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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媒介对交往行为的影响，体现出农村的社会变迁与关系转换，社会化媒体的介入，打破了传统“家”传播的格局，带来了更多的文化异质；夫妻、亲子、邻里、社区的关系都发生着变革，家庭内部的“提升—融合”，家庭外部的“维持—扩散”是乡村初级群体必须面对的两大命题；对社会化媒体的认识与改造，决定着农村的未来走向。作为“熟悉的陌生人”，媒介充当着“中间人”与“对话者”的角色，打破“内卷化”引入更多的社会话语，“修复—破裂”适度的关系张力，有利于保持农村交往的动态平衡。
关键词 传播 社会化媒体 乡村 交往行为
交往是建构社会的手段，传播是形成交往的途径。马克思将社会交往分为内部与外部、直接与间接、物质与精神三种类型
；通过交往关系建立起来的人群，与主体形成共同的生活方式，并且相互融合；交往主体遵守表述真实、合法以及表达一致性的原则。哈贝马斯提出“交往理性”，弥补了人们对情感性和工具性交往的不足，交往行为的核心是相互理解，言语、符号是最主要的表现形式。
交往需要互动，“赋予意义”“社会产生”“与我们交流”是互动的过程。
戈夫曼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表演”，是伪装出的“我”。
交往也是交换，布劳指出，交换与人际关系相互作用，权利差异与社会准则是在交换环境中形成的，并占据其组成。
交往是一种复杂的传播关系，受到主体、语言、媒介、环境的影响，对乡村“初级群体”（库利，1909）的建构起着关键性作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不但是实体，而且是关系。“谁会被允许进入家空间”，
不仅反映交往方式，而且体现关系结构。一是暗含血亲联系，“家”是只有直系亲属才能共享的空间，所以农民吵架时常用“再也不登他家门了”，这样一种暗含要和他断绝血缘关系的诅咒来发泄不满。二是展现亲密程度，“串门”是农民日常交往中的一种常见现象，是在门口“拉家常”，还是到里屋“咬耳朵”，这不仅体现内容的轻重，而且反映关系的亲疏。三是发挥调节功能，要化解矛盾，“登门致歉”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对方让其进门，则说明问题基本解决；反之，“登门致谢”也是加深友谊的手段。可见，在传统的乡村初级群体中，“家”本身就具有传播功能。大众传媒的兴起，“家”传播的结构开始解体，人际关系中的异质性增加，广播、电视犹如深谷中的“回音”，震颤着以“家”为核心的农民“私领域”。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化媒体逐渐占据了农村的关系网络，成为一支交往的力量，各种悲观或乐观的论调随之而来，是继续分化？还是重新融合？本文以社会化媒体发展较快的常州春江镇，镇江白兔镇、茅山镇，无锡安镇，南京洪蓝镇等地为研究对象，开展实地调研访谈，重点探讨社会化媒体对农村家庭、邻里、社区中初级群体内部交往行为的影响。
熟人的交往在于对象之间的情感沟通，中国式的人际传播反映出“家”心理的扩展与延伸。费孝通先生指出，乡土中国的社会关系就如同向水里丢石头形成的同心圆波纹一般，构成亲疏远近的“差序格局”。在中国农村，姓名几乎是多余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往往以亲属关系称谓，“表亲”反映出中国人对于血缘关系的重视与精致化。对于“关系悖论”，亲属之间会采取“各喊各的”方式以解决称谓冲突，对于外乡人，农民会巧妙的使用“大妹子”“大兄弟”等虚拟称谓来缓解陌生感。此外，“亲戚”“老乡”“本家”构成了另一道独特的人际传播风景线，“家”是连接个人与社会的中介，也是展开城乡互动的纽带。
