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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我国经济在保持持续增长的同时，也步入了转折时期。我国领导人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为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为了经济仍能可持续发展，我国目前迫切需要进行经济转型升级。在现在的经济新常态下，虽然我国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大，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和问题增多等问题，但是经济转型升级也为我国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增长机会。而与转型升级珠联璧合的战略举措则是对外开放。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成果，用事实向人民证明了封闭必然落后，开放带来进步的真理。“一体两翼”开放战略的提出是对现有开放格局认识的一次升华。通过“两翼”的开放促进“一体”的转型升级，是在拓宽和深化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的基础上，实现开放与发展的再次结合。因此，“一体两翼”开放格局建设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
在当前这个风云莫测的国际环境中，我国面临着诸多挑战。然而，我国仍能保持较高速的经济发展，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还有巨大的潜力和空间。如何挖掘这一潜力，扩大发展空间，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是我国当下需要思考和急需解决的问题。这取决于我国趋利避害的能力——既抓住发展机遇，又处理好所遇到的问题。“一体两翼”战略的规划正是服务于应对我国经济转型面临的诸多挑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将全球经济推至一个新阶段，全球的经济格局、发展趋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呈现出新特征。
第一，全球宏观经济环境出现新变化。传统型全球化向新型全球化转型是全球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一个突出表现，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兴起正在改变全球化的方式，虽然互联网带来的新型全球化是必然趋势，但是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逆全球化”思潮出现，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标志性事件“英国脱欧”使得全球化再一次受挫。在如此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如何才能在新技术革命中脱颖而出，成为新型全球化的领头人，“一体两翼”开放战略是必备武器。全球经济复苏是全球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又一表现。欧美发达国家近年来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带来的严重后果，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复苏。在财政政策方面，政府大量购买国债，将基础货币投放到民间，增加其供给，导致政府债务大量攀升，金融体系系统风险增加，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金融体系货币流动性泛滥后果严重且影响深远，货币银行学理论告诉我们，中央银行派发的货币是基础货币，通过商业银行创造存款，在央行初始基础货币供应量与最终社会货币量之间存在数倍扩张的效果，即货币乘数效应。在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下，美联储出台无限量量化宽松政策，将联邦基金目标区间下调到0%—0.25%之间，可谓最激进的市场干预行动对全球金融市场和资产价格较高都产生了巨大冲击，其他主要经济体也都纷纷出台了历史性刺激政府应对疫情冲击，在全球经济全面取得胜利，全球经济发展的不断推动下，通胀压力正在加大。
第二，全球新技术革命正在兴起。回溯历史，每一次技术革命的兴起都会促进人类文明大飞跃，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的生命力，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全球性新技术革命正在兴起，全球产业价值链正在因新技术革命的推进而发生重大改变。一方面，新技术带来新产业发展壮大，如智能制造、共享经济和医疗革命等，它们将改造传统生产模式，引领经济改革和发展；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的核心代表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跨境电商不断发展，推动大数据时代到来，产业数据化趋势不断增强，数据进也一步深化全球产业价值链。随着全球产业价值链发生变化的同时，各国的贸易竞争方式和重点都将发生改变，数据和技术的竞争更加重要和激烈，虽然新兴国家想要进入这个价值链有其隐含的壁垒，不可否认的是，新兴国家在价值产业链中的地位愈发靠前，世界各国在未来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将因此重塑。
第三，全球各国经济关系正在重塑。一方面，新兴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话语权不断扩大，即使现在老牌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仍然具有绝对优势，但是随着新技术革命的不断推进，新兴国家抓住发展机遇，甚至可能实现利用新技术革命对发达国家进行“弯道超车”。目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在全球事件中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越来越强，比如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倡导和发展中国家在“一带一路”中发挥的作用体现了新兴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很好的外部机遇。另一方面，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及其影响出现变化。早在十九世纪末，我国洋务运动领袖们就提出实业救国的思想，而在二十一世纪全球金融风暴冲击后的今天，再工业化战略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强调制造业和新兴产业的振兴与发展。如，美国提出《制造业促进方案》，后又推出“高端制造合作伙伴”计划，主要涉及环保能源、先进制造等高端产业，为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和措施。