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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到“中国梦”这个概念。中国梦是什么？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如何才能实现中国梦？必须要靠经济发展。为什么要靠经济发展？因为只有通过发达的经济来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才能带动一国的整体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各国开始意识到经济发展是强国之路的关键。也正是从此时开始，世界各国把加快经济发展当作兴国的第一要务，由此创造了国际社会经济的繁荣。
从宏观角度来讲，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可以从国内和国外两方面进行阐述。对内方面，经济发展可以提高国民的收入水平，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对外而言，经济发展可以提高自身国际竞争力，缩小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差距。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的美好生活的实现需要经济基础的支撑。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最重要的是增加国民收入，而增加国民收入依赖于国家经济不断高效平稳的发展。因此，重视经济发展是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另外，现代世界是个开放的世界，不管一国是否愿意，都将与其他各国发生联系，最终融入世界发展的潮流中。我国近代用血泪凝成的那段屈辱史表明了一个真理：落后要挨打，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一国的经济总产值足够高，才能支持该国去国际上谋求应有的地位。我国亦是如此。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威信是以中国经济的发展程度作为支撑的，只有经济发展了，我国才能在国际社会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主动权，为本国和世界各国人民谋福祉。
对于个人而言，发展经济不是他们每天起早贪黑上班贡献时间的目的，在保证生存的基础上获得幸福感和提高满足度才是他们辛勤劳动的最终目的。但是经济发展对他们同样重要。一是发展经济能满足生存需要。人民温饱生活的基本保障需要靠经济发展来实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上，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从对“36只脚”的渴望，到现在的买方市场；从三代同居的鸽子笼，到如今的现代化小区。经济发展使得现在的中国人比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人更幸福。二是发展经济能增强人民的幸福感。迈进21世纪后，对于我国和世界而言，温饱问题逐步得以解决，对幸福感（物质和精神）的追求变得更为重要。恩格尔系数是一个被广泛应用于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指标。经济越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恩格尔系数越低，即每个国民的平均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费用所占比例就越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程度越来越高。我国经济发展程度越来越高，我国国民就越来越有闲暇时间和资源去追求精神生活的满足。这不仅能提高我国国民的幸福指数，还有助于构建居民的精神家园，铸就精神文明。
对外开放从1984年被定为基本国策，其含义也随着开放经验的积累不断扩充。目前，对外开放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我国要积极主动地进行对外经济交往，扩大经济交流的接触面；二是指我们要放宽相关政策，减少或者取消各种限制，取消保护政策，发展开放型经济，不走闭关自守的老路。因此积极地融入世界发展的潮流，用互联互通的精神深化对外开放成为关键。
“文化大革命”后，我国国民经济陷入停滞状态，此时我国逐渐意识到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当时，我国因将国内经济和国际市场完全分割开来，失去了发展的参照系，满足于自给自足的现状，同时对世界发展形势认识不准确，忽视了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民生活不富裕这一现实问题。也正是在那段时间，我国在经济技术方面与发达国家拉大了差距，甚至被原先和我国综合实力有一定距离的国家赶超。这一切都印证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对外开放的水平决定了我国与世界联系的紧密程度。深化对外开放符合我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这点在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由我国领导人首次并重点提出。我国国民经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发展则佐证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此外，改革开放总方针是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后提出来的，对外开放可以反作用于改革，它与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这一目的相符。对外开放后，经济恢复发展，为了给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持，我国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由原先的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国内生产总值再创佳绩。而改革的深化又进一步为对外开放提供了物质基础，拓宽了“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受益影响面，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再者，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核心技术缺乏，独自研发创新能不足，是我国技术发展方面最明显的短板。对外开放为弥补这一不足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它帮助建立和发展广泛的对外经济关系，方便了我国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先进科技成果，同时引进外国技术人才，并化为己用，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借此实现追上甚至赶超对方的目的。
