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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正好位于“地球的心脏地带”。从整体形态上看，具有洼地型特征——两边高、中间低的态势。从经济地理方面看，东端是亚太经济圈，西端是欧洲经济圈，都是经济发展地区，中心则是我国、中亚和西亚一带经济相对落后地区。
尽管美国、日本不在“一带一路”的规划线路上，但由于两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性和对我国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以及两国曾实行的“新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外交”策略与我国的“一带一路”有相通之处，本章也将其纳入其中进行讨论。本章将以经济学视角，从供需分析模式出发，通过描述中亚、北亚、南亚、西亚、东南亚、欧洲、美国和日本的现状及其对“一带一路”的反应情况，从油气资源、矿产资源、粮食等方面来论述我国“一体两翼”开放格局面临的需求方面的现实挑战，并从我国的现实情况出发来分析“一体两翼”开放战略在供给方面存在的阻力。
在油气资源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对油气资源的需求快速增长，国内现有的油气产量已不能满足国内的消费水平，需求缺口持续扩大。我国油气的主要进口途径是通过马六甲海峡的海路运输，途径较为单一，而马六甲海域沿线多个国家与西方大国冲突加剧，国内政局不稳、暴恐怖事件多发，能源运输极有可能由于地区冲突、局部战争、军事干预、恐怖袭击、政治对立和经济要挟等因素被切断。此外，我国油气进口的来源过于集中，国内资源需求对外依存度高，能源安全受到威胁的可能性较大。虽然与我国西部接壤的中亚国家的油气资源极为丰富，但是我国从这些国家和俄罗斯进口的石油量的占比仍然偏低。“一带一路”的实施，有助于我国能源供给来源、进口途径的多元化和能源合作的多边化。虽然沿线国家的油气生产能力要高于消费水平，但是近期其油气生产能力下降导致对外出口动力不足，出口量不断减少，而且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合作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问题。在这部分中，因为“一带一路”以肯尼亚为据点延伸到了非洲，而非洲的油气资源相当丰富，所以这部分也将非洲国家的情况作为分析对象。
中亚国家方面，油气资源是其命脉。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引擎，能源的缺失严重制约一国经济的发展。其中，一些中亚国家实行以总统为核心的高度集权制，政治稳定性比较脆弱，在国家管理上难免会有寻租和腐败行为的产生。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会因为国际油价的下跌和世界能源供需结构的变化而有所迟滞；国家的综合实力和社会稳定性也会因此遭受重大冲击。所以，虽然中亚国家在油气资源方面占有较大的相对优势，但是我国需要认识到政局问题对双方直接或间接的能源合作的影响。如何通过“一带一路”与中亚国家实现长期有效的合作是当下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
北亚国家方面，主要是俄罗斯。俄罗斯对我国的崛起早有戒备之心，我国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使俄罗斯不断感受到来自我国的压力，在与我国能源合作时得失之心会比较重，会对我国能源出口的依赖程度的上升而危及本国安全这点着重思考。另外，俄罗斯将中亚地区视为其传统势力范围，是事关其地缘安全的“门户”和“后院”，其通过自身能源体系一直掌控着中亚能源的出口方向和中亚国家的部分油田和油气下游产业。“一带一路”促进了我国和中亚国家的合作，但在一定程度上会侵犯俄罗斯的现有利益，因此会引起俄罗斯对我国利用能源合作推动中亚地缘战略的提防。
南亚国家方面，南亚的石油总量按已勘探总量计算，只占世界总量的0.5%左右，其天然气也只有1%左右，新增储量有限，油气资源相当匮乏，并越来越依赖进口。南亚国家的能源开发和投资一般都由政府主导，虽然各国都改革了能源开发、投资的政策，开放了市场，但是由于总量的限制，我国从南亚进口油气资源，满足需求的可能性较小。因此，我国与南亚国家在能源方面的合作集中在能源投资和运输上比较有利，而不是能源进口。
西亚国家方面，在分析这一区域的国家时会更多把这一部分国家当作政治地理学概念的中东地区来分析。由于资源民族主义的盛行，中东部分油气生产国不愿向我国开放其上游的油气勘探开放和生产领域，我国的能源企业与其的合作主要集中在能源贸易和油气项目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支持等下游油气市场的建设投资领域，所得的油气数量十分有限。另外，中东国家出现了一些我国“掠夺中东资源”的杂音，认为我国与中东的合作过度强调自身的能源利益，担心会由于过度依赖我国的能源进口而受我国钳制，成为我国能源附庸。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东国家与我国能源合作的意愿。
东南亚国家方面，据有关数据显示，在待发现石油资源上，东南亚占亚太地区的54.7%，而亚太地区仅占全球的2.9%，而且该地区石油开采程度较高，可见总量很少。此外，这一区域的油气开采增长率明显低于世界均值，但是消费能力很强，是相对贫油区。不过，相对于石油，东南亚的天然气相对富有，除了以LNG形式大量出口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通过管道向邻国出口。但是鉴于南海问题的存在，我国与东南亚的争端使得双方之间的能源合作情况并不是一帆风顺。
欧洲国家方面，欧盟油气储量不足世界总量的4%，但消费总量却将近世界的25%。2018年，欧洲石油产量为1.629亿吨，石油消费量却高达7.42亿吨，产量和消费量之间存在明显的缺口。可见，欧洲虽然不是全球的产油中心，却是主要的传统耗油地区。为了满足地区发展需要，欧洲经常需要从印度、美国和俄罗斯进口油气资源。因此，我国从欧洲进口油气资源的可能性很小。
美国方面，美国在2013年最早最成功地开采了页岩油和页岩天然气，改变了世界能源和地缘政治格局。我国油气对外开放最大的外商投资主体是美国企业，虽然我国对美国油气公司与我国公司合作开发国内油气资源，和对我国企业“走出去”开展油气国际合作均表示支持，两国也能在工程技术服务方面的互补优势开展合作，但是我国的崛起和“一带一路”影响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既得利益，也影响了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的实施，因此，与我国通过“一带一路”进行油气合作的国家可能会受到美国的压力，阻碍合作的进程。
日本方面，日本是世界油气资源小国和消费大国，其本身的能源资源极其匮乏，因此日本不能脱离世界而存在的，深知这点的日本把贸易立国为不变的国策。日本的石油主要来自中东地区，占到了日本进口石油的70%以上。日本是一个石油及矿产资源高度匮乏的国家，而石油是日本成为工业大国不得不囤的必备物资，在日本被称为“工业的血液”，日本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国外石油进口。由于中东地区石油出口总量大体上不会有明显的增加，我国“一带一路”的发展促进了我国和中东地区的合作，对日本从中东地区进口石油造成一定负面的影响，又由于中日钓鱼岛问题的存在，日本可能会对我国“一带一路”上的能源合作采取一些措施。
非洲国家方面，政府为了获取更多能源利益，不断调整油气行业的外资政策，而一些利益集团和政府高官为了一己私利干扰政策制定，导致一些关键性的政策决定和合同项目的稳定性极度缺乏，使得非洲国家的油气资源政策法规复杂又多变，压缩了我国等投资国的利润空间，制约了中非在油气方面进行具有深度和广度的合作。非洲在政策上倾斜国家油气公司，使其国家油气公司在合作中拥有主导权、选择权和更强的竞争力，而且外资要在当地进行油气资源开发，必须要有其国家油气公司同意或参与，不然无法获得开发权。这将使我国在“一带一路”过程中付出更多的成本。
