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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的时候，父母常常说起他们是如何坠入爱河的——那时听起来还很可信。当时他们还都是学生，我妈妈学习护理，爸爸的会计学课程学了一半，却基本上已经算是放弃了，为的是加入校园乐队吹萨克斯。这类乐队的水平总是参差不齐，在这个故事里的那支乐队名叫“甲状腺肿大”，是一支朋克-放克或者放克-朋克乐队，有五个人，曾经登上朴次茅斯理工学院学生活动中心的舞台，那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演出。朋克和放克，听来就完全不搭，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可我妈妈就在偶尔没有低头看地板的一瞬间发现了一名局促不安的乐队成员：萨克斯手。看着他躲在主唱背后做出各种讽刺的鬼脸，她笑了起来，也知道了，他是会玩他的乐器的。于是，妈妈找了个机会去跟他进一步接触，那会儿他正站在吧台边上，弓着身子，拿着毛巾的一角拼命擦眼线，像个急于卸除伪装的人。她抓住他的胳膊。“那个，”她说，“真是……太糟糕了。”他盯着她看了一会儿，大笑起来。“事情就这么发生了。”我爸爸过去经常对我说，“一见钟情。”这时候，妈妈就会哼哼两声，翻个白眼，砸个垫子过去。可不管怎么说，我很爱这个故事：在一个吧台边，妈妈来到爸爸身边，于是有了我。
家里有一张他们俩的合影，就在他们认识之后不久拍的，两个人都穿着皮夹克，配上香烟，站在戈斯波特的一个消防通道里，那是那一带唯一跟曼哈顿东村有点儿相似的地方。我妈妈身材娇小，黑眼睛透过黑色刘海凝望着前方，目光凶狠，气势汹汹；爸爸站在她身后，香烟举得高高的，像是在她头顶上空写她的名字，笑得露出了那一嘴参差不齐的牙：老天，看看这个神奇的女人。所有情侣都该有一张这样的照片，作为他们理想中那本相册的封面。他们一副战无不胜的模样，充满了对共同未来的激情和希望。
妈妈是一九九七年春天离开爸爸的，不过我怀疑她之前已经计划了一段时间了。我爸爸的营生是一家小型连锁唱片店，到那时终于经营不下去了，就在彻底关门之后那个悲惨的冬天，我们发现自己越来越依赖于妈妈的决断、韧劲儿和令人安心的力量。要是没有她，我们该怎么办？很自然，一想到离别，就像要在疾驰的火车上选择跳车的时机——留下来没有意义，跳下去则无法避免伤痛。
就这样，她坚持着。我还记得清理最后一家唱片店时她那敏锐、冷静的劲头，打包剩下的货品，掀起地毯，就像电影里洪水过后的人家检查损失时那样。我也记得，她在精心措辞说我们将要搬家时强打精神露出的笑容。卖掉房子可以释放一些资产——不管那究竟是什么——清偿一些债务。新房子会小一些，不一样，但也非常好，在那里我们能准备好重新开始需要的一切。喘一口气，然后重新站起来——这是拳台上的语言，爸爸跌倒了，伤痕累累，受到了打击，蜷缩在角落的凳子上。于是妈妈担起了教练的职责，专注而坚定。
那天夜里直到很晚我都没睡着，于是我下楼去，发现她在厨房里翻报纸。我渴望安慰，逼着自己说出了那个词。
“所以，我们是不是……破产了？”
我看见她的肩膀僵硬了。“你从哪里听来的？”
“你和爸爸说的。”
“我不希望你学会偷听。”
“你声音很大，所以……”
