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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同处于汉王朝的控制之下，中原的儒家文化对长江流域影响较大。不过，秦汉时期，楚文化已经衰落，长江流域在全国有影响的文化名人主要都是岀于长江上游地区和下游地区，如司马相如、扬雄、王褒、桓谭、王充、落下闳等。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西汉时期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因从小为蔺相如人品所感召，故更名为相如。司马相如青年时东游梁国成为梁孝王的宾客，受当时著名辞赋家邹阳、枚乘等影响，完成了自己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品《子虚赋》。梁孝王死后，司马相如回到家乡临邛（四川邛峡），但家道中衰，好在朋友相助才得以维生。后在临邛富豪卓王孙家认识了寡妇卓文君，两相爱慕。勇敢的卓文君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私奔成都，后来不怕家庭在经济上的制约，回到临邛办起了小酒店，以维持生活，于是才有千古流传的卓文君“当垆卖酒”的典故。两人的恩爱情感最终打动了卓王孙，分给了他们钱物，使他们回到成都生活。后因汉武帝读到《子虚赋》而使司马相如受到重用。以后司马相如在西南地区开发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其主要贡献还是在文学上。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司马相如有29篇赋，还写有许多散文，著名的有《天子游猎赋》《谕巴蜀父老檄》《难巴蜀父老》等，其代表作《天子游猎赋》气势宏大，内容丰富，文辞华丽，为汉赋中的杰作，故司马相如也被称为汉赋的奠基者。
《汉书》作者班固称自孔子到西汉末年“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者仅6人，扬雄就是其中一人，可见扬雄的学术地位。扬雄，西汉末年成都人，早年崇慕司马相如，开始仿照作赋，写下了《蜀都赋》《十二州箴》《县邸铭》《广骚》等辞赋作品。扬雄30多岁才游历长安，受人推荐，得汉成帝赏识，入黄门为侍郎，其后写下了《甘泉赋》《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逐贫赋》《酒箴》等诗赋，同时写下了《太玄》《法言》两篇哲学著作，其中《法言》语言浅显，流传较广。同时，扬雄还写有《训纂》《方言》《蜀王本纪》等著作，在我国语言文字和地方历史研究方面也有较大的贡献。可以说扬雄是我国古代一位重要的文学家、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扬雄的学术贡献已经远远超过他仰慕的前人司马相如。
在汉代文学史上王褒的贡献也不可不谈。王褒为蜀郡资中（今四川资阳）人，是西汉我国著名的御用辞赋家。《汉书·艺文志》记载王褒有赋16篇，其中以《洞箫赋》最为岀名。他的赋细微深入，刻画生动，骈语对句较多，对汉赋的发展有较大影响。同时王褒的《僮约》是我国第一篇白话散文，对后世影响较大。
汉代长江流域在哲学思想上也岀了两个较有影响的学者，他们就是桓谭、王充。
桓谭，沛国相（今安徽濉溪县西北）人，汉光武帝时入朝为官，对古文经学尤为热爱，为汉代著名的古文经学家。他在哲学思想上主张无神论，反对谶纬之学，其代表作《新论》对谶纬学术的许多观点作了猛烈的抨击。
随后长江流域又出了一位著名的哲学家王充。王充是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曾任小官吏，但仕途不幸，遭受打击后闭门著书为生，写出了《讥俗》《政务》《论衡》《养性书》等著作，今只存《论衡》84卷。王充在其《论衡》中对东汉以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术提出了批判，认为天是无意识的自然物，人类的神与肉体是相互存在的，人体死后不能成鬼，同时对谶纬学术提出的圣人“前知千岁，后知万岁”加以了否定，认为人与圣人一样都要有后天的学习。
虽然在王充的思想里还有命运决定的命定论、天命论的不足，但在当时谶纬迷信盛行的社会背景下，王充这种敢于对主流唯心主义正统学术提出挑战的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汉代长江流域最有影响的科学家应该是阆中的天文历算学家落下闳。落下闳为巴郡阆中（今四川阆中市）人，汉武帝时，落下闳被召进长安主持《太初历》的运算工作。通过努力，落下闳与邓平等人共同推出了“八十一分律历”，考证出一月为29.53086日，一年为365.250162日，并首次采用了连分数推算法，求出的近似值十分准确。落下闳采用的这种连分数推算法比欧洲早了1600年。《太初历》为我国第一部有文字记载的完整历法。汉武帝为表彰他，授他侍中之职，但他却辞职回老家阆中继续研究历算。
