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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文化遗址在中国分布广阔，但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先后却不同，文明的规模和影响区别较大。
国外有学者研究表明，距今5000年前地球最适期结束，从地中海到印度洋广大地区由湿润到干燥而来的沙漠化是使人们集中到大河之滨，从而诞生古代文明的重要原因。同时，由其文明所需的生产力限制，世界古代文明最早产生于易于开发的温带河谷平原地区。大约在距今4000年左右，地球又在自然环境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气候日趋干燥寒冷，几大文明都出现了明显的衰退。在中国则体现为从“满天星斗”的新石器文明分布发展到称雄东亚的黄河青铜文明。
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在晚期产生出来的青铜文化在规模和影响方面都远不及黄河流域。
我们知道学术界一般将文明产生的主要特征归纳为四个，即：文字、城市（一般认为人口在5000人以上）、金属器和大型礼仪性建筑。从生产力角度讲，只有当社会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才有可能出现文明的特征，所以面对地理环境的差异，不是所有地区都是同时跨入文明的门槛，也不是所有地区的文明发育程度都是一样的。
不过虽然长江流域的文明发展程度不及黄河流域的文明时间早、规模大、影响远、延续长，但在一些地区其文明的发展也是十分有特色的。
巴蜀青铜文化
巴蜀青铜文化一般是指距今4800年—2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汉中期以前的文化。对于巴蜀青铜文化，有的学者提出分成五个时期：一、宝墩文化（三星堆一期），距今4800年—4000年；二、三星堆文化（三星堆二、三期），距今约4000—3200年；三、十二桥文化，距今约3200—2600年；四、晚期巴蜀文化，约公元前600年—前316年；五、与秦汉文化融合阶段（前316—前100年）。其主体是二、三、四这3个时期。
也就是说相当于中原的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巴蜀地区已经出现了十分有特色的青铜文化，宗教祭祀活动频繁，有大型木结构建筑，划分了疆界，设立了国都，出现了“巴蜀图语”，形成了许多悬棺葬、船棺葬。所以，虽然四川地区的巴蜀文明在长江流域相对出现较晚，但特色鲜明、序列完整，在长江文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一般认为三星堆文化时期，即早期巴蜀文化时期，时间为夏商周时期，为蜀族创造，这个时期的文化特征以葬式为不规则的浅穴土坑墓为主，陶器以尖底盏、高脚豆、小平底罐（钵）、尖底罐（钵）、瘦长袋足盉、角形尖底杯、鸟头形长柄豆为主；兵器以扁平长援戈、圆形空首钺、扁平柳叶剑为主；青铜容器以罍、樽为主，有独特的人头和人面青铜组合像，如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人面像。
晚期巴蜀文化即指春秋战国时期巴蜀地区的青铜文化，为巴蜀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文化，这种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尤以船棺葬、柳叶剑、小口圜底器、烟荷包式钺、铜印章及其印章上的巴蜀图语为特色。在葬式上较为复杂，有船棺葬、独木棺式船棺土坑葬、大型木椁土坑墓、木板土坑葬、瓮棺土葬等，而以船棺葬为这个时期的一大特色；陶器以球形（小口）圜底罐、绳纹圜底盉、喇叭状小圈足豆、仿铜式陶釜甑为主，兵器以扁茎无格柳叶剑、烟荷包式钺、大三角援形戈、短骹式长矛为特色；铜器以辫索纹竖环耳釜、鍪、甑为其特色；青铜器方面有较多的巴蜀图章及青钱铜器上有较多的巴蜀图语（如手心、花蒂、蝉和虎）为其特色。其中以兵器中的柳叶剑、烟荷包式钺和器皿中的尖底器、小平底器、高脚豆最有特色。长江上游重要的青铜文化遗址有成都金沙遗址、广汉三星堆、汉源背后山、雅安斗胆村、新繁水观音、成都十二桥、忠县
