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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始终伴随着现代文化的建设，现代中国哲学充满着关于文化的学说和讨论，特别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哲学工作者积极参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他们在文化建设中已经或正在发挥的重要作用表明，文化的“硬核”是哲学，文化建设的核心是哲学理论的发展和普及。中国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优秀成分的继承和发扬，对外来文化有益因素的借鉴和吸收，都需要经过哲学理论的批判改造、融会贯通。如何正确地理解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合理部分，使之与中国现代文化相融合，已成为哲学工作者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为了解决这一课题，我认为应该理直气壮地提出：用中国人的眼光解读西方哲学。
用中国人的眼光解读西方哲学，是基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而提出的。中国知识界与西方哲学的遭遇，规模较大的有两次。第一次发生于“五四”前后。其时，西方各国流行的形形色色的哲学派别和思潮蜂拥而至。从叔本华的意志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到康德的先验论、黑格尔的绝对唯心论，从英国的经验论、功利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到新实在论和实证主义，从罗素的分析哲学到杜威的实验主义，都成为人们热衷宣扬的话题。平心而论，这些学说对于打开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确实起过一些积极作用，但是它们的影响仅仅局限在少数文化人的小圈子里，未能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扎下根来，只扮演了昙花一现的匆匆过客的角色，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长河中翻滚起几朵浪花就消失了。究其原因，固然与这些学说的自身弱点有关，但介绍者浅尝辄止、囫囵吞枣的学风和不顾中国国情而一味模仿照搬的心态，不能不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30年代有人评论说：“我国自西洋思想输入之后，国人每得西人之一鳞一爪即可大出风头。实则数十年来的思想，在守旧方面不能跳出古人的圈子，在维新方面，又不能越西人思想的雷池一步。中国近年并没有具有独创精神的大思想家。”
然而，上述评论并不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状况。马克思主义传播初期，也出现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倾向，但这毕竟不是主流。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创造性工作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使得马克思主义这一最初的外来思想，成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最终融化在中国人民的思想和行为之中。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段时间，我们却把这一创举当成终结性的胜利，把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和理论绝对化为真理的顶峰，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代替全民族的文化建设，用政治性的批判代替学术上的理论争鸣，最后在批判“封资修”的口号下走上排拒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封闭道路，酿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劫难。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向世界敞开大门。在中外文化交流日趋频繁的形势下，各种西方哲学思潮流派再次涌进中国。经历了中西方文化多次碰撞之后，我们的民族在文化上、心理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成熟，已经能够坚定而自如地面对来自国外的一切思潮。如果说，以前人们还在为要不要介绍西方哲学而争论，那么现在的问题已不是要不要介绍西方哲学，而是如何对被介绍的西方哲学加以分析、鉴别和批判；这不只是在口头上笼统地承认西方哲学思想良莠不齐，而是要用特定的标准具体地区别良莠、辨别是非。用中国人的眼光解读西方哲学，正是为着解决这一现实问题而提出的。
我们这里说的“中国人的眼光”有特殊的含义，指的是一种文化意识和理论标准，它决定着我们观察问题的角度、解释模式和表达方式，以及选择素材和审视结论的价值取向。中国学者为什么要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待西方哲学，如何学会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待西方哲学？这是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西方哲学当然是西方人发明创造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人对他们自己的理论具有优先的、终审性的解释权，更不意味着只能按照西方人的眼光看待西方哲学。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前辈陈康先生说，如果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的产品“也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绝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昭著于全世界；否则不外乎是往雅典去表现武艺，往斯巴达去表现悲剧，无人可与之竞争，因此也表现不出自己超过他人的特长来”
