一站几个小时。作为“一次骑士冒险”，罗斯伯里投入政治。“当我发现自己置身这臭不可闻的沼泽时，我一直在尝试抽身而出。大家过去常说我失去了机会云云，秘密就在那里。”

这些写于失势年代的尖刻文字完全代表不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罗斯伯里为英国和帝国事务贡献出的努力、勤奋、决心或积极承担的公民义务。他认真、辛勤，为任何事关英国的荣誉或伟大，或与普罗大众的福祉及发展有关的事业操碎了心。他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部门实习了数年。他推动的苏格兰立法比1880年的格莱斯顿内阁准备接受的任何立法都更进一步。他在齐声喝彩中一跃而成为1886年的格莱斯顿政府的外交大臣。此时到了第二个重大关头。《爱尔兰自治法案》从根本上分裂了自由党。每个人都得选边站。罗斯伯里对爱尔兰人没有感情上的喜爱。尽管他在历史写作中克制了偏见，但他内心依然潜藏着自由党人对保守党人的蔑视。他勇敢地直面他们。罗斯伯里一直忠于格莱斯顿先生，和他一起退出政坛。

那时候，社交界同仁的喜恶在公共生活中发挥着当前一代人难以理解的作用。但罗斯伯里高高在上，足以藐视伦敦统治阶级的伤害和怨恨。必要时，他会是一个如约翰·莫利般强硬的激进派。许多时候，他在工会和工人中拥有虽不坚定但数量庞大的追随者。这个雄辩的杰出人物脱离了自身阶级的主体，“与下层民众打成一片”，这一景象激起联合派的敌意，给默默无闻的自由党人带来了希望感和对他未来的期盼。它跟着他经历了多年的误解和失望。一开始，他们说，“他会来的”。接着是说了多年的“要是他来了就好了”。最后，在他宣布永远放弃政治后很长时间，“要是他回来就好了”。

下野后，贵族出身阻止了他体验竞选活动和下院的混乱。他在伦敦郡议会（London County Council）找到了一个贵族可以获得的最富挑战性的替代。他是伦敦郡议会第一个也是最好的议长。近三年时间里，他指导、推动及粉饰它的活动。他将伦敦市政生活的地位提高到内阁部的水平。身处22名委员的中心，他机智有力地掌控了伦敦政府的各个方面。当格莱斯顿和自由党遭到巴涅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卷入的离婚案和其他爱尔兰问题的严重打击，在1892年的大选中依靠爱尔兰的选票以仅仅40票的多数重新掌权时，罗斯伯里第二次成为新政府广受赞扬的外交大臣，成为一时无两的“未来之星”。

这时候，他似乎在自由党的伪装下代表了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st Earl of Beaconsfield）的保守民主思想。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复兴了这一思想，它也是约瑟夫·张伯伦在最后阶段体现出的激进帝国主义的一个更简单但有效得多的形式。所有这三人间的主要区别是重点和风格问题。罗斯伯里卓有远见地准确表达了现代不列颠帝国的精神，回头再看，这让他成为迪斯雷利的直接精神继承人。他最后时期的这些不协调源自他成为格莱斯顿先生的内阁继承人这一事实。我反思了他的谈话，重读了克鲁侯爵（Robert Offley Ashburton Crewe-Milnes）有根有据的罗斯伯里传记，意识到他对驱动迪斯雷利的同样激励自发地做出了反应。甚至，他经常似乎是从《科宁斯比》（Coningsby） ——那个捍卫穷人和下层阶级利益的贵族——的字里行间走出来的，“我将让世界上再没有贫民窟的大房东”。

与此同时，他一直钟情于梦想一个辉煌长久，尽可能远离欧洲纠葛的不列颠帝国，而实现它则是他的目标。在他早就不再是政治舞台上的演员后很久，他还将帝国的故事写入一个少有人理解的章节。谁能根据他1883年1月18日在阿德莱德（Adelaide）向澳大利亚发出的信息怀疑这些有点过时的断言：“……这些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殖民地，而且我声称这是一个已经自己建立起来的国家，它的独立国家地位现在并且自此以后将为世界所承认……但还有个问题：你们成为一个国家的事实是否必然意味着脱离不列颠帝国？但愿不是！任何国家，不管多大，都没有必要离开不列颠帝国，因为不列颠帝国是国家的联盟（Commonwealth）。”罗斯伯里活着看到这个从有先见之明的天才嘴里说出来的词汇在50年后成为成文法。今天，它包含了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千差万别、自愿但依然已成惯例的国家和民族的联合，这一点有据可查。