井沟、新都蜀王墓、涪陵小田溪等。
在巴蜀青铜文化中以青铜人像、船棺葬、悬棺葬为特色，周边民族的大石墓、石棺葬特色最为鲜明。
在广汉三星堆发现了早期的城市遗址，遗址中的两个祭祀坑所出土青铜制品达400多件，总重量超过1吨，其中以54件青铜人像最有特色。这些青铜人像有的两眼角上翘，形成纵目，有的眼球向外突出，形成外纵，这种面像特征与《华阳国志》记载的蚕丛的纵目十分吻合，体现了巴蜀文化的鲜明特色。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三至八号祭祀坑又进行了考古发掘，又发现了大量青铜器，如青铜神坛器、网格型器、倒立人像、金面罩铜像、青铜神树以及象牙、玉器等，更显现了三星堆文化的巴蜀特色。位于成都市西郊苏坡乡金沙村金沙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多达千余件，包括金器30余件、玉器和铜器各400余件、石器170件、象牙器40余件，出土象牙总重量近一吨，此外还有大量的陶器出土。其中石器包括石人、石虎、石蛇、石龟等，是四川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最精美的石器。
巴蜀文化中十分有特色的为船棺葬和悬棺葬。船棺葬和悬棺葬都是长江流域江河民族的风俗。悬棺葬历史上在长江中游和福建、江西都有分布，有人认为是春秋时期开明氏传入巴蜀的。由于巴蜀地区在地理环境和丧葬习俗上的差异，川西地区仅有土坑船棺葬，而川东地区既有土坑船棺葬，也有悬棺葬。这些悬棺和船棺一般都是用整根的楠木凿空而成，长度在2—3米，时代在春秋战国到西汉时期。其中船棺葬主要分布在今四川和重庆地区，而悬棺葬在长江上游四川、重庆、云南、贵州、湖北西部都有分布。
大石墓是利用巨大的石块作为建筑材料，在地面上砌筑墓室，其上封土（或石）的一种墓葬，主要分布在川西南的安宁河流域，一般认为是古代氐羌系统民族一支“邛都夷”的葬俗，流行时期在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石棺葬是一种以石棺为葬具的墓葬，主要分布在川西高原和滇西高原上，其与《华阳国志》记载的蜀蚕丛“死作石棺椁，国人从之”相关，同时成为后来的“窄都夷”“冉
夷”的葬俗。这两种以石料为原料的葬俗，是与长江上游横断山脉岩石发育明显的地质地理环境相吻合的。
巴蜀青铜文化是长江上游的巴与蜀两大民族创造的，一般认为蜀族源于氐羌系统，发源于长江源头甘青地区，而巴人源于百越或三苗，为长江中下游的民族。学术界一般认为氐羌系统的文化具有典型的西北内陆文化的特色，如安佛拉式器物、火葬、地面式穴居、大石墓、石棺葬等，甚至体现了一些中亚和西亚内陆文化的特点，而百越或三苗系统则呈现海洋文化特色，如有肩有段石器、种植水稻、流行“干栏式”建筑等。长江上游的青铜文化正是在这两种文化的交融中形成的。也就是说早在青铜文化时期，长江上中下游就有了文明交流，这体现了早期文明沿江河传播的时代特征。
由于巴蜀地区特有的地理环境封闭和开发历程较晚，长江上游的文化中虽然已经有中原文化的一些因素，但总体来看，与中下游相比，巴蜀土著文化的特征更明显。
