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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文明包含着后来所有形式的西方文明的萌芽。治西学“言必称希腊”是不可避免的，谈论西方人学也必须从古希腊开始。现存古希腊文献中人学思想比比皆是，举凡神话·戏剧·雕塑·历史·哲学·科学等，处处都有希腊人所发现的人的形象，这是人对自身的最早的观照和反思，西方人学思想正是从这棵萌芽开始茁壮成长起来的。
我们所说的“人”的诞生不是指人的生理上存在的开端。在希腊文明产生很久之前，人类业已存在。但是不管是数百万年前出现的古人类，还是数十万年前出现的智人，对于自身都没有一个观念；或者说，他们还不能自称为“人”。在个人成长史上，我们把能够使用第一人称代词“我”作为个人意识的标志；同样，在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上，我们把“人”的观念的出现作为人类有意识的历史的开始，即“人”的诞生。
希腊神话里有一则标志着“人”的诞生的传说：斯芬克司是人面狮身的怪物，她守在海边一条通道的岩石上，问每一个过路行人一个问题：有一样东西最先用四条腿走路，然后用两条腿走路，最后用三条腿走路，这个东西是什么？回答不出这个问题的人都被她吃掉了。英雄俄狄浦斯为民除害，来到斯芬克司面前说：“那就是人。”斯芬克司于是坠海身亡。
“斯芬克司之谜”的谜底是“人”，它提出的是“人”的问题。它留给人们的启示是：如果不知道“人是什么”，人就会灭亡；只有回答这个问题，人才能存在。但是，“斯芬克司之谜”包含着一个循环：提出“人是什么”的问题，需要“人”的观念；而这一问题的答案恰恰又是“人”的观念。观念的循环对于古希腊人是一个困惑，因此，他们才把“人”的问题及其答案看做是一个“谜”。
那么，人的自我观念又是怎样形成的呢？希腊人的另一则神话与此问题有关。传说美少年那耳客索斯（Narcissus）是只爱自己·不爱别人的人，致使钟情于他的回声女神憔悴而死。其他女神为了报复他，让他爱上了自己在水里的影子，最后也使他得不到所爱的对象憔悴而死。“那耳客索斯之死”的神话说明，人不是孤芳自赏的“水仙花”，人的观念不是自我镜像，而是在自己追求的外在对象的身上看到自我的形象。
用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人”的问题与“人”的观念之间的循环是从低到高·由表及里·从粗到精的“解释学循环”。人不能像认识外界事物那样，凭着感觉·记忆或想象，指着一个东西来回答“这是什么”的问题。人首先必须对他和别人的类别有一个初步的理解，形成“人”的整体印象，然后对这一印象加以反思，从各个侧面对最初的印象加以观照，得到“人”的清晰形象。这标志着西方人性观的开端。
我们把西方人性观的最初成果称为“人的自我形象”，而不称为“人”的观念。我们在此所说的“形象”（image）与“观念”（idea）相比，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形象的轮廓性：一个形象是一个整体，它有部分，有结构。希腊人的自我形象如同他们的人体雕塑，每一个部分刻画细致，整体和谐。在思想领域，他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观察人·思考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关于人的形象的整体观念。第二个特点是形象的直观性：如同希腊的其他学科一样，最初的人学也是哲学的一部分。但是，希腊人关于自然和世界的形而上学是高度抽象的，充满着概念思辨和逻辑推理。相比而言，他们对人的反思与他们的生活经验有着更加直接和密切的关系，因而能够在思想中呈现出生动具体的人的形象。
