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
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畅读海量书库
扫码下载掌阅APP

一、研究西方人性论的观念史叙事法

任何民族的伦理传统的根源都是一种关于人性的看法,一个民族对人性的反思越久远·越全面,他的伦理传统就越丰富·越成熟。伦理与人性的这种联系在中国表现得最为明显。“伦理”是现代汉语的词汇,来源于日文,是对现代西文ethic(来源于希腊文ethos)一词的翻译。但古汉语中的“人伦”与“伦理”一词的意义相对应。“人伦”就是现在所说的“人性”与“伦理”的结合,两者相互依存,没有人性,也就没有伦理;而没有伦理,人类就不能生存,任何人性(包括人的恶性)也都不能维持。因此,中国古代思想家特别关注对人性的思考。在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人性论是中国思想家的不朽论题,而与此相适应的是中国源远流长的伦理传统。据东汉初期王充在《论衡·本性篇》中列举的已经存在的人性论,计七种:性善,性恶,性有善有恶,性无善恶,性善情恶,性情相应,察己顺性。后世的思想家基本上也是沿着这些方向阐述人性论的。

在西方,西方的思想家也提出了“性善”和“性恶”两种对立的观点,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各种调和观点。但是就理论的系统性和连续性而言,中国古代的人性论比西方各家人性论更胜一筹。特别是儒家,对善恶的不同层次进行了辨析,对人性的善恶加以辩说,对各种观点加以比较·综合,建立起与形而上学相通,涵盖认识论·伦理观·政治历史观等各领域的性命心性之学,形成了关注人性问题的学术传统。相比而言,西方关于人性的观点分散在各家各派理论之中,很少自成体系,各种观点也缺乏横向交流和纵向承袭。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对人性的一个方面,如灵魂·理智·意志·幸福等,进行深入探讨,没有把人性作为中心问题和关注焦点加以研究,也没有一个关于人的整体理论。

卡恩(Theodore C. Kahn)在《人学导论:关于人的整体的研究》一书中列举了14门与人学有关的学科,包括哲学·伦理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语言学·宗教学·考古学,还有地理学·生态学·控制论和仿生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学科。卡恩说,所有这些学科都和人学有关,但又不是人学本身。人学本身是“非学科”(non-disciplinany)和“非专业”(non-specialized)。他解释说,人学不是一门单独的学科和专业,因为它具有相对于其他任何专业和学科的中立性(即不以任何一门学科专业为基础和前提)和普遍性(即研究人的整体,而不是人的一个方面或一个部分)。

卡恩把人学说成“非学科”和“非专业”的观点是可以商榷的。但他对人学性质的这一描述至少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西方和中国的学者还没有把人性当做一门学问的研究对象,也没有把对人的研究作为一门学科,但是“人性”的观念在各门学科中又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的。

为了了解西方人性论的全貌,我们需要进行理论上的重构,这就是,把各种相关的思想观念从各门学科关于人的论述中概括·抽取出来,把这些思想的原材料组织在一个理论框架中,重新进行组织。我花了很长时间思考如何进行这方面的理论重构。我思考的部分结论发表在《作为文化学的哲学》(载《哲学研究》1995年第5期)·《作为人学的文化学》(载《学术月刊》1996年第4期)和《大哲学的观念和比较哲学的方法》(载《哲学动态》1999年第1期)等文章之中。

对于西方人性论的对象和范围的问题,我想可以从三方面加以解决:一是结构,二是选材,三是方法。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解决其中一个方面便可以解决其他方面。比如,首先确定了结构,就可以根据结构来选材,根据结构决定如何组织材料的方法;再如,首先确定了材料的范围,就可以决定选材和概括的方法,根据材料和方法概括出一个合适的结构。我分别尝试了这两种方案,但成效甚微;于是从方法入手,来解决结构和选材的问题,取得了自己尚感满意的结果。我首先必须承认,所叙述的“人”的故事得益于观念史的方法和叙事法。以下分别对这两种方法做一说明。