最后，经济的本质是开放的经济。经济发展最基本的三个要素分别为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虽然我国人口总数位列世界第一，但随着近年来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资本和技术的比较优势也不明显。如果我国不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不参与国际贸易而独立生产国内所需的所有产品，我国付出的成本要大于与拥有比较优势的生产国进行进出口交易所付出的成本。这对经济发展的挑战不仅体现在无法享受国际专业化协作带来的好处上，而且还必须要求我国拥有发展本国经济所需要的全部资源，但这一点是很难达到的。纵使我国获得了所需的所有资源，就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经济规模和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我国也很难将这些资源全部吸收，并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因此，只有通过对外开放，实行对外贸易，才能在与国外交流过程中不断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最终实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另外，经济发展需要有广阔的市场，仅局限于国内市场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对外开放在打开了我国市场的同时，也给予了我国产品进入国外市场的机会。这意味着我国产品面向的销售市场和消费人群有所扩大，我国经济的发展空间得以增加。在应对挑战的同时，我国经济也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机遇。
尽管对外开放能提高我国的经济利益，但探索和规划对外开放是复杂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开放时机的选择、开放节奏的控制和开放范围的把握这三方面上。
在开放时机的选择上，需要符合特定社会背景和条件。若在经济基础没有跟上设想的开放格局的情况下，提前进行格局的建设，不仅会牺牲国内的经济发展质量，还有可能被迫中断格局建设过程，浪费投入的资金和人力，付出过大的机会成本。此外，政策能达到预期效果需要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的例子就是美国加入和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事件。当初美国为了尝试建立全球贸易新秩序，同时隐含阻击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企图加入TPP，并和其他11个国家达成协议，但是加入的时机选在了奥巴马政府任期即将结束时，一没有提前意识到美国政治局势即将发生的变化，二没有和下任政府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接。因此，特朗普上台后直接宣布退出TPP，不仅使美国辜负了协议成员国之间的信任，降低了美国在国际上的威望，还削弱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信誉和影响力，甚至影响其在未来自由贸易规则制定上的地位。我国开放格局的建造同样面临政策出台的时机选择问题。可见深化开放需要符合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经济发展能力，并与国内相关制度、相关局势相配套。
在开放节奏的控制上，如果开放政策出台太过频繁，会不利于政策预期效果的实现。一项政策的最终确认实施，需要历经政策问题确认、政策议程设定、政策的制定、政策合法化、政策执行和评估，而政策制定又包括制定政策目标、设计政策方案、论证评估方案和抉择政策方法。这一系列流程需要经历一定的周期。如果出台太过频繁就表明在某些环节被跳过或是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那么这项政策最后的结果就是在没有起到预期作用的情况下被终止。一个例子就是我国于2015年出台的熔断机制，因没有全面考虑我国证券市场的基本情况，于2016年1月8日被暂停实施。熔断机制最初引入是为了给市场提供“冷静期”。但是由于没有了解我国股市固有的特点，熔断机制不但没有避免或减少股市波动大幅波动，反而使“磁铁效应”的表现占据主导地位，即投资者为了避免损失，在接近熔断阈值时提前交易，使得股指加速触碰熔断阈值，熔断机制起了助跌的作用，与原先目的背道而驰，降低了我国股市的有效性。对外开放的良好运行亦是如此，它需要依赖于各个相关规划、政策等的有机配合。一项措施出现问题极有可能会影响到其他政策的实施，因此在开放政策出台时要控制好节奏。
在开放范围的把握上，要与相关资源相配套。如果一次性开放范围过大，不仅相关资源会跟不上，还会减慢现行的经济发展速度。按照历史经验来说，开放范围由小及大为佳。而我国的开放格局也是点线面循序渐进的。这方面的难点是在具体范围的规划上。在改革开放前，因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了经济封锁，我国只能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外贸关系和进行经济往来。但后来又因为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我国不得不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工业。如果当时我国要对外开放，朝沿海或内陆延伸都有一定的危险。后来，中美关系缓和恢复建交，为我国沿海城市对外开放提供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大环境，使得对外开放格局能够得到顺利进行。可见，在开放范围的把握上不仅要考虑国内情况，还要考虑国际关系，其中包括和邻国的亲密程度、和世界主要大国的友好程度等。
自1953年我国“一五”计划开始以来，我国GDP总体上呈逐年递增趋势，具体情况见图1-1。在20世纪90年代前，GDP增长速度非常缓慢，在20世纪90年代后才进入了飞速发展阶段，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经济发展的速度十分迅猛。2018年，我国GDP已经突破900000亿元大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64644元，保持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而这一切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同时，这点也证明了以我国目前的实力，在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基本需求后，可以支持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建设。接下来，本部分将按照时间顺序对对外开放的探索成果进行阐述。
图1-1 1952—2018年GDP走势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虽然对外开放政策的正式提出是在1980年6月邓小平同志接待外宾的时候，但在十一届全会时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已经意识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一事实，并开始着手进行对外开放战略的部署。因此，在1980年前对外开放最显著的一个成就就是我国因为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恢复国民经济的发展，打破了经济徘徊发展的僵局。另外也正是这一时期，我国对外贸易和“引进来”部分构建的重视程度空前提高，开始了贸易体制改革以及在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厦门市批准试办经济特区，以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选择这几个城市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引进来”的设想是广东省委在1979年3月率先提出来，并得到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二是经济特区意味着这些地区采取比一般地区更加开放的经济政策，这些城市邻近港澳台地区，便于承接香港、澳门这些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这一天然的地理优势使得这些地区在减免关税等优惠措施的支持下，更容易达到吸引外资和引进外国技术设备的目的。同时，也可借香港、澳门作为节点融入全球化，与世界接轨。
