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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长江流域发展中具有重大转折的一个时期。
中国历史气候在五代两宋时期经历了一个由唐代温暖湿润气候向相对寒冷气候发展的过程。一方面大漠内外的游牧民族压力机制增大，对黄河流域产生极大的冲击，影响了黄河流域的稳定，而另一方面东部陆地的扩展，季风气候影响的退缩，黄河中上游气候大陆度增加，对黄河中游的农业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北方黄河流域地区战争不断、经济凋敝、社会残破，大量北方人口南迁南方长江流域地区。同时，宋代的政治重心已经向东南迁移到汴京至临安一线，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完全迁移到东南地区，所谓“东南财赋地，江南人文薮”，便是指此。
当然从总体上看，长江下游和上游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在宋代的地位更重要一些，这仍可从前面表中的人口密度看出。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4卷也认为北宋时期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路基本集中在东南和四川地区。
早在唐代长江下游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就已经奠定了基础，长江下游在北宋时期与当时的政治中心汴梁最为相近。宋代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东移南迁，长江下游开始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发展区所在。
长江下游地区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一方面受大量北方移民南下带来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的影响，同时也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使南方土地大规模开发成为可能的因素。
五代以来，北方人口南迁长江下游，特别是在北宋“靖康之乱”以后更为明显。历史记载这个时期，北方移民多居于江南，江南有“士大夫渊薮”之称
，又有所谓两淮之民“散处浙西、江东诸郡”
，“两淮、荆襄之民，避地江南”
。就是长江上游和中游的许多士大夫也避乱在江南之地，如四川有大量士大夫就是在南宋后期避乱江南，使大量文化人流失。
大量人口汇聚江南，为江南地区社会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和先进技术，为长江下游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奠定了基础。
据研究表明，宋代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技术进步有关。
宋代江南地区普遍利用灌溉工具和灌溉技术，进步较大。水车普遍使用，不仅有人力脚踏水车，而且使用了牛转翻车。在灌溉技术上发明先进的石斜坡式石塘，改变了五代时期的竹笼木桩式塘，而且为了防止海水渗透，出现了许多淡水“备塘”和“备河”，也出现了“咸塘”和“淡塘”互相使用的状况。同时广泛修筑闸门，将塘、浦、河、湖等水利系统互动起来。北宋郑颤认为“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水田之美无过于苏州”。除了捍海塘的修建外，在临安等地塘、堰修筑上，多配置斗门调节水量。宋代江南地区最重要的水利建设是圩田的大量开发使用，所谓“车水筑圩，高下殆遍”，极大地扩大了长江下游的耕田面积。据统计，北宋熙宁年间两浙地区的水利工程占全国的18%以上，水利田占29%以上，居全国之首。江西地区宋代水利设施有了较大的发展，水利工程的数量是唐代的16倍之多。
在耕作技术方面，唐代江南地区的江东犁在宋代已经广泛使用，考古发现扬州出土的宋代铁犁铧为质量十分好的钢材制成，光泽锐利，功效明显。插秧法和秧马的运用，稻麦两熟制和早熟稻基础上的双季稻推广，加上江南地区亚热带生物多样性而带来的经济作物综合开发，桑、麻、棉、油菜、茶、水果等开发，生产力技术的提高为长江下游地区水稻土熟化和土壤的改造创造了基础，因此，江南地区的农业经济开发动力和环境背景，远非黄河流域能比。
研究表明，宋代两浙路太湖流域、江东路圩田区是当时稳产高产地区，亩产量高达六七百斤。
研究表明，两宋时期太湖地区水稻平均亩产在225斤左右，为当时全国水稻最高产区
，故历史上有所谓“大率淮田百亩所收，不及江浙十亩”之说
。
江南在宋代政治经济地位显赫，历史上记载“朝廷用度……尽出九道”
，“军国之费多出于东南”
。而《吴郡志》卷50记载当时的民谚称“天上天堂，地下苏杭，又曰苏湖熟，天下足”，高斯得《耻堂存稿》卷5《宁国府劝农文》也记载“天上天堂，地下苏杭”，可见江南地位之显要。
