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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希腊文化的复兴，近代西方思想家首先复兴的是希腊人关于“文化人”的形象，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近代的“文化人”的观念。“文化人”观念依托的是人文学科和文化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和近代的文化研究者都自觉地意识到研究人的方法与自然科学的方法的根本区别，要求运用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新方法研究人。他们特别强调人的创造性和自由不能用自然规律的决定论来解释。“自由”和“创造”是“文化人”观念的核心内容，是各门文化研究学科集中的焦点。
皮科在《论人的尊严》中强调，人性的本质是自由，认为人的命运完全是由人的自由选择所决定的。皮科说：“世界舞台上可见到的什么东西最值得惊奇？！再见不到什么东西比人更奇异。”有许多赞美人的语言，“比如说，人是动物之间的媒介；人是上帝的密友；人是低等动物的帝王；因为人的感官敏锐·理智聪明·智慧辉耀，所以是自然的解释者；人是不变的永恒与飞逝的时间中间的间隔……”
皮科肯定这些说法，但指出这些都是明白的大理由，还不能算是人值得最高赞扬的主要根据。人之所以是最幸福的生灵，从而是值得一切赞赏的，是因为人在存在的普遍链条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不仅畜生忌妒，甚至世界之上的星辰与精神也都忌妒这个地位。”
使人成为一件大的奇迹和一个奇异的生物的特殊地位，就是人在宇宙间没有固定的地位。皮科说：“人是本性不定的生物。”上帝创造其他存在物时，赋予它们固定的本性和场所。但上帝没有给人以固定的居处，没有给人以自己独有的形式和特有的功能，为的是让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自己的判断，取得人自己渴望的住所·形式和功能。
皮科借上帝之口说：“我们既不曾给你固定的居所，亦不曾给你自己独有的形式或特有的功能，为的是让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按自己的判断取得你所渴望的住所形式和功能。其他一切生灵的本性，都被限制和约束在我们所规定的法则的范围之内，但是我们交与你一个自由意志，你不为任何限制所约束，可凭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你本性的界限。我们把你放在世界的中心，使你从此地可以更容易观察世间的一切。我们使你既不属于天堂，又不属于地上；使你既非可朽，亦非不朽，使你好像是自己的塑造者。你可以用自由选择和自尊心造就你的样式和意愿。你也可以堕落到低一级的野兽般的生命形式的力量，亦能够凭你的灵魂的判断再转生为高级的形式，即神圣的形式。”
上帝赋予人的自由使人能够决定自己的本性。皮科说：“上帝许他要什么有什么，愿是什么就是什么。”人的生活就是人性的创造，人可以把自己塑造成各种种类的存在。人没有固定的本性，人依据他所自由选择的生活，可以把自己的本性塑造为植物性·兽性或神性。
用他的话来说：“人在出生之际，天父却赐予他所有各种种子和一切生活方式的幼芽。不论每人培育的是什么种子，它们都能成熟，并且在他身上结出自己的果实。如果种子是植物性的，他就像树木；如果种子是感性的，他就兽性十足；如果种子是合理的，他就成为神圣的人物；如果种子是理智的，他将是天使和上帝的儿子。”
西班牙人文主义思想家微微斯（Juan Luis Vives）指出了人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他的笔下，人貌似天神，能成为一切。人有多重性，他可以“扮演一个没有感觉能力的简单生命”，这实际是讲人具有自然性；人还可以“扮演成千种野兽，即愤怒狂暴的狮子·贪婪的豺狼·凶狠的野猪·狡猾的狐狸·淫荡龌龊的母猪·胆小的兔子·趋炎附势的狗·愚蠢的驴等等”，这实际是讲人具有兽性；人还可以有“种种道德特性”，“精明·公正·诚实·通情达理·和蔼可亲·奉公守法·维护公共福利”
，这实际是讲人具有理性和德性。总之，在微微斯看来，人具有多种本性：生物性·兽性·理性和德性。他更看重理性和德性。
微微斯进而把人和神摆在一起，而且置于高级神的地位。人是上帝所生，因此与天神有极相似之处，分有天神的一点智慧·精明·记忆力。人身上的才能都是天神从他的宝库中取来赐予人的。所以，人与他人一道维护公共福利·奉公守法，在各方面都成为一个长于政治·善于社交的动物。人还分有天神的不朽性，人凭借自己聪明的心灵可以超越自己的本性，进入天神的行列；甚至超出低级天神的系列，像他的父亲一样，成为天神中最值得尊敬的一位。