“家”传播是熟人社会的产物，同时又服务于熟人社会。在传统的“关系—传播”模式中，一切媒介都是多余的，家庭关系决定人际传播的走向。一是传播的建立靠人情，农村人讲“面子”，维系关系的最好办法是“人情来往”，“家”传播的主题总是围绕着“欠人情”与“还人情”展开的；同时，即使长期不联系的亲戚，一旦需要恢复，也可以立即实现。二是传播的顺序靠差序，越是家人，越是近亲，越早知道，“差序格局”决定信息扩散的方向，这并不完全取决于实际需要与空间距离。三是传播的解读靠经验，超出乡村以外的事件，都是“与己无关”的信息，农民往往将其视为一种“闲谈”，通过朴实的语言将其转化为故事或者传奇，流言虽然可以在农村传播很长时间，但是却难以进入深层的文化网络。四是传播的规制靠传承，“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农民早已心知肚明，乡规民约规范着农民的言语，对于信息越轨行为，初级群体往往通过强关系迫其改正。
就乡村初级群体而言，那些被媒介设定的象征符号与信息单元，不但难以掌握，而且容易误解。晏阳初先生指出，想要“化农民”必先“农民化”，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一点。“生”关系很难形成对农民的有效传播，民国时的“讲习所”“实验农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成立后的“读报运动”“上山下乡”都是媒介植入的尝试，但是真正把“生”关系送进农家的，还是装在每家每户的有线广播。到1976年全国安装小喇叭约1.13亿只。
收音机、电视机是被农民们欢呼雀跃地请进家门的一位陌生人，并且被摆放在只有“先人”、“圣人”、“伟人”才能占据的位置，传播工具一度成为农民“瞻仰”的对象。“村村通”加快了农村媒介化的过程，“电脑下乡”、“手机下乡”，社会化媒体进一步打开了农民与陌生人交流的渠道。“口袋里”“枕头下”，原生态的信息生产被一件件的“国家大事”与“明星八卦”所代替，“生”关系逐渐成为初级群体的主角，媒介占据了乡村舆论的中心。
社会化媒体虽然提高了乡村传播的深度与广度，但也动摇了农村千百年来形成的熟人交往方式，我们在欢呼雀跃于村村通网络的同时，也要关注乡村初级群体中潜在的风险。一是人际传播的失范。强关系的弱化与弱关系的强化，再热的链接也不能取代“家”传播的功能，缺乏乡村初级群体中的熟人把关，农民容易成为网络谣言的受害者与传播者。二是日常经验的失灵。个体成为传播的主体，家不复存在，关系不复存在，“集体试错”机制也不复存在，农民必须单独面对海量的信息，有限的生活经历与知识结构，很难帮助其判断乡村以外的是非。
三是自我认知的失常。丰富的社会图景和交流渠道，虽然给农民带来了公共话题和想象空间，但是也带走了传统农村的宁静与诗意；遍布农村各个角落的“生”关系，特别是商业广告与负面新闻，容易导致农民产生自卑、失落、焦虑、怨恨的心态。“化农民”的首要任务是改变他们的交往行为，农民的传播经验源于“面对面的互动情势”，
作为“熟悉的陌生人”，社会化媒体必然导致乡村初级群体的“再组织”。
家庭是以婚姻关系为基础、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一种初级群体形式，包括夫妻、亲子、祖孙、兄弟姐妹等。夫妻与亲子（含祖孙，一是因为农村祖辈往往同子女居住，二是“空壳化”强化了祖辈的传播功能）是家庭成员中最核心的两种关系，他们与媒介的传播互动，直接反映出家庭内部的交往行为。社会化媒体的入侵，既改变了农村家庭成员之间的传播关系，又对其心理活动、精神状态、情感慰藉产生重大影响。有一种假设认为，社会化媒体拓展了弱关系渠道，如结交朋友、寻找工作等，但是却破坏强关系纽带，使得家庭成员内部的交流急剧下降。但是在我们的访谈中，情况却并非如此，大多数农民认为影响不大，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有促进作用。
