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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民族的伦理传统的根源都是一种关于人性的看法，一个民族对人性的反思越久远·越全面，他的伦理传统就越丰富·越成熟。伦理与人性的这种联系在中国表现得最为明显。“伦理”是现代汉语的词汇，来源于日文，是对现代西文ethic（来源于希腊文ethos）一词的翻译。但古汉语中的“人伦”与“伦理”一词的意义相对应。“人伦”就是现在所说的“人性”与“伦理”的结合，两者相互依存，没有人性，也就没有伦理；而没有伦理，人类就不能生存，任何人性（包括人的恶性）也都不能维持。因此，中国古代思想家特别关注对人性的思考。在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人性论是中国思想家的不朽论题，而与此相适应的是中国源远流长的伦理传统。据东汉初期王充在《论衡·本性篇》中列举的已经存在的人性论，计七种：性善，性恶，性有善有恶，性无善恶，性善情恶，性情相应，察己顺性。后世的思想家基本上也是沿着这些方向阐述人性论的。
在西方，西方的思想家也提出了“性善”和“性恶”两种对立的观点，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各种调和观点。但是就理论的系统性和连续性而言，中国古代的人性论比西方各家人性论更胜一筹。特别是儒家，对善恶的不同层次进行了辨析，对人性的善恶加以辩说，对各种观点加以比较·综合，建立起与形而上学相通，涵盖认识论·伦理观·政治历史观等各领域的性命心性之学，形成了关注人性问题的学术传统。相比而言，西方关于人性的观点分散在各家各派理论之中，很少自成体系，各种观点也缺乏横向交流和纵向承袭。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对人性的一个方面，如灵魂·理智·意志·幸福等，进行深入探讨，没有把人性作为中心问题和关注焦点加以研究，也没有一个关于人的整体理论。
卡恩（Theodore C. Kahn）在《人学导论：关于人的整体的研究》一书中列举了14门与人学有关的学科，包括哲学·伦理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语言学·宗教学·考古学，还有地理学·生态学·控制论和仿生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学科。卡恩说，所有这些学科都和人学有关，但又不是人学本身。人学本身是“非学科”（non-disciplinany）和“非专业”（non-specialized）。他解释说，人学不是一门单独的学科和专业，因为它具有相对于其他任何专业和学科的中立性（即不以任何一门学科专业为基础和前提）和普遍性（即研究人的整体，而不是人的一个方面或一个部分）。
卡恩把人学说成“非学科”和“非专业”的观点是可以商榷的。但他对人学性质的这一描述至少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西方和中国的学者还没有把人性当做一门学问的研究对象，也没有把对人的研究作为一门学科，但是“人性”的观念在各门学科中又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的。
为了了解西方人性论的全貌，我们需要进行理论上的重构，这就是，把各种相关的思想观念从各门学科关于人的论述中概括·抽取出来，把这些思想的原材料组织在一个理论框架中，重新进行组织。我花了很长时间思考如何进行这方面的理论重构。我思考的部分结论发表在《作为文化学的哲学》（载《哲学研究》1995年第5期）·《作为人学的文化学》（载《学术月刊》1996年第4期）和《大哲学的观念和比较哲学的方法》（载《哲学动态》1999年第1期）等文章之中。
对于西方人性论的对象和范围的问题，我想可以从三方面加以解决：一是结构，二是选材，三是方法。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解决其中一个方面便可以解决其他方面。比如，首先确定了结构，就可以根据结构来选材，根据结构决定如何组织材料的方法；再如，首先确定了材料的范围，就可以决定选材和概括的方法，根据材料和方法概括出一个合适的结构。我分别尝试了这两种方案，但成效甚微；于是从方法入手，来解决结构和选材的问题，取得了自己尚感满意的结果。我首先必须承认，所叙述的“人”的故事得益于观念史的方法和叙事法。以下分别对这两种方法做一说明。
“观念史”的概念首先由德国哲学家狄尔泰（Dilthey）在《劳萨克尔的观念史成就》（“E. Rothacker's 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üchte”）一文中提出，后经美国哲学家洛夫伊乔（A.O.Lovejoy）大力倡导，逐渐形成一家之言，《观念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就是此派的阵地。观念史派是属于哲学史的一个派别，它主张哲学史是文化史·观念史，而不仅仅是哲学范畴和哲学家·哲学流派的历史。这实际上是反对把哲学史解释成少数哲学家的思想史·概念史，而要求根据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来确定哲学的对象·范围和内容。可以说，观念史是扩大了的哲学史，它不仅包括现有哲学史的内容，而且包括与哲学思想相关的政治·经济·科学等领域的思想，但又不是哲学史与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社会思想史和科学史等的混合，而是以哲学史为核心的综合性的·跨学科的文化思想史。这就是他们称之为“观念史”的科学。