希腊人提出的人的形象是多种多样的，这些形象是以后西方人性论的源头。我们把最初的人的自我形象概括为：1.“宗教人”的形象；2.“自然人”的形象；3.“文化人”的形象；4.“智慧人”的形象；5.“道德人”的形象。
宗教是远古文化的主要形式，每一个民族都有宗教，希腊民族也不例外。古希腊人的宗教主要是通过他们的神话表达的。希腊神话堪称人类各民族中最系统·最完整的神话。现在大家都承认，希腊神话表达了一种世界观，神是把自然拟人化的产物。这些无疑是正确的，但还不全面。需要补充和强调的是，希腊神话同时也表达了人对自身的认识和一种人生观；我们在希腊神话里所能看到的，不但是自然的拟人化形象，而且是一种“宗教人”的自我形象。
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Xenophanes，鼎盛年约在公元前540—前537）首先发现了希腊神话的“人神同形同性论”（anthropomorphism）特征，并指出，这是希腊神话的实质。他精辟地论述道：“荷马和赫西俄德把人间认为是无耻丑行的一切都加在神灵身上：偷盗·奸淫·尔虞我诈。凡人们幻想着神是诞生出来的，穿着衣服，并且有着与他们同样的声音和形貌……埃塞俄比亚人说他们的神皮肤是黑的，鼻子是扁的；色雷斯人说他们的神是蓝眼睛·红头发的。”
总之，从道德·形体到生活方式，都与人相似，是人的模仿；希腊的神只是按照希腊人的形象和观念创造出来的。色诺芬尼对希腊神话的本质的看法是深刻的，但他所认为的那些“丑行”，荷马时代的人却不一定这么看，因为从荷马史诗中对这些事情的描述来看，常常是一种欣赏的口吻。如果我们可以依据人们对神的认识来了解当时人们对于人的认识，那么神话中的神就是被理想化了的人的自我形象。
归于荷马（Homer）名下的神话由《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史诗构成。《伊利亚特》所描述的是一个神人共居的时代。神与人同形同性，由此，神可以与人结合，生出一些半人半神的人物，有些人也可以上升为神。《荷马史诗》中也涉及一些重要人物，他们大多具有半人半神的性质，是神与人结合的产物，他们的后人构成了希腊各部落和族群。由此，神的谱系是人类谱系的源头。
后起的赫西俄德神话用神谱的形式，试图对万物的起源和人类的起源等问题给予系统的解释。万物都产生于最初的一个神，它是终极的神，这就是“卡俄斯”（混沌），然后其他的神才产生出来。天·地·雷·风·海等一切自然现象无不具有相应的神，这也就意味着，所有自然现象都有它们产生的原因，自然现象是相互联系的。人的产生也是有原因的，也是神所创造的。至于人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希腊神话中有两个不同的版本。
第一个版本说人是普罗米修斯创造的。普罗米修斯是地母该亚的后裔，他用泥土构成人形，“从动物的心里摄取善恶，将它们封闭在人的胸膛里”；智慧女神雅典娜“把灵魂和神圣的呼吸送给这仅仅有着半生命的生物”，最后完成了人生命的创造。这样创造出来的人是高贵的，具有“神祇——世界之支配者的形象”。
第二个版本说的是人的重生。宙斯厌恶普罗米修斯所创造的人类，发大洪水毁灭人类。普罗米修斯指示一个名叫丢卡利翁的人和他的妻子皮拉准备了一条船，得以逃生。大洪水第九日时，这对夫妻按照先知忒弥斯告诉的使人类重生的办法，向身后扔石头。丢卡利翁扔的石头成为男人，皮拉扔的石头则成为女人。使人惊奇的是，这个造人的神话与《圣经·创世记》的记载十分相似。《圣经》也说，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记》，2：7）。后来，神也是用大洪水毁灭人类，唯独挪亚在事先准备的方舟里保存下来，成为现在人类的祖先。《圣经》与希腊神话不同之处在于，人类是由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创造的，而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是“被宙斯所放逐的神祇的后裔”，他违背最高神祇宙斯的意志创造和保存了人类。