欧盟提出“增强型工业革命”，自工业革命以来，欧洲一直以先进制造业领先于其他国家，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其优势逐渐被缩小，“增强型工业革命”的提出强调了欧盟工业的核心地位。英国也提出“高技术制造”为其未来再工业化侧重的方向，主要为了抢占高端产业链市场，这也是我国经济转型的目标所向，从全球化分工产业链的底端向高端奋进。目前，第三次工业革命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其主要标志是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特点是技术创新速度快、影响广。发达国家正在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一方面为了从经济危机中尽快复苏，重振制造业，提高其在GDP中的比重，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为了抢占第三次新兴工业革命的先机，获得新一轮全球分工的领先地位。一直以来，我国凭借低廉的生产要素优势处于全球加工厂的底端位置，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和时代挑战，重视高科技领域时不我待，打开与发达国家之间技术沟通的大门，促进经济转型，才能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抓住历史机遇迎头赶上。
第四，区域主义的兴起。经济全球化发展使发达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明显下降，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此轮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实力得到了较大的提升。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将各国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随着经济发展，自身要素禀赋发生变化，全球产业分工的深化，各国的利益诉求也随之改变。原本高度包容性的多边协议在经济诉求千变万化的今天难以同时满足各国的需求，而为了适应各国国情，提高风险抵御力，区域主义的双边协议更容易得到各国的支持。同时，美国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情况下，其主导地位逐渐衰弱，由以美国为首的大国主导的多边商贸协议越来越难以制定，对比之下，双边协定则更容易实现。“一体两翼”开放格局的建设，深化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宽度，面对敞开的机遇如何在其中选择合作方式及合作内容将对我国经济的转型产生很大影响，通过高利高效的双边协议做好产业转移和承接成为经济转型的关键。
首先，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开创了自己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创造了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但是经济发展到现在，许多矛盾和问题凸显，比如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和增长动力不足、产业结构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第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由以前的高速增长变成现在的中低速增长。过去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净出口拉动，但是目前而言，投资过度造成现在的产能过剩和债务积压的局面，我国的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度甚至已经小于零，投资和净出口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已远远不如以前，我国经济增长需要寻求新的动力，经济转型升级正好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第二，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三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因为以前的粗放式经济发展道路，产业结构存在不少问题。第一产业机械化程度不高，耕地破坏，缺乏可持续发展机制，农业基础薄弱；第二产业产品技术含量低下，资源利用率不高，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位置；第三产业虽然不断发展，但和发达国家对比，仍有不少差距。第三，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一直强调共同富裕和先富带后富，但是现实情况却是，收入分配不平衡，行业之间、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异明显，存在较大的贫富差距。第四，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和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不利于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为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潜力空间。我国国内的这些经济问题在后续章节会详细阐述。
其次，我国原先具备的要素禀赋优势正发生改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一直以劳动力密集型为主导，相较于世界一流制造强国美国、德国等美欧发达国家，我们在技术研发上仍然与其有着很大的差距，同时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我国已不再具备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的比较优势，这两个限制将导致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不足。我国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正在弱化，我国已步入人口老龄化中后期，近十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已增长近4倍，“人口红利”不断减少，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力有9.37亿人，占总人口的69.2%，较上年减少60%。2015年15—59岁劳动力人口约9.28亿人，预计2020年将减到9.16亿人。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67.6%下降至65.3%，表明我国劳动力人口减少，人口红利带来的低成本的经济发展优势已然消失，经济需要缺乏持续发展的动力，经济转型升级的压力重重。