微微斯用赞美天神的语言来赞美人。颂扬人有“一个充满智慧·精明·知识和理性的心灵，它足智多谋，单靠自身便创造出了许多了不起的东西：建筑房屋·栽培农作物·打造石器·冶炼金属·定名万物·发明语言。更甚之的是，用很少的几个字母便能拼出人类语言极其繁杂的语音，用这些字母就把那么多的教训都记录下来流传后事，其中包括宗教……这些都是其他动物所没有的”
。
他还热情地讴歌人的形象。在奥林匹斯山诸神的眼里，“人有高傲的头颅，这是神圣心灵的城堡与殿堂。五官的安排既是装饰，又有用处。耳朵既无细嫩皮肤，又无硬骨，但被弯曲的耳郭包围，因而可接受来自各方的声音，又不让灰尘·草屑·毛绒·小虫飞进。眼睛成双，因而可以看到一切，并被睫毛和眼帘所保护，防止同样的尘土·毛虫的侵袭。它们是灵魂的标尺，人脸上最高贵之处。再看人的装扮，这是何等的漂亮，修长的四肢终止于指尖，十分好看，完全有用……所有这一切如此协调一致，任何一部分被改变或损益都会失去全部的和谐·美丽和效用”
。
微微斯的思想反映了人文主义人学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不但弘扬人的精神自由和理性，而且崇敬人的身体。人文主义者托麦达（Anselm Turmeda）在《驴的论辩》中设想人与驴争论谁更优越。人用人能建造辉煌的宫殿为例，证明人比动物更高贵；驴用鸟筑巢的本领证明动物的建筑才能也不差。人说人以动物为食，因而比动物更高级；驴举出寄生虫以人体为养料，狮子·老虎也吃人的反例。但是，人最后找出的证据说服了驴：上帝肉身化的形象是人，而不是其他动物。
德国的人文主义者阿格里科拉（Rudolph Agricola）说，人体的比例是万物的尺度，人体的构造是小宇宙。人不但包括地界的四种元素，还包括天界的精神元素，人体的直立姿势使人不像其他动物只能俯视地面，人能够仰望苍天，因而能够以精神世界为归宿。
总之，人文主义者的人学都有哲学宇宙论作为支撑。他们从人的神性·创造性·自由的意志和智慧，以及人与上帝相似的形象，得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结论：人就是尘世的神！
蒙田与早期人文主义者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他在赞美人的同时，也对人性弱点有所警惕。他看到人心难测，人不能认识自己，首先是由于任何自然的事物都有两个对立的方面，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观看，因而产生不同的观念。
比如，人有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经院哲学家只从精神这一个方面看，根本不能认识人自身，因为“人对自己的精神没有懂得多少，对自己的肉体也没有懂得多少”
。
蒙田要求，不要过于自负，相信人在自然中的优越性造成了人性中骄横的一面。他说：“自高自大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病，所有创造物种最不幸·最虚弱，也是最自负的就是人……这种妄大自尊的想象力，使人自比为神，自认为具有神性，自以为是万物之灵。”
他反驳说，谁能证明人的理性比动物的本能更有助于生活？人类中心论的创世观念更是人的想象：谁能相信天穹的运动，在人类头顶上高傲地移动着发光体的永恒光芒·无涯的大海·令人生畏的潮涌都是为了他的方便和用途才延续了千百万年呢？人这可怜脆弱的创造物，连自己都不能掌握，受万物的侵犯朝不保夕，却自诩是宇宙的主宰，还有比这个更可笑的狂想吗？人还自称在茫茫太空中唯有他独一无二，唯有他领会宇宙万物的美，这又是谁给了他这个特权？
蒙田的怀疑主义是探究人的思想工具，他声称自己的“生活哲学”是一种健全的常识。这就是，“看人应看人本身，而不是看他的穿戴”；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的财产和尊荣，而要看他自身；看他的身体是否健壮，他的灵魂是否纯洁·高尚，他是否能干·坚定·沉稳，能与凶运恶命抗争。权力·财富并不为人的幸福增添什么，那只是过眼烟云。“身体和精神都不好，身外的财富有何用？”一些人并不知道真正的快乐来自何处。
帕斯卡（Blaise Pascal）继承了蒙田的理性怀疑方法和人道主义精神，从两极观念的对立入手，考察人的本性：“人的状况：变化无常，无聊，不安。”
“他要求伟大，而又看到自己渺小；他要求幸福，而又看到自己可悲；他要求能成为别人爱慕与尊崇的对象，而又看到自己的缺点只配别人的憎恶与鄙视。”
同样，帕斯卡在赞美理性的伟大的同时，也睿智地看到它的脆弱。他说：“思想——人的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因此，思想由于它的本性，就是一种可惊叹的·无与伦比的东西。”
然而，“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