赫西俄德在解释了自然和人类的起源之后，又描述了人类历史的倒退过程。神所创造的第一代人类是黄金种族。那时人与神灵相似，没有忧伤·劳累和忧愁。他们不会衰老·死亡，也无痛苦。肥沃的土地上有源源不断的果实供他们享用。他们和平地生活在大地上。他们是大地上的神灵。
第一代人类消亡以后，神又创造的第二代种族是白银种族。他们远不如第一代人类优秀。他们语言贫乏，愚昧无知，彼此伤害，不敬神。所以神抛弃了他们。
第三代人类是青铜种族。他们的特点是喜欢暴力和战争，因为他们粗壮而强悍，心灵冷酷，令人望而生畏。他们使用的一切东西都是用青铜制造。他们最后死于黑死病。
第四代人类是英雄种族。这些半人半神的英雄之间除了战争就是厮杀，结果使许多人丧生。剩下的一些没有死的英雄，被天神安排在大地边缘的一个幸福岛上。
第五代人类就是目前的人类，他们是黑铁种族。这是最差的一种人类。在这种种族中，人类状况十分悲惨，他们生活在各种不幸之中，劳累不堪。他们已经堕落到了极点，“父亲和子女·子女和父亲关系不能融洽，主客之间不能以礼相待，朋友之间·兄弟之间也将不能如以前那样亲密友善。子女不尊敬年迈的父母，且常常恶语伤之，这些罪恶遍身的人根本不知道敬畏神灵”
。他们不信守诺言，他们只相信力量就是正义。他们也必将灭亡。赫西俄德对他那个时代的人充满了失望，说：“我但愿不是生活在属于第五代种族的人类中间，但愿或者在这之前已经死去，或者在这之后才降生。”
赫西俄德这种历史倒退的观点在人类思想史中是普遍存在的，反映出人类对于人神关系的一种普遍感受：越是离自己近的时代，人们就越是觉得神的遥远，越是不能美化·理想化现实，因而他们把人神和谐的美好理想推溯到遥远的过去。
公元前6世纪，希腊哲学取代神话世界观，成为希腊思想的主要成分。希腊文化中的人脱下了“神”的外衣，成为哲学家关注的话题。早期希腊哲学的主要形态是自然哲学。“自然”（physis）并非我们现在所说的作为自然事物总和的自然界，它的意义接近于现代西文中的“本性”（nature），特指事物运动变化的本性，这也是人类的本性。自然哲学家所理解的人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他们关注的主要是人的自然起源和物质结构。
最早的哲学家提出了关于人类起源的猜测，在这些猜测中确立了人是变化的原则。他们普遍地认为人一开始并不是这个样子，而是经过一系列变化过程才成为今天这种状态。例如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约公元前611—前546）认为，生物是从太阳蒸发的湿气中产生的，而“人是从另一种动物产生的，实际上就是从鱼产生的，人在最初的时候很像鱼”
。这是人从另一种动物产生的一个依据；他提出的另一个依据是，人比其他动物有一个更长的幼儿期，其他动物一生下来很快就能够独立谋生，寻找食物，但人却不能。人有一个很长的哺乳期，如果人一开始就这样的话，他是不可能存活下来的，没有人喂养他就不能生存。他由此推断人一定是从另一种生物变来的。
令人惊奇的是，他的这两个猜想都与现代生物学的进化过程有一致之处。也许他观察过人的胚胎，因为人的胚胎在最初的确像鱼。人的哺乳期长，也的确是与人比其他动物有着更长的演化史有关。
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鼎盛年约在公元前444—前441）提出了关于生物进化全过程的解释。他认为生物进化经历了逐步完善的过程：第一代生物是最初从土里生长出的许多各自独立的器官，如头·胳膊等。第二代生物是器官无目的的·杂乱的结合，合成了各种各样的怪物，如长着无数只手的动物，长着两个脸和两个胸膛的动物，半人半牛的动物，半男半女的人等。怪物由于身体各部分不相适应而灭绝，剩下各部分和谐的生物，这是第三代生物。这些生物的一些由于形体美丽而吸引异性，因而能够大量繁殖，而另一些则由于形体丑陋而没有后代，最后形成的第四代生物不但身体各部分协调一致，而且形体美丽。恩培多克勒依靠理性的思辨，猜测到生物进化·自然选择的道理，代表了当时生物学所能达到的最高成果。