知识结构的限制，交往渠道的雷同，使得“家”传播很难形成有效的“知识沟”（蒂奇纳，1970），这是导致农村夫妻交往缺乏动力的主要原因。在乡村初级群体中，外来的媳妇总是人们热议的话题，因为她具有“异质”，而随着由“生”到“熟”的过程，异质性逐渐被排除、被同化，话题性自然消失。老一代妇女经常用“三棍子打不出个闷屁”来形容自己的丈夫，这并不代表他们之间缺乏“依恋感”，相反倒体现出其“忍耐性”较强的性格特征。可见，农村夫妻的交往行为本来就比较欠缺，社会化媒体起到了触底反弹的作用。
交往行为是人与人之间取得共识的基础，交流时间的长短和频率都直接反映夫妻之间的情感。社会化媒体不但增加了内容，而且扩充了渠道。一是充分了解对婚后的美满生活具有重要的影响，从农村的婚姻状况看，亲属介绍的比例较高，社会化媒体有利于增进婚前的沟通。二是进城务工的农民越来越多，夫妻分居的情况增加，造成农村夫妻之间交流的减少，视频、图片的交流要比语言、文字更加的生动有趣。三是社会化媒体上的热点新闻、致富讯息、娱乐节目、法制内容、健康知识，夫妻之间可以通过线下的渠道互相分享，这些内容为家庭的日常交往提供了新话题。
社会化媒体有利于涤除玄鉴，培养真正美好的农村夫妻生活，冲突、碰撞也是交往的一种过程。一方面，社会化媒体为农村家庭开启了一道超越“家”的公共领域，以往家庭矛盾只能通过自己解决，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家”是夫妻情感交流的唯一场所。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社会化媒体带来了广阔的舆论空间，媒介既是宣泄的渠道，又是求同存异的场所，匿名性有利于获得处境相同者的开导与援助，开放性有利于化解农村夫妻之间情感交流的不足。另一方面，社会化媒体并不是农民婚内越轨行为的直接导火索，就已婚家庭而言，农民主要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建筑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工作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同时“关系维系优于情感交流”的传统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农村网络情缘的滥觞。所谓的“农民工临时夫妻”“农村洗头房”等现象，主要与个人自律、生理需求、法律监管有关。
在社会化媒体的使用量上，年轻的农村妇女明显多于男性，但是其抱怨交流不足的也远远超过男性，可见女性的“被忽视感”与使用并不成正比，心理上的“安全感”可能是导致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社会化媒体给农村夫妻的关系带来了不确定性，但也增加了缓解矛盾、提高交往质量的手段。只有过度的使用，连吃饭、睡觉都在刷朋友圈，才会实际影响夫妻的情感。社会化媒体是一扇诱惑之门，使得农村夫妻的情感生活不但袒露在霓虹灯下，而且暴露在聚光灯下。
在熟人社会里，年龄是资本，经验、经历是乡土传播的主要内容，人与人之间的传播顺序比较清晰，一般长辈是“信源”，晚辈是“受众”，大众传播的出现改变了亲子之间的交往方式。一项调查显示，2004年普通家庭中53.1%的青少年较少或很少与父母交流，而贫困家庭中这个比例为63.6%。
可见，早在社会化媒体出现之前，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引起的亲子疏离现象就已经存在。交流减少并非社会化媒体所为，其实只要使用得当，社会化媒体对农村亲子之间的交往会有促进作用，可以补偿大众媒介的缺陷。