他的政治生涯的不协调和最终崩塌源于他的自尊，有时也是因为他太高傲，不会让自己屈服于现代民主的机制和党派小集团的迫切需要。为了成为一场马拉松之后的最终胜利者，鲍德温先生拥有忍受众多不愉快甚至屈辱局面的沉着冷静。如果罗斯伯里拥有那样的能力，他甚至会是以色列的先知及士师。他太敏感，太容易受伤，做不到这些妥协和屈服。他是那个逐渐消失，现在已不可见的寡头世界的孩子和杰出幸存者。多少世纪来，那个寡头政府建立了英国的强大和自由。他经常明显地与环境脱节；也许这不是对他的指责。然而必须强调，他的体质不适合承受压力。面临危机和责任的时候，他活跃而丰富的思维和想象力折磨着他。他失眠，小题大做。他没法将眼前的棘手冲突与他清楚明白的一连串事件区分开来。没有特别事件发生时的强硬不是他擅长的那种坚毅形式。他过度关注戏剧性事件，沉迷于做出优雅姿态的愉悦。1880年，他拒绝加入格莱斯顿先生的政府，因为那似乎是他参与中洛锡安郡竞选活动的直接回报。他自愿在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将军死后加入喀土穆（Khartoum）的英军，因为当时的情况需要“同舟共济”。在一场折磨人的严峻考验中，他的想法游离到引退时能够发表的漂亮演说上。之后他当然从未获得运用真正权力的机会。他从未占据拥有庞大、忠诚、坚定的多数支持的职位。他背后从来没有一个团结的政党，从来没有一次做出超前两三年的计划。

看看这些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如何忙着为鸡毛蒜皮而争吵！他们关于高雅的个人和政治问题的往来书鸿多么冗长、聪明、热烈，而现代政治进程对这些问题不屑一顾！我们已经并且依然面对着国家灭亡的可能性，他们从不需要这样做。他们的主要基础从未受到撼动。他们生活在英国拥有无可争议的强大领导权的时代。统治艺术在有限范围内得到运用。世界革命、巨大失败、民族征服、无序退化甚至国家破产的魔爪没有伸向他们安稳、宁静、满足的生活。罗斯伯里活跃在一个大人物、小事件的时代。

首相职位——他称之为“国王的首相”——标志了他人生巅峰的第三个转折点。这确实是一段奇怪的插曲。1894年初，84岁的格莱斯顿先生辞去女王陛下政府和自由党的领导位置，以此抗议海军预算和他所称的“当时日益增长的军国主义”。最有可能继承他的有两个人——罗斯伯里和哈考特（William Harcourt）。罗斯伯里在上院，哈考特在下院。威廉·哈考特爵士是一个温和、聪明的老议员和忠诚的党员，老谋深算，野心勃勃。这个福斯塔夫式的人物热切但是难免出错地盯着这个重大机会。通过爱尔兰的选票维持在台上的自由党政府遭到远远更为团结的联合派阵营的猛烈攻击，正依靠有时不到20票的多数，在随意使用的上院否决权的影响下艰难地走向一场丑陋的选举。这是一份贫瘠、危险、消耗性的遗产。

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最深切地感受到对几年前去世的妻子的需要。怀着对罗斯伯里近乎过度的崇拜，她一直是他生活中一个起到安抚和镇静作用的元素，因为他不能完全信任其他任何人，他再也没能找到这样的元素。她是个不同寻常的女性，他依赖她，没有了她，他举步维艰。

内阁一致同意，他们不会在哈考特手下工作。自由党确定他不是符合要求的人选。罗斯伯里成为首相，但哈考特作为财政大臣和下院领袖握有实权。他规定了特别条件。他将在议会出现紧急状况时在下院决定政府的行动。他必须了解外交事务的所有细节。他必须在他选择的任何时候召集内阁。他必须参与官员的任命。只要这些要求不算过分，反驳它们就没有必要。它们肯定是在实践中日复一日逐渐让出的。但一份正式的协议是个新事物。罗斯伯里直截了当地说他根本不想当首相，但如果要当，他必须是一个真正的首相。然而最后，哈考特实现了他的条件。对他的指责是他没有遵守协议中关于他的部分。罗斯伯里没有从他那里得到公平条件。相反，哈考特频繁而有效地利用各种机会来折磨和骚扰首相，让首相位置如同针毡。因此罗斯伯里不到两年的首相任期成为一段烦恼不断的时期。他唯一的安慰是在首相任上，他的“拉达斯”和“维斯托爵士”这两匹马连续两次赢得德比马赛（Derby）。这在新教徒心中激起极大愤慨。为游说阴谋所嘲笑、挫败、削弱，最终被联合派力量的强大崛起压倒，1895年夏，罗斯伯里及其自由党被扫入谷底，做了十年分崩离析的反对党。他再没任过公职。

