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秦一统的中国，将长期与中原分离的长江流域文化融入了中原文化，形成了所谓“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的版图格局。长江流域设立了蜀、巴、黔中、汉中、南、九江、衡山、长沙、巫、会稽等郡，而陇西、南阳、内史等郡也包括一部分长江流域的土地，长江流域真正被纳入中原民族的发展节奏中。正是这样的统一发展背景，使长江流域的发展又出现了新的格局。
在这种统一的国度中，政治中心对周边区域社会经济的辐射距离递减（增）规律影响往往就十分明显。秦汉时期中国的政治中心主要在关中平原地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中游地区。这就决定了黄河文明对长江上游的辐射更直接、更近捷，使长江上游的开发走在了长江流域的前列。所以我们说，秦汉时期长江流域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是长江上游地区。
在传统社会里，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一般来说人口越多，人口密度越大，往往是社会经济越发达的标志。从人口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出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
历史时期长江流域人口密度比较表
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汉代长江上游的人口密度在长江流域最大，这成了长江上游社会经济在长江流域最发达的最重要标志。
谢元鲁先生的研究认为：“在西汉时期，长江上游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中、下游。当时长江上游四川盆地西部成都平原，是‘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其商业中心城市成都，西汉末达七万多人户，是仅次于国都长安的全国第二大城市，在东汉时也名列全国六大经济都会之一，而长江中下游的荆扬地区，还是‘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的落后状态。”
这个时期长江上游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受都江堰灌溉工程的影响，成都平原的农业生产发展很快，到三国时成都平原开始有了“天府”的美称。在文化上也可看出当时长江上游的地位，据记载当时蜀地在文化上形成“蜀学比于齐鲁”的状态，《华阳国志》记载“汉征八士，蜀出其四”。这四位蜀中贤士我们不知其名，不过，汉代长江上游出现了扬雄、司马相如、王褒、严遵等一流的文化名人，便可知《华阳国志》所记不妄。再看看这个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史记》和《汉书》都记载这个地区“火耕水耨”，特别是有所谓“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记载，劳动力不足，总体上两湖平原仍十分荒凉。
相对而言，长江下游的社会经济发展虽然没有上游地位高，但超过中游地区，特别是在三国时期，长江下游有“沃野万里”，号称“乐土”，所产粮食开始有外调黄河流域的记载。
这个时期，与长江上游一样出现了鉴湖这样的水利工程，对长江下游的社会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从文化上来看，长江下游也比长江中游更发达，吴国的江都和淮南的寿春先后聚集了一批名人，如邹阳、枚乘、严忌等，同时下游出现了本地学者王充、桓谭、高彪、赵晔等。
总的来看，战国楚文化独霸长江、问鼎中原的气势衰落后，在汉代风光暗淡，长江流域的社会发展形成两头发光、中间暗淡之势。而且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宋代，故有的学者认为直到两宋时仍然呈现上下游发展平衡而中游相对落后的马鞍形状态。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十分动荡而在中国历史发展上变数十分大的时期。从自然背景来看，这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寒冷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南下中原，形成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乱华”的局面。在这种背景下，黄河流域战乱不已、民生残破，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大量北方人口南迁长江流域，加速了长江流域的开发，长江流域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很快，呈现超过黄河流域的端倪。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温暖湿润的朝代，这种气候为农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还为大唐盛世屹立世界奠定了环境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恢复起来，而长江流域的社会经济又继续发展，中国历史形成了一个南北都繁荣发展的时期，这也正是大唐文明鼎立世界的重要保证。