“观念史”的概念首先由德国哲学家狄尔泰(Dilthey)在《劳萨克尔的观念史成就》(“E. Rothacker's 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üchte”)一文中提出,后经美国哲学家洛夫伊乔(A.O.Lovejoy)大力倡导,逐渐形成一家之言,《观念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就是此派的阵地。观念史派是属于哲学史的一个派别,它主张哲学史是文化史·观念史,而不仅仅是哲学范畴和哲学家·哲学流派的历史。这实际上是反对把哲学史解释成少数哲学家的思想史·概念史,而要求根据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来确定哲学的对象·范围和内容。可以说,观念史是扩大了的哲学史,它不仅包括现有哲学史的内容,而且包括与哲学思想相关的政治·经济·科学等领域的思想,但又不是哲学史与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社会思想史和科学史等的混合,而是以哲学史为核心的综合性的·跨学科的文化思想史。这就是他们称之为“观念史”的科学。

虽然观念史派在西方哲学界不是主流派别,绝大多数西方哲学史著作没有采用观念史的方法,但我倒是觉得,这一派的主张和方法对于克服哲学的危机·扩大哲学的领域和社会功能具有积极的意义。上面提到的我写的关于“文化学”和“大哲学”的那些文章,与他们所提倡的“文化史”和“观念史”的思想有不少一致的地方。我在那些文章中力图说明,现有的哲学史只是包括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纯哲学史,而掩盖了历史上纯哲学发生危机时期所涌现的·具有深远影响的丰富的文化思想,我们现在应该把历史上的哲学解释成文化学(meta-culture),而不仅仅是形而上学(meta-physics)。这样做的现实意义是走出20世纪初以来一直笼罩在哲学上的危机阴影。现代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危机实际上是纯哲学的危机,如果我们跳出纯哲学画地为牢的狭隘性和专业技术特征,走进大哲学的广阔天地,哲学将再次恢复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勃勃生机,向世人展现不朽的精神魅力和远大的发展前程。

在研究西方人性论的过程中,我越发感到,人学是对人的全面研究,人类文化的观念史实际上都是人对自身的反思。人对自身的反思不是镜像式的自我观照,人通过其他对象也可以认识自己。人固然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经济·政治等社会关系和语言交往)反思自己,但人的自我反思也可以是神的形象的折射;即使人以外界的自然物为对象,他可以通过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的关系看到自己的形象。人对自身反思的对象既是人自身,也是人与物的关系,还可以是表面上与人无关的异己对象。因此,关于自身的观念不仅涉及哲学,还涉及宗教·政治·经济·科学·社会学等领域。

20世纪初的德国哲学家舍勒(M.F.Scheler)是哲学人类学的创始人,他把关于人的知识当做人类反思的最高级知识,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哲学人类学,这是对个人和社会的本质的认识。个人的本质是人格,包括人的精神和价值等主题。人的共同价值和情感是社会结构的基础,也是社会学研究的基础。第二部分是人的实在知识,包括人的生理和心理构造,以及关于社会的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的知识,包括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地理学·气象学·经济地理·人种地理等学科。第三部分是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综合,从人的精神与人的物质环境的相互关系的角度,全面地理解人自身。舍勒称这部分知识为“知识社会学”,它是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包括个人的和物质的条件)下对人自身的概括。

舍勒把人对自身的概括称作人的“自我形象”(self image)。人对自身的形象不是消极的反映,而是人积极构造自身的活动。因为人不是像把握周围事物的本质那样来理解自身的,人总是按照一定的形象来塑造他自身的;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人自认是什么,他就是什么。舍勒在其知识社会学部分,按照时间顺序,概括出历史上人关于自身的五种形象。

最早出现的人的形象是“宗教人”(homo religious)。人自认是被神所造,把神作为崇拜对象,人类早期的宗教仪式和神话都表现了“宗教人”的自我形象。这一形象也是中世纪流行的宗教人学的来源。

其后出现的是“智慧人”(homo sapien)的形象。从古希腊哲学开始,人被看做理性动物。理性是人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属性。受“智慧人”形象的支配,古希腊以降的西方文化传统的主流是理性主义,人学传统的主流是理性人学。

近代以来,新出现了“工艺人”(homo fabel)的形象。在自然科学特别是进化论的影响下,人被看做最高级的动物,人具有最高级的生理机能,能够使用工具改造和控制自然,使自然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工艺人”的形象是自然主义人学的一个概括。

现代又出现了“本能人”的形象,这一形象的代表是尼采推崇的酒神狄奥尼索斯。这是一个按照本能冲动,朝向黑暗与死亡堕落的人的形象。舍勒因此称这种人的形象为“狄奥尼索斯人”(homo dionysiacus)。狄奥尼索斯式的本能代表了人的堕落本性,表现了一种悲观主义的文化历史观。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乐观主义的“创造人”(homo creator)的形象。这种形象表现了人性中积极进取的一面。

