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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我是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读的博士。这所学院所含的系是依据人类学、地理学、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学等学科来区分的，与此同时，它也用区域研究来统和不同的学科，形成研究中心。我读的是人类学，在学习期间并未领会它的区域国别研究的实质。这所学院最早是培养殖民地官员的，二战快要爆发时，它的方向有所调整，至今仍是英国唯一一个区域国别研究机构。这点与我们不同。我们一提出这个概念，好多学校都建立相同的机构，但很少重视内部如何细致设置，甚至空洞无物。我们养了无数个类似的机构，其中不少缺乏学术性。如何对这些机构提升学术专业水平？这是一个大问题。
“区域研究”本是美国二战后的一种学术战略或“阴谋”。美国人为了把自己的学术和政治理想推到全世界，建立了这类学术性科目。大家都很了解这个历史。大家所不甚了解的是，事实上，在美国的教学科研机构里，“区域研究”与学科化的布局依旧是两相配合的，也没有说每个大学都要成立一个区域研究机构。比如，很多好的大学就有人类学系、社会学系、历史系、语言系，它也会有像东亚研究这样的系，它们就是从事“区域研究”的。这有些像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它的系之外有研究中心，这些是跨系的，主要协调不同学科，把不同院系的人汇合在一起，展开专门的区域研究。
要把“区域研究”化成自己的东西，当然要跟它的原版学习了。1945年以来，美国的“区域研究”走到现在有一些经验，主要是跨学科研究的经验，有值得我们学习的方面。但是我们重走它走过的路，是为了以此显示别人有的我们也有，还是为了创造别有特色和有贡献意义的观点？我看这个问题很重要。
举个例子：美国人战后向法国社会学输送社区研究法。法国原来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是世界一流的，从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虽有两次世界大战，但是一直保持先进。这种学术传承到了二战后出现了瓦解的迹象，与美国人改造年鉴派社会学，代之以芝加哥学派的做法有关。后来法国社会学也出现了许多做社区研究的人。原来年鉴派的社会学是很广博的，有一大半学者是做古代文明研究的，这很像后来美国的“区域研究”。像莫斯领导下的对印欧、闪米特、华夏、日本、美洲、太平洋地区等古代文明的研究，对象是超社会的、跨国的，本属区域研究，在法国本构成一个强大的学统，并且，由于它有文明论的人文地理学观点，它实际比后发的“区域研究”要实在而有趣得多。美国在战后推广到欧洲的“区域研究”，方略反倒是比法国落后得多，它的“区域”概念，只是在战略和方法上界定的，它有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性，但缺少“精气神”。在人类学里，它服务于使民族志从印第安学、英国式的海洋岛屿研究进入到一个“大传统”和乡民社区并存的国际性文明比较研究。我觉得这方面法国社会学和民族学的前辈早就做得很好了。早在美国模式到来之前，法国人已扩展了社会学范畴的边界，其研究兼顾了由不同社会构成的体系或区域，以及这些体系或区域各自的特征、分布面、边界等。有关于此，最近一些年我写了不少文章。我没有将之联系到“区域研究”，但我认识到，它更有意思。我发现，美国学界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由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法国社会学年鉴派的著述里重新发现这种人文地理的文明界定，并由其运用于国际政治局势的分析。就社会学和人类学而言，美国借“区域研究”之名在法国社会学里推广的，主要是社区研究法，而不是“区域研究”本身，这样的后果很严重。战后不少杰出的法国学者坚守自己的学统，对世界社会学和人类学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受美国的影响多数其他学者并不大明白他们有过自己的研究传统，即使是对他们的先贤耗费大量心力构建的古代文明研究学统，他们也多数一问三不知。
我也曾以社区研究、地方性研究为主要方法展开经验研究。但我深知，这类方法不是我们的发明，不是我们学派的特点，它是随着美国引领的社会科学“区域研究”时代的来临传播而来的。美国社会学家在呈现社会科学的历史时，往往将“区域研究”当作一个超越欧洲学科主义的美国时代。而我的印象是，它并没有带来学科主义的消失，它主要带来的是美式调查研究方法的扩散。也就是说，我们还真的是有必要在这样一个特殊条件下思考我们的学术如何真正获得文化自主性。
至于其“幕后”，大家知道，美国的“区域研究”是在三大基金会的资助下展开的，而且这些基金会都是私立的，它们是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三大基金会中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先是在中国的燕京大学，接着在二战后的法国推行芝加哥学派。20世纪末，福特基金会还很活跃，他们当时支持很多社会学、人类学项目的研究，但有一个条件，研究题目必须包含四个字——“市民社会”，显然福特那时仍然在做以前美国人习惯做的事。为什么美国人专门找私人基金会？我觉得有他们狡诈的一面，这就是“私立”相对容易服众，容易让接受者觉得这是“他/她自己的事”。
以上我描述了自己对英美“区域国别研究”及其影响的印象，这些仅仅是印象，但我觉得有一些启发。
比如，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例子告诉我们，这类学院可以是极少数，只有是极少数它们才能变得很重要。在我的想象里，假如我们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是中国唯一的，那我们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前景似乎会更好。我不是“洋泾浜”，并不主张外国怎样我们就要怎样，我仅是相信，重复建设不仅意义不大，而且害处颇多，容易使机构变成“待遇”及求利的场所；减少数量，把优秀的留下来，才会有好效果。另外，通过建设少数，我们才有办法充实实体。假如我们的学院变成一个大学规模的学院，像亚非学院那样，那它下面便应有各种专业的人才，各自教各自的课，但是它会有一些效果，通过跨学科的研究中心，大家慢慢会有所交流，甚至汇合成一个真正的学术团体，也只有这样，学派才能得到孕育。