人既然是自然的产物，就必须与自然保持和谐。比如，原子论者伊壁鸠鲁认为，神·命运和死亡都是自然现象，没有必要感到恐惧。按照他的解释，神也是原子构成的，神远离人事，不干涉自然。万事万物都按照原子规律运动，没有什么命运。死亡只是构成人的原子的消散；当我活着的时候，原子还没有消散；当原子消散的时候，我已经不知道了。总之，没有理由畏惧这些与我们的生活无关的东西。后来的伊壁鸠鲁据此开了一份医治心灵的“药方”：“神不足惧，死不足忧，乐于行善，安于忍恶。”
斯多亚派的口号是“按照自然生活”。在他们看来，人是自然的部分，人的生活服从自然必然性。一切都被命运严格地决定着，人的生活也不例外。
在“自然人”形象伴随着自然哲学出现的同时，“文化人”的形象也随着希腊文化的其他形态而出现了。“自然人”和“文化人”都是神话中的“宗教人”的对立面，两者的差异在于，“自然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看待人，而“文化人”在人际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中看待人。
在公元前4·5世纪之交的时候，在雅典兴起了智者运动。智者在讨论人事问题时，坚持国家和法律·道德都是人为的约定，而“约定是非自然的社会属性”。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种“约定说”反映了最早的“文化人”的观念。
大多数智者把自然的与人为的东西对立起来，把人看做是与自然相对立的一种存在。正是出于这样的立场，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公元前481—前411）提出了这样一个著名的命题：“人是世间万物的尺度，是一切存在事物之所以存在·一切非存在事物之所以非存在的尺度。”
这个重要命题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在世界的中心地位。
普罗泰戈拉著有《事物的性质》一书，用“约定说”观点解释了国家的起源。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篇》里复述了他的观点。据说，神在造出各种生物之后，又分配给它们适合其本性的生存手段，唯独人没有得到护身的工具。普罗米修斯于是从宙斯那里盗火，送给人类。人类由于分享了神圣的技艺，得到了生活必需品。但是，人类一开始分散居住，不能抵抗凶猛的野兽，他们之间也相互为敌。为了使人类不致灭绝，宙斯派赫尔墨斯把尊敬和正义带到人间，建立政治和社会秩序。他要求把这些德性分给每一个人，不要像分配技艺那样，只让少数人所有。普罗泰戈拉并不相信神的存在。柏拉图借他之口所说的故事应被理解为：人为了生存而在共同认可的道德原则之下组成国家，这些原则是人为的，需要通过人的共同努力，特别是通过传授和学习的过程，才能得以维持和延续。普罗泰戈拉的“约定说”代表了民主派的政治观点。
寡头派政治家克里底亚（Critias，卒于公元前403年）在《西叙福斯》的剧本中如此解释社会约定的过程：最初人生活在无序的野蛮状态，为了向恶人报复，人制定了法律，让正义统治，使暴力屈服。但法律不能阻止人们私下作恶，因此一些更聪明·赋有良好理智的人发明了对神的崇拜，用恐惧和神圣原则阻止人们邪恶的行为和思想。
任何学问都要思考所研究的对象的本质。希腊人对人的本质的思考非常广泛和深刻，经历了从神到人，从身体到灵魂，从人的感性到理性的转变和发展。“宗教人”的形象实际上是把人的本质投射在神的本质上；“自然人”的形象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然本质或合规律的自然过程，而“文化人”的形象则从人的自主创造和人的社会特性来规定人的本质。然而，在希腊各种关于人的自我形象中，“智慧人”的形象对西方人的观念影响最大·最深刻，以致现代人类学家把现在存在于地球上的人类用希腊文命名为homo sapiens sapiens（意译为“现代智人”，但其字面意义是“智慧的智人”）。希腊人所谓的“智慧”是“灵魂”本质，他们是通过对人的灵魂的认识来认识人的本质的，因此，“智慧人”的形象与希腊人的灵魂观是密不可分的。