文化发展与人才兴衰在传统社会往往是与经济发展有关的，汉代长江流域从整体上看，与黄河流域在经济上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同样，虽然我们列举了以上长江流域这些杰出的人才，个个影响较大，但相对于黄河流域来说，人才的密集度还是远远不如。同样是长江流域，由于其中游在汉代经济地位低下，相伴随的是楚文化的衰落，荆楚人文在汉代就显得十分冷落凋零，远无春秋战国时楚文化的风采。
三国两晋南北朝对于长江流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时期。从历史地理学角度来看，这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十分寒冷的时期，在这种背景下亚洲大陆内陆地区出现游牧民族纷纷南下的浪潮，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的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乱华”现象。北方黄河流域社会经济极不稳定，军事征战不断，大量北方移民迁移到南方地区，对于南方地区的经济开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有了较大发展，南方地区的人才也多有涌现。
不过，在这样的动荡社会里，玄学盛行，人文的色彩显得避世而消沉。这在山清水秀又相对安定的长江流域更加明显。
谈到这个时期的文人，我们不能不谈谢灵运和陶渊明。
谢灵运，祖籍陈郡阳夏，但世居会稽。刘宋时期，由于政治上不得志，任永嘉太守后，开始寄情于山川之间，将自己的情感寄托于风光春色之中。请看谢氏的这些诗句：
《初去郡》：“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
《登池上楼》：“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岁暮》：“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
《入彭蠡湖口》：“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
《过始宁墅》：“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
据说一次因为谢灵运带数百门童出游，致使邻郡以为山贼来临，马上发兵相拒。所以有学者认为谢灵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纵情山水的文人。
无独有偶，这个时期长江流域出现了另一个隐逸山水的大诗人陶渊明。关于陶渊明为何地人，学术界说法较多，我们不必在意。但陶渊明几度出仕为官，终难施抱负，难展宏志，于是在41岁时，归隐田野，耕读为生，纵情山水之间，游逸于世外桃源。
今天，陶渊明为我们留下了诗文130多篇，许多都是流传千古的绝唱，如《桃花源记》《归园田居》《饮酒》等。先看《归园田居》：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显然是一位潜心耕耘的长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图画。再看《饮酒》：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这首诗的境界更是超然红尘，与自然完全融为一体。
当然，陶渊明可能对后代影响最大的还是《桃花源记》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前者成为中国历代看破红尘而无心出家的士人追寻的理想生活，也成为近代人们追求的乌托邦式的现代社会模式。而后者则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推崇的面对金钱和权贵的一种崇高的理想情操。
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南方地区相对安宁，加上山川秀美，好像人们有更好的心境来思索一些文学现象，既而潜孕出了两部有名的文学理论著作。一是钟嵘的《诗品》，对汉至南朝梁的122位诗人作品分成三等进行品评，成为我国第一部诗论著作；二是刘勰的《文心雕龙》，为我国第一部文学评论集，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这个时期出现了王羲之、王献之这样的大书法家，也与南方的风土山水不无关联。据前人研究表明，这个时期南北社会动荡，使长江流域完全融入中原文化一统之中，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南北心态。