区域国别研究也要研究真的学术问题。“真的学术问题”是什么？我觉得区域国别研究就是跨文化研究，是“cross⁃cultural studies”，要做这类研究，以“己”为出发点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个出发点，我们就无法“跨”。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是我们文明中的理念、价值、概念范畴，它们是我们跨出自己的文化、“美人之美”的准备。我认为这是“真的学术问题”中首要的。
我们人类学、社会学学科里的最大问题，就是所有的概念和价值观都是西方来的，尽管文章是用中文在写的。我自己是一个例子，我很符合被如此批评的条件。我刚回国写了两三本书，拿去送给费孝通老先生，结果他花了好几个月看。为什么呢？他后来批评我说，他在意念上先把它翻成英文才看得懂。显然，我的逻辑都是英语逻辑。费老说：“我一生写文章，农民里边的干部都看得懂，你的东西我都看不懂。”
按说这情况好像还不是那么糟的，只是语言问题，现在问题好像更大：很多人一方面要搞“文化自信”，另一方面用的概念、范畴、价值观全是从外国学来的，没有独特性。
我这句话有点过，但是大家仔细去分析，我们很多论述背后的理念，经常让我想起基督教，而我们却宣称它是纯中国的。
无论如何，我觉得区域国别研究的第一个使命是要探索我们自己有哪些概念、哪些价值值得用来做国际研究。当然，我们有很多学者研究中国概念、中国历史、中国时空观、中国制度，但这些里面有哪些东西是值得用来比较、关联和“普遍性想象”的？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探讨的。有些东西被认为是我们中国独特的，但是兴许恰恰是最普遍的。前一段我们讨论过“大一统”的概念，这固然是中国独有的，但是这种观念形态不一定不能用在研究外国。当年章永乐老师讨论康梁的著作，提到，梁启超在一战过后想到的解决“二十世纪战国时代”问题的方案基本就是国联，而梁启超觉得国联跟中国的天下是一码事，当时欧洲的问题来自“新战国”，跟我们2000多年前的问题是一样的。梁启超的意思是，2000多年前的历史经验可以用来解释当代世界矛盾，2000多年前的理想也是可以用来探索化解矛盾的办法。我觉得他提的那些东西，到费孝通所论述的文化自觉的一套说法，构成一个与文明冲突论不同的世界政治论述。“超越新战国”的思想当然有一部分是理想主义的，它太历史、太文化，亨廷顿虽然是谈文明，但是他满脑子都是看人怎么斗。与他不同，从康梁到费老，我们的前人似乎抱有一种世界理想，它看起来好像不如文明冲突论有用，因而不如后者容易被接受，但它毕竟是古老的理想，毕竟“很中国”，有助于我们借以展开比较和综合，提出我们的观点。
从宏观的到微观的，比如说研究为人的不同看法和做法就可以有用。我们那些跟“人情”“面子”等概念有关的“为人之道”，往往被韦伯之类社会学家描述成跟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东西。然而，2000年，我去法国调研，深刻感到，在这些方面，他们跟我们太像了。他们也送礼、好面子，也为了关系和面子闹别扭，比如，喜欢背后说别人坏话，你做讲座，只要你的观点跟他不一样，他马上离开。英国人也有像我们的地方，英国人那种吝啬比很多中国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另外，尽管他们有新教，但这并没有彻底洗清原有的风土，他们的“为人之道”仍旧是我们的“人情”“面子”这些东西，我们不要以为他们是纯理性的动物。我们也有我们的风土，也一样面临着新“文化霸权”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特别需要理解混融杂糅的现实，特别需要懂得，我们那些“独特的”东西，其实是相当普遍的，是“人之常情”，有助于我们畅想从自己这里出发展开区域国别研究的可能。
钱乘旦教授指出，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存在着一些问题，包括力量分散于不同学科、对象不匀（什么叫“对象不匀”，这个有点深，指的是对某些地方、国别研究的人才缺乏）、语言能力有待提高等。其中，语言能力这方面我看倒不必太焦虑，我们有许多外语学院，各种语言北京大学都很强。问题可能在于语言能力与科研能力如何平衡吧？介入的学科不多这方面，我看本来也不是问题。比如，我们人类学专业是拼命想介入的。钱乘旦教授做英国史，一定懂人类学，因为在英国近代史中，人类学是核心。他说，了解他者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有很高的难度，你要真正去了解另一个民族的思想、另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有很高的难度，我们能不能承受这个难度？我觉得钱乘旦教授这一点提得非常好。我前面说“一带一路”倡议在知识上的困境是我们没有真正在乎别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是什么。所以我想，症结可能在于我们“不在乎”，要改变，我们便要“在乎”。而要“在乎”，要了解更多的文化、更多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便要有一套研究方法。对此，我相信掌握不同方法的不同学者都会有各自的贡献。社会科学有150年以上的学科史，有了一些积累。150年是社会科学整个历史的长度，社会科学就是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才慢慢建立的。关于社会科学的阶段，美国的划分方法也是不对的，他们认为在1945年以前的社会科学是按学科划分的，他们的“区域研究”出现后学科的疆界得以打破。我觉得1850年到现在变化其实不是很大。在西方，人类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本来就不一样，这些学科研究的都是国内事务，人类学和东方学早就在研究非本国的其他区域和其他文明，人类学的主要责任是研究原始社会，东方学研究文明社会。这门学科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关切，它跟别的社会科学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兴许解释了缘何在一战与二战之间，法国社会学年鉴派有可能通过综合人类学、东方学及“西方学”提出其文明的新界定，用地理意义上的文明替代历史意义上的文明，对那种将文明等同于历史进步的观点展开批判。有这样的历史，人类学对区域国别研究充满热情是必然的。
作者简介：王铭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