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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四点基本概括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的一般性特点：其一，双边和多边并行。决策者不能忽视或重视任何一边，二者并非互相排斥，而是一体两翼的关系。其二，集中统一领导与开放式协调。其三，机制化而非制度化。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并不是要成立一个国际组织，也不是要构建一个高度制度化的安排，而是根据双方意愿、双方的合作日程从而形成机制化安排。因此，认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会因过去一年的寂静而受到破坏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其四，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不仅是中欧关系的组成部分和有益补充，而且也是为了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为领导人会晤。作为引领性的平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迄今已经历了十年，共九次领导人会晤，一次领导人峰会。领导人会晤的主要目的是梳理合作成果，并指导下一阶段的行动。领导人会晤之后是第二层的执行机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工作领导小组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秘书处，代表各个国家的领导人来协调合作，设置在中国外交部。执行机构之下的第三层是协调主体，主要通过三个方面实施：一是季度例会，通过协调中东欧国家的使节或代表以及中方的代表进行对话，寻求合作倡议，敲定合作内容；二是国家协调员会议；三是部级协调机制，外交部将具体执行内容分配到其他部委，各部委实施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相关的内容，这也从侧面体现出外交部作为协调中枢在决策过程中保持了较高的民主性、协调性和开放性。执行机构之下的第四层是专业性平台，即各个部委参与合作之后设立的金融、贸易、农业、投资、旅游、智库等专业性平台，聚焦某个具体领域，吸引中东欧国家和中国相关代表参与。总体而言，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执行主体非常丰富，包括中央、地方以及各种专业性的行为主体。所有执行主体最终要将政策落地，形成具体的合作成果。落地成果要成为下一年领导人会晤规划的来源，进而形成决策循环。
以上四个层次中，每一个层次都有不同的参与主体，每个层次都有其决策特点。第一层的领导人会晤涉及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具有引领性的主题。从过去10年的领导人会晤来看，2012年温家宝总理在波兰启动了相关会晤，随后分别在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中国、拉脱维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召开多届会议。2021年受疫情影响，峰会于线上召开。每届领导人会晤都有主题并将确定下一年的工作重点，如2013年布加勒斯特会晤就提出了“合作共赢、共同发展”；2014年贝尔格莱德会晤提出“新动力、新平台、新引擎”；2015年苏州会晤提出“新起点、新领域、新远景”；2019年克罗地亚会晤提出“搭建开放、创新伙伴之桥”。2021年的主题则是“共同应对疫情，推动经济复苏”。每届领导人会晤结束后都会规划下一个主题年，即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重点要做哪些方面的工作。2013年布加勒斯特会晤后，确定2014年为“投资经贸促进年”；2014年会晤确定2015年为“旅游合作促进年”；2015年会晤确定2016年为“人文交流年”，依次下去分别是“媒体合作年”“地方合作年”“教育、青年交流年”“农业多元合作年”“绿色发展和环境保护年”，每一年围绕主题重点开展相关工作。
第二、第三层的部级协调机制非常务实，参加机制的部委和科研院所都承担了具体的任务。如商务部每年要规划“经贸合作论坛”和博览会。每届领导人会晤有两个重要项目，一是领导人会谈，二是经贸合作论坛。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青年政治家论坛”，教育、科技、工信、交通、农业、文旅等部委也有各自负责的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也负责每年的高级别智库研讨会和运营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北京市政府作为地方代表也有任务，包括“首都市长论坛”和“欢乐春节”活动。总体来说，部级协调机制依赖外交部的协调，同时又依靠各个部委做好规划执行。显然，这是委托代理的一种方式，将任务委托给协调方（外交部）。然而，外交部本身不具备这么多职能，因此，外交部又将合作任务委托给各部委去执行，同时外交部作为协调机构，承担着促进、协调这些任务的完成的工作。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实际上为研究者提供了分析中国决策机制的窗口与案例，即如何在推动对外交往中做好委托代理，将各个部委、各个行为主体的参与性都调动起来。
部级协调机制之下的第四层专业性机制与平台具有明显的“双边+多边”特点。目前，这类平台共约40个。这些协调平台由中国和中东欧国家联合搭建，运作方式是在对接一个中东欧国家的同时也对接一个中国的机构，体现出鲜明的“双边+多边”的特点。比如波兰的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促进机构联系机制，负责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投资促进合作，该平台由波兰牵头，服务于整个中国和中东欧各国的合作。在搭建专业性平台的过程中，其他中东欧国家可以自愿、自主加入，并不是强迫性的。再比如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合作网络，牵头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协调同中东欧各国智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