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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末日将在星期四下午四点差五分到来，就在舞会之后。
在此之前，我们在莫顿庄园中学遭遇过的最类似的灾难也就是每学期一次或两次的天灾谣言，每次的情况都差不多，没什么比太阳黑子爆发或小行星撞地球更老套的了。要不就是八卦小报报道了某条玛雅预言、某句当初诺查丹玛斯“无意间说出的话”，或是日历日期出现了离奇的对称，流言便会传开，说我们将在某堂物理课上消失。面对满教室莫名的兴奋，老师通常只能妥协，叹口气，暂停讲课，任由我们尖叫着争论谁的手表最准，然后开始倒数。女孩儿们彼此搂抱，闭上眼睛，肩膀缩得好像被兜头浇了一桶冰水；男孩儿们硬着头皮死撑，人人都在偷偷怀念错失的亲吻、还没发下来的分数、我们的童贞、朋友的面容和我们的父母。四、三、二……
我们屏住呼吸。
直到有人大叫一声“砰”，我们大笑起来，松了口气，却夹杂着一点儿小小的失望——因为我们发现自己还活着，并仍然活在物理课上。“这下高兴了？那我们就继续上课吧，怎么样？”于是，我们回到课堂问题中：当一牛顿的力作用在一个物体上，并致其移动一米，请问此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可这一次，星期四的三点五十五分，舞会刚刚结束，情况是不同的。时间爬过了漫长的五年时光，来到了最后的几周，狂欢与恐慌、喜悦与害怕的气息已经弥漫开去，虚无主义的疯狂也在一旁蠢蠢欲动。家长信和留堂再也奈何不了我们了，这世上还有什么是我们可以侥幸逃脱并且再也不必为后果担心的呢？在走廊上和公共休息室里，灭火器大有可能派上用场。司各特·派克真的会把那些事情都告诉艾丽丝夫人吗？托尼·斯蒂文斯会在文科教室里再放一把火吗？
现在是那样的不可思议，最后的日子就在眼前，灿烂、明亮，每间教室门口都有小小的骚动——校服领带变成了绷带和止血带，打着核桃一样硬邦邦或拳头一样松垮垮的结，口红、首饰、染蓝的头发，活脱脱一派夜店景象。老师能怎么样呢？赶我们回家？他们叹着气，挥挥手示意我们进去。就像没有合理的解释能够定义牛轭湖，我们的最后一个星期也都花在了含混、凌乱、叫人丧气的课程上，讲某种被称为“成年人生”的东西，可听起来，所谓“成年人生”，很大程度上就是充斥着各种表格和成堆的求职履历（个人兴趣爱好：社交、看电视）。我们还要学习如何平衡支票簿的收支。我们望着窗外迷人的天气，心里想着：快了。四、三、二……
课间休息时，我们回到原来的教室，开始用毛毡头的笔和魔术马克笔在校服白衬衫上相互涂鸦，男孩儿们弓起背，像俄罗斯监狱里文身的人一样，用伤感的脏话填满每一处空白。“照顾好自己，你这混蛋。”保罗·福克斯写道。“这件衬衫臭死了。”这是克里斯·洛伊德的。我最好的朋友马丁·哈珀满怀着诗意，在精心画好的阳具下面写上了“永远的伙伴”。
哈珀、福克斯和洛伊德，那时候我最铁的三个哥们儿，抱团的男孩儿。但并不只有男孩儿，外围还有几个姑娘：黛比·沃里克、贝琪·博因和莎朗·芬德利。这个小团体牢不可破，也不接纳外人。虽说没有人懂乐器，可我们把自己想象成一支乐队。哈珀是所有人公认的主音吉他手和主唱。福克斯是贝斯手，弹奏出低沉简单的嘭嘭声。洛伊德，因为他自诩“疯狂”，那就是鼓手了。最后剩下来给我的就是……“沙锤。”洛伊德说。我们大笑起来，于是“沙锤”就成了我们长长的绰号名单上最新的一个。福克斯这会儿就在我的校服衬衫上画它们，一对沙锤交叉在骷髅头下面，像军事标志一样。黛比·沃里克有个当空姐的妈妈，她把各种风味的小支酒装在巧克力盒子里，再套上购物袋偷偷带进来，都是我们喜欢的口味：咖啡味儿和奶油味儿，薄荷味儿和椰子味儿。我们把酒瓶握在掌心里，像安布罗斯一样大口地喝，皱起眉头，喷着口水说话，脚踩在课桌上，用他的眼神死盯着当背景放着的《人鱼童话》第二部
，这是学校安排的特别福利，只不过根本没人看。
我们在学校还有最后一顿晚餐，这些小支酒算是开胃酒。大家依旧记得一九九四年那场传奇的食物大战：番茄酱包在脚下爆开，裹了面包屑的炸鱼像忍者飞镖一样在空中飞，带皮土豆被当成手榴弹扔来扔去。“来啊，我赌你没胆。”哈珀冲福克斯说，手里拎着一串香肠掂量分量。可惜老师们在走廊上走来走去，活像监狱守卫一样，还说巧克力海绵蛋糕和巧克力蛋奶冻马上就到。危机解除。