在对外开放政策公开并写入宪法后，我国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于1984年5月开放了我国沿海从北到南的14个港口城市，象征着我国迈出了对外开放的第二步。虽然上海也在这14个城市中，但党中央和国务院认识到上海突出的地理和人文优势，做出了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决策。这一举动被视为对于对外开放的第二步的补充。沿海城市处于国内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结合地带，是开展对外经济贸易和对内实行经济协作两个辐射面的交汇点。因此，对外开放第二步的落实直接影响了全国的对外开放的形势。
继对外开放第二步落实后，我国领导人开始了新的战略规划，从点到面，开放三个沿海经济开放区，即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区。这一次的开放至关重要，是我国搞活国内经济，深化对外开放的关键一步，被视为是我国在对外开放上迈出的第三步。当意识到环渤海地区的战略意义后，我国对外开放了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使其与沿海开放城市中的青岛、烟台、天津、秦皇岛、大连等相连，形成环渤海开放区，令这些经济开放区形成贸—工—农一体化的生产结构，完善了对外开放第三步的布局。
在完成第三步的基础上，我国于1992—1993年期间进行了对沿江5个城市及内陆17个省会城市和沿边15个城市的开放，迈出了开放的第四步。至此，我国的对外开放城市已遍布全国所有省区，基本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和内陆开放城市—沿边开放城市”这样一个宽领域、多层次、有重点、点线面结合的全方面对外开放新格局，我国真正进入了对外开放新时代。
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不仅令我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后飞速发展，还改变了我国进出口贸易情况。从表1-1可以看出，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进出口总额不断增加，且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个明显的上升，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也在此时开始有了极大的提高，虽然两者之间比重有过波动剧烈，但是最低水平仍保持在0.04以上，始终远高于对外开放前的水平。另外，自1993年后，即对外开放新格局形成后，我国出口总额均大于进口总额。出口大于进口意味着我国这些年在对外贸易方面均处于优势地位。而净出口额的增加使得我国外汇储备不断积累，这点在一定程度给予了我国在政治层面的便利，如可以用来大量购买其他国家的国债，拥有了让那些国家投鼠忌器的资本，在谈判中给予我国有利地位。同时，这也可以成为我国和别国建立邦交的筹码，扩大我国的“朋友圈”，提高国际影响力。
表1-1 1980—2016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情况
（单位：亿元）
续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对外开放格局的建立不仅带来经济上直观的好处，还增加了我国软实力，带来了不少新的发展机遇。有两件事最能体现我国综合实力亦不可小觑：一是承办2008年奥运会，二是举办第41届世界博览会，而且上海世博会还有12项纪录入选世界纪录协会世界之最。承办2008年奥运会和举办第41届世界博览会都是对外开放成果的一个体现，两者在拉动内需，反作用于对外开放的进程上异曲同工。这两件盛事的前期准备加速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还拉动了国内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给我国之前因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需求疲软打了一剂强心针。另外，这两件盛事的举办需要新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招募服务人员，这带动了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减缓了此前困扰多时的就业问题。同时在申办、筹备过程中，我国和其他国家交流和合作，提高了我国的开放度，为国外企业了解我国投资环境提供了良好的渠道。
在提升我国的声誉、形象和信誉度上，世博会显得更胜一筹。它不仅是向世界展示了我国自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的成就的一个舞台，还是推广我国理念的一个最佳平台。在世博会开展过程中，我国推广了可持续城市的发展理念，成功实践和创新的新型技术，向世界展示了我国努力寻求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模式的成果。其间，最新科技成果的展示，让其他国家对我国刮目相看，因此助推了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提升了“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符合我国致力于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的期许，此次世博会的举办对我国发展的后续效益不可估量。
成功的对外开放的探索还体现在其他方面，如国际事务的话语权、邦交的建立和巩固等。在国际事务上有话语权是深化对外开放的重要条件。早在1986年9月，我国就意识到了这点，并开始全面积极参与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和其他一系列国际事务。这显示了我国对对外开放内涵的更深一步地理解。2001年，我国能顺利加入WTO，扩大了和其他各国的贸易伙伴关系，不仅得益于经济实力的提升，也和对外开放格局的影响分不开。在建立和巩固邦交方面，除了和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欧洲国家等恢复邦交外，最具代表性的要数我国被高盛连同俄罗斯、巴西和印度一起评为“金砖四国”。我国借助这个契机与其他三国加深了贸易往来，并推动组建了“金砖国家”组织。如果要再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格局，我国就必须实现领土完整。港澳回归就是我国在对外开放格局建立，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来往关系的一个成果，同时他们也助推了我国对外开放的进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对接发达国家，拥有成熟的金融市场。他的回归不仅能促进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还能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而澳门的回归则相当于收回了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而且还在国际人员流动中带动了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加深了我国对第三产业服务业认识和加大了对其的扶持力度。