王羲之原籍北方琅琊临沂，后籍入南朝，为淮南太守王旷之子，曾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就王羲之的学问而言，自然感到怀才不遇而官不到位，而因江南山川秀美、衣食丰足，于是便将精力寄情于山水、留心翰墨，这是王羲之的书法艺术能承前启后，深入影响后世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来，由于疆域的分裂，使编写自己区域的历史更容易，分裂的政治背景反而为各国各代编修自己的历史创造了条件，特别为私修史书创造了空间，促使这个时期史学的发达。这个时期的史学人才有两个值得提及，一位是范晔，其创作的中国史学名著《后汉书》列入二十四正史中，影响深远。另一位是东晋蜀郡江原人常璩，其所著的《华阳国志》为我国保存下来的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区域历史地理著作，开创了将地理与历史结合的区域历史研究著述体例。
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温暖湿润的时期，这种温暖湿润的气候背景为唐代文明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东亚大陆在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南北都十分发达的现象，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走向了相当鼎盛辉煌的时代。唐代成为中国历史上人才辈出的时代，使唐代的中国成为世界文明的一个中心地区。
隋唐时代，长江流域的人才星光灿烂，而且，大量中原籍的文化名人流寓于此。受长江山川风物的感染熏陶，使这些文人得山川之助，造就了自己的诗文，所谓钟灵毓秀也；同时也因自己的诗文使长江更名扬天下，所谓人杰地灵也。
唐代在长江流域繁若星辰的人才中，将自己的命运情感系于长江尤深的文人当属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四人。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生于安西都护府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内）。唐中宗时，年仅5岁的李白迁到四川，其青少年时代均在四川，巴山蜀水深深地感染了他。李白已经将自己看成一位地地道道的巴蜀人。所以，他的《峨眉山月歌》将五个巴蜀地名融入其中，并不感累赘呆板，反而流畅自然。“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这自然融入了他对巴蜀风物的情感在里面。
开元十三年（725年），年仅25岁的李白胸怀大志，意气风发，第一次沿长江走出四川盆地。孤舟一过南津关，面对广阔的江汉平原，心胸豁然开朗，令李白发出“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感叹，但仍免不了有“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的乡土之情。之后李白到了江陵，深得司马承赏识，以后写下了《大鹏遇希有鸟赋》，一举成名。
以后李白从江陵经岳阳、长沙到零陵，东下金陵、扬州、姑苏，再回江夏到襄阳、安陆，一时诗名鹊起。到了天宝元年（742年）李白才被唐玄宗召入京城为官，但其性格放纵，不畏权贵，不久又开始了他的漫游生活，重游江南。后因李璘事件受到牵连，被贬夜郎，溯江而上到三峡才得以获释，后改顺江而下到金陵，晚年投靠当涂族叔李阳冰，直到去世。
可以说李白的一生，主要是在长江流域度过的，李白人生的境遇无不与长江相关连，他最有影响的诗句都是以长江为自然背景的，可以说李白是“长江的李白”。
看看李白的《蜀道难》：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四望长咨嗟。
李白生活在巴蜀，对巴蜀的险阻和历史自然十分清楚，这首《蜀道难》将巴蜀自然的险阻和纷繁古史的茫然与自己人生的失落结合起来，可谓天人之作。
长江三峡有“诗峡”之称，李白写三峡，悲愤与欢乐并存。李白被贬夜郎溯水三峡时，一首《上三峡》写出自己悲凉的境遇：
巫山夹青天，巴水流若兹。
巴水忽可尽，青天无到时。
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
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
而当行至夔州获释，他难掩自己的欢快心情，写下了千古名句：
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