帕斯科先生在毕业生大会上发表了一番讲话，内容一点儿也不出奇，无非是鼓励我们展望未来也要记住过去、志存高远也要脚踏实地、相信自己也要心怀他人，重要的不只是我们学到了什么——他当然希望我们学到了很多——还在于我们终于成了年轻的成年人。那种我们曾经听说过的“年轻的成年人”，一边愤世嫉俗，一边多愁善感，表面上暴躁吵嚷，心底里畏缩难过。我们嗤之以鼻，翻起白眼。可不知从哪里传来了抽鼻子的声音，有人相互握紧了手。我们被敦促要珍惜我们缔结下的友谊，这将是一辈子的友情。“一辈子？老天，还是算了吧。”福克斯说，他正把我的脑袋扣在他的胳膊下，乐滋滋地捏着他的指关节。
颁奖时间到了，我们窝在椅子里往下出溜。奖项是颁给那些拿奖专业户的，不等他们下台，掌声就早早停了。他们在台前站成一排，像举身份证一样把奖状举在下巴颏下面，让本地报刊的摄影师拍照。接下来是乐队表演，音乐老师所罗门先生指挥，莫顿庄园中学“摇摆”乐队演奏，满足我们对美国大乐队
音乐的渴望。音乐乱哄哄地响起，是格伦·米勒
的《在状态中》。荒腔走板，七零八落。
“为什么？说说，这是为了什么？”洛伊德说。
“为了让我们进入状态。”福克斯说。
“什么状态？”我说。
“见鬼的状态。”洛伊德说。
“这是格伦·米勒和他的乐队的‘滚你妈的蛋’。”福克斯说。
“难怪他的飞机会坠毁了。”哈珀说。乐曲刚好到了尾声，福克斯、洛伊德和哈珀跳起来，欢呼着大叫：“精彩，精彩！”台上，戈登·吉尔伯特像是已经疯了，双手捧着长号的喇叭口，向着空中高高抛起，接住再抛起，这下长号在空中一顿，跌落下来，摔在镶木地板上，铁皮罐头一般皱成了一团。所罗门先生冲着他的脸尖叫起来，我们赶紧溜去舞会。
可我知道自己是怎样游离在以上种种之外的。那一天的情形历历在目，可是，当我试图分辨自己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时，却发现我说得出的都是自己看到的和听到的，而不是我说过的和我做过的。作为学生，我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查理很努力，总体来说，各方面都基本上能达到及格标准。”这就是我能得到的最高评价。可就连这么一点点好名声，也丢失在了考试季的纷纷扰扰中。不佩服谁也不至于瞧不起谁，不崇拜谁也不害怕谁，虽然有几个横行霸道的朋友，可我本身并不热衷于霸凌，只是从来不会挺身而出，拦在狼群和羔羊中间，因为我同样不勇敢。在我们读书的那个年代，校园里充满了暴力犯罪分子，自行车窃贼、商店扒手、纵火犯……我跟那些最可怕的孩子毫无牵扯，却也不会被那些聪明、听话、头戴桂冠、手拿奖状的孩子当成朋友。我既不循规蹈矩也不离经叛道，既不合作也不抵抗，不惹麻烦也不参与任何事件。能逗乐是我们最大的本钱，但我不是班里的小丑，也不愚蠢无知。我偶尔能博得大家惊诧的笑声，但最精彩的俏皮话不是被别人提高了嗓门盖过去，就是自己反应太慢，想到得太晚，就像直到二十多年以后的今天，我还偶尔会想，当初在一九九六或一九九七年的什么时候应该这样或那样说的。我知道自己不丑——总有人提醒我这一点——有时也隐约能听见女孩儿堆里的口哨和傻笑，但对于一个不善言辞的人来说，这点儿“不丑”又有什么用呢？我遗传了爸爸的身高（就只是身高），眼睛、鼻子、牙齿和嘴都像妈妈（爸爸说这样才对头），可也继承了爸爸耸肩驼背的模样，就像不敢在这世间多占据一点儿空间似的。幸运的是，腺体发育和荷尔蒙的眷顾让我免受爆痘生疮之苦，要说它们是青春期的痛苦印记也毫不夸张。我既没有因为焦虑而骨瘦如柴，也没有因为薯片和罐装饮料（那是我们的兴奋剂）而膨胀发胖，可我对自己的相貌还是没有信心。我根本就是对什么都没有信心。
周围的孩子们都在精心打磨自己的气质，也以同样的心思改变衣着打扮和发型。我们都是可塑可变的，在最终硬化定型之前，还来得及做出尝试，改变我们的笔迹、我们的政治观点，改变我们大笑、走路或坐在椅子上的方式。最后这五年就像一场混乱的大型彩排，满地都是被丢弃的衣服和态度、友谊和观点；惊惶和兴奋是属于参与者的，抓狂和荒谬感是属于家长和老师的，他们注定要为这不可预料的即兴表演提心吊胆，注定要负责收拾残局。
很快就到了选角色的时候了，它得看上去就是适合我们的，可当我试图用别人的眼光来审视自己时（有时就是字面意思，在深夜里对着爸爸的刮胡镜捋起头发，注视自己），我看到了一个……毫无出奇之处的人。那段时间的照片常常会让我想起早期卡通人物的原型，跟后来的版本很像，但总有哪里不大对劲儿，不太协调。
这些都没什么用。不妨想象这样一张照片：学校的大合影，人很小，不凑近了眯缝起眼睛看，根本分不清谁是谁。无论五岁还是五十岁，中间一排里总有那么一个眼熟却模糊的身影，没有任何传闻趣事、团体组织、丑闻或是成功的记录跟他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你会想：那是谁来着？
那是查理·路易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