在春江镇、白兔镇的访谈中我们发现，父母是否参与家庭社会化媒体的互动，对亲子关系的维护与改善影响很大。孩子使用社会化媒体，而家长不使用或参与的家庭，亲子之间的交流变少，矛盾扩大。一位母亲说，“一开始孩子每天晚上都打电话，时间久了，联系少了，也变得不爱说话。……后来没收了他的手机，还和我们生气、争吵。”孩子说，“刚开始我和父母打电话，可是有些事他们也不懂，更不能理解，于是便用社交媒体和同龄人交流。时间久了，就更不想听父母、爷爷唠叨了。”亲子之间都使用社会化媒体的家庭，关系融洽，矛盾有缓和的迹象。另一位母亲说，“自从学会了使用微信，和孩子的交流变多了，我喜欢养花，每当花开了，发些图片给孩子看，孩子有什么新鲜事也会发过来给我看。”孩子说，“以前没有微信的时候和家里的联系不多，现在可频繁了，发现好看的衣服立马发给我妈看，觉得不错就买了，无形中我妈变成了我的朋友，如果突然不联系还不习惯。”当然，过度的虚拟化也不利于亲子之间的交流。一位年长的农民说，“过去节假日见到最多的就是孩子，最开心的也是孩子，如今大一点的孩子（节假日）几乎不出门，整天在家里捧着个手机。”可见，社会化媒体只是一个平台，其并不必然地阻碍或者促进亲子之间的交往。
使用方式决定传播关系的成败，社会化媒体的“搜索—分享”机制具有两面性：一是积极方面。社会化媒体使得亲子交往成为多渠道、多领域的相互学习，特别是离乡工作、生活、学习的子女。一方面，青少年对媒介技术驾轻就熟，可以帮助父母快速地掌握社会化媒体的使用技能；另一方面，父母在人际关系中仍旧占有优势，可以弥补青少年的经验不足与关系滞后。“共享信息”扩大了“家”传播的内容，子女的新知识、新观念，有利于打破传统农村的闭塞结构，推动家庭交往方式的转型升级。二是消极方面。过度的虚拟化表达，削弱了父母的权威性，不但破坏了“长幼有序”的文化传统，而且也不利于农村青少年的规范养成与“角色获得”。一方面，急速的社会化网络，减少了家庭成员深度交流的机会，随意、任性、粗俗的网络用语，容易引起亲子之间的语言失范、行为失范与关系失范。另一方面，高度的技术化手段，妨碍了农村父母通过直接观察，发现不良信息，从而避免青少年越轨行为发生的能力。
总的而言，社会化媒体更倾向于通过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以凝聚共识，形成关系，其有利于打破“家”传播的“圈层结构”，突破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形成更为开放、自由的公共领域。对于家庭交流不足的农村亲子，构建共同参与的社交平台有利于促进关系的融合，提高交往的层次。
邻里是家庭的自然延伸，也是乡村初级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周礼》中有“五家为邻、五邻为里”的记载。农村的邻里大多沾亲带故，包括兄弟姐妹（已婚）、旁系亲属、姻亲等，“拟血亲”“准血亲”进一步强化了邻里的“家庭感”。邻里之间的交往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仪式性，通常是民间节日、婚丧嫁娶等，通过礼节性的拜访，庆典式的设宴在特定的时间、地点进行。二是非仪式性，主要是日常生活、田间劳作等，没有特定的场所与规范，属于最本真性的人际交往。虽然中国家庭与亲戚之间依然有着亲密的情感互动
，但是在社会化媒体的冲击下，邻里之间的关系解体与交往弱化比家庭内部的调适更加剧烈，外围塌陷首先体现在乡土交往方式（包括仪式性、非仪式性）的动摇。
如果说邻里是传播的媒介，那么仪式就是传播的内容。乡土传播往往通过农村的仪式性活动产生，如“婚丧嫁娶”“上梁造屋”等，主人设宴邀请，亲属受邀入列都有一套特殊的仪式与不可逾越的规范。无论是杀猪、宰羊，还是灌腊肉、打年糕，单个家庭都很难完成的。传统农村的交往方式源于“帮忙”，互助是邻里之间交往的前提。“清明插柳，端午插艾”，亲属相约一起去或者互相帮衬着带一个，民俗活动为邻里提供了交流的素材。一方面仪式性交往可以增加亲属数量，扩展传播范围；另一方面仪式性交往也可以强化血缘关系，巩固已有的传播渠道。