李白面对广阔无边的长江中下游更是激情奔放，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中称：“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又于《秋下荆门》中称：“霜落荆门江树空，布帆无恙挂秋风。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
面对壮志难酬，李白在宣州发出“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感叹！面对朋友，李白说道：“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可以说，李白已经将自己的情感与长江融为一体。
对于长江沿岸的山川名胜，李白倾注了大量情感去描述：
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
楼观岳阳尽，川回洞庭开。
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
云间连下榻，天上接行杯。
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
南湖秋水夜无烟，
耐可乘流直上天。
且就洞庭赊月色，
将船买酒白云边。
天门中断楚江开，
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
孤帆一片日边来。
如果说李白是“长江的李白”，那杜甫则是“长江造就”。
杜甫祖籍襄阳，生于河南巩县，青年时曾游长江下游吴越之地，三十几岁到长安科考，但名落孙山，以后一直在北方谋求发展，但仕途不济，最多也仅是当了一个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和华州司功参军，游荡四方。近50岁时才到西川投靠节度使严武，以后一直在长江流域漂泊，颠沛流离，最后客死耒阳。
杜甫最后10年都是在长江流域度过的，这10年正是杜甫对仕途完全灰心而将自己的情感寄于山川风物的10年，也正是杜甫将自己的不幸境遇和对民众疾苦融入长江山川来感怀的10年。
初到西蜀，远离中原动乱，杜甫感到西蜀山川的美丽，对沿途山川描述充满各种感情。在绵州写下《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
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梁上燕，
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
稚子敲针作钓钩。
但有故人供禄米，
微躯此外更何求。
杜甫在成都写下大量诗歌，其中不少成为传世名句。例如《绝句四首》：
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
再如《春夜喜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杜甫真实记载了当时成都的繁华，如在《成都府》中写道：“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再如《赠花卿》：
锦城丝管日纷纷，
半入江风半入云。
此曲只应天上有，
人间能得几回闻。
在成都，杜甫往往缅怀蜀汉古迹，借古抒发自己的情感，如《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
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
隔叶黄鹏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面对西蜀的山川风物，杜甫仍承传关怀民生的传统，写下了《野望》：
西山白雪三城戍，
南浦清江万里桥。
海内风尘诸弟隔，
天涯涕泪一身遥。
唯将迟暮供多病，
未有涓埃答圣朝。
跨马出郊时极目，
不堪人事日萧条。
同样，面对成都的石笋和石犀，杜甫写下了《石笋行》和《石犀行》，借巴蜀风物古迹，抒发自己对社会事态的不满。如在《石笋行》中说“惜哉俗态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错迕失大体，坐看倾危受厚恩”，感叹“安得壮士掷天外，使人不疑见本根”。而《石犀行》则对统治者用迷信的“压胜法”之类的治水方法提出批评，主张用正道治理洪水，最后发岀“安得壮士提天纲，再平水土犀奔茫”的感叹。在当时，他敢于对当权者正统地位提出挑战，希望能有新的“壮士”出来统领天下，这在那个时代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同时在《登楼》一诗中杜甫将成都风物与时事结合起来，写出了“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的绝句。
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严武去世后，杜甫失去了依靠，只有顺流东下，想到长江中下游谋求生活，写下了《去蜀》一诗：
