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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灵魂”或“精神”一直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根据鲁道夫·艾斯勒（Rudolf Eisler）的考察，“早在原始民族那里，灵魂不死的观念的萌芽就已出现，这尤其体现在：通过在梦中呈现的画面中，死去的人被认定为真实的，在死后继续存在之物”
。而真正使得心灵观念从初民的神话或想象进入哲学讨论之殿堂的人是柏拉图。在名篇《斐多》中，他借苏格拉底之口提出了对心灵（灵魂）不死的论证：“第一个论证依据的是一切事物都是从其对立而产生出来的：生者的灵魂来自死者的灵魂，因而他们的灵魂依然‘保持着’。根据第二个论证，认识也是一种（先天的）回忆，因为在眼下的生命之前一定有生命存在。第三，灵魂与‘神圣的、不朽的、理性的东西’是血脉相通的。第四，灵魂是由生命的理念规定的，因而设想它自身的反面即灵魂的死亡是不可能的。”
柏拉图的这四个论证虽然在后世遭遇了许多人的质疑，但他的工作仍然是开创性的，因为他使得以后的西方哲学再也无法绕开心灵问题。对此，弗利德里希·基尔西纳（Friedrich Kichner）就曾指出：“对灵魂不死的许多证明已经尝试过了。它们可以被区分为形而上学的、物理学的、精神性的、逻辑的、美学的、伦理（道德）的与宗教的。以形而上学的方式，人们可以这般推论：生命是与灵魂的本质相连接的；因此灵魂只能被思考为有生命的（lebend）（柏拉图）；或者灵魂是永恒的运动者或运动的原则，因而是不可消逝的（阿尔克迈翁［Alkmaion］
、柏拉图）；又或精神是永恒的，因为它作为真理自身就是一个对象，因而与它的现实性是不可分的（黑格尔）。——以精神性的方式则可以做出如下推论：人类的灵魂是在更严格意义上的知性中的一种力量，或一个实体，而不是一个诸实体的复合。灵魂存在的终结是无法理解的，因为从存在到非存在的过渡不会发生（普拉特纳［Platner］
）；或者人的灵魂是可死的这一点并不符合人在自然王国中的位置。如果人的灵魂真是这般，那他（她）将比动物还要可怜，动物至少还不会被回忆和希望所折磨（流俗观念）。——如下证明则是心理学式的：我们拥有一种天赋知识，它是通过记忆在新的生命中被唤醒的。由此可以推论出灵魂的前世存在（Präexistenz），它与死后的永生是相应的（柏拉图）；或者最高尚的人们拥有对彼岸的渴求，而他（她）们不能被欺骗（柏拉图）。——在逻辑上对灵魂不死的证明则如下所示：灵魂是单纯的、非物体性的，因而是不可毁灭的（贝克莱、莱布尼茨、沃尔夫、赫尔巴特［Herbart］
）；或者，灵魂是它自己的原因（出于自身的原因［exse ipsa causa］）而是不死的（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
）。——伦理性的（道德性的）证明是门德尔松式的：如果行为与奖励理应处在一种正常关系中的话，那么死后的生命就是必要的；伦理性的（道德性的）证明还有康德式的：由于我们在此生无法达到完全的神圣性，一个进入无限的历程，亦即灵魂的永恒生命，就被看作实践理性的悬设。——美学的证明是席勒在《艺术家》中展示的。平衡与正义要求第二次生命，它远离‘处在阿佛纳斯（Avernus）
黑暗海洋中的’骨灰坛。——宗教的诸证明是：神重新拆解和消灭他如此美好地配置起来的东西，这一点与神
的良善是矛盾的（柏拉图）；或者宗教的证明是奥古斯丁式的：灵魂分享了永恒真理，因此是不死的。”
基尔西纳认为：在严格的审查面前，每一个支持灵魂不死学说的证明实际上都站不住脚。但所有这些证明都表达了个人的愿望和希冀。
应该承认，当他宣称心灵（灵魂）观念是一种个人信仰而非理论知识时，他的确把握住了这个问题的关键。如果我们尊重生活世界本身的多重可能性，并且不让科学主义的流行观念完全占据了我们的身心，那么我们也许需要铭记康德规定自己工作之使命的那句名言：“我不得不悬置（aufheben）知识，以便给信仰（Glaube）腾出位置。”
事实上，康德是在其哲学中严肃对待心灵（灵魂）问题的重要哲学家之一。他曾这样说道：“理性在先验运用中的思辨最后所导致的终极意图涉及三个对象：意志自由，灵魂不死（die Unsterblichkeit der Seele）和上帝存在（das Dasein Gottes）。”
康德在这里提到的“三个对象”无疑是人们所熟知的，因为它们不仅仅是思辨理性的终极意图，更是实践理性的悬设（Postulat）。其中，康德的自由意志理论已经成为当代哲学研究的焦点，而他的上帝观也一直是研讨重点，相对而言，他的心灵观只是在近年来才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众所周知，康德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摧毁了关于心灵、世界、上帝的诸种独断论。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一位与康德同时代的著名犹太哲学家——由此惊呼：康德是可怕的“毁灭一切者”（der Alleszermalmer）
。与他相似，在海涅看来，康德亲手埋葬了形而上学。作为传统形而上学的三大主题之一（另两个是“世界”和“上帝”），“心灵”（灵魂）就此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他用诗性的语言宣告道：“到这里为止康德扮演了一个铁面无私的哲学家，他袭击了天国，杀死了天国全体守备部队……现在再也无所谓大慈大悲了，无所谓天父的恩典了，无所谓今生受苦来世善报了，灵魂不死已经到了弥留的瞬间——发出阵阵的喘息和呻吟。”
不过，门德尔松和海涅实际上都误解了康德。因为后者早已明确地说过：“每个人都可察觉到的他天赋的素质，即永远也不能通过尘世的东西（das Zeitliche）
……来满足的素质，已经必然导致了对来世生活的希望……”
所以，在康德看来，对心灵持存性的希望是人在形而上学本性中的本源倾向。他真正想做的，是使这种形而上学的倾向“合情合理”，而非泯灭人的这一倾向。更进一步说，他之所以批判传统形而上学关于心灵、世界、上帝的独断论，不是为了充当形而上学的“掘墓人”，反倒是为了拯救形而上学。因为“形而上学的独断论、也就是没有纯粹理性批判就会在形而上学中生长的那种成见，是一切阻碍道德的无信仰的真正根源……所以哲学的最初的和最重要的事务就是通过堵塞这一错误的根源而一劳永逸地消除对形而上学的一切不利影响”
。换言之，他写作《纯粹理性批判》的目的，绝不仅是为知识奠基，更是为解决“形而上学作为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这样，自由、灵魂不死和上帝虽然被公认为启蒙运动的三个宗教理念
，但它们同样是康德为形而上学奠基所直面的三个主题。通过对理性独断论和经验怀疑论的批判，他作出裁定：这三者都不可以“知”的方式得到把握，却能够成为“道德信仰”的对象。这种“道德信仰”是建基于理性之上的“正信”。
由之，他才将自己哲学的核心使命界定为：“悬置知识，以便给信仰腾出位置”
。
因此，从整个哲学史上看，康德的心灵观就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一方面充分尊重了人类对心灵知识的客观求证，另一方面又使人类对心灵本身的“信”与“望”有严格的逻辑理路与道德实践的保障。康德告诉我们：心灵的本性就涵盖了一种道德信仰，亦即人勉力为善、不断精进的超越之旅。正文部分将清晰而有步骤地呈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