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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应该是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历史本属于人文，后来社会科学化很严重，因而也是最规范的社会科学，于是常常出“学术警察”。像我是做社会科学的，但是我经常会把自己称为历史人类学家，因为我也想综合历史的优势，而且中国人传统上重经史，在经史里，史很重要，是我们思想里很核心的成分。最近几年我发现国学、中国史都特别热，使我感到紧张。历史学出版的东西为什么让我们紧张呢？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当代学术”丛书里，有一本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该书多次重印，极为畅销。相形之下，我写的历史人类学著作《刺桐城》则印得不多。这差距一方面来自我的书没写好，另一方面恐怕来自“人类学”这个概念之缺乏历史气质的事实。
中国史的书畅销不是特例，我想其他中国史的书也一样。我偶尔也跟做生意的老乡来往，我发现，他们一旦发了财便会到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去上很贵的EMBA课。你跟他谈对EMBA怎么认识，他们往往会说，他们已是实践家，去上课主要是去交际，他们感兴趣和知道得更多是哲学和历史方面的东西，特别是所谓“国学”和中国史。
如今商界人士和一般读者都很喜欢中国史。当然也不是说他们对世界史没有感觉，也许他们没多大兴趣是因为我们教世界史的人没讲得特别好，或者没有机会讲得特别好，于是受众都被讲中国史的人夺走了。我去成都见到一个曾经的学生，他在社会科学里“混”得非常不顺，最后选来选去，意识到四川大学对他好的人只有世界史教研室的，所以他就把整个人类学所搬到了世界史教研室下面，在里面他过得非常滋润，因为世界史的人认为中外历史的研究也不要分得那么清楚。这个学生是个藏学家，藏学的历史研究针对的可以是欧亚诸文明之间的一个状态，而且他也懂西学，因此世界史的人就对他不错。
历史学中，世界史地位有待进一步提升，目前学科地位的不平衡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区域国别研究，是跟着“一带一路”的倡议一起成长的。“一带一路”倡议刚提出来的时候，我特别兴奋。那时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民族问题，觉得所谓世界“民族地区”的问题，一定要看得广一些，甚至应该用国际关系的理论处理才会比较容易。“一带一路”中“一带”是指陆上的，它一开始提出的时候让我觉得蛮有利于民族问题的处理的。我的感觉是，把中亚这个地方的国际关系搞好，定当有助于国内相关区域的问题之化解。但是在学者们的阐述下，“一带一路”似乎变得有些偏狭了，常常被界定为单向的文化传播，并且，有些接近19世纪德语“文明”里的意义，即铁路、机器等的大扩展。
“一带一路”似乎带来了区域国别研究，但是它的发展似乎并没有带来我们对于陆路和海路沿线国家的自然和人文地理方面的知识以及历史、文明、民族志等方面知识的发展。
情况跟我在伦敦了解的不一样。我有一个日本博士同学，她留学的经费是日本一家石油公司给的。这家日本石油公司支持她到英国读人类学博士，是为了让她到石油公司上班，做他们的发展官员。她研究阿富汗，读到哲学硕士（相当于当时苏联的副博士）就回国了。她后来有很多困惑，因为阿富汗历史、语言和文化都错综复杂，要研究它，功底要很深厚，她自己一直写不好毕业论文。尽管她放弃了，但不少日本留学生仍旧借助公司经费去留学。看来，我们东边的日本，跨国公司是知道人类学知识的必要性的。
相比之下，国内即使是大企业，对这类调查研究也是没有太大兴趣的。我们的域外开发似乎并没有调查研究先行的习惯，我们经济力量往外扩展，好像并没有带来“一带一路”沿线自然、人文和社会知识的增长。
与此同时，在理念上，我们似乎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其中最突出者，关涉“传播”这个词怎么理解。
“传播”译自communication，这指的是双向的流动，但是我们的许多传播学院教出来的学生把communication误解为向外输送我们的东西的单向过程。
这种单向的传播论，并不新鲜，过去西方人常用它。比如，我们所在的北京大学校园，原燕京大学的建筑位于其中，这些建筑风格是东方化的，但当时美国人创办的燕京大学的内在追求则是向中国输送西方新社会科学思想。
回忆往事可知，我们在这个时代反过来做“传播”也并非没有理由。国力强了，我们也可以搞一个燕京学堂之类的机构来向外传播一些我们的主张和愿景。但如果仅仅是这样，格局是不是小了些？我们“一带一路”的历史传统本来就是双向的。传播communication本身等于exchange（交换），如果不讲exchange，不讲往来，那我们的文明元气的恢复便会有问题。对于一个伟大的文明来说，“讲好自己的故事”很重要，但与此同时，文明的本质是兼容并包，便包括“讲好别人家的故事”，这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