在矿产资源方面，我国的矿产资源种类繁多、总量丰富、地域分布广阔。其中煤矿开采量处于我国首位，但是区域分布不均衡，北多南少，西多东少。金属矿中铁分布最多，其次是锰。非金属矿产品种也很多，并根据不同特性分布在不同地域。不过，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人均矿产资源相对不足，而且不同的矿产资源丰度不一，同一资源的质量也存在差异。在分布和构成上，我国贫矿多于富矿，中小型矿床多于超大型矿床，共生伴生矿多于单矿种矿床。因此，“一带一路”中矿产资源领域的合作是将地理毗邻、资源优势转化为共同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优势的关键领域。虽然我国和“一带一路”大多数沿线国家和地区有良好的双边合作关系，与这些国家有资源互补、经济互助的合作基础，但是“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重要战略区位使其向来是大国争夺的重要区域。
中亚国家方面，其国家法律意识和市场经济意识普遍较差，政策随意性较大，“潜规则”盛行，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较弱。近年来，政府虽然调整了矿法，提高了相关税费，但是政府不按法律法规办事，仍需要外资企业缴纳各种名目的费用，因此国家政策环境不太乐观。另外，中亚部分地区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匮乏，投资环境还需提高，增加了矿业投资企业的负担。同时，中亚国家资源民族主义热潮上升，加重了地区保护主义，国家对资源控制意识不断增强，民间排外思想逐步强化，使得工程承包附加条件更加苛刻，企业风险提高，拉低了企业的投资回报率，阻碍了“一带一路”过程中在矿产资源上的合作进程。
北亚国家方面，金属矿和非金属矿十分丰富，这里几乎拥有世界上已经发现的一切矿物资源。但北亚国家，以俄罗斯为代表，矿业法律和矿业投资政策调整比较频繁，国家政策环境变动比较大，对我国企业在当地进行投资造成了挑战。虽然中俄关系和合作在近期保持良好势头，但是俄国对我国的崛起仍抱有防范之心，所以在通过“一带一路”进行矿产资源开放合作方面，俄罗斯以本国资源安全为先，以本国需求为先，必然会利用政策进行投资约束。
南亚国家方面，矿物资源以铁、锰、煤最丰富。南亚的这些工业区最早源自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当时的工业基本都集中在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的地方，加上南亚多平原，充分利用了其人口优势。但是南亚国家的矿业投资比较封闭，社会局势不稳定，有较大的政治风险，为我国企业通过“一带一路”这个平台与南亚国家进行矿产资源带去了不少的不确定性。
西亚国家方面，铬、铜、锑、锰、铁和磷灰石比较丰富，但煤炭资源和其他较为常用的金属资源较少。另外，西亚作为局势最动荡的地区之一，矿业投资环境开放度比较低，政局稳定性较差，政治风险较为明显，降低了我国企业投资的信心。
东南亚国家方面，有色金属资源丰富。其中，铜、镍、铝、钛、钾盐等金属尤为丰富。目前，大多数的东南亚国家在对外资需求强烈的触动下，为适应国际合作，提高了本国的矿业投资环境的合作的便利度。因此，我国与他们进行矿业合作变得更为方便、有保障。同时，在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环境更加稳定、开放，投资合作中的不合理限制大幅减少，为双方企业创造更多投资和贸易机会。但是东南亚国家居住人口中土著居民多，社会稳定性受社区关系等因素影响较大，加上南海问题虽然表面上逐渐淡去，但是内在冲突仍没有完全解决。所以，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合作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欧洲国家方面，已知的稀土元素潜力大概有700万吨。其经济相对发达，但金属矿产资源相对贫乏且开发程度较高。虽然考虑到地表以下（尤其是深度在150米以上的区域）以及欧盟成员国专属经济区域内的海底矿床，欧洲的矿产资源潜力并没有被充分地发掘出来，但是相较于欧洲的消费水平和所需的矿产品种，欧洲在矿产资源方面能满足自身需求也存在一定问题。因此，我国通过“一带一路”从欧洲进口矿产资源，满足要素需求不现实。
美国方面，虽然矿产资源的总量充足，但细分后余缺并存，而且和我国一样，各类矿产资源的丰度情况不一致，在地理分布上，也是广泛而不均匀。所以美国也需要从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进口所需的要素。为了控制和获取中亚丰富的自然资源，建立起以美国为主导的中亚、南亚新秩序，美国从2011年开始实施新丝绸之路战略，其后又首倡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些均成了美国企图“重返亚太”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看出美国不会放松对“一带一路”沿线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的掌控，会对我国与这些国家合作造成一些影响。
日本方面，作为一个岛国，矿产资源极为贫乏，在许多重要矿产上，日本均是世界第一或第二大的进口国，所需资源几乎全靠进口。当时，其实施的丝绸之路外交的一个目的就是增加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方便其所需资源的输送。由于日本实施的丝绸之路外交要早于我国的“一带一路”，其与“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早已建立了联系，这会对我国与这些国家的进一步合作造成一定的阻碍。
在粮食方面，就目前全球情况而言，各国已无法仅靠扩大耕地面积来提高国内粮食产量。若要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需要从提高单产入手，我国亦是如此。面对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和日益增长的粮食消费需求，我国政府虽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政策，但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粮食产量不可持续增长这一问题。可见，当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难度越来越大。“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中有一部分是世界粮食主要种植地区，占据世界粮食产量中的较大比例，其粮食产量仍保持逐年增长的态势。
中亚国家方面，除哈萨克斯坦以外，中亚国家的粮食安全均处于较低水平。粮食安全也是事关其政治、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一些中亚国家在独立后，仍高度依赖粮食进口。为了减少对粮食进口的依赖性，中亚国家实施了许多措施，但因为生产技术和加工技术无法达到既定目标水平，投资又显不足，所以虽然粮食产量有所提高，但是整体水平仍处在较低水平，发展受到的制约因素较多，向上发展趋势仍不明朗。所以，我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从中亚国家进口粮食解决国内粮食安全问题的可能性较小。
北亚国家方面，以俄罗斯为代表，虽然地大，但是气温极低，一般农作物不耐寒，因此产量不高。同时，这一地区自然灾害时常发生，农田退化或闲置荒芜现象严重。此外，科技和农业结合程度较低，相关生产设备落后，农业物质技术基础薄弱。
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俄罗斯谷物出口数量依然庞大，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内粮食供应，政府不得不多次实施措施限制谷物出口。同时，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环境，使其易受西方经济制裁。正因为这些原因，俄罗斯自身也面临着粮食短缺和食品安全问题的威胁。可见，在农业方面，北亚国家可以用来出口的数量很少。
南亚国家方面，尽管南亚地区所占的面积少于全球陆地面积的2%，却构成了全球农业用地面积的14%，并盛产水稻、小麦、甘蔗、黄麻、油菜籽、棉花、茶叶等。可见，其粮食出口的潜力巨大。目前，我国已经是南亚国家的主要的外资提供国，还是部分南亚国家的第一大外资来源国。但是其中仍有些阻碍我国进口的问题，主要出在南亚的硬件设施、通信设施和交通设施不太连贯和各国之间关系比较破碎上。因此，若想从南亚更为顺畅地进口粮食，需要我国协助解决基础设施问题。