长江上游的先秦史显得十分富有传奇色彩，历史的发展除了留给我们地下不尽的宝藏外，史实却淹没在一片神话传说之中。最早的蜀王称蚕丛，为古代氐羌人的一支，来源于川西北地区，据说石棺葬可能就是蚕丛部落的，而柏灌主要活动在今都江堰一带，其活动主要是从山区向成都平原发展的时期。鱼凫活动的范围较广，在四川许多地区都有传说和遗迹，据说三星堆文化遗址主要为鱼凫时代的产物，时期应在中原的商周时期。到了春秋时期，出现了著名的蜀王杜宇王。据古书记载，杜宇的蜀族是来源于朱提（今云南昭通）和江源（今崇州市）的两个民族融合而成的，当时的蜀王治城在郸县一带，杜宇王最大的贡献是“教民务农”。实际上农业早在新石器时期就已产生，这里可能是指杜宇王大力推行农业发展有功。据神话传说，杜宇王退位后，隐藏于川西大山中，死后变成子鹃鸟，故有杜鹃鸟之称。据说杜鹃鸟每到春暖花开时就不停地喊叫，提醒人们不停地劳作耕耘，以致满口出血，而鲜血滴洒在山上变成一片片红红的杜鹃花，这便有了“杜鹃啼血”的民间传说。史书记载杜宇王时发生了大洪水，杜宇没能治理好，而来自荆楚地区的鳖灵治水有方，使民得陆处，杜宇由此让位，鳖灵由此称开明帝，其即位当春秋中后期到战国时期，后共经历了12世。而巴人的廩君从湖北武落钟离山东入川东，也是在一片传说中发展起来的。据说巴氏廩君即白虎巴人，本为武落钟离山五姓之一，后经清江流域西入川东地区，在历史上曾定都平都（丰都）、枳（涪陵）、江州（今重庆主城）、垫江（合川）等地。历史上巴人曾在武王伐纣中留下英名，《华阳国志》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而巴蔓子宁舍头颅而不负国家的气节更是为后人传颂，故《华阳国志》也记载：“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有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城。蔓子曰：‘藉楚之灵，克弭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楚使。（楚）王叹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为？’乃以上卿礼葬其头。巴国葬其身，亦以上卿礼。”现在，巴蔓子已经成为重庆历史文化名人，巴蔓子精神也成为重庆精神的一种代表。
直到战国时期，巴蜀的历史才开始逐渐从扑朔迷离的神话走向了确切文献记年的历史。不过透过这些神话色彩的历史，我们发现了长江上游已经建立了早期的国家机器，形成了拥有大型礼仪建筑的城市，流行有自己特色的语言文字，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青铜文化。
楚越青铜文化
江汉地区在先秦时期的水面面积要比现在大得多，河叉分流众多，沼泽密布，这对于早期青铜文化的发展不利因素相对更多。不过，由于地理区位上与中原地区交通更容易，江汉地区的青铜文化更先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但长江中游的一些山区丘陵地区仍保留着自己特色鲜明的文化。
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湖北黄陂盘龙城、江陵张家山和荆南寺、沙市周梁玉桥、汉阳纱帽山、澧县班竹、汨罗狮子山、岳阳费家河商代遗址和黄陂鲁台山、汉川乌龟川、汉阳陈岭台、江陵万城、松滋博宇山、澧县文家山、岳阳象形山、汨罗江南等西周遗址，对长江中游地区的商周青铜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20世纪70年代我们在湖北黄陂发现了盘龙城遗址，发现了商周时期的夯土城墙，出土了大量青铜器，有各种礼器、食器和酒器，兵器有钺、戈、矛、镞、刀、镦等，青铜工具有斧、镜、凿、锯、斨、臿等。研究表明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不仅在器物种类，而且在形制、器件组合、纹饰、青铜冶炼和铸造方式方面都与中原的郑州二里冈文化相同。
而湖北黄陂鲁台山西周墓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上有许多铭文，表明墓主来自北方的姬姓贵族。在江陵万城出土的青铜铭文中曾发现殷墟大墓的氏族标记，所以有的专家认为，两湖平原在这个时期已经成为商代的“南土”。
当然在长江中游一些地区的青铜文化上仍然有十分明显的荆楚文化特色，如岳阳、宁乡出土的十多件大饶，高约80厘米，重约80千克，最重的达154千克。在许多青铜器上有虎形器、虎形纹、羊形器和羊形纹都是很有特色的。在湖南湘潭、湘乡、衡阳等地出土的青铜器也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