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
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
世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
安危大臣在，何必泪长流。
这里有“关塞阻”“泪长流”“残生”，将杜甫出蜀时的悲凉心情衬托出来。不过，当杜甫经过嘉州、戎州、渝州、忠州、云安到夔州后，夔州都督赏识杜甫的才华，对他细心照顾，再加上夔州长江两岸的山水风物感染，杜甫得以在夔州住了三年。
杜甫寓居夔州的三年，写下了437首诗，占其所有诗歌的七分之一，占现存杜甫诗歌的三分之一。可以说三峡夔州造就了半个杜甫，而杜甫也使三峡的人文和自然声名更振。请看《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
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
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
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首《登高》是杜甫夔州诗里最有影响的一首，“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咏唱的名句。这首诗将三峡的自然秋色与自己多病潦倒的人生苦旅结合起来，将自己的情感寄托于山水之间。
杜甫在夔州的诗歌许多是将自然与自己的人生境遇、国家安危结合在一起的。
面对瞿塘峡，写下了《长江》二首，其一称；
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
朝宗人共挹，盗贼尔谁尊。
孤石隐如马，高萝垂饮猿。
归心异波浪，何事即飞翻。
另有《秋兴八首》和《咏怀古迹五首》都体现了他的这种情怀。
夔府孤城落日斜，
每依北斗望京华。
听猿实下三声泪，
奉使虚随八月槎。
画省香炉违伏枕，
山楼粉堞隐悲笳。
请看石上藤萝月，
已映洲前芦荻花。
千家山郭静朝晖，
日日江楼坐翠微。
信宿渔人还泛泛，
清秋燕子故飞飞。
匡衡抗疏功名薄，
刘向传经心事违。
同学少年多不贱，
五陵衣马自轻肥。
诸葛大名垂宇宙，
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纡筹策，
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
指挥若定失萧曹。
运移汉祚终难复，
志决身歼军务劳。
在夔州，杜甫的心境有时是凄苦的，这在他的《老病》一诗里有所体现：
老病巫山里，稽留楚客中。
药残他日裹，花发去年丛。
夜足沾沙雨，春多逆水风。
合分双赐笔，犹作一飘蓬。
虽然杜甫心境不好，但仍对民生疾苦充满关心，《负薪行》表达了他对长江三峡的妇女深深的同情：
夔州处女发半华，
四十五十无夫家。
更遭丧乱嫁不售，
一生抱恨长咨嗟。
土风坐男使女立，
应当门户女出入。
十有八九负薪归，
卖薪得钱应供给。
至老双鬟只垂颈，
野花山叶银钗并。
筋力登危集市门，
死生射利兼盐井。
面妆首饰杂啼痕，
地褊衣寒困石根。
若道巫山女粗丑，
何得此有昭君村。
而《最能行》一诗则对三峡的民间风尚作了描述，同样对夔州百姓的民风状况充满了关怀。
峡中丈夫绝轻死，
少在公门多在水。
富豪有钱驾大舸，
贫穷取给行艓子。
小儿学问止论语，
大儿结束随商旅。
欹帆侧柁入波涛，
撇漩捎
无险阻。
朝发白帝暮江陵，
顷来目击信有征。
瞿塘漫天虎须怒，
归州长年行最能。
此乡之人器量窄，
误竞南风疏北客。
若道世无英俊才，
何得山有屈原宅。
杜甫是一位现实主义诗人，对社会充满责任感，对民生疾苦尤为关心，用诗来记录那个时代的世态炎凉，有“诗史”之称，著名的“三吏三别”就是其代表。但是“三吏三别”反映的是以当时黄河流域为社会背景，其诗中反映长江流域民间状态的当属上面的《负薪行》《最能行》了。
杜甫在夔州的三年虽然十分沉郁悲愤，但并不像有的文人失意以后完全寄情于山水之间，而是十分关怀国家命运，关注北方的起落，关心民间疾苦，这是杜甫作为一位现实主义诗人的伟大之处，也是长江山水给予了杜甫无所不在的勇气，使他不至于完全消沉下去。
三年后（768年）杜甫东下三峡，漂泊于长江中游的江陵、公安、岳州、潭州一带，更是消沉万分，于770年离开人世。
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祖籍太原，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与杜甫和李白相比，白居易的仕途显然平坦一些。早年中进士，曾任秘书省校郎、左拾遗及赞善大夫，因直言相谏得罪权贵，被贬为江州司马，后任忠州刺史、杭州刺史、苏州刺史，一度任刑部尚书。