如前所述，长江流域在这个时期仍然呈现明显的上游和下游发展的马鞍形状态，我们从上面的人口密度可以看出这一点，而历史上的“扬一益二”也正是这种状态的高度概括。
唐代长江上游在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与汉代相比有所下降，后与宋代相比也有所不及，但长江上游在唐代政治经济军事地位十分重要。以前我们曾提出唐代文明核心区的“西北核心块”概念，唐代长江上游正处于这个“西北核心块”的最南端，是西北核心块中唯一的亚热带地区，与当时的政治核心区关中平原尤为近便，这就决定了唐代长江上游地域空间的三大地位。
从农业上来看，长江上游的水稻种植在不断扩大，个别丘陵地区已经开始种植水稻，其他粟、麦、黍等粮食作物种植也较多，经济作物桑、麻、甘蔗、柑橘、荔枝种植等也开始，规模较大且很有特色。在种植技术方面，唐代中晚稻的种植已经出现，改直播为育秧，为水旱轮作制创造了条件。这样，唐代长江上游稻麦两熟制已经出现。作为农业发展基础的水利建设，在唐代长江上游也有突岀的表现，出现了新津、彭山、青神和绵剑等新灌溉区。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和商业也有新的发展。纺织业中的麻纺业和丝织业发展较快，盐业中盐井数目大大增加；造纸业尤为发达，益州成为全国著名的造纸中心，与之相关的印刷业在全国的地位也很显赫；而造船业和制糖业也在全国有重要的地位。在城市商业方面，成都城市商业最为发达，所以《元和郡县图志》认为扬州和益州“号天下繁侈”。卢求在《成都记序》中更是盛赞成都的繁富，称“较其要妙，扬不足侔其半。”唐代成都有南市、西市、东市、新东市，定期举行的蚕市、药市、七宝市等十分著名，盐铁、蜀锦、蜀马、吴盐、香药、海货等异物云集，其他梓州、夔州、阆州的城市商业也较发达。在农村集市方面出现了一些草市镇，如著名的成都东门草市、彭州堋口草市、蜀州味江草市、梓州雍江草市、青城山草市、遂斯安草市。唐代沿长江三峡而出入的对外贸易十分发达，四川的蜀麻、蜀锦、蜀茶、药材是最重要的外输商品，而食盐和香药为重要的输入物资。
长江上游由于紧邻关中平原政治核心区，而又四向闭塞、物产丰富，成为唐王朝的一个大后方，一遇政治核心动乱和灾荒，长江上游往往成为避乱场所与赈济灾区的重要地区。
早在唐代初年，李渊刚继位，当时经济残破，史载“时天下饥乱，唯蜀中丰静”
。李渊认为“蜀汉沃饶，闾里富于猗陶”
，令关中饥民“就食剑南诸郡”
。武德元年，“京师谷贵”
，“运剑南之米以实京师”
。
唐代前期，关中地区所需粮草主要来自北方黄河流域，并转漕东南之粟，其次也仰赖长江上游的粮草，所谓“衣冠士庶，颇亦出城，山南、剑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与蜀人杂居，其升合斗储，皆求于蜀人”
。同时，当时河西陇右州的军需也主要取于长江上游，所谓“国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陇右及河西诸州，军国所资，邮驿所给，商旅莫不皆取于蜀”。故有记载长江上游蜀中“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
，说明长江上游也对中游地区有救济作用。
在唐代“安史之乱”和唐末黄巢起义攻破长安后，唐皇室都纷纷入蜀躲避战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蜀中“土富人繁，表里山河”，“岁稔民安，供储无阙”。
在唐代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控制方面，长江上游更是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南诏和吐蕃一直为唐代西南边疆控制的重要对象，长江上游的成都就是这种控制的重要前方阵地。唐代设立剑南道，成都为道治所在，开元年间设立剑南节度使，也以成都为治所。
长江上游的交通地位也十分重要，从益州至荆州水路合计3500里左右，成都当时是一个重要的水码头，有“门泊东吴万里船”之称。一遇战乱，长江峡路就承担转漕的重担，所谓“诸道赋舆，皆遵峡路”。有时金牛道梗阻，西川奏章多取峡路而行，从长江中游转到长安。
唐代长江上游的本土文化地位在全国并不太高，唐代著名诗人中只有陈子昂为土生土长的四川籍文人，但由于长江上游地位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几乎所有的唐代诗人都游历过长江上游或曾在此为官，如杜甫、李白、白居易、刘禹锡、张祜、高适、薛涛、元稹、李商隐、李频、窦巩、孟郊、张说等。像杜甫、李白等人之所以成名，长江上游的风光人文和在长江上游的人生经历是孕育其诗文和名气的重要背景，此所谓“钟灵毓秀”。
唐代长江上游还是我国与东南亚、南亚地区联系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从成都经过清溪道、石门道到南诏的阳苴咩城（大理），再分成南北二路进入东南亚地区古代诸国，再西可取海路和陆路与当时的欧洲诸国联系。在唐代佛教文化传播、珍宝异物贸易中，南方丝绸之路所起的作用十分明显。所以，明代吴承恩写《西游记》时的一些历史原型都是源于唐代的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
唐代长江下游地区的重要地位也十分明显。
唐代初年，长江下游地区的江南道的社会经济发展并不是十分突出，就是江南地区最发达的太湖地区的人口在全国的比例也十分低。“安史之乱”以后，黄河流域的人口大量移居江南地区，所谓“自京口南被于淛河，望县十数，而吴为大。国家当上元之际，中夏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参编户之一。由是人俗舛杂，号为难治”。
在传统社会，经济发展往往是以人口的增长为标志，往往也以人口增长为基础。