考古工作者还在江西吴城和新干商墓中发现大量出土的青铜器和青铜石范，其青铜器与中原商代的青铜器在形制上相比有较多雷同，但在器物组合、形制和纹饰上仍有许多浓厚的地方特色，学术界认为可能是三苗文化，也可能是受越人的影响。
长江下游地区的青铜文化相对较为复杂。江淮地区商文化遗址较多，商文化因素十分明显，体现了江淮地区距离递减规律影响。在江苏南京、镇江一带的青铜文化因首先在江苏江宁湖熟镇一带发现，故称“湖熟文化”，这些文化受商文化的影响十分明显。但在南面的太湖一带，青铜文化就较为复杂一些，地方色彩就更浓一些。
同时西周时期周文化在长江下游的影响也明显，历史文献就记载有太伯和仲雍奔吴的故事，被学术界看成周文化向长江下游传播的事例。同时从考古发现来看，江苏、安徽出土的许多青铜器都从西周直接传入，如江苏丹徒烟墩山宜侯墓出土的宜侯夨簋、丹徒大港母子墩出土的伯簋、安徽屯溪一号墓出土的父乙尊等。同时也有一小部分铜器在形制、纹饰和合金成分、器件组合上表现出一定的地方特色。
春秋战国时期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最发达的地方应为楚地。这个时期楚文化不仅青铜铸造成为长江流域的典范，而且由于在这个时期长江中游的楚国在青铜铸造、纺织刺绣、漆器生产和木器加工方面的突出成就，形成了可与中原文化相互抗庭的楚文化。
楚国的青铜器除了日常器具外，以成套的编钟、编磬和列鼎著称。楚国的编钟以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成套编钟和编磬最为有名，其中编钟64个，不包括楚惠王所做的大镈钟。在64个编钟中，最大的通高153.4厘米、重203.6千克，最小的也有20.4厘米、重2.4千克，分三层悬挂于曲尺形的大型钟架上，数量众多，结构完整，规模宏大，是现今世界上已知的最早具备12个半音音阶的特大型乐器。在曾侯乙墓中岀土了22件铜鼎，显现了长江中游贵族的显贵，体现了长江中游青铜文化的发达。
同时，在河南淅川县下寺楚墓出土了1252件青铜器，有的专家认为这些青铜器的水平已经超过同时期黄河流域的水平。
据研究，春秋时期楚国的冶铜业已经十分发达，楚人将扬越的冶炼技术与中原的铸造技术结合起来，创造了世界领先的“失蜡法”和“铸镶法”及其焊接技术。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纺织业十分发达，特别是丝织业和刺绣工艺尤为突出。据《史记·楚世家》记载吴楚两国边邑为争夺桑叶爆发的“卑梁之衅”，《管子·小匡篇》记载楚国“贡丝于周室”，也证明楚国丝织业的发达。1982年我们的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江陵县马山1号楚墓中发现了大批丝织品，有绢、纱、绨、绮、罗、锦、组、绦，这些丝织品中许多都是刺绣工艺品，图案丰富。总的来看，楚国的丝织品品种丰富，织造精良，纹样题材广阔，表现形式多样，在一些工艺技术上取得了新的突破。
楚国的漆器生产涉及生活用具、兵器、乐器、舟车和葬具等方面，往往以竹、木、夹兰、革、藤等为漆器的胎，饰以红、黄、白、紫、绿、蓝、金、银等色彩，加上丰富的图纹。漆器是楚文化工艺品中最有影响的器物：如漆豆，江陵雨台山出土的“鸳鸯漆豆”，工艺精致，栩栩如生；如楚鼓，江陵天星观出土的“虎座凤架鼓”，特色鲜明，将实用性与艺术性有机结合；如漆屏风，以江陵望山出土的“彩绘木雕漆座屏”为奇特；丧葬用品中以江陵出土的“漆木镇墓兽”和“漆木虎座立凤”为代表。总的来看，楚国的漆器数量众多、形制多样、色彩丰富、图案繁多、缤纷陆离、绚丽斑斓，为楚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同时与漆器制造有关的木器加工业也十分发达，充分运用斫削、镶凿和雕刻等工艺，将木器制造的灵巧与漆器工艺的绚丽相结合。
春秋战国时期长江上下游的青铜物质文化都有一定的发展，但从精神文化来看，长江上游和下游都显得暗淡无光，只有中游的楚文化的地位独具特色，可与中原文化一争高低。