西亚国家方面，虽然农业开发已由来已久，但是受气候和灌溉位置的影响，农产品自给率低，成为世界农牧产品主要进口区之一。可见，我国通过“一带一路”从西亚进口粮食补足需求的可能性很小。
东南亚国家方面，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优越，粮食产量巨大，亦被称为“世界粮仓”。由于位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带，该地区终年高温多雨，降水量十分丰富，可收三季稻。东南亚各国绿色种植、培育的高质量、多产量的稻米形成了该地区粮食出口的优势。另外，东南亚各国为引进外资，出台了不少优惠政策，如税收优惠、土地出让金减免等。这些政策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吸引了不少外商前去东南亚投资，东南亚各国的粮食产业得以发展。因此，我国从东南亚进口粮食的重要挑战在于处理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减弱南海问题的负面影响。
欧洲国家方面，其主要粮食是小麦、燕麦等谷物。绝大多数国家都实现了粮食的自给有余，且很多欧洲国家都是国际上的粮食出口国。因此，我国从欧洲进口粮食的可能性较大。在欧盟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减少了农作物出口，从欧洲进口的大豆、牛奶和玉米等，日益充斥国内市场。但由于这个问题，我国出口到欧洲的农作物产品价格因供给减少而上升，影响了国内出口商的利益。因此，处理好我国粮食进出口问题成了中欧在粮食合作问题上的主要问题。
美国方面，其农业高度发达，机械化程度高，人均粮食产量是我国的3倍多。美国的粮食满足自身需求后仍绰绰有余，很多都通过出口，远销海外，还留有一部分进行科学研发与可再生能源，如制作生物汽油。粮食安全事关国家安定，“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的粮食都从美国进口，可以说美国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的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美国所做的决定会影响这些国家与我国合作的态度，会影响我国“一体两翼”开放方针实行的效果。
日本方面，粮食生产以小型机械为主，地区主要分布在关东平原，农业发达，但其是世界上粮食自给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粮食需求依赖进口。但是，日本对国际粮食市场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作为粮食生产大国的中国。日本通过在世界主要粮食产区建立属于本国的粮食收购和仓储物流体系，实现了本国粮食在全球范围内的跨国流动，使其不仅能随时进口到所需的粮食，还能对外出口粮食，而且近几年的粮食出口已经延伸至我国。可见，日本的粮食政策会影响到“一带一路”沿线粮食合作情况。
产能过剩是我国现在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从微观角度看，产能过剩会使得从事部分行业的企业的产品价格大幅下跌，在库存成本不变或是上升的情况下，利润急剧缩水。产品销售受影响，使得企业产销率下降，企业为了减少亏损，降低了开工率，但此举又会引起资源闲置浪费。长此以往，我国物价总水平会因此下降，通货紧缩压力也会因此增强，企业的投资欲望和居民的消费预期更会因此下降，同时宏观环境下行会增加银行不良资产，放大金融风险，宏观经济未来发展情况变得更加难以确定。由此可见，产能过剩会严重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带一路”的建设为过剩的产能提供了新的消化途径，不仅能在尊重规律、分业施策、多管齐下、标本兼治的要求下进行企业重组，消化和淘汰落后产能，而且有助于鼓励企业到海外去发展，转移产能。为了“一带一路”更好地实行和“一体两翼”开放格局的形成，需要增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市场化的提高又能倒逼企业化解过剩产能，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同时，销售市场的扩大还能增加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中亚国家方面，因为其重工业产品和原料的利用率很低，加工能力不足，所以大多是资源直接出口国外。这些产品都是低端产品，出口后会被再加工，重新卖回给出口国家。因此，在我国技术进步能满足产品再加工、精加工需求的情况下，就有极大可能可以从中亚以较低的成本进口原材料和半成品，然后再加工后以较高的价格出口给中亚国家，进行销售。其次，中亚国家的机电、汽车市场缺口很大，需求较旺盛。同时因为重视轻工业生产，这部分产品无法满足国内需要。所以中亚国家对进口产品的需求是多元化的，涉及的种类很多。
但是中亚国家的资本市场、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不完善，相关基础设施落后，操作存在漏洞，市场间信息流动受阻，而且行政干预多，法律法规并不健全，市场的总体发育很不成熟，这些为我国产品出口和企业进行投资、设厂带去了不少麻烦。另外，中亚国家两个市场并行问题严重，即规范的市场交易和非规范的市场交易并存，以消费品市场为例，在正规商品和非正规商品的价格存在很大落差，给管理和税收造成了很多麻烦。这一问题如果不解决，会对我国出口产品价格的制定和当地税费缴纳产生负面影响，影响我国出口商的利润，打击其出口的积极性。而且中亚国家多数居民生活贫困，消费水平普遍不高，需求不足问题也会影响我国产品的销售和企业收益。
北亚国家方面，以俄罗斯为代表。俄罗斯本国医疗器械行业发展不快，本土产品无法满足国内需求，所以俄罗斯的医药产品严重依赖进口，国外药品占据了俄罗斯70%的市场，其他民生行业包括纺织品、食品、轻工家电、汽车等，也都依赖进口。由此可见，在消费品领域，我国出口可供俄罗斯需求的产品还是较多的，而且在2019年6月5日中俄元首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时，就意味中俄的经贸关系的战略性机会将会因此大大提升，中国商品进入俄罗斯的机会会越来越多。
不过俄罗斯的经济属于外向型经济，主要是靠资源型产品的出口带动，而与外需大幅度增长形成对比的是，内需增长极为缓慢，这就意味着俄罗斯国内市场增长空间有限，国家从国外进口大量产品的可能性很小。同时，俄罗斯目前的发展仍延续苏联时期的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模式陈旧，而且是粗放型，资源消耗大但效率一般，同时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情况与国际石油价格走势呈现正相关，经济自主性较弱。另外，俄罗斯的重工业虽然还有些出口，但是由于西方国家的制裁，以及我国等廉价高质量产品在国际上的替代作用，即使汇率下跌，俄罗斯的出口依旧没有得到很大的刺激。由此可见，俄罗斯的经济增长速度较为缓慢，人均消费水平一般。由于本国产品的出口限制，我国产品出口至俄罗斯会面临极大的挑战。
南亚国家方面，市场商品自给率低，我国出口到南亚国家的产品的市场空间大。南亚劳动力价格低廉，降低了我国在当地设厂生产的人工成本。而南亚工业发展的整体水平不高，和我国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因此是我国企业实行低成本扩张的目标市场之一。同时，南亚市场还具有许多优惠政策，有助于我国企业到该地区进行投资。南亚加工企业，设备陈旧，亟待更新。而我国缝制设备价廉物美，正适合南亚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需要。
但是，南亚地区的经济水平在世界上相对落后，国内市场经济体制还未完全建立，制定的市场规则不能很好地引导和维护市场的正常运行，企业投资存在较大风险，如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因此需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而且，劳动者素质有待提高以及市场进入壁垒较高等现实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我国企业在南亚设厂。而且就目前来看，在南亚设厂只能进行初加工，若是要进行精加工，需要在规划时增大人员培训成本的比重。