最后，我国资源环境持续恶化，迫切需要经济转型升级来扭转劣势。一方面，我国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例如，土地、水资源等常规能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5.9%和25%；石油、天然气等重要能源资源占有量则更低。另一方面，早年“三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发展模式，能源利用率低，严重污染环境。2016年我国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约为43.6亿吨标准煤，在我国能源结构中，化石能源占90%，其中煤炭占70%，这导致了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近年来，东南沿海、京津冀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一直是国家关注的重点，环境状况总体恶化趋势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我国目前的煤炭排放总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2017年，国家能源局指出一次性能源消费总量要控制在44亿吨标准煤左右，节能减排任务艰巨。生态系统严重退化，生态平衡破坏导致自然灾害频发，如若不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环境和资源将无法承载未来的经济发展，这逼迫中国经济开放转型升级。
面对复杂的外部挑战以及严峻的国内形势，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势在必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对外开放，在深化开放的道路上，“一体两翼”开放战略为中国经济发展开拓空间，一方面国内要素市场改革，完善和拓展国内生产市场，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另一方面打开了外部市场，为我国产品提供广阔的销售市场，如“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作用。“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将两翼具体化，它将成为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对外开放的总体方针。“一带一路”沿线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近60个，总人口约44亿，占全球人口总数的63%，经济总量仅有21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9%，超过世界一半的人口却生产了不到全球三分之一的产值。经济发展落后，产业附加值低等众多因素促使“一带一路”建设将成为我国主导并与沿线多边国家共同达成的新经济发展模式，是我国寻求更大范围资源和市场合作的重要机遇，也是我国在近200年来首次提出以中国为主导的洲际开发合作框架，这将彻底摆脱原来依附大国，被动挨打的政治局面，从根本上转型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一体的蓬勃发展。
对外开放的要素积累机制。目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离不开经济转型，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有要素积累的促进作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与劳动两种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对经济增长意义重大。首先，物质资本积累。经济的发展需要各种原始资本积累，因为各国不能具备生产某种产品的所有生产要素。所以资金成了一国进行经济生产时一项必不可少的投入。当一国处于封闭状态时，仅靠自身的资金积累很难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而就资本角度而言，除了资金以外的很多要素，例如原料、能源或先进技术、先进设备等等，可以通过对外开放引进，从而增强本国的区位优势。同时，就劳动力要素而言，对外开放能够引进外资企业，为国内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第二，人力资本积累。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技术与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对外开放可以促进知识的区域转移，加速人力资本积累，促进技术分享与进步。所以，对外开放方便了各国间知识与技术的交流，为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提供了向科技强国学习的机会，有利于提高本国的科技水平，促进经济增长；引进外商投资促进本国知识进步的同时，加大了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推进了本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对外开放的产业聚集机制。新地理经济学通过区域产业集聚的视角，将对外开放和区域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模型认为，对外开放可以引起三种集聚效应：第一是相关部门的集聚；第二是与对外开放相关部门存在关联的部门的集聚；第三是技术溢出等其他产业的集聚。通过对外开放，产业聚集机制会使得厂商为了获得最大化利润向拥有生产同类产品的厂商地区聚集。随着专业化产业聚集的形成，与该产业有关的上游供应商、下游产业链以及中间产品等诸多行业都会聚集于此，一个较为完善的产业圈由此形成，这样的聚集将降低运输费用以及交易费用。聚集了包含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在内的各项生产要素。一方面，产业聚集将各项生产资本聚集，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优势互补的局面，各产业能够在其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形成产业互补。另一方面，产业聚集机制将相关的竞争产业、互补产业联系起来，有利于知识和技术在集聚市场的流通，增加产业间的竞争，从而吸引高技术人才聚集，不断改革创新技术进步，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对外开放的制度变迁机制。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脱离了制度变迁这一因素，经济增长将难以持续。完善的制度能够减少交易成本，降低市场准入，激发经济主体能动性和活力。当制度或政策能够促进一国研究开发和完全竞争时，该国经济就会实现增长。制度优化完善，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改善市场不合理收费现象，改进市场定价机制，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效率，完善市场运行机制，使得厂商进入和退出市场都更加有序，增加市场的有效性，同时可以优化要素配置，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合理的资源配置进一步促进要素积累，使得对未来增长具有较大促进作用的高等要素积累效率提高，从而加快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速度。对外开放是一个打开国门与世界各国交流学习的过程，各国可以通过对外开放学习别国先进的经济制度，增强自身管理水平，提高本国的劳动生产率，加速改革创新。