社会化媒体浸入之后，邻里之间的交往行为出现了变化，传统的仪式性交往，不但数量变少，而且强度减弱。一是部分的仪式性交往正在消失，以白兔镇为例，原来农民非常重视“上梁造屋”，因为有房才有家，但是现在邻里参与的氛围越来越淡了，“都承包给建筑队了，不用大家操心”，一位农民说，“在房梁上扔馒头、糕点和糖类，也没人抢”。二是重要的仪式性交往正在转型，社会化媒体强大的信息传播功能，如群发、转发、点赞、评论等，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人际之间的直接交流。另一位农民说，“以前拜年，都得转到了，而且顺序很重要，不去会生气，觉得看不起他……”，“现在拜年也就挑几个直系的长辈，（其他）反正在网上，天天都能见到”，由于通讯工具的便捷，邻里之间的走动，特别是远亲，变得越来越少了。三是非物质的仪式性交往逐步增加，“以前自家院子里的果树结了果，会分发给亲属、邻里，当然这也不是单向的，别人也会经常送些‘小吃食’过来……”，“现在给食物拍照，发朋友圈，点点赞很积极，反倒不愿意跑邻居家了。”一位农村妇女说。四是城市的仪式性交往逐步涌入，一方面“洋节日”，如情人节、愚人节、万圣节、感恩节、圣诞节等，占用了邻里之间分享传统仪式的机会，特别是农村的基督教家庭；另一方面社会化媒体的造节运动，也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村庄里的淘宝店，使得那些商家的购物节，如“六一八”“双十一”“双十二”等，也走进了农村。
社会化媒体对农村仪式性交往的解构，不仅表现在内容与形式上，而且暗含于观念与心态中。一是技术表达，计算机程序取代了内心的表达，如生日问候、拜年短信、表情包等，“群发”与“转发”充斥着工具化的交流，淡化了仪式的崇高感与人情味；二是“晒”的滥觞，如“晒工资”“晒红包”“晒车”“晒包”等，以往婚礼上的份子钱，孩子的压岁钱，农村人都是秘而不宣的，如今看到城里人在“晒”，从而导致仪式性交往的货币化，刺激了“社会化小农”
的膨胀；三是网络围观，城里人的“刻板印象”与“猎奇心理”，容易造成对某些农村仪式性交往的错误解读与片面传播，同时“被看者的身份”加重了农民对仪式文化的自我质疑与自我矮化。
所谓“远亲不如近邻”，邻里之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尤其是田地相邻的农民会产生更多的交往。播种时，邻里之间相互参考，挑选购买哪些种子；劳作时，大家会相遇在田头，一边聊着杂事一边做着手头的活；收割时，大家会互相帮助，品尝丰收的喜悦。农业生产必须通过合作完成，基本围绕春种秋收的节奏进行，生产劳动是最常见的非仪式性交往，也是邻里建立情感的基础。然而，市场经济的繁荣，逐渐改变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开设农家乐、进入乡镇企业、外出务工，减少了农村邻里之间的非仪式性交往。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由于地理位置、经济水平、文化传统的不同，农民对媒介的使用情况存在差异，所以对非仪式性交往的影响也各不相同。一是传统农业生产者，机械化提高了工作效率，减少了劳作时间，使得田间地头的闲谈不再可能；电视、手机里的“农业节目”，如农广天地、致富经等，进一步削弱了邻里之间的农事交流。二是非农业生产者，经济发达地区乡镇企业比较多，吸收了附近村庄大量的劳动力，工作交往成为邻里关系的新场所；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大多外出务工，邻里之间或去往同一个地区，或从事同一种行业，一个村有一个村的流向，人在异乡手机就成了重要的交往工具。三是特色农业生产者，以洪蓝镇、茅山镇为例，主要以生产草莓、种植葡萄为主，家庭农庄主要分布在道路两边，大多开有农家乐，生产、经营活动相对集中，邻里之间的QQ群、朋友圈有利于农产品的推广，有利于形成产业集群，非仪式性交往可以维护共同利益，把草莓、葡萄打造成地方品牌。
随便拍个照，上传至网络空间，就可能引起大家的热议，社会化媒体使得邻里之间的交往关系，不再局限于农村，而是指向了城市。一是社会化媒体使得原本封闭的农业生产活动日趋开放，生态农业、食品安全、乡村旅游都成为网络热议的话题；二是非农业生产使得邻里交往，从田间地头，走向小县城、大都市，社会化媒体为邻里交往的扩散提供了保障；三是农民可以直接，也可以间接地参与市民的非仪式性交往，社会化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疏离。可见，社会化媒体弱化了农村邻里之间的强关系，却凸显了城乡之间的“热链接”，农村非仪式性交往的边界越来越模糊。