她越过椅背对我招了招手。“好吧，严格说来，是的。不是我们破产，当然更不是你，是爸爸，因为生意是在他个人名下的，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什么灾难！”我听凭她的保证安抚我整个身心。“破产只是个法律名词，是一种解决债务的方式，用在某些事情失败——不是失败——是无法继续运转的时候。这是清白的记录，它意味着不会有人来敲我们家的门。我们只是……需要清算所有东西，让所有人都能拿到他们的那一份。”
“他们的那一份什么？”
“资产，我们能卖掉的所有东西。”
我想到卷起的地毯、货架、成箱贴着“世界音乐”标签的唱片。我对债权人不抱多少希望，而且我还知道，爸爸在金钱方面正直到几乎病态。为了挽救生意，他借了很多钱，每关掉一家店铺，就必须还掉一些债务，个人信用卡上就会悄悄留下更多欠账，个人存款被注入公司账户，直到再也掩饰不住。我小时候经常把不爱吃的蔬菜从盘子里拨出去，悄悄扔到地上。爸爸的策略也并不比我高明多少。他设计了一个金字塔骗局，身在其中，既是骗子，也是受骗者，当整个计划崩塌时，他一个人站在废墟上，被待付账单、待缴租金、待发薪资惊得目瞪口呆。再也不能在酒吧里请全场人喝酒，对他来说就是很大的痛苦，没钱发薪水给员工也是……就算“破产”给了他一个清白的记录，失败本身也早已将他变成了一个罪人，一个贼。
妈妈还在坚持。“真的，这是一个变相的机遇。综合所有考虑，这其实是件好事。”听着这话，我想知道，如果有什么坏事发生，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所以说，萨克雷新月街是修行，一份艰苦的修行，感觉上也的确如此。伴随着第一场大雨落下，大团大团的湿痕出现在我们卧室的天花板上。“划算”的电暖器让我们在凌晨三点大汗淋漓、辗转难眠，下午四点却瑟瑟发抖，冻青了鼻头。第一次去看这房子时，爸爸跟我们解说过，潜艇上的水兵在漫长的出勤期间是怎样挤在小舱房里生活的，是怎么只携带必需品并且用完就归位，从而避免幽闭恐惧症的。但比起极简主义生活来，我们更烦恼的是永远在找地方安置东西。我们看到的房子是不带家具的，可现在，弧形的墙面就意味着所有家具、洗衣机和电视机都必须侵占房间内部的空间，简直是要直逼到我们跟前。毫无整齐可言，一切都不对。让人恼火的小问题数不胜数：碗柜门关不上，水池太浅放不下水壶，浴室太小，就连妈妈的小短腿都伸不直。“我只想要一面平的墙，可以挂上一幅画！一个角落，一个角落，可以让我放把椅子！”无论遇到什么逆境，在大风呼啸的埃克斯穆尔高地上缩在一顶小帐篷里，在高速公路边等汽车修理工，她都能笑着面对。可现在，这种能力渐渐在她身上消失了，她会摔门，会踢墙，扔鞋子，大吼大叫：“这些东西为什么在这里？这不是我们放鞋子的地方。”“破船”，妈妈这么叫它。难怪潜艇兵会发疯。不是房子的错，可话虽如此，我还是想知道，还有多少原本稳固的家庭因为有问题的双层玻璃、建筑结构的缺陷而开启每一天的扭曲小愤怒，以致分崩离析。
在我们眼里，父母变成了陌生人，他们被外星人掳去，改造成了我们的敌人。从……这么说吧，从二十一岁到六十五岁，他们自然是在慢慢变老的，可我总愿意认为成年人是不变的，特别是做父母的人。不再改变，这难道不就是成年人的定义吗？可现在，我的爸爸，一个原本以风趣幽默和迷人的温柔而著称的人，开始变得越来越暴躁易怒，这种情绪，我们过去很少见识。空闲时间太多，他开始撸起袖子更换起雾的浴室镜子、漏水的天窗和垮掉的淋浴器支架。他用茶匙拧螺丝钉，把架子装在石膏板墙面上，用麦片碗调填料来修补由此产生的裂纹，拿黄油刀当抹泥刀，最后，多余的填料堵住了下水道，脆弱的墙面带来更多的摔门和尖叫。