苏格拉底首次明确地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灵魂，他提出了“认识你自己”的命题，标志着西方思想的一个重大转折，他把人对自身的自然属性的认识转向了对人的内在精神的认识。苏格拉底主张：人的本质是灵魂，而灵魂的特点就是精神和理性，是能够自我认识的理性。人不是感性的·个别的存在物，而是普遍的·不变的理性灵魂，这才是人的本质之所在。这种理性是和肉体相对立的。真理不在自然中，也不在人的感官之中，而是在人的灵魂之中，因此认识自己就是认识真理。所以他把认识人自己看做是自己的主要任务。苏格拉底的思想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提倡，发展为理智主义，从而能够对人的本质问题做出理性的·纯思辨的思考。
柏拉图认为人也有可见与不可见两部分。可见的人是人的形体，不可见的人则是寓存于人的形体之中的“内在的人”
，这就是人的灵魂。柏拉图把人的本性归结为灵魂，在他看来，人不是灵魂与身体的复合，而是利用身体达到一定目的之灵魂。灵魂统摄身体，身体只是灵魂的工具和暂时的寓所。另一方面，他也看到身体对灵魂的反作用，这种作用或者有益于·或者有害于灵魂。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首次对灵魂做出理性·激情和欲望的三重区分，柏拉图称它们为灵魂的三个部分。
但我们应该理解，“部分”仅仅是一个比喻的用法，比喻灵魂包含着人的行为必须服从的三个原则：理性控制着思想活动，激情控制着合乎理性的情感，欲望支配着肉体趋乐避苦的倾向。柏拉图认为，理性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是人的灵魂的最高原则，它是不朽的，与神圣的理念相通。激情和欲望则是可朽的。激情高于欲望，因为激情虽然也被赋予动物，但只有人的激情才是理性的天然同盟。欲望专指肉体欲望，理性的欲望被称作爱欲，这是对善和真理的欲求。肉体的欲望或服从理性而成为德性，或背离理性而造成邪恶。
柏拉图所说的灵魂和身体的关系归根结底是灵魂内部理性和欲望的关系：当理性原则支配着灵魂时，灵魂正当地统摄着身体；反之，当欲望原则支配着灵魂时，身体反常地毁坏着灵魂。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之下，起决定作用的总是灵魂自身的原则。《菲德罗篇》里有一个比喻，灵魂被比作两驾马车，理性是驭马者，激情是驯服的马，欲望是桀骜的马。
灵魂的善恶取决于是驭马者驾驭着这辆马车，还是桀骜的马不受控制地拉着马车任意狂奔。凡此种种，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灵魂始终支配着身体活动，即使身体对于灵魂的有害影响，也是通过灵魂中的欲望而起作用的。
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说，理性存于头部，激情存于胸部，欲望存在于腹部。
这种说法可追溯到荷马史诗。柏拉图运用这一传说是为了强调灵魂的每一部分都是支配身体的原则，因此与身体的各部分分别相对应。他还把灵魂的各部分与各种德性相对应：理性对应于智慧，激情对应于勇敢，欲望对应于节制。我们看到，灵魂与德性的对应关系是政治等级关系的基础。
按照人的本质是“内在的人”的说法，灵魂犹如身体内“小人”，而“国家是大写的人”。国家·人和灵魂都以善为共同的本质，但又有各自的特殊性，人的目的是至善，是理智追求的善和快乐的调和，国家所追求的善也是某种调和。把国家的各个部分调和成一个符合善的理念的整体，这就是国家的本质。
