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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时，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
王阳明讲：“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关系，主要讲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关系。他认为“知”，指道德良知，“行”，指道德行动。“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行”功夫不可分。只有“知”，没有“行”，就不是真“知”。
王阳明认为：“知善知恶是良知”，人人都有“良知”，都知善知恶。“良知”包括“行”，必须有行动。他曾举例讲，“孝悌”是“良知”，见到父母有“孝行”，能“孝敬”，才算知“孝”。如无“孝”之“行”，就是不知“孝”，就没有“良知”。
“知行合一”，就是言行一致，就是想到做到、说到做到。这是真诚做人，是做真人、好人的底线原则。
“知行合一”说，是对传统“知行”分离观点的直接批判，是王阳明对做人方略与做人规律的创新观点。
儒家学派董仲舒等，一向认为，各种经典知识，都是先“知”后“行”。以为，不“知”就不能“行”；“知、行”是两大截，是两回事。于是，有人认为“知难”，有人主张“行难”。人们经常讨论，是“知难”还是“行难”，使做人做事问题变得难而又难，复杂难解，莫衷一是。“知行分离”观点，违背脑语良知，违背脑语做真人、做好人规律，是导致空讲理论、言行不一、做人虚伪的理论根源。古今中外许多空头理论家、两面派与各种精致的个人主义者，做人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都与践行“知行分离”的理论观点有关。
王阳明“知行合一”说，主张“知必行”，有“良知”必须有“行动”，第一次使做真人、做好人，变得既科学有效，又简单容易。
“知行合一”，言行一致、说到做到、不改初衷、光明磊落，这是真诚做人的君子之风。“知行合一”“认识与实践结合”，这符合脑语知情意相互联系的内在规律，也符合一切事物发展进步的客观规律。“知行合一”、言行一致，是好人、圣人的共同品行特性。
王阳明是“知行合一”原则的创建者，也是“知行合一”原则的忠实实践者。他从小立志“做圣人”，老师感到吃惊，父亲以为他狂妄自大。但，在漫漫人生路上，不管到哪里，不管遇到多么大艰险、经历多大的挫折、遭受多大苦难，他言行一致，不改初衷。他坚持“事上磨”、世上练，矢志不渝，终于练就一颗高尚的“心”，成为世人敬佩的“心学”圣人。
毛泽东视王阳明为精神“传教之人”，《心之力》《实践论》就是他践行阳明“心学”的理论佳作。毛泽东把阳明“心学”归纳为两条：“一在贵我，一在通今。”他曾讲：“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者唯我；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唯目前。”
“贵我”，就是践行王阳明“心即理”学说，相信自己心力，依靠自己脑语能力；“通今”，就是践行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毛泽东认为，“山河大地”，什么都不可靠，也靠不住，只能靠自己的“心力”，靠自己脑语能力；“前古后今”，什么都不能用，也用不上，只能用自己的言行，只能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正因为毛泽东精通王阳明“心学”理论，才会对“心学”精髓有“贵我”“通今”的精到体会，才会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革命气概，才会有领导中国人推翻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的、惊天动地的智慧和能力。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借鉴了王阳明心学“知行合一”与毛泽东《心之力》《实践论》思想的胜利。
“知行合一”“理论与实践结合”，是一切事业成功的方略原则，也是一切正义事业胜利的法宝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