从表1-1可以出，自1994年起至2016年，我国一直保持着贸易顺差。通常情况下，一国不宜长期大量出现对外贸易顺差，这暴露了我国对外开放探索中存在的两个问题。
一是本国产品竞争力未明显提高，与对外开放水平未完全适应。我国长期大量顺差使得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与我国产生贸易摩擦。早在欧元区设立之时就爆发过这种冲突。当时，欧洲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欧元区设立后，贸易保护主义从一国扩大至整个区域，直接提高了我国从欧盟进口的成本，我国对欧盟的出口产品遭到了区域内更激烈的产品竞争。尽管后来我国凭借着特殊的出口结构躲过一劫，但这牺牲了我国有限的国内资源。我国出口产品在这一点上至今没有明显地改善，各类产品仍是低端定位，出口中加工贸易占据绝对优势地位
。对外开放不仅限于开放疆域，还包括发展开放性经济和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最高经济效率。为此，需要国内外的要素、商品和服务可以不受限制地跨国界流动，增强国内经济与整个国际市场的关联性，最大程度地参与国际分工。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国产品的竞争力不提高的话，我国在全球化浪潮中只会处于分工末端，成为世界加工厂和资源提供方。而且，一旦人口红利消耗殆尽，劳动力成本将会大幅提升甚至比肩国际社会，劳动力资源优势不再。若仍单纯地依靠劳动密集型企业进行生产，而不向技术研发和资本密集型转型，我国的经济情况会因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而受损。此外，我国从1995年到2016年连续21年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国家，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当初在签署《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时同意了“替代国价格”的做法。替代国价格是指在判定出口产品是否存在倾销情况时，以第三国的生产成本作为比对价格，而不是以出口方本国的成本进行计算。还有一方面与我国产品自身竞争力有关。我国本国的产品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类产品和同类型的产品的差异很小，产品间的替代性很强，企业竞争主要靠比价格，价格因素因此变得敏感重要。因此，在这类产品上就很容易产生反倾销问题。当进口国使用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手段时，我国产品出口成本就会提高，出口收入和利润就会随之下降，如果置之不理，很有可能会令长期顺差变成长期逆差。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延伸，我国对外开放力度的进一步加大，由于国际社会需求普遍缺乏，各国都在争夺有限的市场资源。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国使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意愿和频率会更强烈，如果我国不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不制定政策和出面应对频繁地反倾销调查，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很难实现。
二是人民币存在“被迫”升值或贬值的可能，相关的配套制度需加强。在国内外经济愈加紧密的情况下，汇率成了一个不可放松、不可避免的问题。1994年，我国为了改变人民币汇率被高估的问题，建立了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即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汇率，实现了人民币在经济项目下的基本可兑换，但是这没有完全避免人民币被迫升值的局面。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和2009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均使得人民币被迫升值，现在人民币升值或贬值的主动权也未完全掌握在我国手中，这不仅与国际避险资金寻求安全资产有关，而且更重要的是与受到政治施压事件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有关。郭维（2017）研究发现美国政治施压事件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在长期并不显著，但自2014年2月人民币汇率进入持续波动贬值的轨道以来，虽然施压事件数量减少，但事件的成功率却有所上升。如此一来如果人民币在未来保持持续贬值趋势，那么受美国施压事件影响的可能性会增大，且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施压事件的效果上
。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是为了从源头上控制我国经济。因为一旦我国将资本市场完全开放，国际资本、热钱就会不受阻碍地大量涌入我国，我国的人民币资产和资产泡沫就会被大幅推高。当价格见顶，我国的企业利润、资产价格等就会被对冲基金完全掠夺和控制。同时，央行副行长易纲在2017年表达了要在这一年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的构想。资本项目可兑换是指一国需要进一步开放本国金融市场，使得本国货币不仅能自由兑换成他国货币用于国际收支经常性往来中，还可以在资本跨国界的收支项目进行自由兑换。这意味着虽然我国人民币项目可兑换的进一步实施可以深化我国对外开放，但我国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主动权可能会被进一步削弱。
除了以上从对外贸易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外，我国还需要认识到对外开放的深化意味着和国际社会的联系愈加紧密，我国受国际事件的影响会越大。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我国没有受到直接冲击，是因为我国与别国市场联动性较低，国内又实行较为谨慎的金融政策和一系列防范金融风险的措施才得以避免。而美、欧却因此遭受了重大打击，甚至难以维持其繁荣的绿洲的地位。随着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我国也应做好应对突发性危机的准备，不可忽视预防机制，不能抱有侥幸心理，掉以轻心，以免重蹈当年美、欧的覆辙。
同时，我国要加强妥善处理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的能力。对外开放的深化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样既能保证国内安全，又能达到发展的目的。然而目前国际关系错综复杂，以钓鱼岛问题为例，其中最少涉及了中、美、日三方的利益，多方的博弈费事费力，钓鱼岛问题从2012年出现到2014年由中国和日本联合控制而暂时平息，历经了2年的时间，期间虽然日本因抵制日货活动经济受损程度要大于我国，但我国对日贸易也遭遇损失，同时深受中日外交危机之苦。钓鱼岛问题背后的实情是美国利用日本来牵制我国，不仅是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亦是如此。但在这些问题发生时，美国本土经济基本没受到任何负面影响，这点值得我国深思。在外交上，我国一向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处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本准则，具体表现为不结盟政策，这是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但是我国需要在这个基础上，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广结善友，建立国与国之间更加有效的互惠互利的合作伙伴关系，来避免或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或是在事件发生通过外交手段尽可能地降低本国的损失。
