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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往往是人才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先秦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核心区在黄河流域，故黄河流域人才辈出，繁若星河，而长江流域人才稀落，文化显得暗淡无光。不过，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在长江流域独领风骚，一度与中原文化相抗衡，因此长江流域的文化也并非一片沙漠。
谈到楚文化，当然要推老子、庄周、屈原、宋玉四人。
我们知道，道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十分重要的文化，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庄子都是楚国人或主要生活在楚国。道家文化的根基在长江流域，与产生于黄河流域的儒家文化分庭中国南北。
老子的主要学术以道为核心，认为道为万物之源，《道德经》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为道家寻求的最高境界。在辩证法上道家讲求事物的对立统一，强调刚柔相济、祸福相依；而表现在政治上则主张“无为而治”，《道德经》所谓“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便是指此。在这种政治思想下老子寻求一种“小国寡民”的乌托邦式的现实生活。庄子则继续了老子的道为万物之源说，但认为除了道以外，其他都是相对的，无所谓大小、彼此、是非、成败、生死，世界并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完全走向一个绝对的相对论、不可知论的虚无主义泥潭中。
应该看到，楚国所处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对于道家文化的产生有一定的影响。长江中游地区在先秦时期平地河沼密布，人迹稀少，而山地森林众多，野兽出没频繁。在这种神秘的自然环境中，岀于对自然环境的疑问和恐惧，自古形成了“重巫信鬼”的文化传统，这为道家寻求事物本源产生了诱发机制，也为不可知论提供了环境实证。而在原生的亚热带环境下，百姓的基本生存较为容易满足，所谓“奢侈不期而至”，这为道家学术中“无为而治”的乌托邦式的小国寡民生活创造了现实背景。楚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与中原抗衡，目睹中原政治争斗和军事惨烈之状，为道家的“是非成败转头空”的绝对相对论提供了现实依据。这一点也是巴蜀道家文化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长江流域亚热带的自然环境是中国道家文化产生的地理基础。
谈到楚文化自然要说到屈原和宋玉。
我们称屈原为爱国主义诗人，但屈氏的爱国主义多是一种形式上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之间的爱国主义，今天我们来看，屈原的爱国更多体现为一种气节。况且，在中国古代，怀才不遇、忧国忧民的士人众多，屈原真正为中国文化留下的宝贵财富还应是在诗歌上，只是屈原的诗歌里将自己的人生境遇与楚国的国家兴亡系于一体，使他的文学成就富有特色。“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人的人生境遇是成就诗人的重要因素。
《史记》中记载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他留给我们《离骚》《九歌》《天问》《九章》《招魂》等20多篇作品。屈原的作品中以《离骚》最有影响，我们一般认为《离骚》是一部浪漫主义的抒情长诗，实际上《离骚》是屈原对自己人生境遇的告白，将自己对楚国的热爱与浪漫主义的感情融在一起。屈原内心深处由于在政治上受奸臣谗言诋毁而怀才不遇，怨愤郁闷，其《远游》中所谓“遭沈浊而污秽兮，独郁结其谁语”，就是这种思绪的体现。但屈原并没有完全消沉，而是将一种放纵浪漫的情感融入在自己的追求之中，一方面在《离骚》中道出“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理想大志，一方面在《九歌》中显现出“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的浪漫放纵。正是在这种情感下，最终当自己的抱负不能实现时，屈原采取了一种放纵的投江自尽的壮举来实现自己的追求。作为一位诗人，在中原儒家诸子学术的氛围下，这种放纵和壮举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中国文学史上像屈原这样结束人生的文学家确实不多。近代有的学者提出屈原的文学思想是以巫学、道学为根底的，
我认为至少可以说是受荆楚巫道文化的影响，这是荆楚当时的地理环境在屈原文学思想上打上的烙印。
这个时期荆楚地区的另一位文学家宋玉更有放纵浪漫的文学思想。与屈原一样，宋玉曾力主参与政治，为楚襄王干事，但同样没有得到楚襄王重任，怀才不遇，与屈原有相似之处，而宋玉在其诗赋中的放纵浪漫，是屈原所不能比的。我们看到的《九辩》《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作品，完全是宋玉自己人生经历的告白书，反映了时代的轨迹与人生的遭遇，表明了自己不愿同流合污而远离尘世的情感。宋玉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可能还有其对男女言情的直白描述，《高唐赋》《神女赋》对神女的细致描述，特别是梦境中的男女之间床笫之欢的朝云暮雨，是同时代的中原文化不可能见到的。而《登徒子好色赋》则对现实中的女子尽情刻画，所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这种放纵浪漫的情怀，同样是以长江中游荆楚巫道文化为背景，显现出对中原文化羁绊的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