他还看到了人的卑贱和伟大两极，他告诫道：“使人过多地看到他和禽兽是怎样的等同而不向他指明他的伟大，那是危险的。使他过多地看到他的伟大而看不到他的卑鄙，那也是危险的。让他对这两者都加以忽视，则更为危险。”他接着又说：“绝不可让人相信自己等于禽兽，也不可等于天使，也不可让他对这两者都忽视；而是应该让他同时知道这两者。”
帕斯卡对人性的看法介于乐观的性善论与悲观的性恶论之间。他说：“人的伟大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认识自己的可悲”
；“让我们认识我们自身的界限吧；我们既是某种东西，但又不是一切。”
意大利思想家维柯（G.Battista Vico）是近代文化研究的拓荒者。自20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开始注意到他的历史功绩，有人甚至把维柯评价为与笛卡尔并驾齐驱的开创者。正如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开创了近代“理性人”的观念一样，维柯的“新科学”开创了近代“文化人”的观念。
维柯把新科学称为“一门把人性史和人性哲学完全结合在一起的科学”
。传统的和当时流行的“人性科学”像研究自然物的本质那样研究人的本质和本性，把人看做是给定的·本性固定不变的存在物。历史生成中的人和变化中的人类事务是科学领域的一个盲区，因此需要一门新科学，才能使关于人的学问进入科学的殿堂。
维柯的新科学，就是关于人类本性和人类自我发展的科学。他认为，新科学的对象是人性的创造。维柯与同时代的启蒙思想家一样，力图发现适用“理想的永恒历史”；另一方面，把人类的普遍进程看成是人类自我创造的历史过程，从而把普遍性与历史生成统一起来。维柯的新科学的对象是动态的，是历史中生成变化的人性，而当时流行的“人性科学”的对象是静态的人性。这就是维柯的新科学之为新的一个主要标志。
维柯把全部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这三个时代是先后衔接的，各民族均按照它们的顺序向前演进。神的时代是人类的童年时期，那时人类处于原始状态，他们强于想象，不善推理，把自己创造人类事务的能力都归于神，想象自身和一切规章制度都来源于神，相信一切事物都是由神创造的。英雄时代脱胎于神的时代：原始人为了生存进行激烈的斗争，结果是胜利者成为主人，而失败者变为奴隶。胜利者相信自己具有天然的高贵本性，因此享有特权地位。但是理性是人类真正特有的自然本性，平民通过理性终于认识到他们的本性与贵族的本性是同等的，人性是共同的。在认识到这种真正的人性之后，人民便发觉英雄时代的虚妄，不能容忍贵族的特权，他们不再听信贵族高贵的神话，民众的创造观念逐渐成为语言的主流，人的时代到来了。在人的时代，人才真正变成人。
人的时代是人的自然本性充分实现和发展的时代，可是，基本的创造力量却属于以前的社会，特别是第一个时代。创造性往往与想象·野性·冲动和勇气相交织，而完善时常与理智·文雅·谨慎和遵循规范联系在一起。因此，人的时代的繁荣也孕育某种危机。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的创造力被日渐完美的规则所窒息，人们由冲动转入安逸，再由安逸转入腐化。为了摆脱社会的腐朽，历史会表现出某种复演，人类似乎重新回到野蛮阶段，转入新的创造阶段。譬如，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人征服，从而使欧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浪漫主义蔑视抽象的理性思考，认为它割碎了生命的有机性，把生活变成灰色的概念和理论。生活是充满矛盾和特殊性的，因此，生活本身对于浪漫主义者来说是富于激情·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崇尚人道主义的启蒙精神，但他的启蒙思想与浪漫主义有密切联系。歌德相信，人在生理上与动物没有根本的差异；人与动物的差别不是生理上的，而是精神上的。人的智力和道德使人比其他自然物更加高尚。
歌德认为，人是一种能进行感觉·体验和思维的统一整体，而艺术正是适应人的这种整体性和统一性的精神活动。艺术作品必须能够触及事物的本质或人们的内心，从而使作品具有某种生命力，才能使人们借以理解宇宙和人生。在歌德看来，人生就是一场持续不断的·使每寸光阴都带来益处的斗争。善于创造者才是唯一的真。文学在形式上有某种超自然的性质，它揭示了生命欲望的永恒冲动。他塑造的浮士德形象，就是这种观念的典型。浮士德的最后目标是创造事业，他说道：“我完全献身于这种乐趣，这无疑是智慧的最后的断案：‘要每天每日去开拓生活和自由，然后才能够作自由与生活的享受。’”浮士德在要尽量享受那“最高的一刹那”，说出“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之时，倒在地上与世长辞了。生命好比一步步向高处推动巨石，任何停止都意味着生命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