除了以上这些问题外，我国之前的对外开放格局也存在不足。1978—1991年作为对外开放的第一阶段，实际上是为起飞做准备工作，规划很明确，着重于国内开放和总体框架设计，将目标暂且定在想要重振经济和与国际接轨，重新参与国际事务上，其效果斐然，为后来的对外开放体系构建起了个不错的头。不过，那样的对外开放水平仅是初级，理由是这一阶段我国出口主要依靠要素禀赋产品，消耗廉价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这种资源一方面是不可持久的，另一方面这种要素禀赋没有转变成市场优势，没为我国带来明显的比较优势。另外，由于我国受当时综合国力的限制和国际局势的影响，未能成立一个能由我国主导的区域合作组织来加深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局限性较大。第一阶段对外开放的成功为接下来的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一项政策的效用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是递减的。因此，为保对外开放政策的青春活力，需要不断对这项政策进行探索和更新。这个探索和更新可以源于政策本身，也可以从政策实施的环境和条件上入手。
1992—2000年作为对外开放的第二阶段，国际局势变化更为复杂，我国和国际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在国际情况不是很有利的情况下，我国仍能够审时度势，转危为安，化挑战为机遇，在提升本国国力的同时，还提升了国际地位和加强了国际影响力。我国在这一阶段制定的对外开放的具体政策更加细化、深化和多角度，不再只限于开放点线面，而是开始转向货币工具、经常项目和金融资本项目的研究。不过也可以看出，在这段时间内，我国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单独行动。这样很容易被孤立和围堵。同时，区域影响力和话语权还欠加强，对形成以本国为主导的区域一体化还处于准备阶段。同样地，2001—2012年作为对外开放的第三阶段，具有的缺点仍是我国没有做出明确的对外开放格局的规划蓝图，同时经济发展还是受到了国内外的不可抗力因素的负面冲击。
目前，我国对外开放已经进入了第四阶段，经济发展也已经到了重要的转型时期：在内，经济发展发生了明显的结构性失衡，原先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适应现在的经济发展情况；在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愈加明显，金融危机的发生将我国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了成功实现我国经济转型，推动经济良性可持续发展，深化对外开放，形成新的对外开放格局是必由之路。原因有三：一是深化对外开放能提供新的发展机遇，给予企业和个人更多更好的发展平台，同时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妥善处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二是深化对外开放能反作用于改革进程，使我国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物质条件等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三是深化对外放开能提高对国际资源的有效利用率，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为此，我国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提出了“一带一路”的设想。丝绸之路原是秦汉时期开通的，作为我国与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等主要地区陆上商业贸易交往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原海上丝绸之路是以中国徐闻港、合浦港等港口为起点。而“一带一路”则是在此基础上向东延伸至亚太经济圈，向西与欧洲经济圈相连，不仅限于以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为目的，还希冀以点带线、以线带面，增进我国和周边国家、地区互联互通的战略构想。
“一带一路”的构建是从我国出发，向上向下延伸两条路径，整个路线图如同一只展翅欲飞的雄鹰，正好符合“一体两翼”方法论的应用条件。“一体两翼”最初出现在人民日报的1954年的元旦献词中，献词中提到“一体两翼”是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形象的比喻，并对“一体两翼”做了个通俗易懂的解释——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部署好像一只鸟的形状，它将发展社会主义工业视为主体，将改造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比作一双翅膀
。现在，“一体两翼”已经成为一个被广泛用于社会生活、经济建设等方方面面的方法论，对我们认识新生事物、理解旧事物的发展规律、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指导作用。
我国构建“一体两翼”开放新格局是可行的，而且这个可行不仅仅只是体现在地理上。
首先我国需要构造一个新的开放格局。从2013以来，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经济全球化、地球村成了必然趋势，因此一国孤立无援是不可能得到可持续发展的这点更加明显，为了实现可持续增长，必须寻求国际合作。对于我国而言，通过深化对外开放来增加与世界的联系是必然的，在全面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后加深与其他各国的联动性是一定的。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构建需要一个依托，一个以本国为主导的合作组织或是国对国合作路线的规划。国际上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最耳熟能详的就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另外还有签订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来构造区域经济一体化等。这些都是发达国家为使本国利益最大化而成立的国际组织或建立的国际合作。现存的北约、欧盟、非盟、东盟等的存续、发展，以及美国之前提出并主导的TPP的发展（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在2017年1月23日签署了美国退出TPP的行政命令），无不敦促我国需要建议一个由本国主导的区域合作组织。
之前虽然有由我国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和我国从被主导者变成主导者的APEC（亚太经合组织）这两个国际组织的存在，但这两个组织都存在明显不足。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较少，组织定位未具体明确，内部运行机制存在缺陷，而且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不高，组织内各国经济实力差距的拉大加大了区域合作的难度。APEC虽然一直是发展中国家为增强自身发展能力所大力倡导的合作组合，但是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仍要滞后于贸易投资自由化，其作用一直未达预期，原因主要在于发达国家对经济技术合作的消极态度。另外，APEC成员的多样化虽为合作提供了前提，但内在摩擦和矛盾在政策执行时无法避免，这点反而又成为阻碍合作的因素，同时APEC也缺少一个切实可行的机制，以及必要的资金、技术和人员。因此这两个组织对于我国而言，都不是一个最佳的载体。