现在世界上有不少与我们相关的似是而非的事情。比如，有些欧洲人提出“global China”，用来形容“一带一路”的中国，于是我们有些学者在欧美用这个名头去忽悠研究经费，殊不知对西方人来说，“global China”是相当令他们惧怕的，正因为惧怕它成为现实，他们才觉得要费心、费力加以研究。也就是说，他们并不主张“global China”，而是主张将中国保持在所谓“地方性知识”的层次上。对于这点，我们的学者似乎应当多加注意。
我当然并不认为，二元对立地看待中国与世界是正确的。
举一个例子，20世纪80年代有一套名为《文化：中国与世界》的丛书，功德无量，对此后的思想界刺激很大，甚至造就了一个时代，于是我一直崇拜这套书的主编甘阳老师，以他为精神导师。但我一直觉得这个称呼不大对。难道中国与世界是二元对立的吗？我们常将世界当作外国乃至西方的概念，由此，“世界”大抵成了从古希腊到近代欧洲的西方的代名词，里头夹杂一点点美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然而要知道，世界其实也是我们的，是包括我们在内的世界，并不是外在于我们的。
我有时候讲课也讲点历史，古人写的史被梁启超批评为帝王自己的族谱、王侯将相的私人史，而不是真正的历史。梁启超提出“新史学”，说真正的历史应当是“民族史”而不是“私家谱牒”。这是我们的近代学术前辈对二十四史的文化自我批评。但我感到，这个文化自我批评有些过了。实被梁启超识别为“私家谱牒”的东西本“无外”，是世界性的。古时的历史学家，在写历史的时候并没有觉得他们在写中国史，一方面他们写自己的历史，另一方面他们写的历史是全世界的，至少就他们自己的感觉而言是这样的。所以我斗胆说《史记》之类的书，就是“司马迁”们眼中的世界史，里面含有很多世界史的内容，并且，其作者并没有把中国排除在世界之外。他们有的把中国当作唯一世界，这就有点像美洲印第安人的观点了。你问他们是什么民族的时候，你永远得到的只有一个答案，这就是：我们是人（意思是说“他们”不是人）。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区分。我们当年的那些历史写的是人类的历史，那些不是人的、不太像人的“人”在我们这个历史当中出现的时候，他们往往是朝贡或者来制造“乱”的。这样的“世界观”当然是以自己文明为中心的，但它同时也是“世界性”的，它比“民族史”要让我更宽慰些。中国与世界之二分，从20世纪初中国的“自觉”中得来，这个“自觉”我们应该带上引号，因为它有“不自觉”的本质。
几年前我去德国参加一个题为“后殖民主义与中国”的学术会议，听了不少有趣的论文。比如，有篇论文研究我们的一个歌舞团，它将此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联系起来。这个歌舞团跳的舞、唱的歌全是亚非拉的，呈现的是那个时代的世界概念。论文提交者说，这种观念是后殖民主义的，我看这看法没有什么大错。我们翻翻以前的杂志，比如有一本反映世界音乐的，一看全是第三世界各民族的音乐，在“世界音乐”这个词里面“世界”等于第三世界，我们当时之所以是后殖民主义的，是因为，我们把发达国家都当成世界之外的。发达国家如今变成了有伟大文明遗产的“西方”，而过去我们曾经把它排除在外，因而，当年，世界音乐里不能有西方音乐，这很有意思。
相比于这种所谓后殖民主义“世界观”，我们时代的“中国与世界”这个二元对立“世界观”似乎普遍流传。过去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所谓“世界”（蓝色文明）意味着先进，中国（黄色文明）意味着落后，这个区分跟我的博士生周颖计划研究的梅棹忠夫文明生态学所做的区分一模一样。那个已故日本人类学家将一个欧亚大陆分为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将后者称之为“一区”，前者称为“二区”，后者保守，前者开明。
新中国成立以来，曾有“三个世界”“中国与世界”之类的世界观。当今的“一带一路”“区域国别”“全球化”等概念也代表着某类世界观，其旨趣似乎在于使此前的“三个”或“两个”的区分模糊化。我自己的理解是，要善于模糊化，我们需要采取关系主义的态度，谈文明时既要注意“自我认同”，又要注意“他者认同”，谈“一带一路”时要注意传播的双向性，特别是其“礼尚往来”的双向性。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们的“新世界观”便没有什么新鲜感可言了，而它在现实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从这点回头去看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发展不平衡，我觉得会有很大启发：“一带一路”的时代，我们本来是需要大量世界知识的；我们的“中国热”本来可以与此不相矛盾，就像古代的“中国史”可以同时是“世界史”一样，但至今它给人们的印象是“文明自我中心”的多一些。这与区域与国别研究这个名号有不小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