西亚国家方面，我国与其政治制度差异和宗教文化不同成为两国合作的关键障碍。西亚地区的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长期都依赖西方发达国家，一些西方大国出于自身利益，置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权威于不顾，干涉西亚国家内政，推行“新干预主义”，使得西亚事实上并未能做到真正的民主自由和民族独立。大国可能会在违背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情况下，对我国向西亚输出资本和产品进程进行干涉。地区局势动荡和大国压力使得双边合作的阻碍进一步深化。而且部分西亚国家之间还存在经济利益纠葛和领土边界纠纷，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正是因为这些差异和问题的存在，西亚地区时常会发生恐怖主义袭击。同时，西亚地区市场规范化程度相对较低，降低了我国企业在当地的安全保障程度。另外，西亚与美国、欧盟等发达地区的合作要早于我国，双方之间的经贸往来也更加深入，因此我国拓展西亚市场势必触及发达国家的既有利益，伴随着贸易合作加深，双边合作进程中受到来自发达国家的阻力和干预也会增多。
东南亚国家方面，人口众多，且年轻人口居多，观念更新快，小家庭生活模式盛行，因而社会人口流动性大。同时，在人口分布中，城市人口约占三分之一，大部分集中在大城市及其周围，总体城市化水平较高。可见，东南亚的市场潜力很大。另外，市场制度较为健全，境内又有众多的华侨华人，而华侨华人是我国企业走出国门和走向世界的合作伙伴，正好可以成为我国企业进军东南亚市场的向导。同时东南亚华侨华人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这些条件对于我国产品出口到东南亚是非常有利的。
但是在东南亚，收入分配非常不平均，贫富悬殊相当大，因此对必需品和奢侈品的需求非常不一样，这在价格制定上对我国出口商形成了一个挑战。另外，尽管各国的需求量较大，但除了新加坡，东南亚各个地区的公共交通都很不发达，这对产品运输非常不利，在降低了效率的同时，也会影响需求。同时，东南亚的宗教问题，也是值得我国出口商重视的一个问题。
欧洲国家方面，对进口产品的要求很高，需要产品有自身优势，在价格和质量上都要有所保证，而且出口商工厂一定要有质量认证，且规模适中。从打开欧洲市场的过程上看，需要先从低端市场入手，在低端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后，通过不断提高市场份额和产品质量，同时对产品进行适合欧洲市场定位的改变，形成品牌效应，才能有可能进入到欧洲中高端市场，进而获得更大的利润。这个周期较长，需要出口商有精准的定位和充足的资金支持。欧洲是世界经济中心之一，经济发展水平居各大洲前列，工业、交通运输、商业贸易、金融保险等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虽然欧洲市场在产品运输提供了极大便利，但目前我国出口到欧洲的产品取胜的基本都是中低端产品，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竞争力不足，这对我国长远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因此，与其期待在欧洲市场进行大量的产品出口，不如向这些发达国家进口高科技产品，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促进国家间的互访和人才交流学习，来提升我国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和综合竞争力。
美国方面，加拿大、墨西哥、日本是美国目前主要的出口国，涉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较少，但是美国在西亚、中亚、东南亚、南亚的影响力不容小觑，而且在很多国家具有绝对影响力。在出口的商品方面，美国出口商品以资本密集型商品、工业制品、消费品为主，技术含量较高，涵盖的需求面较广。而且美国出口行业主要依靠的优势要素是资金和技术，美国主要从其他国家进口电子设备零部件与原材料，而机电产品与运输设备的制造过程中核心部件的生产，高附加值部分的加工则是在美国国内完成的，同样相较于发展中国家，美国及其制造业更关注的是市场的开发与新技术的研发。同时由于资源的充足和其他一系列因素，劳动力也是非常重要的要素，并逐渐变得越发重要。但是美国的劳动力成本高，他需要会寻求去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设厂，进行产品制造加工，从而达到降低总成本，提高总利润的目的。“一带一路”国家普遍劳动力价格低廉，因此加深美国争夺这些地区的决心。
日本方面，日本出口的优势在于机械、电子、汽车等先进技术行业，工业产品以节约、轻便、小巧著称。其中，机电制造业是出口龙头产业；汽车、机床是出口主力产品，同样以核心技术取胜，出口产品可被替代的可能性低，相较之下可知我国出口产品核心技术缺乏是影响利润和市场份额的致命缺陷。日本海运发达，国内铁路发达，商品运输四通八达很是便利。虽然我国、美国、东盟、欧盟是日本的主要出口市场，但是日本在世界各地设厂，也达到了产品输出的目的，同时还可以有效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降低了本身成本。在产品定价环节，可以给予优惠，提高产品在国外的竞争力，因而对我国输出的产品是个不小的威胁。
国家间经济竞争的最高表现形式是货币竞争。因此，我国致力于把人民币变成国际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这意味着人民币需要在境外需要拥有一定的流通度，以人民币结算的交易在国际贸易中达到一定比重，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需要扩大其市场规模，成为世界各国或金融机构的主要投资工具。虽然在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需要应对不少挑战，花费不少人力物力财力，但是一旦实现，会为我国带来不少优势。一方面可以令我国享受国际铸币税收入，另一方面可以减少我国因使用外汇产生的财富损失，为我国开辟一条新的利用资金的渠道。此外，人民币国际化不仅可以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增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可以增强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替代性，从而影响储备货币分配格局和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格局。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长期的战略。具体来看，他的成功推行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依赖我国经济成功转型得以实现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是成为或建立亚洲重要的主要以人民币计价、流通的国际金融中心；三是完善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转变政府职能，设立相对独立的立法和司法程序来保护产权。目前，人民币是全球第三大交易货币，也已于2015年11月30日被正式宣布纳入IMF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篮子，同时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也已开始运作。在“一带一路”和“一体两翼”的实施过程中可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三个条件。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人民币在沿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融资领域使用范围和使用规模将会不断扩大，依托于“一带一路”的建造，人民币贸易圈和人民币货币区的构建和形成速度会不断加快。在这个过程中，资金的供给是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充足的资金供给可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资金融通涉及经济实力、制度的完善和跨国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