在农业方面铁制农具和牛耕大量使用，陆龟蒙《耒耜经》记载的江东犁构件复杂、功效突出，大大提高了耕作质量，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耕地面积的扩大成为可能。据记载，唐代江南地区的屯田已经十分普遍，水利建设也十分突出，仅太湖流域就有30多项工程，同时也开始将许多沼泽滩圩改成农田。在这样的基础上，江南地区已经开始实行稻麦两熟制，有“刈麦种禾，一岁再熟”的记载。同时水稻生产已经开始有早晚稻连作制，水稻的最高产量已经达到每亩600斤左右，一般也在100多斤以上。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的发展也很突出。江南手工业中丝织业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特别是苏州的丝织业已经名声在外，所谓“蜀桑万亩，吴蚕万机”
，正透露出长江下游的丝织业与上游的地位同等重要。这个时期长江下游的麻纺、茶业、煮盐、冶铸、酿酒、造纸、竹编、苇编等生产也有了十分明显的发展；且长江下游有淡水鱼和海产咸水鱼的两重资源，渔业已经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产业部门。江南地区的苏州、杭州、湖州、常州、润州等城市成为重要的商业都市，而且大量的农村草市出现。
长江下游除太湖流域外，长江边的扬州地位最为重要。
请看宋代洪迈《容斋随笔》卷9的记载：
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云“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杜牧之有“春风十里珠帘”之句，张祜诗云：“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诗云：“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徐凝诗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其盛可知矣。
据记载，唐代扬州城周40里，考古发掘也基本印证这个结论。
扬州城中人口众多，唐代诗人许浑有所谓“十万人家如洞天”的诗句来形容扬州城市人口之盛。当时扬州的造船业、煮盐业在全国的地位十分重要。扬州的发达与扬州的农业基础有关，唐代扬州是一个重要的水稻种植区，黄花米、乌节米是重要的贡品，双季稻也被推广，其他桑、麻、茶、竹、渔业也较发达。
扬州处于长江大通道与大运河交汇之处，西接纳长江中上游的物资，南可取江南财赋。唐王朝取自江南的财物大都要经过扬州转运，经过江淮地区北上长安、洛阳，在某种程度上讲扬州的交通地位维系着唐代的经济命脉。
随着长江下游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江南地区成为唐王朝，特别是“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最重要的粮草财政收入重区。历史文献记载不胜枚举，如“军国费用，取资江淮”
，“赋之所出，江淮居多”
，“军国大计，仰于江淮”
，“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
。而唐代宗时刘晏就曾“岁转粟百一十万石”
。同时，长江下游也是唐王朝一个重要的出海道，当时海岸成陆还不是如此靠东，扬州一带江面开阔，是一个重要海陆内河城市，唐代鉴真和尚东渡就是从扬州动身起航，各国商人都到扬州贸易。所以唐代，特别是唐代后期，江淮地区的战事特别多，这与这个地区的经济军事地位有关。
相对而言，唐代长江中游的社会经济虽然比前代有所发展，但不及上游和下游明显，从上面的人口密度就可看岀基本的端倪。
研究表明，唐代长江中游也已经出现了稻麦连（复）作制，但在平原地区主要还以种植水稻为主，稻麦复种制仍未大量推行。
不过，在长江中游地区，与前代相比已经有了进步，如唐代李臬在江陵一带筑堤治水，创造了亩产一钟的高产纪录，
荆州和鄂州的粮食已经开始入氽转漕。
特别是在唐代后期，荆湘地区的地位上升较快，刘挈《荆南府图序》称唐后期至德年间以后“襄、邓之民与两都衣冠，多趋荆楚”，而李商隐《上江西周大夫状》称“国用取资，终赖江湘之入”。当时的江陵城市人口达到30万户，而鄂州由于是鄂岳节度使驻地，赵憬《鄂州新厅记》称鄂州“无土不殖，桑麦翳野，舟舶织川，城高以坚”，故舒元舆《鄂政记》称州治武昌为“东南巨镇”。但是相比之下，唐代长江中游从总体上还是没有上游和下游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重要。
长江流域的文化发展水平在唐代末年已经有超过黄河流域之势。以进士分布来看，唐代还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其次才是长江流域。文学家的分布也仍是北方地区为主，但在长江下游地区，文化发展则显现岀逐渐成为中国文化重心的趋势。江苏、浙江和江西成为进士分布前十位的省区，苏州、扬州、常州、杭州等地成为文学家的重要产生地。
张若虚、权德舆、陆德明、李善、戴叔伦、陆龟蒙、张籍、孟郊、褚遂良、罗邺、贺知章、杜光庭、骆宾王、杜荀鹤、郑谷、许敬宗、罗隐等一大批文化名人在长江下游产生。长江中游在唐中叶以前文化地位不高，《北梦琐言》卷4有“唐荆州衣冠薮泽，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的记载，但其在唐朝后期地位上升，孟浩然、杜易简、张柬之、皮日休、陆羽、段成式、岑参、欧阳询等人已大名在外。长江上游土著文化教育名人并不多，只有陈子昂、孙光宪、花蕊夫人等，但流寓于蜀中的文化名人足以弥补这种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