信息获取的偶然性，导致农民开始倾向于“机会性”的传播，邻里交往的规范性被打破，社会化媒体使得乡村初级群体中的仪式性交往倾向非仪式化，非仪式性交往倾向城市化。一是弱关系对“找工作”具有更大的意义（格兰诺维特，1973）；二是与陌生人分享生活体验能够得到实际的利益。在农村的非仪式性交往中，社会化媒体始终呈现出一种“打扰”的状态，即如果这种交往是积极的则“伴随”，反之则“取代”。
乡村邻里的社区化，特别是“三集中”政策出台以后，许多自然村被拆迁，城郊的村庄几乎都搬至了新社区，有的已采取街道化的管理，特别是村民混编的小区，新式楼房将相隔甚远的农村居民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家”关系。拆村建居使得“家”传播的地缘结构被改变，邻里关系的空间范围被打破。
庭院式的开放空间减少，家庭式的独立空间增加，这种隔阂感限制了乡村初级群体的发展，给拆村建居后的农民带来了交往上的不适。在春江镇的访谈中，一位农村居民说，“搬家以后，刚开始觉得换了个居住环境感觉还不错，但时间久了，渐渐发现生活中少了以往的乐趣，和邻里之间的交往变得越来越淡，有时甚至一天也见不到面，也不太好意思经常去敲门，万一人家家里有事，贸然去敲门也不太好。”邻里之间的那道门，不仅在物理上，而且在心理上。街道社区的交往大多是限制性的，新的邻里之间，由于缺乏强关系，出于“面子”不习惯敲陌生人家的门，往往导致邻里交往的失败。
拆村建居后，人们平时见面的机会减少了，社会化媒体给社区提供了邻里之间交流的平台，即使家门紧闭，也照常可以交流，这是一种全新的邻里交往方式，对于乡村初级群体的建构具有作用。一是关系的保持维系，虽然农村开展了拆村建居，但是大多数村庄的建制还在，村长、组长、村办企业、村土地等也还存在，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以及原有熟人关系的维持，农民需要保持原有“家”的存在，社会化媒体提供了这种可能。二是关系的重新规划，有事提前在社会化媒体上问一下邻居，既不会尴尬，又能及时解决问题。家里做的菜、拍的照、养身知识、心灵鸡汤发送到朋友圈，大家看到了，就会转发、评论、点赞，邻里之间的信息生产就会丰富起来，情感交流也会增多。三是关系的组织介入，新建立的农民社区，可以通过社交平台，如短信、QQ群、朋友圈，对辖区居民进行提醒，避免网络谣言与网络诈骗。以安镇为例，当地采用网格化的管理模式，一位村干部说，“每一家都有一个QQ号，只要有问题，我们立刻派人去。”可见，社会化媒体对提高精准服务的水平，建构和谐健康的社区环境，以及对新市民的培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农村社区的媒介交往形式与市民的“网友”不同，虽然具有某种虚拟的成分，但又不同于完全的虚幻，其能够快速地转换为现实，并形成真正的交往。到了节假日，通过社会化媒体向原来的亲戚、邻里、熟人询问有没有空一起出门，就可以为线下交往提供了实现的行为。从“关系—传播”到“传播—关系”，通过“熟人的熟人”在网络环境中构建起新的乡村初级群体，社会化媒体的“结构化数据库”
与“半结构化数据”
为农民的自主交流提供了可能，从而缓解了邻里之间由于拆村建居后面临的交往受限的困局。
虚拟社区虽然与“家”传播具有外在的统一，但是对于农民交往需求的复杂性却不能完全反映。一是自发的交往乐趣被剥夺，茶余饭后的“拉家常”与“唠嗑”，被生硬的屏幕所取代，“对话”与“交流”变成了“传播”与“接受”，“找乐子”变成了“被逗乐”。二是健康的传播机制被挑战，在乡村初级群体里农民通过人际关系获得信息，传播经过了强关系控制，“集体试错”机制，以及交往对象的加工，一般比较健康，且容易理解；而与社会化媒体的交往却是纯粹的“生”关系，农民无法确认传播者的身份，以及信息安全。三是正面的社会形象被搁置，社会化媒体喜欢“贴标签”，往往通过对个别缺陷的放大，影响农民的整体形象，这不利于城乡虚拟社区之间的相互认同，容易再次造成社会群体的裂痕。因此，社会化媒体在填补拆村建居后交往空档期的同时，也给乡村传播生态系统的稳定带来了风险。