综上所述，一国的对外开放对其经济增长有很大的推动力，经济增长是经济转型的最终目标，因此经济转型升级将伴随着对外开放的程度加深而得以实现。
自1978年对外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8年我国贸易进出口总额为206亿美元，十年后1988年达到了1028亿美元，翻了近5倍，近三十几年来，贸易总额不断增长。直至2016年，我国贸易进出口总额达36849亿美元，较1978年增长了177.5%。
由支出法计算GDP的公式为：Y=C+I+G+NX，其中C为消费、I为投资、G为政府购买支出、NX为净出口，即贸易顺差。可见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贸易顺差一起被计入了GDP的核算。对外贸易的发展给我国带来了贸易顺差的大幅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贸易顺差如图3-1所示。三十多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大部分年份呈现贸易顺差，且有着逐渐递增的趋势，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贸易顺差已突破1000亿美元，2010年以后更是突破了2000亿美元并持续快速增长。贸易顺差对我国GDP的贡献是显著的。并且随着对外开放，我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也呈现递增趋势。对外贸易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图3-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年度贸易顺差额及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投资发展迅速，外商投资不断扩大。从可收集到的数据来看，1983年我国实际直接利用的外商投资仅9.2亿美元。然而二十年后，如图3-2，2003年我国直接吸引外商投资达535亿美元，比1983年翻了近60倍。随着加入WTO，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直线上涨，2015年已达到了1262.67亿美元，仅三十几年增长了1253亿美元。惊叹于增长速度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对外开放为我国引进了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高尖端人才及管理经验，极大提高了我国生产力水平，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图3-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及对外直接投资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图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在2007—2015年间保持较快的上涨速度，说明尽管我国经济实力在这段时间内不断增强，经济增速明显，但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却远远小于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这虽然使得我国长期处于贸易顺差阶段，但其中隐藏了不少问题，如对外依存度较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加等。
除了在贸易项目下积累的大量贸易顺差，我国在资本项目下也积累大量资本顺差，贸易和资本两个项目的双向顺差成了我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对外开放以来，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加，1978年前，我国外汇储备未超过10亿美元，而至2016年我国外汇储备达30105亿美元，改革开放近40年我国外汇储备增加近3000倍。巨额的外汇储备标志着我国飞速的经济发展，标志着国际支付能力、抗风险能力以及综合国力的提升。
由上一节可知，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取得了丰硕的经济成果，欣喜过去成就的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步入了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如何重新发动经济增长的引擎，是现在的重点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可以使我国产业摆脱长期处于全球价值底端位置力争上游，另一方面可以加快落实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前者是产业发展的定位体现，后者是产业发展的空间体现，两者关联紧密。
“一体两翼”开放战略下的“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助推器。“一带一路”是中国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的对外开放模式，也是“两翼”的具体体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出口为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凭借自身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大量外商投资。由于低廉的生产要素成本，我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的加工厂、全球主要的生产基地和出口平台。跨国公司将产业链低端的生产和加工环节交至中国工厂，再将我国生产出来的商品出口至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虽然这为我国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我国承接了太多发达国家的低端产业。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退，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我国自身创新科技的发展以及不断向产业链中高端迈进的需求，原本的低端产业需要转移到要素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而这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需求不谋而合。“一带一路”建设很好地将国内过剩的产能向我国的中西部以及沿线发展中国家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一带一路”使得东部产业更为便利地转移至中西部，可以促进中西部的工业化，带动中西部经济发展，并使得东部地区能够集中资源发展更具有优势的高端产业，提升东部地区产业等级。“一带一路”推动东、中西部共同发展，缩小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差距，优化经济区域结构，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一带一路”不仅推动国内区域协调发展，还有利于国家之间的协调发展。