虽然观念史派在西方哲学界不是主流派别，绝大多数西方哲学史著作没有采用观念史的方法，但我倒是觉得，这一派的主张和方法对于克服哲学的危机·扩大哲学的领域和社会功能具有积极的意义。上面提到的我写的关于“文化学”和“大哲学”的那些文章，与他们所提倡的“文化史”和“观念史”的思想有不少一致的地方。我在那些文章中力图说明，现有的哲学史只是包括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纯哲学史，而掩盖了历史上纯哲学发生危机时期所涌现的·具有深远影响的丰富的文化思想，我们现在应该把历史上的哲学解释成文化学（meta-culture），而不仅仅是形而上学（meta-physics）。这样做的现实意义是走出20世纪初以来一直笼罩在哲学上的危机阴影。现代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危机实际上是纯哲学的危机，如果我们跳出纯哲学画地为牢的狭隘性和专业技术特征，走进大哲学的广阔天地，哲学将再次恢复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勃勃生机，向世人展现不朽的精神魅力和远大的发展前程。
在研究西方人性论的过程中，我越发感到，人学是对人的全面研究，人类文化的观念史实际上都是人对自身的反思。人对自身的反思不是镜像式的自我观照，人通过其他对象也可以认识自己。人固然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经济·政治等社会关系和语言交往）反思自己，但人的自我反思也可以是神的形象的折射；即使人以外界的自然物为对象，他可以通过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的关系看到自己的形象。人对自身反思的对象既是人自身，也是人与物的关系，还可以是表面上与人无关的异己对象。因此，关于自身的观念不仅涉及哲学，还涉及宗教·政治·经济·科学·社会学等领域。
20世纪初的德国哲学家舍勒（M.F.Scheler）是哲学人类学的创始人，他把关于人的知识当做人类反思的最高级知识，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哲学人类学，这是对个人和社会的本质的认识。个人的本质是人格，包括人的精神和价值等主题。人的共同价值和情感是社会结构的基础，也是社会学研究的基础。第二部分是人的实在知识，包括人的生理和心理构造，以及关于社会的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的知识，包括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地理学·气象学·经济地理·人种地理等学科。第三部分是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综合，从人的精神与人的物质环境的相互关系的角度，全面地理解人自身。舍勒称这部分知识为“知识社会学”，它是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包括个人的和物质的条件）下对人自身的概括。
舍勒把人对自身的概括称作人的“自我形象”（self image）。人对自身的形象不是消极的反映，而是人积极构造自身的活动。因为人不是像把握周围事物的本质那样来理解自身的，人总是按照一定的形象来塑造他自身的；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人自认是什么，他就是什么。舍勒在其知识社会学部分，按照时间顺序，概括出历史上人关于自身的五种形象。
最早出现的人的形象是“宗教人”（homo religious）。人自认是被神所造，把神作为崇拜对象，人类早期的宗教仪式和神话都表现了“宗教人”的自我形象。这一形象也是中世纪流行的宗教人学的来源。
其后出现的是“智慧人”（homo sapien）的形象。从古希腊哲学开始，人被看做理性动物。理性是人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属性。受“智慧人”形象的支配，古希腊以降的西方文化传统的主流是理性主义，人学传统的主流是理性人学。
近代以来，新出现了“工艺人”（homo fabel）的形象。在自然科学特别是进化论的影响下，人被看做最高级的动物，人具有最高级的生理机能，能够使用工具改造和控制自然，使自然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工艺人”的形象是自然主义人学的一个概括。