对应于灵魂的理智·激情和欲望三个部分，国家分统治者·武士和生产者三个等级。每一等级有着各自的德性，即智慧·勇敢和节制。只有正义才能把这三个等级调和成符合善的理念的整体。所谓正义就是每一个人都只做适合其本性的事情，这就是，统治者以智慧治理国家，武士以勇敢保卫国家，生产者节制自己的欲望。反之，三个等级相互干预·彼此替代则是不正义，如天性应该当生产者的人企图跻身于武士行列，军人企图掌管治国的大权，这种僭越行为将毁灭国家。
亚里士多德虽然是柏拉图的学生，但他以“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精神，不同意柏拉图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灵魂，而主张人的本质是灵魂与身体的统一。他认为：“灵魂和身体是不能分离的”
，就像直线和平面不可分离一样。但也不能把两者等同起来，因为身体相对于灵魂来说是一种质料和载体，而灵魂是它的形式，是使它成为现实的那种东西，两者的功用是不同的。质料是潜能，而形式是现实，灵魂是身体的统治者。他给人下了一个流传千古的定义：“人是有理性的动物。”
苏格拉底说，德性是心灵中最高的原则。他解释说，“德性”指过好生活或做善事的艺术，是一种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会或可以确定地知道的原则。他说：“德性就是知识。”一个人对他自己的认识，就是关于德性的知识。
他说明了两个道理：第一，德性是指导人生的原则，因为德性是唯一值得人们追求的目的。只有德性的生活才是有价值的，没有德性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这样的生活根本不值得过。因此，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里所说的“审视”不是理论思考，而是对人生目的的价值评估。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目的茫然无知，他就是没有认识自己，他的生活与动物没有什么两样，这样的生活如行尸走肉，生不如死，没有价值。第二，如果一个人自称知道一件事是善，但又不去实现这件事，这恰恰说明，他实际上并未真正知道这件事的好处（善），他并没有关于这件事的知识。相反，一个人知道什么是善，必然会行善；知道善而又不实行善是自相矛盾的，因而是不可能的。苏格拉底相信，一切恶行都是在不知道善的情况之下做出的，“无人有意作恶”。
苏格拉底之后的哲学家都同意“善”是幸福的生活，但对于什么是幸福的问题，当时有两种解释：快乐主义说幸福是快乐，理智主义认为幸福是智慧。柏拉图在晚年写作的《菲布利篇》中调和了这两种立场，他说没有思想的快乐和没有快乐的思想都不是幸福。快乐如果没有思想的体验和鉴赏，将不会对心灵有任何影响；单纯的肉体快乐不是人的生活，而只是牡蛎般的生活。另一方面，缺乏快乐的心灵也不是人的幸福。虽然理智是灵魂的最高原则，但人的灵魂不是纯理性的，单纯的理智不是唯一的幸福，肯定不是大多数人向往的幸福。因此，人类的幸福必然是理智和快乐的混合状态，既是心灵的快乐，又是欲望的满足。柏拉图说，正如蜜和水的一定比例的混合产生可口的饮料一样，快乐的理智也按照一定的比例调和成人的幸福。
这里的关键是快乐与理智混合的比例。这一比例首先是理智的主导地位。快乐和理智对于幸福的意义不是等同的，理智比快乐更接近于幸福；即使没有快乐，理智也可以在沉思中接近善。其次，这一比例也指和谐·美·适宜·对称等赏心悦目的性质和关系。总的来说，柏拉图对幸福的理解虽然承认情感的因素，但倾向仍然是理智主义。他看到了不能把人类现实生活的目标规定为善，他把灵魂所追求的善与感知的快乐结合起来，这才是完全意义上的善，或曰至善。