以钢铁、水泥行业为例，这些传统工业随着我国国内基础设施建设趋于饱和，如何处理其过剩产能成了难题。“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相对落后的经济以及技术壁垒的限制，虽然拥有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可其国内产业发展还很落后，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对于引进能带动本国经济发展还能促进就业、弥补基础设施缺口的工业产业，各国政府将表示强烈的欢迎，那么承接中国需要转移的制造业产能将成了互利共赢的合作。目前我国的一些劳动力、资源密集型具有产能过剩特质的产业，恰好是沿线国家空缺的产业，过剩的产能在合适的位置释放自己的能量，体现了“一带一路”项目互利互惠、互联互通的价值。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引起各国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和国际社会的重大反响。但就现阶段看，尽管国内各部门积极响应号召，但前路依然漫长而充满挑战。目前，“一带一路”建设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当中。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一带一路”建设列入《中共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决定》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此再次进行了强调，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旨在打造东西双向开放和陆海内外联动的全面开放新格局，点明“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各国各地区在多领域的通力合作，尤其是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方面的合作。此后，于2017年1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又一次提及“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可见，我国已将“一带一路”建设视为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布局。在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情况下，“一带一路”的建设和规划，不但被我国寄予厚望，也成了国际社会的重点关注对象。
2015年3月28日，经国务院授权，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一带一路”是一条跨地区、具有全球视野的各国互尊互信、合作共赢、文明互鉴之路，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之路。
《愿景与行动》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虽然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双边合作内容，但共性的是推进“五通”来谋发展、共成长。政策沟通，要求相关国家达成政治互信，消除错误认识，达成互惠互利的双边协定，寻求各国经济发展的契合点。其中优先发展领域是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对铁路、港口、园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各国政府间的有效沟通和理解。设施联通强调沿线各国应达成共识，亚欧非之间贸易往来的加强要求建立健全基础设施网络。将瓶颈路段、交通要道健全优化是经济发展经济运输的前提，为各国间经济往来提供基础条件。贸易畅通重点在于贸易模式的优化，减轻甚至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在区域内构建公平良好的贸易环境，共同将蛋糕做大做好。资金融通主要包括加强各国间的金融合作，深化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使贸易结算方式更加简易化规模化。民心相通则是要求各国之间加强文化交流、学术往来、媒体合作等等，通过人文合作的发展实现经济合作的进步。
在实现互联互通的基础上，“一带一路”倡议却没有提出明确的目标和时间计划，毕竟包含的国家众多，形势复杂，存在很多安全隐患。在国际经济形势不稳定的情况下，很容易发生突发事件，具体项目落实存在难度与挑战。只有与沿线各国进行有效沟通、达成共识，才能实现这一美好愿景，而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深化对外开放的必然，它将充分发挥国内各地比较优势的作用，统筹西北、东北、西南、沿海和港澳台及内陆地区的协同发展。具体来说，对于西北、东北地区，主要是实现先开放新高地，兰州、西宁开发开放，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内蒙古连通黑吉辽与俄远东陆海联运合作；对于西南地区，主要是加快建设北部湾经济区、珠江—西江经济带，大湄公河区域经济合作，以及西藏和尼泊尔经贸合作等等。
对于沿海和港澳台地区的建设，主要包括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海南国际旅游岛、浙江海洋经济示范区和舟山群岛新区建设。海外侨胞和港澳积极参与，为台湾地区参与建设做出准备与安排。
我国内陆建设要求新高地及城市群的开放，包括东三省哈长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开放内陆新高地如重庆、成都、武汉、长沙等等；支持内陆城市如西安、郑州等建设国际陆港，弥补内陆地区地理位置缺陷，加强其与沿海城市的经济联系与通贯口岸合作，并与此同时打通内陆地区延伸至境外的贸易合作，例如“中欧班列”沿线的国家地区间合作，成为连接中西往来的纽带。
总之，“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将我国内陆与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充分联系起来，加强内陆重点经济区建设，深化东南沿海对外开放格局，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打通中西合作的桥梁，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一带一路”实现的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共赢发展。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国家之间的合作，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产业发展之间互补，国家之间可以互为市场，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中国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它们需要的产品，如中国可以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既能释放中国的产能，又可以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还缩小了国家之间的空间距离，有利于国家之间的互通发展，发挥规模经济的作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我国提供所需的要素资源，比如一些稀缺的自然资源，我国为沿线国家提供资本和技术的援助。沿线国家的资源丰富且成本低廉，可以弥补我国资源成本过高和部分资源稀缺的劣势；同时，我国可以弥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本不足和技术落后的劣势。此外，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生产成本优势和尚待发挥的市场优势，中国的部分产业可以转移到这些国家，充分利用沿线国家的天然优势，推动它们经济发展，又有利于优化中国产业结构，助力经济转型升级。