舍勒列举的五种人的形象是运用观念史方法的一个典型,对我很有启发,但我不能完全照搬舍勒的说法。第一,有必要区分“形象”与“观念”。舍勒所说的人的“自我形象”不等于人性的观念。人的“自我形象”发生在古希腊,是西方人对人性的早期认识。在以后的观念史中,希腊人的“自我形象”已经发展为自觉反思的观念。第二,舍勒把关于人的观念史归结为五种,未免太少,不足以概括历史上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人性观念。我把在他之前和之后的种种关于人的观念概括为九类:宗教人·文化人·自然人·理性人·生物人·文明人·行为人·心理人和存在人。第三,需要说明,这些观念的出现虽然有一定的时间秩序,但它们之间是相互交叉·彼此渗透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某一类人学观念包含着过去已经存在的观念,以及同时代出现的观念,比如,中世纪的“宗教人”的观念在近现代依然存在;近代“自然人”的观念包含着“政治人”“经济人”“道德人”等观念;现代“文明人”的观念以“野蛮人”为参照,等等。

必须承认,西方历史上出现的这些人的观念,是我们现代人眼光观察·透视的结果;人学观念史不仅是历史,而且是现在的一种建构,这种建构历史观念的方法就是“叙事法”。“叙事”(narratives)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术语,它和后现代主义的其他术语,如“游戏”“言谈”“写作”等有着相同的指向,这就是要代替近代以来的“科学”“学说”“理论”的概念。这不仅是文字上的变换,更重要的是风格和意义的转换。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近代以来的科学·理论和学说的特点是“宏大叙事”,他们的任务是解构“宏大叙事”。但解构本身也是叙事,不过不是把现象归结为本质·用一统摄多的理论构造,而是追溯细微事件·见微知著或谈言微中的历史叙事。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就是用历史叙事来解构近现代科学理论(如医学·心理学·政治学和人文科学等)的范例。但叙事法不只有解构之用,美国伦理学家麦金太尔(A. MacIntyre)的《谁的正义?何种理性?》(Whose Justice?Which Rationality?)一书是用历史叙事建立了自己关于正义的看法。加拿大哲学家泰勒(C. Taylor)的《自我的来源:现代认同性的产生》(Sources of the Self: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用同样的方法克服了认识论和伦理学的藩篱,建立认识主体和道德主体合一的理论。

虽然我对后现代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结论不敢恭维,但对他们提出的叙事法却饶有兴趣,特别欣赏麦金太尔和泰勒等人所使用的建设性的历史叙事法。我认为这一方法的好处是把哲学史和哲学结合在一起,借历史上的学说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正好可以克服做学问的两种弊病:一种是不用历史资料就声称自己建立了一个可以概括古今的理论,实则不过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某种理论的翻版,更糟的是拙劣的模仿;另一种是堆砌史料而提炼不出自己的观点,缺乏想象力·解释力和创造力,资料就失去了生命力。烦琐的引经据典,没有问题意识的复述,既没有理论上的价值,也没有历史存在的必要。历史叙事既不是就事论事,也不是以论代史,而是论从史出。叙事不是复述,而是创新,它既是思想的历史,又是活着的思想;既积累别人的思想资源,又不失时机地蓄发自己的观点。

历史叙事法特别适用于西方人性论的建构,因为人性论在西方不是一门成熟的学科,但西方观念史上又有丰富的论人性的观点,散见于各门学科之中。本书并没有发掘更多更新的资料,我只是用大家熟知的材料叙说一个故事,一个关于人的故事。这个故事从“人”的诞生开始。古希腊人发现了各种各样的人的形象,是后世的人学观念的萌芽;其后经历了中世纪“宗教人”的观念,近代“文化人”“自然人”“理性人”的观念而进入现代;现代人学观念繁多而深入,我们重点讲述“生物人”“文明人”“行为人”“心理人”“存在人”五类观念,后现代主义对历史上所有这些人学观念的解构标志着“人”的消解。我们的故事至此结束,但关于人的研究并没有消亡,也不可能消亡。只要人类继续存在,人就会不断地反思自身;只要人类还有普遍的道德准则,历史上的人性论的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人类还会继续提出新的人性论。 +7QOdvSscxCYm59c3CD6qX0RpHWxY8VdUfMRburajxk080rZVRTyxC38dyEqwTq8

点击中间区域
呼出菜单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