从被贬为江州司马开始，白居易就主要生活在长江流域，这个时期正好是白居易从壮年到晚年的时期，也是白居易诗歌创作的丰盛时期。长江流域的山川风物感染了他，并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白居易的诗文名气。
在江州白居易对长江风情多有吟咏，如《望江州》：
江回望见双华表，
知是浔阳西郭门。
犹去孤舟三四里，
水烟沙雨欲黄昏。
再迁忠州刺史，虽然官品上升，但是忠州在唐代为蛮荒之地，白居易的内心仍是十分痛苦的。赴忠州途中发出了“君还秦地辞炎徼，我向忠州出瘴烟”的感叹。走到瞿塘峡，则又感叹“欲识愁多少，高于滟滪堆”。
到了忠州为官一年多，白居易多有建树，也深深爱上了忠州这块土地。与李白、杜甫相比，白居易更有长江情结。
相对而言，虽然白居易仕途也不顺，但仍比李、杜少一些坎坷，多一些失落文人的闲情逸致，时时宴朋会友，不断种花、种柳，品评荔枝，常常舞女相伴，饮酒度日。有诗为证：
天涯深峡无人地，
岁暮穷阴欲夜天。
不向东楼时一醉，
如何拟过二三年。
莫辞数数醉东楼，
除醉无因破得愁。
唯有绿樽红烛下，
暂时不似在忠州。
只有在饮酒中才能忘记自己身居蛮荒的处境，但身为忠州刺史，为官毕竟是现实的，不可能对民生疾苦没有感触。故白居易在《征秋税毕题郡南亭》发出“且喜赋敛毕，幸闻闾井安”的感怀。
当然，总体上来看，白居易在忠州一直是十分苦闷的，也体现在对故园的思念上。其《春江》中称“炎凉昏晓苦推迁，不觉忠州已二年”，而《登西楼忆行简诗》则称“每因楼上西南望，始觉人间道路长”，《登城中古台》中称：“唯有故园念，时进东北来”，而《九日登巴台》则称：“旅鬓寻已白，乡书久不来。临觞一搔首，座客亦徘徊。”
白居易《忆江南》词，表达的是他晚年对江南的思念之情：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谈到长江不能不谈刘禹锡。
刘禹锡，字梦得，早年中进士，以后仕途一度十分顺利，官至监察御史。后因参与王叔文的政治改革失败，被贬为郎州司马，始有了自己的长江情结。后召回京城，又因言祸被贬连州刺史，再迁夔州刺史，与长江有了更深的情结。
刘禹锡任夔州刺史时，对三峡一带的民歌十分感兴趣，将流行于三峡一带的“竹枝词”加以整理加工，将其推广，对中国民间文化的发展起了十分大的作用。唐以后竹枝词东出长江中下游，流布全国，走出海外，刘禹锡功不可没。其《竹枝词九首》对长江的风光民情作了十分详细的记载，许多成为脍炙人口的名句：
杨柳青青江水平，
闻郎江上踏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晴却有晴。
两岸山花似雪开，
家家春酒满银杯。
昭君坊中多女伴，
永安官外踏青来。
山上层层桃李花，
云间烟火是人家。
银钏金钗来负水，
长刀短笠去烧畲。
长庆四年（824年）刘禹锡由夔州刺史迁和州刺史，顺江而下，在江汉地区，写下了《自江陵沿流道中》一诗：
三千三百西江水，
自古如今要路津。
月夜歌谣有渔父，
风天气色属商人。
沙村好处多逢寺，
山叶红时觉胜春。
行到南朝征战地，
古来名将尽为神。
同时在湖北大冶西塞山写下了《西塞山怀古》：
王濬楼船下益州，
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
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
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
故垒萧萧芦荻秋。
长江造就了刘禹锡，刘禹锡最有影响的诗句出在长江，并以长江为背景，这就是《浪淘沙》和《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莫道谗言如浪深，
莫言迁客似沙沉。
千淘万漉虽辛苦，
吹尽狂沙始到金。
巴山楚水凄凉地，
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
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
暂凭杯酒长精神。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既是刘禹锡对自己人生境遇失落等闲视之而充满壮志的写实，也显现了长江的沙金文化风情对刘禹锡的人生启迪。而“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更是千古流传，体现了刘禹锡对人生世事沧桑和宦海风云的宽大胸怀和乐观态度，也透露出长江舟楫和自然景象对刘禹锡人生情怀的触动。
说起著名的唐代诗人，真正地地道道的四川籍人还不多，算起来只有陈子昂一人。
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县）人。他的家庭富有，少年任侠使气，人极聪明，才华横溢。21岁前，陈子昂都在四川度过，四川的风土人情深深地感染了他。21岁时他才离开巴山蜀水到长安读书，23岁时举进士，一路仕进，官至右拾遗。在为官期间，陈子昂关心时事，特别是对家乡充满关爱，经常为家乡之事上书皇帝，如著名的《谏雅州讨生羌书》和《上蜀川安危事》等。