最后一击还在后面。1896年，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刺激了失败的自由党人。他们强烈要求干涉和施行针对土耳其的强硬措施。拥有外交部视野的罗斯伯里不认同这种情绪。他没有为自由党的情绪发声。退隐的格莱斯顿先生起而发表一次回忆中洛锡安郡时代的长篇讲话。罗斯伯里辞去有争议的自由党领导职位，决心永远退出政治。但他还不到50岁，生活还得继续。

布尔战争给自由党带来了新的裂痕。那时候，该党包含了蠢蠢欲动的英国社会主义的全部力量。罗斯伯里坚定地支持这场战争，和他一条战线的是后来一些最有才干的自由党政治家——阿斯奎斯、格雷和霍尔丹。他们出于互相保护的目的，形成了自由党帝国同盟（Liberal Imperial League）。但自由党精神已散。它的普通成员希望同时攻击保守党政府和布尔战争。年轻的威尔士人劳合·乔治以激烈嘲弄的口吻说出他们所希望听到的一切——甚至更多。随之是多年无益的内讧。罗斯伯里无法从他现在满心憎恶的政治斗争中脱身。他面临着爱尔兰人的敌意。他遭到自由党激进派和工党人的反感。他厌倦了聆听党派媒体无休止的抗议。不过有时，他的声音还是回荡在这片土地上。1901年12月，他在切斯特菲尔德一次引人注目的演说中要求在“一家路边客栈”召开一次会议，它应该带来与英勇暴烈的布尔人指挥官间的和平。这是导致《弗里尼欣和约》（Treaty of Vereeniging）的一个公认因素。他在维持自由贸易体制的斗争中发挥了突出作用。1905年某个时刻，他似乎会在一次自由党重新掌权中得到他的位子。但他疏远了朋友，或者他们疏远了他；而且他一直重申永远不会再履公职。因此1905年组成的大政府里没有他。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他乐意而坚决，同时又不安地一直充当着可怕而致命事件的看客。

正是在外交领域，罗斯伯里如鱼得水。他是这一行的大师。他将历史学家和外交官员的知识与常识和政治家颐指气使的习惯结合起来。他不需要根据摆在面前的一沓沓文件来形成他的观点。他知道所有这些民族的全部漫长历史：他们两三百年来如何生活，他们争斗什么，哪些曾被征服并且在现代主义的光鲜表面下涌动着的对旧有不公的怒火。他深知英国——我们还可以加上美国——其他要人只在巴黎和会期间和之后才发现的许多事实。他不仅知道英国在过往事件中的角色，还知道全部的欧洲故事。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当时尚未诞生）、被肢解的波兰的缺陷与活力、消失的斯特凡·杜尚帝国，这些对他都是——无疑以其他象征表现出来——活生生的现实。他从骨子里、指尖上感觉到所有隐藏的、无意识的运动，引发世界大战的巨大敌意正在缓慢、无情、难以阻挡地积累。他不辞辛劳地审视了欧洲和平的基础；他看到了裂缝在哪里，哪里的下沉会带来崩塌。他心中本能地对力量平衡的任何调整或扰动做出反应。在罗斯伯里的时代，外交事务和战争危险被赋予某种虚幻的魔力，并掩盖在愚钝无知里。但上西里西亚某个学校老师被开除时，罗斯伯里对我说：“整个普鲁士都轰动了。”德尔卡塞被迫辞职时，他说德国陆军部队正在整装。当兰斯多恩侯爵靠着保守党的全部威望支持，在自由党人和世界各地和平主义者的一片赞扬声中签署1904年8月的《英法协约》时，罗斯伯里公开说，“它远远更有可能导致战争而不是和平”。

我认为最后这件事是他洞察力的最有力证明。那时我还很年轻，但生动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保守党的统治正如日中天。但英国还有与法国的长期争论——曼谷的炮艇，后来法国对法绍达（Fashoda）事件的不满；所有的自由党人都大声呼吁和平，要求与法国和解，要求消除危险而激烈的敌意。“让我们与隔壁邻居达成协议。让我们各退一步，不再担心与法国的战争。”如此完全的全民一致难得一见。英国外交大臣在普遍乃至几乎众口一词的喝彩声中前行。英法间签署了协议，所有的龃龉在真诚的欢庆中一扫而光。只有一个人——罗斯伯里——响起不和谐的声音：公开场合的“远远更有可能导致战争而不是和平”，私底下的“直奔战争”。