面对这一切压力，妈妈的反应是挺直腰板，冲破禁锢。她似乎毫不费力就在城里的高尔夫球俱乐部找到了一份工作，负责帮忙组织各种活动，婚礼、周年庆典和七十周岁寿宴，等等。这是那种她过去认为狭隘乏味而不屑一顾的地方，但她向来有效率，又有说服力和强大的魅力，赚回来的钱比在病房里赚到的多得多。她对他们说，如果你经历过人满为患的老年病区里忙碌的夜晚，那么扶轮社分社
的年会就没什么可怕的了。事实上，它们差不多就是一回事！这是她用来说服他们的方式，很有效。我们开始习惯她星期六一大早踩着高跟鞋出门，习惯在星期天凌晨听到汽车回家。她开始涂指甲油，在电视机前熨衬衫。衬衫！想一想，我的妈妈竟然有衬衫、衬裙、铅笔裙、菲洛法克斯记事本，还有她自己的电子邮箱——这还是我第一次听说这种东西——简直匪夷所思，可只要它们能让我们少为水电费发一点儿愁，那就是可以接受的。也许我们还会慢慢习惯爸爸像这样待在家里，做早餐、检查功课、大采购，他总是带着勉强的狂喜，叫人紧张。我们踮起脚尖走路，呼吸都不敢大声。
但深深的不安依旧挥之不去，比莉和我躺在高低床上，听着争吵、大叫和安抚声轮番登场，担心得辗转不能入眠。“我觉得爸爸要疯了。”一天夜里，比莉说。“疯爸爸”，这成了我们两个的密码，用来指代某些特定的时刻，那些看见他站着，大睁着眼，死死瞪着什么地方的时候。
妈妈仍坚持着。她交了新朋友，工作时间更长了。她得到了赞扬，要加班，她改变了衣服风格和发型，爸爸一定是看到了这一点，一反常态地变得尖酸刻薄起来。她一直是坚定理智的左派。现在她只想知道：新娘子的直升机有没有可能在十八航道降落？现在他们会回避彼此的目光，除了妈妈在下班时间里用她的手机——手机！——接电话的那几次，那个时候，妈妈会用一种他不再认得出的声音说话，他们会死盯着彼此，带着几乎压抑不住的怒火。那不只是爱情消失的问题，尊重和理解也在消失，我们无能为力、无法阻止，不知事情走向的恐惧开始充斥我醒着的每分每秒，让我窒息。
就在我最后一个学年的复活节，又一个平平无奇的白天过去，我回到家，屋子里一片寂静。我以为家里没人，一直走到沙发跟前才发现爸爸躺在上面，禁不住吓得大叫起来，他的脸被搓得发红，双手缩在套头衫的袖子里。
“妈妈走了，查理。”他说。
“什么，去上班了？”
“她认识了别的人。我很抱歉。”
“你在说什么呀，爸爸？”
“求你，我亲爱的，别让我说出来。她走了。她跟别人走了。”
“可她会回来的，对吗？她会回来的吧？”我见过爸爸哭，但都只是在派对或者婚礼上，因为动情而眼睛发红，从来不是这么痛苦的样子。他哭过，我敢肯定，只是那都是关上门躲在房间里。可现在，他在这里，整个人蜷成了一个球，仿佛要躲开暴风骤雨的拍打，我很希望能说自己当时本能地上前去抱住了他，想要给他一些安慰，可我没有。我只是站在一旁，隔着一些距离，扮演一个没有资格采取行动也无意卷入其中的旁观者，惊慌失措，除了逃跑什么也做不了，我手忙脚乱爬上我的自行车往外骑。
比莉刚好放学回来。“怎么啦，查理？”
“去看看爸爸。”
她瞪大了眼睛。“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
“去！”我大叫，回头看到她撒腿跑了起来。我的妹妹，十二岁的妹妹，她会知道该怎么办的。我重重地踏着脚踏板，在家门外的环形路上来回兜圈，想看看妈妈是不是真的就这么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