。在这三方面均存在现实的挑战。
虽然我国目前已经步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与货币国际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根据最新统计数据可知，我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若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已成为第一大经济体。目前我国坐拥3.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而且该数字在未来还有持续增长的可能，这意味着我国大型基建项目可以获得充裕的资金。
“一带一路”需要多方的长期融资来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园区和贸易畅通提供稳定持续的资金。这些资金仅靠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开发性金融机构提供是远远不够的。他们提供的资金主要是发挥一个杠杆作用，我国自身的经济实力才是最重要的保证。现在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全球都在担忧我国能否保持改革势头，实现向以国内消费和服务业为基础的新增长模式转型。我国领导人已对经济增速放缓产生警觉，不过在我国内部，各方依然对经济长期发展轨迹报以极高的信心，仍然致力于确保“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实施。
我国经济现在处于新常态，是转变国富民穷、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只有处理协调好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成功实现经济转型，才能保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我国经济实力的大幅提高。不过，在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目前已经变得较为不平等，高收入者的收入远远高于穷人，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投资收入作为收入分配的一部分，挤占了过大的比例，使得开放的成果不能被大众适时适度地共享。同时，投资需求与其他需求之间的不均衡会给我国带来长期性的风险，导致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不匹配度拉大。同时，劳动力市场的管理缺乏规范，浪费了部分人力资源。另外，金融系统仍待完善。在经济转型方面，我国的产出缺口在不断扩大，为改变这一现状，我国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方针，但这个方针的有效力度仍需进一步观察。目前，我国产能过剩行业的退出较为困难，因为这些行业主要是中上游行业，而且存在不断的亏损压力。持续性的债务通缩的压力，导致全社会的融资规模不断的收缩。同时，全社会的最终商品和服务的总体价格水平目前也处于通缩的状态。经济增长的内生性的收缩风险也不断上升，劳动力市场中结构性失业和总体性失业潜在风险需要重点关注。
在制度设计和完善方面，我国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依然存在，因此市场开放程度仍需提高。其中利率市场化、人民币汇率机制完善、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是需要重点推进的领域。在“一带一路”推出时，很多人习惯性地将之与三十多年前的对外开放混为一谈，认为三十多年前的对外开放是以“优惠政策”和“重点项目”驱动的，那么“一带一路”也该如此。但是，事实上“一带一路”不是以对外援助为核心，而是着重发展与周边发展中国家的互联互通关系，从而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无条件的援助只针对极少数的重要项目，市场化原则仍占主导，其必要的前景和盈利性是重点，需要做到收益和风险的相对匹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虽然有很好的增长潜力，但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基础设施薄弱，而大量互联互通的建设项目和贸易流动依赖完善的基础设施支持。因此，为了提高基础设施的建设效率，我国需要设计好重点项目，搭配合适的优惠政策，来推动交通、通信和能源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提高市场开放程度。
“一带一路”地区需要通过大量人民币的投入来补充其在基础设施投融资中缺乏的资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货币稳定的市场。但这仅仅是与沿线各国开展各方面合作的基础。只有进一步建立相关稳定的投融资系统，才能保证各国资金来源的可靠性。不过，除了建立一个发达的投融资体系外，信息不对称问题和市场开放程度问题也是需要被考虑和策划解决的。因为我国与沿线国家存在语言差异、民族差异、宗教差异、国情差异，在价值观念、组织体制、运行机制甚至微观的管理规范等方面也有很大的不同，还有很多看不见的习俗、规范和惯例等也存在于不同国家和地区民众内心深处，我国实施的互助政策不仅要将这些差异考虑其中，同时又需要符合本国的金融规则、遵守本国的法律，所以如果不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不少有意愿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的企业就会因为遭遇的困惑没有得到及时解答，不好估计投资风险而不愿进行投资。而我国企业也因为不了解投资对象的宏观情况和商业运作规则，无法进行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只能为了减少投资风险而放弃投资机会。这一切会使得政策实施过程中产生的误解不能得到及时解决，最后使得沿线国家会抵制我国实施的互助政策。要想克服这些制度性障碍，需要打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互联互通，让资源、要素和信息等在一共通的平台上得到充分释放。同时，对一些关键项目的进展和可能产生的影响应做好预先判断，并根据判断结果提前做好准备，如加强相应的配套管理制度建设等。另外，也需要打破信息交流障碍，建立不同驻外机构、管理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体系，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实时跟踪了解项目执行情况和各国对项目建设或合作的意向情况，并进行有效的反馈。
实现市场开放，需要从利率市场化、人民币汇率机制完善、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入手。虽然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16年表示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利率市场化，取消了存贷款利率管制，给予了各金融机构利率的自主定价权，但是中央银行对利率指导的传导机制仍待健全，利率形成机制还需在市场上不断磨合和完善。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方面，尽管现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基本上符合我国国情，但是其银行结售汇的强制性与银行间外汇市场的封闭性导致形成机制扭曲，汇率制度承载较多的政治负担，缺乏灵活性和弹性，丧失了调节功能，同时现行人民币汇率的调整缺乏充足的依据，又有较高的维持成本，使得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完善任重道远。另外，现在我国实行外汇管制政策虽然允许生产资本兑换，但还不允许投资款的自由兑换，因此资本项目仍未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