早在春秋早期曾国的季梁就提出了“夫民，神之主也”的民本主义思想，远比中原地区的“神为君之主，君为民之主”先进。楚地一向以重巫信鬼著称，正是这种文化背景为道家学派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学界认为是“楚化的陈人老子创立了道家学派，楚化的宋人庄子发展了道家学说”
。长江流域的道家文化，与黄河流域的儒家相对应，由此长江流域成为中国本土宗教起源地，这是黄河流域所不具备的。有的学者认为战国时的天文学家甘德是楚人，而甘德比西方早2000年发现了木星的第3颗卫星，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楚人多文辞，庄周的散文和屈原、宋玉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可动摇；而同时期的黄河流域诗文大家缺乏，文学萧条万分，黄河流域更多被笼罩在一片硝烟烽火和纵横政治的纷争之中。
长江流域与中原地区相比，相对安定，更少受中原列国战火的侵袭，而其原始的自然风貌，给人以宽松、清新的空间，为楚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发展创造了条件。由于楚文化地位的影响，长江上游和下游的区域文化大都受楚文化影响，产生了“楚化”的现象。在重庆地区的巴文化中楚文化的影响十分明显，“巴有楚风”一直延续到后代，至今在云阳固陵还有“楚墓”。
据学者研究表明，所谓“淮夷文化”“吴越文化”“扬越文化”都发生了“楚化”。
不过，在荆楚、吴越文明发展中，政治的发展远比长江上游的巴蜀文明更明晰，留下的历史故事也更确切，屈原与宋玉的传说、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的历史都载入文献，时代清楚，历历在目。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从整体上来看是远不及黄河流域的，这是由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各自的地理环境和青铜文明时期的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决定的。
从经济发展程度来看，虽然长江流域的水稻种植在先秦时期上中下游都普遍出现，但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还不是十分重要，播种面积小且产量低，处于火耕水耨的粗放阶段。传统的粟等农作物仍是长江流域的主要作物，狩猎和采集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还较大，这是与青铜工具的局限和“江南卑湿”的环境相互制约有关的。黄河流域的黄土土质松，适于青铜工具垦殖，传统的粟、黍等种植十分普遍，易形成规模，黄河文明有强大的农业基础作为支撑。楚文化虽然在青铜铸造、丝纺刺绣、漆器加工等方面特色鲜明，水平较高，但其规模毕竟有限。特别是总体上，长江流域的楚文化、蜀文化等相对发达的文化往往是被山地丘陵分割，只形成一些文明点，并不像黄河流域的商周文化连成一片、浑然一体、规模宏大。再者，从军事政治文化上来看，黄河流域更是明显超过长江流域，大量的政治家、军事家主要出于黄河流域，这是黄河流域最终在文明早期在军事政治上胜过长江流域势力的关键。就是在文化上，长江流域的道家学风、文学气象相较于黄河流域的《尚书》《周易》《诗经》《山海经》及甲骨文和金文，在当时也多是徒增消沉遁世的世风和文弱闲适的思绪。
所以，我们认为黄河流域的青铜文化，不论是时间之早、影响之远、规模之大、延续之长都是中国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
而长江流域仅是在个别地区出现一些辉煌而闪烁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