其次，我国有能力构造一个新的开放格局，“一带一路”是最佳载体。在进行倡导前，我国总结了国际经验和配合之前对外开放的构思后，已经明确了拓展方向，认为最佳的对外开放格局的构造最好是有双边、多边、次区域和区域合作机制框架基础上的整合优化升级，然后加强双边合作，开展多层次、多渠道沟通磋商，推动双边关系全面发展。选择“一带一路”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因为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存在，中美的利益不一致，我国朝太平洋方向构造开放新格局不保险。而且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我国和美国进行无间隙合作也是不太现实的。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因在金融危机中遭受打击，急需从外部获得资源去摆脱危机后遗症，中日两国都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因此在明面上美国持“中立”态度，但由于历史上美日同盟的存在，美国还是更倾向于日本。最明显的就是美国参议院在2012年12月5日通过了2013财年的国防授权法修正案。法案中的相关条例将钓鱼岛视为《日美安保条例》第五条的适用对象，表明美国赞同“日本实际控制钓鱼岛”这一说法。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国务院两次对中国海军的动向做了表态，保持了美国可以随时介入南海问题的姿态。中国明里同菲律宾、越南摩擦，实则是与美国进行博弈。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则因美国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产生矛盾。所以，若是中国对外开放格局向美国或是太平洋方向部署，是达不到预期目标和效果的。此外由于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的存在，对外开放格局的规划最好绕开这些敏感区域和敏感国家。
二是我国与沿线国家保持友好往来，和在世界上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非沿线国家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沿线国家方面，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前，我国与相关国家进行了国事访问，在倡议提出后，我国也继续通过访问和来往交流促进国与国之间关系良性发展。在这段时间内，我国除了和阿拉伯地区国家、埃及、吉布提、捷克、塞拉利昂、波兰、缅甸、孟买、柬埔寨、马来西亚、意大利、智利等巩固邦交外，还结交了冰岛、非盟各国等新朋友。在非沿线国家方面，因为这些国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紧密联系，会影响沿线国家建设，我国先于沿线国家出访了这些国家，向他们表达自己的愿景，目的在于一方面减少建设过程中的阻力，另一方面在解决南海、台湾等其他问题上减少后顾之忧，能有更多主动权。这些国家包括美国、韩国、英国、俄罗斯、印度以及东盟成员国等。其中我国格外重视美国，在短时期内接连会见美国国务卿克里、出席第七轮中美工商领袖、贺电特朗普等，并多次提及中美需携手合作。韩国方面，我国和韩国于2015年签署了中韩自贸协定。英国方面，在中欧建交40周年，中英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年之际，为了推动中英关系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于2015年10月到英国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两国合作的黄金时代。俄罗斯方面，我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6年年初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展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印度方面，我国和印度于2016年通过“中国旅游年”，加强了两国关系，这一旅游年的举办也象征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东盟方面，我国始终坚持南海问题不应影响中国—东盟关系发展，体现了我国处事的睿智和成熟。
三是“一带一路”已被其他国家试验过，而且也有成功案例可循。在我国“一带一路”设想提出前，利用这一相同或相似路线的还有俄罗斯、印度、伊朗的“北南走廊计划”，欧盟的“欧洲—高加索—亚洲交通走廊方案”，日本的“丝绸之路外交”，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但这些计划均有不足之处。丝绸之路起始于古代中国，从最开始建设之初就是为商贸而建，带有经济属性。相较他国而言，我国留存的相关史料更为丰富，前人经验更多，我国会比其他国家更加了解如何更有效地利用这条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是我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在建设和运行过程中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可以看出，“一带一路”的作用已经得到过验证。我国在“一带一路”的构建上借鉴了其他国家的经验，赋予古代丝绸之路全新时代内涵，对古丝绸之路进行了传承和提升，并结合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在实施上会更为完善。
最后，“一带一路”为载体构造的“一体两翼”开放格局的是有效的。比如在金融方面，我国工商银行的新加坡分行于2013年正式启动离岸人民币清算业务，沪港通于2014年正式启动，巴黎的人民币清算业务也于2014年正式启动，我国财政部3年期30亿元人民币债券于2016年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深港通也于2016年开通，最重要的是我国在2016年正式成为IMF第三大股东，人民币于10月1日正式加入IMF的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总的来说，“一体两翼”开放格局的有效性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为我国解决产能过剩、重要资源对外依存度高等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疏导途径。“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并不是简单地将我国的过剩产能向国外输出，而是在修建这一通道的过程中，我国主动为沿线各国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帮助，让中国技术和标准“走出去”，同时协助当地经济发展，造福沿线国家人民的生。“一体两翼”新开放格局之所以有助于产能过剩等问题的解决，是因为过剩产能因为沿线国家的有效需求而转变成了新的投资。具体来说，我国国内具有比较优势，但产能相对过剩的企业借助“一带一路”建设这一契机，向境外输出劳务、资本、装备、技术等，具体方式如利用我国给予的税收优惠去其他国家建设所需的生产基地，使得国内企业的利润空间有了提升，与国外合作伙伴洽谈的宽度也放宽了。与海外签署的订单的增加，不仅打通了我国与各国在交通方面的联系，还促进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增加。另外，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因此而加深，这有助于为我国相关产品、资本的海外输出提供便利的途径和建设必要的平台，促进了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协调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资源的分配。在这些企业中就包括了过剩产能的行业。而这些在国内是相对过剩的产能，在发展中国家却正好是短缺的，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差，改善基础设施正好需要这些建材等，因此这些已经固化产能转变成了新的投资。另外，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发展中国家油气资源、矿产资源丰富，可以改变我国资源进口途径较为单一，进口来源过于集中，安全稳定性低的问题。