悲愤出诗人，陈子昂多次随军边塞征战，因多次进谏得罪了武攸宜，从参谋降为军曹。此时的陈子昂登上了幽州台，想起燕昭王招纳贤士的典故，触动了诗人的诗情，发出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千古绝唱。
唐圣历元年（698年），陈子昂以父亲年老多病为由辞官回家，归隐乡里四年，以采药为生，但不久遭乡宦陷害，冤死故里狱中，年仅42岁。
陈子昂的人生两端都是在长江上游的巴蜀度过的，出入四川也经过长江中游，为我们留下一些关于长江的诗歌，如《白帝城怀古》：“古木生云际，归帆出雾中。川途去无限，客思坐何穷。”《渡荆门望楚》：“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隈。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但就陈子昂人生境遇来看，巴山蜀水养育了他，但他的人生波涛多在中国北方，留给我们的千古绝句也深藏着北方文化，这是长江儿女为中国文化作出的贡献。
唐代长江流域的文化人自然不止这些，千里长江还养育了张若虚、权德舆、陆德明、李善、戴叔伦、陆龟蒙、张籍、孟郊、褚遂良、罗邺、贺知章、杜光庭、骆宾王、杜荀鹤、郑谷、许敬宗、罗隐、孟浩然、杜易简、张柬之、皮日休、陆羽、戎昱、段成式、岑参、欧阳询、孙光宪、花蕊夫人等很有影响的文化名人，而流寓长江的杜甫、李白、白居易、刘禹锡、张祜、高适、薛涛、元稹、李商隐、李频、窦巩、王昌龄、张九龄、王勃、杜牧、司空曙、张说等人，受长江上游的风光人文的玉汝更使他们名声在外，此所谓“钟灵毓秀”。而这些文化人的感染和咏唱，更使长江风采依依，名气外扬，所谓“人杰地灵”。
长江还孕育出了许多千古名句。
杜牧，京兆万年人（西安人），任黄州（湖北黄冈）刺史、池州（安徽池州）刺史，在池州时写下了《清明》一诗：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在南京写下《泊秦淮》：
烟笼寒水月笼沙，
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
隔江犹唱后庭花。
在赤壁写下《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
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深锁二乔。
扬州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则把江南水乡小桥流水、风花雪月与人文情感融为一体，成为江南诗文中的名篇：
春江潮水连海平，
海上明月共潮生。
滟滟随波千万里，
何处春江无月明。
江流宛转绕芳甸，
月照花林皆似霰。
空里流霜不觉飞，
汀上白沙看不见。
江天一色无纤尘，
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
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
江月年年只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
但见长江送流水。
白云一片去悠悠，
青枫浦上不胜愁。
谁家今夜扁舟子，
何处相思明月楼。
可怜楼上月徘徊，
应照离人妆镜台。
玉户帘中卷不去，
捣衣砧上拂还来。
此时相望不相闻，
愿逐月华流照君。
鸿雁长飞光不度，
鱼龙潜跃水成文。
昨夜闲潭梦落花，
可怜春半不还家。
江水流春去欲尽，
江潭落月复西斜。
斜月沉沉藏海雾，
碣石潇湘无限路。
不知乘月几人归，
落月摇情满江树。
在中原人的眼里，长江流域还是蛮荒之地，中原许多获罪或者受到排挤的官员都被流放或贬官至长江流域。也正是这些官员被长江的山水风物感染，将长江流域的自然风情与自己人生境遇结合起来，咏唱出了许多千古绝唱，成就了自己的声名，也文化了自然与蛮荒的长江，有的学者称这种现象为“贬官文化”。这种“贬官文化”可能对这些不得志官员的人生境遇来说是悲凉的，但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却是大幸的；对于长江而言，也是幸运的。有如此多的文化名人光顾昔日蛮荒的长江，也就有了今天我们这个自然与人文富有的长江。
细想起来，在中国的历史上，哪一位才华横溢的文人能官运亨通呢？而长江的历史最终沉淀下来的往往是这些官场落伍者，真是“自古英才多磨难，哪有真人仕道顺。李杜白刘千古传，长江东去不复流。人生境遇岁月论，成败终由青山定”。
唐代是一个南北农业文明都十分发达的时期，唐代的文学艺术的发达正是建立在这种农业文明的根基之上的。有的学者将唐代与宋代相比，认为唐代的科学技术是相对灰暗的，有一定道理。对于唐代，我们确实找不到几个影响很大的科学家，在科学技术上也没有太多让我们兴奋不已的突破和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