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年前,从1988年的11月份起,到1989年1月,我和王蒙先生有过十次对话,结集本来的名字叫《文学十日谈》,后来出版改为《王蒙王干对话录》。这本书的出版也经历了一段时间,原来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准备出一套丛书,有刘心武、刘再复等人的,逢上1989年之后就耽搁了,后来漓江出版社的聂震宁先生果断地出版了这本书,就是1992年出版的《王蒙王干对话录》。
对话单篇发表的时候引起了文坛的小小哗动,但出版时已经是1992年的秋天,原以为时过境迁,结集出版也只是一种另存方式,没想到这本书居然加印了三次。这肯定得力于王蒙先生的影响力,但也说明我们当时谈论的一些理论话题、议论到的一些作家和作品没有速朽,也还有一些“灼见”。如今,又有出版人要求重新出版28年前的对话录,更是意外。28年发生了多少事情,28年中国共产党就成功地建立了新中国。而28年前出生的孩子,现在也已经是个孩子的父亲。
在重版之前,应出版方的要求,我与王蒙先生又在北戴河“创作之家”进行了一次对话,这次集中了一个上午三小时的时间,回顾了对话录的一些问题,也对当下文坛的一些热门话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当然也有点私心,因为我最近对《红楼梦》痴迷,写了一些文章,借机向王蒙先生讨教。28年过去了,王蒙先生还是那么健谈,还是那么敏锐,谈着谈着,我仿佛回到1988年的朝内北小街,还是当年的王蒙,也还是当年的王干。听着录音,我的口音依然如故,表达还时不时地急切。时间都到哪儿去了?
要知道这是82岁的老人,虽然王蒙先生宣称“明年我将衰老”,但82岁和当年的54岁之间,可以消耗多少生命机体,也可以诞生多少生命。如果说当年是青春对成熟的对话,这一次则是成熟与更成熟的对话,或者说成熟对青春的对话,因为我在王蒙先生那里依然看到青春的好奇、热情的挥洒、年轻的率性。而我依然不那么成熟,不那么老到,不那么周全,好在能引起王蒙先生的兴趣,我觉得就很宽慰了。
记得当时王蒙先生邀请我进行对话,是一个周末,我不在办公室,他费尽周折居然找到我地下室招待所的电话,我穿过漫长的走廊,拿到电话,听到王蒙的声音,不敢相信,居然梦想成真。因为我当时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有机会和我的偶像王蒙先生一起谈经论道,这在当时绝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希冀。来得太突然,我没有做好准备,但我勇敢地应承了,内心里很害怕“对”不起来,当不好配角。好在王蒙先生的学识和魅力,如醍醐灌顶,让我开窍了,我们的对话顺利进行。
当时王蒙先生很客气地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对话的录音由我整理,他的工作太忙,不能参与整理。我至今还收藏着当年的录音磁带,遗憾的是有少部分录音因当时磁带不够,被洗掉重录了。一如既往,这次新的对话还是我来整理,不同的是录音会完整地保存着,还有视频录像。我们相约,下次继续对话,也许不需要28年的时间。28年之后我已经到了王蒙先生的岁数,而王蒙也到了“有光之年”。
王干
2016年8月22日于敦煌龙丰
8月26日改定于润民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