在跨国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支付系统（PS）、中央证券存管（CSD）与证券结算系统（SSS）、中央对手方（CCP）、交易报告库（TR）和其他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之间相互协调程度还需提高。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是金融市场运行的核心支撑，是金融活动实现跨国、跨区域、跨市场、跨机构开展的重要渠道。所以为了推动人民币国家化的进程，构建一个多元化、开放式的，将政策性银行、商业性银行和各种国际开发机构包括在内的金融服务体系是至关重要的。
在构建过程中，我国需要鼓励人民币在资金融通过程中成为一个主要的货币形态。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一带一路”在此过程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虽然这一倡议由我国率先提出，但其建设需要沿线各国的互相配合和支持。因为“一带一路”在本质上是一种国际公共产品，其建设需要的资金量和建设周期，超出了任何一国国家能力所能承受的范围。
“一带一路”是一项需要国际通力合作的项目，项目实施需要调动所有可用资源。我国应该通过创造新型投融资模式吸引国际资本参与建设，在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作用的基础上继续加强与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双边、多边联系。为此，建设新型融资平台是必要的。目前，国际融资平台包括但不限于世界银行、各国商业银行和区域合作组织倡导的融资机构。同时，创新融资方式，包括但不仅限于银行直接融资或贷款、银团贷款、银行授信、优惠利率等。在此基础上，需要消除投资壁垒，拓宽合作渠道，促进投资合作便利化。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可从以下三方面入手：一是提供制度保障，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二是挖掘新的投资领域。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保护下，以丝路基金做牵引，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重点项目的建设中去，如各国主权基金、商业性股份投资基金等，营造健康的社会信用环境，搭建稳健的支付清算体系，保证安全的科技信息系统。不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受经济地理学规律的影响大，国家发展不平衡现象明显，因此，需要着重注意马太效应的影响。
在构建过程中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金融法律基础较为薄弱，法律法规体系尚待完善健全。这体现在目前国内金融监管部门分块式的管理体制，监管理念和标准不一，尚没有建立统一的金融市场的管理规则和指引，不利于金融基础设施的跨部门、全局性使用。另外，对金融基础设施的宏观审慎监管架构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对于牵头跨部门协调机制和防范跨市场风险还缺少统筹安排。在相关法律制定时，还需要解决双重征税问题。二是信用风险问题。“一带一路”的相关项目由于需要不同国家的通力合作和参与，期限一般都比较长，投资需求量也较一般国内项目大，部分项目在短期内经济效益不明显。与传统商业银行的贷款供给在时间上和资金上均不匹配，贷款时面临的信用风险更大。加上“一带一路”国家的企业由于各自政治、经济情况的不同，履约还债能力也存在较大差异和不确定性，因此评价还款方到期还款可能更加困难。三是市场风险问题。受金融危机影响，各国央行为了经济复苏都选择了适合本国国情发展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国与国之间实行的政策的溢出效应和差异明显，使得国际资本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外汇市场等的动荡加剧。在这一大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负责融资的机构在管控市场风险方面，面临挑战更大和接受要求更为严格。四是合规风险问题。各国国情的不同，导致各国金融机构监管要求、对象等的不同，跨国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提前熟知国际和该国的监管规定，考虑当地政策，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尤其是反恐、反洗钱方面的约束。
在“一带一路”过程中，我国不但输出资本，也输出产品，在促进产品输出的过程中，推动国内企业“走出去”，扩大我国品牌的国际影响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很多已与发达国家地区，如美、日、欧等签订长期的进口贸易协定，这些国家的产品在当地已经有相当的影响力。反观我国产品，存在产品竞争力不足的情况，要想进入这些国家存在很大挑战。具体来看，在我国产品供给上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部分国家对我国产品的出口存在戒备心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我国输出的产品出抱有防范心理。西方社会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我国转移“过剩产能”的出口，但事实并非如此。从经济发展规律角度看，过剩产能是指技术发展、社会和需求的变化，产能的利用率状况也在不断变化。之前在投资时有用的，过段时间在技术上可能就过时了，再过段时间可能就变成过剩的了。其次，有些产能可能是由于政策、体制和对市场规律把握不到位导致的，它的形成主要体现在价格扭曲上。对于产能过剩的化解有很多种方法，除了对职工的再培训、再就业和社会福利体系的完善外，就是对外输出。可见这个产能没有好坏之分，而是以是否符合国情和生产力发展要求为判别标准。而从“一带一路”实施的目的和实施现状来讲，他的确不是作为过剩产能的消化渠道出现的。虽然在过程中，我国部分产能通过协商利用、出口而获得消化，但大部分合作项目都是利用我国和相关国家的比较优势资源进行优势互补，建立在有关国家的实际需求上开展和共同开发的。民众会因对此的认知不清而误以为我国通过“一带一路”仅是授人以鱼，而不是授人以渔，害怕这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而抵制“一带一路”进程。
第二，产品安全问题。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会直接令沿线国家对我国出口的产品产生抵触心理。之前我国出口中存在的有“毒”玩具、不洁水产品、存在安全隐患的钢铁和轮胎、“毒”牛奶和宠物食品，引发了我国产品的声誉危机。我国出口增长很多是建立在向美国和世界大量输出廉价、受政府补贴的出口商品的基础上的，这样的增长不具备长期稳定性。随着我国厂家接连召回廉价的有害产品，“便宜没好货”的观念多次得到印证。美国就曾利用我国产品的质量问题进行大幅度炒作，令许多不明底细的人不敢买我国制造的产品。由于消费者对我国产品产生偏见，他们对我国产品的整体需求就会减弱。此外，我国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如农副产品、轻工业制品、纺织等，这些产品的质量很容易因生产条件恶化、技术水平退化而降低，导致出口因传统的外贸竞争优势弱化而走低。