亚里士多德建立了完善的幸福主义。他认为，幸福是人的一切活动的最高目的，每一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自然倾向，人的生命以幸福为目的，而理性则是达到幸福的自然能力。但德性却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幸福生活的实践和习俗。他说：“德性既不是以自然的方式，也不是以违反自然的方式移植在我们之中。我们自然地倾向于获得德性，但却通过习惯培养起德性。”
人的理性虽然倾向于德性，却可能永远没有德性，甚至成为恶人。亚里士多德说：“自然赋予人用于理智和德性进程的武器很容易用于相反的目的。没有德性的人是最邪恶·最野蛮·最淫荡和最贪食的动物。”
只有把分辨是非·趋善避恶的理性能力充分发挥出来，理性才能自觉地遵循利他主义的道德准则。他说：“善人为他的朋友和国家尽其所能，在必要时甚至献出生命。他抛弃财富·名誉和人们普遍争夺的利益，保持着自身的高尚。他宁可要短暂的强烈的快乐，也不要长期的平和的快乐，宁可高尚地生活一年，也不愿庸庸碌碌生活多年。”
分辨是非·趋善避恶的理性能力即实践智慧。其特征是思虑和选择，而思虑得失并选择德性的标准被亚里士多德概括为“中道”。中道的对立面是两个极端：“过分”和“不足”，过分是“主动的恶”，不足是“被动的恶”。以情感为例，自信是骄傲（过分）与自卑（不足）的中道，义愤是易怒（过分）与麻木（不足）的中道。以行动为例，勇敢是鲁莽与怯懦的中道，大方是奢侈与吝啬的中道。但相对于各种不同程度的恶而言，德性本身也是一个极端，是与一切邪恶相分离的善。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怨毒·无耻·妒忌·通奸·盗窃·谋杀，这些活动的名称已经意味着它们本身的恶的性质，并非由于它们的过分或不足才是恶的。所以，要想在不义·卑怯·淫逸的行为中发现一种中道·一种过分和一种不足，同样是荒谬的。”
斯多亚派把“自然人”与“智慧人”的形象结合起来，提出了“按照自然生活就是按照理性生活”的口号；相反，违反自然的生活是非理性的生活。非自然同时也是非理性的情感有四种：忧伤·恐惧·欲求和快乐。它们有如下定义：“忧伤是非理性的压抑，恐惧是非理性的退缩，欲求是非理性的扩展，快乐是非理性的膨胀。”
“压抑”“退缩”“扩展”“膨胀”指示不足和过度的心理状态。
与情感相反，理性的态度的特点是“不动心”。可以说，不动心是斯多亚派所追求的幸福目标。他们提倡“不动心”的理由是：幸福归根结底是一种心理感受；人们既然不能控制外界发生的事件，就应该排除外在事件对心灵的影响，以心灵的不变对付外界的万变。不管什么样的命运，不管外界发生了什么，有智慧的人都能保持平稳而又柔和的心情。爱比克泰德心目中理想的斯多亚人，“虽病而幸福，危险而幸福，被放逐而幸福，蒙受羞耻而幸福”
。
马可·奥勒留教导说，即使面对死亡，也要不动心。他说，我们每个人所能拥有的只是现在，我们的未来和过去是不会失去的，因为过去和未来是我们不能拥有的东西，我们没有拥有的东西是不会失去的。“虽然你打算活三千年，活数万年，但还是要记住：任何人失去的不是什么别的生活，而只是他现在所过的生活；任何人所过的也不是什么别的生活，而只是他现在所过的生活。最长和最短的生命就如此成为同一。”
每个人拥有的都是现在，每个人丧失的都是片刻。生命最长的人和濒临死亡的人失去的是同样的东西，都是现在，都是一样的。“有理性的人不要以烦躁·厌恶和恐惧心情对待死亡，而要等待这一自然动作的来临。”
应该“以一种欢乐的心情等待死亡”
。在《沉思录》的最后一段，马可·奥勒留说：人作为世界的一个公民，三年和五年有什么不同呢？你像一名演员，如果现在要让你离开舞台了，你可能会说：我只演了三幕，我的戏还没演完呢。可是三幕就是人生的全剧了，因为一出戏剧的长短，决定于形成这出戏的原因和现在来解散这出戏的人，而你两者都不是。“那么满意地退场吧，因为那解除你职责的人也是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