农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我们知道唐代的丝绸业中心还在黄河流域，但到了宋代，中国蚕桑丝绸中心移到了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的建康、苏州、越州、湖州、润州、杭州等地成为中国蚕桑丝绸业的中心地区。北宋每年征收的丝绸品的21.71%都是在两浙路，居全国之首。其他制盐、茶、酿酒业，刻书、造纸、陶瓷、造船业也发展很快。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据研究表明，熙宁十年（1077年），两浙路的商税占全国总数的11.90%，居全国第一。南宋时，临安出现了“便钱会子”，纸币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一种重要交易物。苏州、杭州、常州等大城市商贾云集、百货丛生，农村草市更是空前繁多。
据记载，当时南宋临安的城市和属县人口达130多万，所谓“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将一个繁华的杭州城展现在我们面前。
一方面大量北方人口南迁，“中州冠冕之族多聚于吴中”，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本来也为造就人才奠定了基础。长江下游的文化地位在宋代已经居全国之首，特别是南宋时期大量南方人士入主政治核心圈内，进士人数和文化名人数都居全国领先地位。宋代四大刻书中心中建安、杭州都在长江下游地区，王安石、陆九渊、朱熹、黄庭坚等文化名人声名在外。历史所谓“江南人文薮”确非虚言。
宋代长江上游地位也很重要，是历史时期长江上游在全国地位最高的一个时期。
宋代陕南地区成为抵抗辽、金、蒙古军的前沿，而四川盆地物产丰富、相对稳定，成为宋代与北方民族战争的重要后方粮草基地。特别是南宋以后的半壁江山中，长江上游更是一个传统的经济开发区，经济积淀深厚，就使得长江上游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更显重要。四川的财赋收入占了整个南宋的三分之一，军粮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长江上游在南宋王朝内的地位举足轻重。
宋代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两个特点：一是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传统经济区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形成了“无寸土之旷”的局面；一是四川盆地的经济重心继续向东南地区扩展，今天的川中、川南、川东和重庆许多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较快。
在成都平原地区，都江堰水利工程有了严格的岁修制度，形成3大脉、3大流、14支流和9个堰的灌溉体系。同时在四川盆地兴起“梯田运动”，大量的渠、堰、堤、塘工程出现。研究表明，宋代四川的农业生产技术仅次于长江下游的两浙地区，成为宋代重要的粮食稻米产区。同时农副业中的茶叶生产、甘蔗种植、药材生产也有较大的影响，
而丝织业、制盐业、造纸业和印刷业在全国都有较大的影响，蜀锦、蜀盐、蜀纸和蜀本在全国影响较大，其他如制瓷业、制糖业和酿酒业也有较大的发展。
人口的增加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和市镇经济的发展。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使用铁钱等因素，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出现在长江上游。宋代的成都商业发达，有“西南大都会”之称，其梓州、果州等地的商业也较发达。在长江上游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商业发展过程，草市镇的分布密度十分大，体现了一种丘陵山区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特殊性。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长江上游的文化地位也风光一时。研究表明，四川和江南的进士数占了全国的80%左右，北宋时期四川进士数居全国第8位，到南宋居全国第4位，四川成为全国三大人才分布密集地区之一。“蜀学”成为风行全国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苏洵、苏轼、苏辙、李焘、苏易简、苏舜钦、陈尧叟、陈尧佐、高斯得、陈抟、张栻、魏了翁等文化名人影响较大。
长江中游地区在宋代也得到较大发展。首先是水利工程增加许多，水车也被广泛使用；粮食生产水平提高，粮食外运；茶业、渔业、桑蚕业也有较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区位因素，宋代长江中游饱受战争摧残，“自鄂渚至襄阳七百里，经离乱之后，长途莽莽，杳无居民”
；加上江汉地区水面沼泽面积较大，对于当时生产技术有更多的阻碍，故长江中游的社会经济发展远不如下游，在许多方面也不及上游。前面我们发现宋代长江中游的人口密度不仅远不如下游，也不如上游。有的专家已经谈到宋代稻麦复种制在江汉平原还没有普及推广，从运到京师租米、官民田数量、夏秋二税等指标来看，中游两湖地区经济地位在全国仅为中等水平。
有的学者认为宋代湖南湖北仍是地旷人稀，经济文化都不发达的地区，表现在文化上也十分明显，古书中记载的湖北“人才之能通姓名于上国者，如晨星之相望”。叶适《汉阳军新修学记》就称：“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以辅人主取贵仕。而江汉盖鲜称焉，岂其性与习俱失之哉？”
所以学者认为两湖地区在宋代是长江流域文化最落后的地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