社会化媒体表现为一种非完成性的话语体系，受众与其存在的传播环境处于不断地建构之中，这一特征彻底打破了“家”传播的交往基础，任何对乡村邻里的恢复都是徒劳的。一是媒介的角度，一方面社会化媒体中的信息表现为一种混合模式，即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徘徊，“反转”使得事实与情感交织在一起，难以真正剥离；另一方面，社会化媒体只能缩短物理距离，难以消除心理距离，“标题党”“负面新闻”“私语体的公共化”，不利于形成稳定的命运共同体，相反加速的扩散与动员机制，反而容易滋生群体性事件。二是受众的角度，一方面是“接受”，由于农民将社会化媒体看成家庭中的一员，因此对媒介中的新观点表现为盲从，他们很少质疑、批判；另一方面表现为“排斥”，当人们在公共空间或场所受到挫折或丧失信心时会义无反顾地退回到私人空间
，特别是当农民的物质利益受到损害时（包括亲戚、邻里、熟人），农民往往表现为“大拒绝”，甚至不惜与所有的社会化媒体划清界限。
社会化媒体的闯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乡村初级群体的平衡，人情关系正在被功利化的因素与技术化的手段一点点地冲淡，原有的宗亲势力完全阻挡不住现代化的人际诱惑。
邻里与社区之间的连接是虚幻的，“半熟人社会”（贺雪峰，2003）也正在瓦解，人们处于“拟态环境”（李普曼，1922）的观照下，人伦关系被网络的通讯契约所取代，情感交流变成了“表情包”“QQ秀”。旁观者的心态使得虚拟社区，缺少应有理性精神、公共价值与淳朴情感，这也使得社会化媒体很难真正成为乡村初级群体中“家”传播的替代者。
社会化媒体对农村家庭、邻里、社区的交往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对苏南农村的调研访谈，我们将当前乡村初级群体的关系结构概括为“核心坚挺，外围塌陷”。一是核心坚挺，社会化媒体对农村核心家庭成员的强关系纽带影响不大，相反还有利于增加频率与提高质量。二是外围塌陷，邻里（含亲属）之间的仪式性或非仪式性交往，正在被各种各样的“群”与“圈”所替代，社会化媒体虽然能在短期内缓解拆村建居农民的孤独感，但是从长期看很难维持乡村初级群体的情感，尤其是年轻人，更趋向于城市化的外围结构，邻里必然被“熟悉的陌生人”所取代。
以血缘、地缘、业缘为基础的乡土交往方式，表面上看起来很热闹，但是其实质是文化的“内卷化”（杜赞奇，1985），不利于传播的扩散，仅靠返乡农民的新词汇，并不能触动初级群体的交往。社会化媒体对“家”传播有解构作用，“利缘”“趣缘”“机缘”打破了农村的“同一性”。农村的未来需要群体的创造，一方面社会化媒体能够为城乡共同体的建设，提供更多的乡土智慧；另一方面“后喻文化”（米德，1970）不仅仅表现在个人之间，而且体现在城乡之中。美国人对几十年前温暖、亲密的家庭生活十分渴望，但如果恢复几十年前的家庭生活，他们又是不愿意的。
通过社会化媒体重建熟人社会，并不等于退回到“家”传播的规臼中，而是要弥补城市社区的人情不足。乡村初级群体不应是“守护农村”的保管员，而应该是“留住乡愁”的创造者。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网络弱关系下农民传播的自组织化研究”（14YJC860026）的阶段性成果。原载于《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
[1]
卫欣，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张卫，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