现代又出现了“本能人”的形象，这一形象的代表是尼采推崇的酒神狄奥尼索斯。这是一个按照本能冲动，朝向黑暗与死亡堕落的人的形象。舍勒因此称这种人的形象为“狄奥尼索斯人”（homo dionysiacus）。狄奥尼索斯式的本能代表了人的堕落本性，表现了一种悲观主义的文化历史观。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乐观主义的“创造人”（homo creator）的形象。这种形象表现了人性中积极进取的一面。
舍勒列举的五种人的形象是运用观念史方法的一个典型，对我很有启发，但我不能完全照搬舍勒的说法。第一，有必要区分“形象”与“观念”。舍勒所说的人的“自我形象”不等于人性的观念。人的“自我形象”发生在古希腊，是西方人对人性的早期认识。在以后的观念史中，希腊人的“自我形象”已经发展为自觉反思的观念。第二，舍勒把关于人的观念史归结为五种，未免太少，不足以概括历史上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人性观念。我把在他之前和之后的种种关于人的观念概括为九类：宗教人·文化人·自然人·理性人·生物人·文明人·行为人·心理人和存在人。第三，需要说明，这些观念的出现虽然有一定的时间秩序，但它们之间是相互交叉·彼此渗透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某一类人学观念包含着过去已经存在的观念，以及同时代出现的观念，比如，中世纪的“宗教人”的观念在近现代依然存在；近代“自然人”的观念包含着“政治人”“经济人”“道德人”等观念；现代“文明人”的观念以“野蛮人”为参照，等等。
必须承认，西方历史上出现的这些人的观念，是我们现代人眼光观察·透视的结果；人学观念史不仅是历史，而且是现在的一种建构，这种建构历史观念的方法就是“叙事法”。“叙事”（narratives）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术语，它和后现代主义的其他术语，如“游戏”“言谈”“写作”等有着相同的指向，这就是要代替近代以来的“科学”“学说”“理论”的概念。这不仅是文字上的变换，更重要的是风格和意义的转换。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近代以来的科学·理论和学说的特点是“宏大叙事”，他们的任务是解构“宏大叙事”。但解构本身也是叙事，不过不是把现象归结为本质·用一统摄多的理论构造，而是追溯细微事件·见微知著或谈言微中的历史叙事。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就是用历史叙事来解构近现代科学理论（如医学·心理学·政治学和人文科学等）的范例。但叙事法不只有解构之用，美国伦理学家麦金太尔（A. MacIntyre）的《谁的正义？何种理性？》（Whose Justice？Which Rationality？）一书是用历史叙事建立了自己关于正义的看法。加拿大哲学家泰勒（C. Taylor）的《自我的来源：现代认同性的产生》（Sources of the Self：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用同样的方法克服了认识论和伦理学的藩篱，建立认识主体和道德主体合一的理论。
虽然我对后现代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结论不敢恭维，但对他们提出的叙事法却饶有兴趣，特别欣赏麦金太尔和泰勒等人所使用的建设性的历史叙事法。我认为这一方法的好处是把哲学史和哲学结合在一起，借历史上的学说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正好可以克服做学问的两种弊病：一种是不用历史资料就声称自己建立了一个可以概括古今的理论，实则不过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某种理论的翻版，更糟的是拙劣的模仿；另一种是堆砌史料而提炼不出自己的观点，缺乏想象力·解释力和创造力，资料就失去了生命力。烦琐的引经据典，没有问题意识的复述，既没有理论上的价值，也没有历史存在的必要。历史叙事既不是就事论事，也不是以论代史，而是论从史出。叙事不是复述，而是创新，它既是思想的历史，又是活着的思想；既积累别人的思想资源，又不失时机地蓄发自己的观点。
历史叙事法特别适用于西方人性论的建构，因为人性论在西方不是一门成熟的学科，但西方观念史上又有丰富的论人性的观点，散见于各门学科之中。本书并没有发掘更多更新的资料，我只是用大家熟知的材料叙说一个故事，一个关于人的故事。这个故事从“人”的诞生开始。古希腊人发现了各种各样的人的形象，是后世的人学观念的萌芽；其后经历了中世纪“宗教人”的观念，近代“文化人”“自然人”“理性人”的观念而进入现代；现代人学观念繁多而深入，我们重点讲述“生物人”“文明人”“行为人”“心理人”“存在人”五类观念，后现代主义对历史上所有这些人学观念的解构标志着“人”的消解。我们的故事至此结束，但关于人的研究并没有消亡，也不可能消亡。只要人类继续存在，人就会不断地反思自身；只要人类还有普遍的道德准则，历史上的人性论的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人类还会继续提出新的人性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