产品安全问题还部分出在我国技术法规、技术标准没有随国际相关条例更新而明显滞后上。以我国工业标准为例，约有70%—80%的标准低于目前国际和国外标准。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使我国出口产品达标，商检部门不得不重金进口国外先进的标准样本和检测检验设备。而这笔资金最终会落到企业出口产品的成本上，使得出口产品的价格缺乏竞争力，而且还会导致寻租、腐败等行为的产生。另外，在制作过程上，我国制定的标准基本是对于成品或半成品而言，标准制定的周期长，而国外的产品标准在研发阶段就开始制定，标准制定的时间短，更容易顺势调整。
第三，产品替代性方面。由于核心技术的缺乏，很容易找到替代品，随着竞争的愈加激烈、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资源环境的压力以及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已经将企业利润空间挤压干净，因此一味地想以低价取胜是不可能持续的。我国粮、棉、油料等大宗农产品的比较优势从90年代中期以来开始下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自然资源丰富，农产品价格要低于我国出口的农产品，因此在这些市场上我国的农产品目前基本不具有竞争力。所以，我国维持或获得新的出口竞争优势应该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上寻求。目前在我国的制造品出口业务中，很大一部分是简单加工制造和装配业务，而我国的劳动力价格较发达国家低，使出口产品低价具有了有利条件。此外，这些类型的企业在政策上获得很大的优惠，价格补贴、出口退税、免征消费税等都有助于降低出口企业的成本，使得出口产品低价促销成为可能。当我国产品在国外市场份额逐渐增加时，优惠价格成了我国主要的出口竞争优势，但因为对核心技术的重视程度和创新力度转换为经济收益的能力不如发达国家那么强，所以本身存在一定的固有缺陷。目前，国际低端制造业市场的大部分份额已经被我国占据，此类产品在国际上再进行量的扩张基本没有发展空间。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大规模出口必然会对发达国家的相关产业及其就业造成较大冲击，因此这类产品不仅容易招致发达国家频繁的反倾销指控，而且由于缺乏核心技术，仅靠打价格战，很容易被他国其他产品所替代。
我国出口的基本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制造业出口的产品中大部分都是组装，如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简单的机械运输产品等。这些产品占有很大比重成了我国出口产品的一个致命弱点。虽然也有些中高端的出口产品，但是国内无法满足其核心部件生产的需要，只能依靠进口，最终还是演变成简单的加工组装再出口，利润空间狭小。目前我国制造业呈指数级增长主要是因为国外的投资加大和技术的转让，而未能实现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仍依赖发达经济体的资本产品和最新知识产权。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假设我国出口的商品价值为100美元，其中我国因零部件制造和简单附加值而仅能获得67美元，与美国出口100美元的商品能获得87美元相比，少了近30%的收入。可见“低附加值陷阱”后果非常严重。
对此，我国需要制定针对性政策来改变这一现状。除了加大扶持原有优势出口产品的力度外，还需给予政策优惠，巩固传统出口产品在国外的市场份额和培育新商业模式的发展，创造新业态、新气象，从而提升我国出口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形成新的外贸竞争优势。不过，在政府政策方面因政绩等因素影响，仍存在一些问题。虽然不少地方政府制定了不少优惠政策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但从过程和结果来看，他们缺乏理性的认识，盲目追求可推广、可复制，导致了雷同式布局和低层次竞争。
同时，为了加快产业的发展速度，没有根据所在地区现实情况而盲目引进技术，无法将技术真正转换为生产力，最后只是“升级版的GDP主义”，不仅浪费了资源，还错失发展机遇。这样无序、缺乏战略指导和技术支持的发展模式不但使得国内企业仍旧处在价值链的老位置上，仍旧被锁定在组装、加工、制造的低附加值环节，而且由于高技术产品组装线没有改变我国产业活动的性质，不少高技术企业仍处于“低附加值陷阱”中。要走出这一陷阱，根本方法就是自主研发核心技术。在这方面，我国可以学习日本二战后的方法，通过引进吸收消化再自主创新。除此以外，也可使用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的方法。
从“新丝绸之路”到“印太战略”，涉及范围越来越广，包括的举措越来越多，美国的“美国优先”的战略态度也越来越明显。“美国优先”本质上就是倡导建立“美国霸权”的单边世界，且矛头直指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国。特朗普就任总统后，按照“美国优先”的施政逻辑，将施政策略分为三个阶段——战略收缩、四面出击和重点打击。为的是在减少需要承担的国际责任的基础上，为美国获取更多利益，维护美国正在式微的“超级大国”地位。其中，以印太战略制衡“一带一路”是其主要策略。“印太战略”是指2017年11月特朗普首次亚洲之行后提出的旨在实现亚洲再平衡的战略。印太是指从印度洋西海岸至美国东海岸的区域。这一地区具有经济和地理双重含义，不仅人口众多，而且经济活力充沛，历来是美国重视之地。美国认为“一带一路”体现了中国可以成为欧亚大陆霸主的潜力，因此“印太战略”的目的定位在让所有地区成员和国家共同对抗中国崛起。具体来看，美国的“印太战略”带给我国“一带一路”的现实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为沿路国家提供更多合作选择。虽然目前美国还未开展和我国“一带一路”规模和资金相等的竞争，但是已经针对重点领域进行了前期投入。其中包括数字经济和网络安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三大领域，通过投入了1.13亿美元的预付资金来吸引私人资本进行参与。从中可以看出，美国规划中的印太战略是调动、整合各方资源和力量，而不是以美国为主导，负担大部分成本。同时，在重点投入领域方面，美国选择了“一带一路”的薄弱环节进行支持，而且还十分重视私营企业的作用，借助OPIC的功能，加深政府和私营企业间的联系，促进私营企业扩展在印太地区的业务，从而服务于美国外交政策。OPIC是美国政府的发展融资机构，主要职能是帮助私营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拓展业务和立足，并推动东道国的就业和经济的增长。目前，美国政府根据《善用投资促进发展法案》，对OPIC增资600亿美元，并与国际开发署的发展贷款部整合，成立了新的国际发展金融公司（USDFC）。另外，印太战略还注重发挥美国同盟国和伙伴国的积极性，通过深化和日本、印度等国的实质性合作，整合各方比较优势，发挥协同效应。
因此，对“一带一路”的挑战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影响可合作的对象。美国OPIC于1971年成立，历史悠久，资助、合作的对象众多，其中不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相关企业，在这些企业和国家中已经拥有了良好的声誉和坚实的合作基础。同时，美国与部分沿线国家有悠久的合作历史。因此，在印太战略针对的重点领域和关注的重点国家上，在面临我国和美国两个选择上，他们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熟悉的合作伙伴。二是增加合作成本。美国印太战略注重发展其伙伴国的比较优势，和加大协同效应的作用。因而即便是在美国未重点关注的领域和未有过合作的国家，也可能因与美国伙伴国有过联系，而在面对与我国合作的机会时重新思考。当面对我国提供的合作机会，和印太战略参与国提供的机会时，即便该国最终选择我国，也会因多了替代选择，在与我国谈判时，多了交易筹码，而抬高合作成本，或是换取我国的优惠政策，从而为本国最大限度地谋取福利。