千万别以为我为实际采取的决定感到遗憾。德国日益增长的膨胀军力和怒气迟早会挑战世界和平，我认为欧洲棋盘上的任何举动都阻止不了它。形势可能会有不同，时间可能会有推迟，大国集团也许会不一样，但考虑到世界在20世纪初的实际情况，我怀疑有任何举措能够避免那场惨烈冲突。如果它终将到来，我们得感谢上帝它以这样一种方式到来，即世界与我们一起经历了这场冲突。

罗斯伯里自信地徜徉其中并获得声望的还有另一个领域。一些政治家在靠不住的大臣名望和演说家的短暂成功之外添上了更持久的文学成就，罗斯伯里是其中之一。他的一些最优美的作品出现在他的《院长致辞》（Rectorial Addresses）和他对彭斯（Robert Burns）和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这些伟大诗人和作家的评论中。他的私人书信数量众多，充满了拜伦式的机智和情调。他的风格清楚直白，富有韵律而克制，是向世界传递他的历史研究财富的绝妙媒介。他的一系列简洁、含蓄、权威的传记研究丰富了我们的语言。它们将长期受到大西洋两岸读者的喜爱，给他们以愉悦和教诲。《皮特、皮尔、伦道夫·丘吉尔》（Pitt，Peel，Randolph Churchill）是文学明珠，同时《查塔姆》（Chatham）和《拿破仑》（Napoleon）在更大规模上对历史评价做出了真正贡献。然而即使在这一领域，一些特有的自我强加的限制依然存在。他从未计划或创作一部一流作品——一部在一个世纪内后无来者的作品。他的鉴赏力、洞察力和学识用到局部的工作上，在这些方面，他吸引和刺激了读者，却没有讲完他的主要故事。罗斯伯里的《查塔姆》在伟大时代开始前就结束了，他的《拿破仑》却在它已经结束后才开始。我们被吊起胃口；我们要求更多；我们追求故事的高潮。但作者却再次退隐。大幕落下，明灯熄灭——这一次，唉，永远熄灭了。

他害怕的战争循着他预见的轨迹来了，但他的心为英国而剧烈跳动。他的小儿子，那个迷人而有才的尼尔战死在巴勒斯坦。老人被这记重击打垮，一蹶不振。随之而来的是多年的虚弱和对一个帝国心灵来说永远的痛苦——无能为力。停战前一个月，他中过一次风。胜利的钟声传过爱丁堡的街道时，他没有意识或神志不清地躺在那儿的一所小屋里。苏格兰人不会轻易忘却那些领导过他们的人。在那快乐的一刻，一大群人打着火把自发聚集起来；成千上万人围到他门前与他分享他们的胜利。但他瘫痪在床，悲痛而虚弱。

他又活了十年，他的思维又重新活跃起来。他活到80岁。如果说他是一星期一星期波澜不惊地享受生活，他也将死亡看成一种解脱。他做出了一个应该对我们所有人都有益的声明。有一段时间，他接受了一种特别的胰岛素治疗。一天，药量被错误地加了倍。他陷入昏迷，护理人员确信最后时刻来了。他昏迷了许多个小时。第二天上午，从巴黎赶来的女儿克鲁夫人来到他床边。她欣慰而意外地发现他又恢复了心智。“如果这就是死亡，”他以一个经历了远航并有所发现的人的口吻说，“那绝对是小事一桩。”

他快活而平静，但步履蹒跚。虽然是虔诚的教徒，定期去教堂，频繁领受圣餐，他却为自己的离去做出一项奇怪而独特的准备。他叫仆人买了台留声机，吩咐在他死的时候用它播放《伊顿船歌》（“Eton Boating Song”）。仆人真的这样做了，尽管他可能没听到。他就这样希望童年的快乐记忆在他生命的终点围绕着他，就这样将死亡作为一个必要和无须恐慌的过程摆在正确的位置上。

还有个特征必须一记，那就是他对苏格兰的爱和他为苏格兰民族及其历史感到的自豪。四分之一个世纪前，他在苏格兰皇家灰骑兵团（Royal Scots Greys）南非阵亡官兵纪念碑揭幕式上的讲话，完全可以作为他自己生命的结语。

“致敬一去不归的勇士。我们再也看不到他们的面容。为了国王和祖国，他们经历了死亡的痛苦，长眠在成千上万英里外的莽莽荒野。他们的营地、战友、马鞍再也见不到他们，因为他们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回到我们中间。但在一个更伟大、更崇高的意义上，他们今天难道不是回到了我们中间吗？他们带着关于职责、关于勇气、关于爱国主义的信息回到我们中间。他们带着忠实履行崇高义务的记忆，带着以他们为榜样的激励，回到我们中间。愿他们的灵魂安息，永远记住他们。苏格兰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