由前所述，实现“一带一路”的美好愿景，需要各国人民共同努力，并且这并不是一个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的目标。客观地说，要深刻清晰地认识到建设中存在的成本和风险，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优化建设方案和明化发展方向。
第一，从社会政治经济稳定角度来看，全球的高风险国家主要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一带一路”穿过了亚欧非三大洲，其中包括中东及其周边地区，而这些地区的一些国家长期处于政治动荡、族群冲突和战乱之中。众所周知，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可近年来，南亚、中亚以及西亚都存在着激烈的社会冲突。伊拉克、叙利亚、伊朗、黎巴嫩等，这些国家有的处于战乱中，政府对国家主权尚且无法掌控，对长期经济建设是自顾不暇，因为稳定国家政权才是其政府的当务之急。如果得不到沿线国家的支持，那么横跨亚欧非大陆的道路就无法畅通，这将极大地影响“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经济建设的效率与质量。此外就这些国家而言，即使短期内与之达成了互联互通，其时局不稳、政局动荡的局面，会让我们卷入纷争，甚至卷入战争，就根本谈不上高质量经济发展。
第二，贸易保护主义与金融体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进出口需要众多文件，贸易壁垒阻碍严重
。除此以外，以印度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将我国视为竞争对手，经常采取贸易保护主义行为或政策，常常以各种理由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调查。其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印度是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诉讼最多的国家。金融体系方面，由于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相对落后，银行不良贷款占比高，汇率波动大，加剧了贸易往来中的金融风险。如果没有贸易自由化的政策和相对稳定的货币体系，将对双边贸易往来带来很大的冲击。
第三，产业转移可能对中国带来负面效应。众所周知，我国将一部分过剩产能转移到沿线发展中国家，缓解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可这一举措并不是为了推销我国的过剩产能，“一带一路”的最终目标并不是为了为国内过剩产能找到出口，而是为了与沿线各国达成互惠共赢的局面。虽然目前“一带一路”能够顺利地将中国一部分过剩产能转移到其他欠发达国家，并与这些国家形成很好地产能互补，解决我国目前水泥、钢铁等产业尴尬的局面，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根本的是需要这些企业加强产业改革和技术创新，从而获得新的发展动力，而非通过特殊途径与制度安排来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会有一些产业与我国形成贸易互补，也存在与我国提供同质型产品的竞争对手。“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能使得利益与竞争共存，一方面可以促进我国的产能转移，为产业转型升级流出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需注意到产业的转移意味着不同区域之间的产业新竞争，如果我们不能够提升本身的产业生产力，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则很可能对我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今天，我们享受开放带来的富裕生活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如今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时期，经济内部面临收入差距过大、产业结构单一、区域结构发展不平衡、要素禀赋变化、生产成本上升、环境恶化和资源枯竭等诸多挑战，外部挑战有传统型全球化向新型全球化转变、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新技术革命正在进行和各国之间的国家关系正在重塑等，我国需要以正确的姿态迎接内外部挑战，同时应对经济发展的内外部挑战要求我们继续深化对外开放，实施“一体两翼”战略。
“一体两翼”战略的提出，为我们迎接挑战提供了指导方针，“一体两翼”战略不仅可以为我国提供广阔的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而且可以促进我国的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发挥产业优势，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制度，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可以使我国和沿线国家形成互惠互利的局面，实现“共赢”发展，同时也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可操作的舞台，“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深化国家之间的合作，进一步优势互补，发挥规模经济的作用，推动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居民生活条件，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同时为我国经济发展开阔市场，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让我国专注于发展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产业，使我国在全球价值产业链中的地位升级。
当前我国需要坚持“一体两翼”开放战略，加速经济转型升级，为经济发展注入全新的活力，摆脱世界经济下行的负面影响，走出中国经济低速增长的困境，才能解决我国目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才能保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