二是推动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一带一路”的实施是会直接推动我国和沿线各国贸易的发展，这有助于我国吸收外资和引进最新技术以及进行产品输出，与合作国家共创辉煌。在过去的几年里，中资金融机构在布局“一带一路”上已经投放了大量资金。据统计，截至2016年底，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在相关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贷款余额已经达到了2000亿美元。这两家银行连同另外7家中资银行，在26个沿线国家设立了62家一级机构。在此背景下，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7年5月14日在北京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提出了“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其中包括开展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等4项行动。随着这项行动计划的提出，我国政府除了向丝路基金增加投资1000亿元人民币外，还与世界银行、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其他多边开发机构合作来支持“一带一路”项目的建设。在没有新技术和产业调整的初始阶段，盲目增加信贷供给，会引发产能过剩，而且货币政策调控只能增加短期产出水平。但是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融资问题的解决有助于企业科技创新和获取新兴技术，可使我国经济可以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得到长足发展。这是因为目前我国从国外进口大量技术产品，随着我国市场的扩大，在没有资金困难的前提下，企业可以到海外并购，把技术用并购方式购买回来，在这些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改进，从而提升我国产品的含金量和附加值。技术进步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原始动力，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金融机构的布局，其金融支持行为能够影响企业产出，提高经济增长水平。
三是可以解决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特里芬难题。如今世界经济正处于动力转换的重要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常态。随着我国扩大了在IMF的话语权和人民币加入SDR，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我国需要思考如何妥善处理特里芬难题。这里的特里芬难题是指当人民币取得国际核心货币地位后，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将人民币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导致人民币流出我国在海外沉淀，对我国来说会发生长期逆差；而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需要保持币值稳定，这又要求我国是一个长期顺差的国家，这两者之间存在矛盾。“一带一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我国成立了400亿丝路基金，秉承工商共建共享的建设原则，通过“一带一路”的连接和扩展，以改善“交通运输条件”为先导性抓手，投资沿线国家的基础建设，提高受援国的经济社会效率。具体来说，这一问题的解决是因为我国作为人民币发行国和沿线国家的利益表现形式呈现了高度的一致性。人民币是通过金融渠道投放，通过贸易渠道回流，减少了保持币值稳定和长期必须是顺差国之间的矛盾。同时，我国有能力并且愿意持续向沿线国家提供具有竞争力的商品与服务，沿线国家对我国商品和服务也有持续的国际需求，这样形成的贸易顺差在增加我国人民币对外价值的稳定性的同时，还避免了特里芬难题，进一步强化了沿线国家持有人民币的信心。我国借向沿线国家投融资的机会向外输出人民币，不但可以增加我国的海外资产，还能有效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因此采取“融渠道投放、贸易渠道回流”的国际循环模式，可以缓解特里芬难题的消极影响，促进国别货币更顺利地发展成为国际货币
。
四是显示了我国开放包容的态度，方便我国抓住并创造发展机遇。包容性是我国“一体两翼”开放战略目标实现的关键。“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体两翼”战略的载体，展现了我国开放包容的态度。近些年来，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特朗普政府本着“美国优先”原则对现有国际形势发起挑战，并以中国为假想敌，开始抑制中国对外开放和发展的步伐。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带一路”的开展不仅有利于遏制美国的不公平举措，还拓宽了我国的发展空间。自“一带一路”实施以来，我国为了配合和加大开放的步伐，出台了多项政策，并取得了优异的效果。在贸易方面，如加深了与东南亚的贸易往来，将贸易扩展到拉丁美洲，与巴拿马实现互联互通等；在资本项目方面，如我国A股被纳入富时罗素全球股票指数、中日ETF互通中方产品成功发售、科创板顺利推出、沪伦通开始启动等。“一带一路”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功，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填补了贸易真空地带。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填补大国忽略的国家，二是资助贫困地区和国家。前者主要以东南亚为典型。自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东南亚的政策，呈现出一种“不连贯接触”特征，尤其是在特朗普上台后，实施如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决策，更令东南亚国家感到不满和担忧。而我国通过“一带一路”实施了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中缅经济走廊、中老经济走廊等项目，加深了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尤其是2020年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通（RCEP）签署，全球最大自贸区宣告诞生，是我国“一体两翼”开放战略的重大成果。