。陈康先生的宏愿尚未实现，但是反观外国人研究中国哲学和文化所达到的成就，在某些方面却已达到了使中国学者以不懂外文为憾的地步。比如，日本的佛学本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日本学者对佛学的精深研究使得各国的佛学研究者都感到有阅读日文研究成果的必要；再如，当今西方各国汉学家也取得令国人刮目相看的成就，国学研究者再也不能忽视这些英文、法文和德文的资料了。外国学者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一成就，就是因为他们用自己特有的眼光解读了中国古代典籍。这从反面提示和激励中国学者，只有用中国人的眼光解读西方哲学，才能在西方人称雄的学术领域显示出超过他们的特长。
我们不仅要在西方哲学的研究领域和西方学者竞争，更重要的是促进中西文化的相互理解。每一个民族对外来文化和哲学的理解，都离不开自己文化固有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的实现和选择。正如西方人总是用他们的眼光看待中国哲学一样，中国人也应该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待西方哲学。只有在哲学研究和学术交流中坚持这种平等原则，中西哲学才能开展真正有效的对话，达到真正的相互理解。反之，盲目地崇拜西方哲学界的学术标准和运行方式，盲目地跟随西方的时髦学说，趋之若鹜，人云亦云，我们就永远不能站在平等的立场上与西方人论道辩理，永远不能像我们的祖先那样创立为后世所称道的、可以与西方哲学相匹配的中国哲学。
事实上，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哲学，离不开中国文化固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语言是思维的媒体，只要你用中文去翻译、理解和表达西方思想，那么你必然是以中国人的特有方式思维。退一步说，即使你能完全运用外文来理解和表达，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也仍然会潜移默化地在头脑中起作用。打一个比方，语言好比是眼镜，思维好比是眼睛，文化传统好比是视网膜，人们可以换一副眼镜，也可以治疗自己的眼睛，却不能改换视网膜。身为中国人，却硬要以西方人的眼光看问题，这无异于弄瞎了自己的眼睛。
我们指出中国学者不可避免地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中国学者都在自觉地运用中国人的眼光。“中国人的眼光”作为理论标准包括诸多方面的要求，运用中国人的眼光是中国文化意识的自觉，用中国人的眼光解读西方哲学，更是我们在文化建设中面临的新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以为当前尤其要注意以下方面的工作：
第一，用地道的中国话说外国的道理。中国人说中国话本是一个最起码的要求，但在西方哲学研究中，这却是一个很高的要求。最近一些年来，一些人在翻译和使用西方哲学概念时生造硬译，写出的文章玄而又玄，不但别人看不懂，恐怕作者自己也不知所云。人们把这种文风称作“名词轰炸”。我想，引起大家不满的并非新造了一些学术上的术语。随着信息的更新和增长，中文里已经并且必然还会出现大量的新名词，这本是自然的事。但是创造出来的词汇和语言新用法要符合中国人的说话习惯，语言的约定归根到底是生活方式的约定，只有那些符合中国人心理习惯和生活习惯的新用法才能被人们所接受，只有按照中国人的思想和表达方式来理解西方哲学的概念，才能创造出为大家喜闻乐见的哲学词汇和语言形式。按照这种方式来丰富中文的词汇，本身就是对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一种贡献。
第二，以中国文化为参照开展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研究西方哲学当然要通晓西方文化的背景知识，但作为中国学者，还要以中国文化为参照，才能更好地把握研究的重点和方向。西方哲学流派繁多，资料浩瀚，观点芜杂，每个研究者都只能依据一定的需要和价值判断，对资料有所取舍，从一个侧面展开研究。应当明确，当代中国学者在西方哲学里所发现的价值应该是它对于现代中国哲学和文化建设的价值。按照这一价值标准去选择衡量，就可以区别良莠，去伪存真，判别是非，改造西方哲学的异己成分，吸收其合理因素和优秀成果。这是创造宏伟博大的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步骤。为此目的，需要积极、深入地开展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这种研究是西方哲学界的薄弱环节，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要认识到中国人在这领域的优势，尽快走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前列。宗白华先生曾说过，中国人理解西方文化，要比西方人理解中国文化更容易，因此更适合担负融汇中西文化以建设世界新文化的重任。按照这个观点，以中国文化为参照来研究西方哲学，不但不会陷入狭隘性和片面性，反而可以扩展西方哲学研究的视野，并使西方哲学的精华融汇到未来的世界新文化之中。
第三，加强西方哲学研究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联系和合作。现代中国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以及外国哲学，这是当代中国的现实。中国人的眼光当然包括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眼光和中国哲学的历史眼光；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待西方哲学，不仅是西方哲学专业研究者的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究者和中国哲学史专业研究者的任务。围绕这一共同任务，哲学各专业的研究者可以相互沟通，加强合作。比如，中西哲学比较研究需要学贯中西的人才，中西哲学史教学内容和学科建设的配合将为培养这样的人才创造条件。再如，西方哲学专业研究者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究者联手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能够发挥各自优势，取长补短，在这一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勇于创新，综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外国哲学的优秀成果，用学术研究的第一流成果，迎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天，中国哲学工作者就一定能够在世界哲学的舞台上担负“第一小提琴手”的角色。
附记：本文原系在北京大学哲学系1994年“五四”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四期，第60页。稍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