二是以阴谋论败坏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名声。除中国综合国力越来越强大外，南海争端、技术竞争、网络安全等问题的影响也使得美国国内的“对华接触失败论”和“中国威胁论”的声音越来越大。美国因此逐渐将中国视为其首要全球性的战略竞争者。其中，美国国内的民粹主义派更是声称中国要谋取全球霸权，号召各国民粹主义者应当联手抵制。截至目前，美国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等报告，将对华竞争上升到“自由世界秩序与压制性世界秩序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的高度，将应对“中国挑战”视为首要优先议题，使得美国国内原先不研究中国问题的智库专家转向研究对华政策，且带入了对抗性思维，除了智库外，美国国会在针对中国挑战方面，“府会合流”“两党合流”的趋势也变得更加明显。所以，在对华问题上，美国各界人士为了国家利益，也因这些言论的渲染，认为自身利益会受到损害而变得十分团结。这也为特朗普政府加大对我国的遏制创造了更多条件。除了美国国内，在国际上，美国也不断宣扬中国阴谋论，如声称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给沿线国家制造“债务陷阱”，即沿线国家因参与“一带一路”背上巨额债务，在未来难以获得长期融资，还面临债转股和违约问题。另外，通过媒体，设法让中国“背锅”，如BBC和纽约时报共同关注“一带一路”不存在的煤炭站污染问题；美国战略界人士炒作中国“锐实力”和“影响力行动”等。
这些同样会从合作方和合作成本两方面对我国“一带一路”建设构成负面影响。在合作方面，现有美国合作对象会因此影响与中方企业的合作，如美国联邦快递转运华为包裹，也有可能是受“一带一路”是“掠夺性经济”言论的影响，为了自身利益，自觉停止，甚至阻碍和我国，以及我国和他国的合作。除了现有合作方外，负面言论还会影响潜在合作方。如美国将对中国工程承包商、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的研究转交给相关企业和政府，编造中国野心和危害性言论，使得潜在合作方选择拒绝与我国的合作。在合作成本方面，即便现有合作方和潜在合作方仍愿意继续和我国合作，但也会提出更多条件来保障自身利益。如受“滋生腐败论”“产能污染论”“输出模式论”等消极论调的影响，合作方也许会在相关领域提出要求我国增大投资占比、减少贷款利息、延长贷款时间等的条件，同时也会可能要求转变合作方式。同时，为了自身利益安全着想，可能还会寻求别的合作方进行项目的部分替代。因此，我国在合作时，信用风险可能加大，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增大。
三是对中国进行贸易战，影响“一带一路”开展的步伐。贸易战作为印太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美国对我国的贸易战是从2018年7月6日起正式发动的，但在此之前早有预兆。从2017年底开始，美国陆续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国防战略》等报告，就将我国和俄罗斯视为“修正主义国家”和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并限制其军事部门与中俄的往来。其实，美国发动贸易战也与其自身式微有关。目前，美国许多的基础建设都步入了“老年期”，而政府自身却债台高筑，以2018年的数据为例，2018年美国的GDP为19万亿美元，但债务却达21万亿美元，因此1.5万亿美元的基础建设更新换代计划资金的来源至今未明。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投入。目前，我国对“一带一路”的总投资额将达1.3兆美元，单就对巴基斯坦的基础设施投资就已接近620亿美元。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目的之一是通过贸易战的长期化引发我国国内社会舆情的复杂化，从而影响我国民众的心理，让民众对我国经济安全产生消极思想和悲观情绪。
可见，美国发动贸易战是想从“一带一路”供给方——中国入手进行阻挠。然而，对于这场蓄意发起的阴谋，我国国内民众的反抗情绪较为一致，因而在意识形态方面，美国的算盘落了空。此外，贸易战还旨在影响中国的经济实力和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伙伴关系。但就目前来看，“一带一路”进程可能因此加快，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相较美国国内，如农业行业受到的冲击，我国的大经济体两、巨大的市场规模优势以及部分的技术优势让我国在这场贸易战中受损有限。二是美国越来越明显的霸权主义使得世界各国更倾向于选择共克时艰，而不是各自为政，这有利于我国发展对外贸易伙伴关系。不过，贸易战的负面影响仍对我国产生了一些冲击。一是提高部分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出口成本。如我国部分电子产品的芯片是由美国研发，并从美国进口，当贸易战涉及这部分的知识产权问题和专利权问题时，美国一旦选择禁止出口，我国这部分产品在未能自主研发芯片前，生产计划可能搁浅，已产出的产品可能报废。二是中国可能失去美国这一国外市场。尽管我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寻求别的市场进行弥补，但由于市场体量和合作历史的影响，会提高我国获取市场的成本，在收益不定或低于美国市场的情况下，不仅减少我国国际贸易顺差，还会增大我国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投入资金。
对外开放意味着既要向世界各国开放我国的市场，同时又要积极开拓国外市场。从国际经济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出，开放化和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各国国内市场也逐渐发展成为世界市场。我国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要进行全面，且有深度的开放，要求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和对内对外的同步双向开放。利用“一带一路”建设这一契机和“一体两翼”的指导方面不仅可以实现这一目标，而且还能提高我国“走出去”和“引进来”战略的实施水平。
不过，在“一体两翼”形成过程中，在人民币国际化、产能过剩等大背景下，我国在要素资源需求、市场需求、资金供给、产品供给方面均需应对现存的挑战。在要素资源需求方面，我国想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与沿线各国形成互惠互利的关系，解决国内部分自然资源存量减少和部分资源对外依赖严重的问题，同时给沿线各国在建造基础设施方面提供帮助。但是由于沿线各国国情不一，认知想法不同，且受非沿线大国的影响，给在合作过程中打造开放新格局带去了困难。在市场需求方面，我国国内产能过剩的部分正好是沿线国家缺乏所需部分，但是受制于各国政府管制和民众情绪影响，开放进程还没有达到一帆风顺的程度。在资金供给方面，“一带一路”在本质上是一个国际公共产品，尽管我国目前是第二大经济体，但仅靠我国是无法完成的，项目的落实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和相关金融开发投资机构的支持和给予资金融通的便利。在产品的供给上，我国目前提供的仍然是低附加值产品，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欠缺，仍处于国际市场价值链低端位置。对于沿线各国来说，通过引进我国先进技术和吸收消化高端进口产品来提高该国的创新能力的实现还比较困难。
在建设新的“开放格局”的过程中，这些问题相互交织、渗透，且并行存在，一起影响开放步伐。因此，若想要“一带一路”倡议顺利推进，并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则需要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进行一个统筹规划。在抓住问题根本的基础上，在解决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地修正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