在中亚和南亚我国通过“一带一路”一系列的港口、铁路、公路、桥梁等的建设，不仅便利了我国和欧洲的交通，还解决了中亚、南亚3200万人口的中度贫困问题，同时还增加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如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和泰国受“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其实质收入增幅可能超过8%，是我国和“一带一路”国家实现双赢的最佳佐证。二是缔结友好伙伴关系，以经济联系加深外交关系，减少、避免我国受大国打压。闭关自守的苦果让我国认识到一国不可能孤立存在，苏联时期的教训则告诉我国要广交善友。“一带一路”为我国提供了更多与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往来的机会。这样一是可以巩固我国贸易大国的地位，二是可以与更多国家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拓宽我国对外贸易的渠道，三是可以降低美国等大国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占比，避免直接受大国政策变动的严重负面冲击。
马克思曾说：“社会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
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事物的发展受到的影响不仅局限于特定时期受到的主观能动性影响，还包括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社会物质条件、社会制度条件和国际环境。
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历程。至今我国对外开放已经经历了四个阶段，目前正处于第四阶段。这四个阶段分别为：1978—1991年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的第一阶段。其主要内容和目标是引入竞争机制与国外先进技术和解决贫困问题，主要的成就是设立了经济特区，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为我国和国际社会更好的合作和交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1992—2000年是以十四大市场经济改革为标志的第二阶段。其主要内容和目标是弥补资金短缺和推进经济转轨，主要的成就是建立了全方位开放格局。2001—2012年是以我国加入WTO为标志的第三阶段。其主要内容和目标是融入全球生产，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实现产业多元化，主要的成就是成为世界加工厂。2013至今是以“一带一路”计划的提出和实施为标志的第四阶段。其目标和主要内容是对外投资和主导全球价值链和优化产业结构，主要成就是凭借“一带一路”达成预期中适应、参与、主导全球规则的效果。
我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说过，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一体两翼”方法论就是从历史研究中得来的宝贵的经验成果——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毛泽东主席曾提出“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总路线。如果一个方法能指导很多不同的政策的实施，那么证明它是非常有效的。而“一体两翼”作为方法论时常被有效运用，它经过历史的检验，证明了自身的有效性。为了更好地发展我国经济，本书借助“一带一路”倡议，运用“一体两翼”的方法来构思我国新的开放格局。“一体两翼”的开放格局是指以我国为主体，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两翼，在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实现我国经济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地可持续发展。
“一体两翼”开放格局作为人类经济发展的实践，其形成、构建与实施也必然受制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在社会物质条件方面，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在2002年就已突破了10万亿元。在2012年WTO的报告中我国商品出口在全球商品贸易额排名中位列第一，进口排第二位，在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全球贸易中占据了近一半的份额。2015年，我国GDP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货物贸易总值仍保持全球第一的地位，出口市场份额较上一年有所提升，达到了13%。与此同时，我国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经济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位居前列，是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量。2016年，我国服务贸易的全球排名更是从第四位上升至第二位。可见，我国社会物质条件不断进步，且足以支撑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建设。在社会结构方面，其包括社会组织结构条件、社会运行规则等。从一开始外贸和财税体制改革到支持“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的落实再到沪港通、深港通的开通和811汇改的执行等，无不显示着我国对对外开放更加深入的研究与实践，而这些制度改革均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在国际交流方面，我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IMF的成员国之一，凭借日益提升的综合实力和与世界各国日益紧密的联系，得到世界各国投资者的认可，邻国与我国加强合作的意愿普遍提升。目前我国边境地区的整体状况正处于历史最好时候。这为我国“一带一路”的顺利开展和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建设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
综上所述，我国对外开放的格局由国内的点线面到区域的点线面，即点连成线，线带动面，以“一带一路”为两翼，带动我国全方位的发展。“一带一路”本着为沿线各国人民服务和造福全世界的目的而构想，符合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完全一致。“一带一路”的提出是将精力放在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上，增强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从而倒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同时又聚焦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构建了互利合作网络、新型合作模式、多元合作平台，不仅满足我国“一体两翼”新开放格局构造的需求，更是民心所趋，时代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