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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一件小事。1987年我去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1988年开始做选题，那时我曾想去做印度或者是非洲的研究。这两门学问在我们学院是顶级的，也是英国最强的。而且学人类学，老师们都要求要研究异域社会，这些也既是英国的异域，也是我们的异域，符合这个要求。所谓的“异域社会”，往往指英国的旧殖民地。西方人类学的“对象区域”与殖民地的这种关系特别值得重视。英国人研究马里的人就比较少。那个地方曾是法国殖民地，直到当地的学者和军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自己并推翻了法国殖民主义，那个地方基本上都是由法国人类学家来研究的。对于英国人类学，非洲、南亚、澳大利亚及其周边则最重要。我在课上读到许多相关于这些区域的书，很受吸引，很想去做研究。但是我申请了好几次没有得到批准。当时的系主任说：一方面你去调研，要学两年语言我们才会放你走，而你的奖学金只有四年，这样就不够用了，没办法。另一方面，做研究要经费，你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拿英国的经费去研究非洲或印度，逻辑上恐怕说不通，基金会恐怕是不会给予支持的。最后我放弃了，还是保持老做法，像老一代留学生那样，我在西方学习洋学问，回中国做“本土研究”，致力于“家乡人类学”。
另一件小事发生在20世纪末。
记得那些年我们研究所的同事和应邀的国内外同行曾跟随费孝通先生回吴江考察。费先生当时还很健康，精神得很，他带着大家也走了他老家很多地方，跟我们讲他自己的人生经历，说到他为什么会以“绅士”自居，说他一生都是秀才，不是当官的，他最喜欢做的不是官，而是北大教授……
费先生在东西方都很有名望。记得有次同去的有许多来自东亚各国和地区的学者，如台湾地区的庄英章，韩国的金光亿，英国的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石瑞（Charles Stafford），日本的横山广子等。
其中，横山老师是研究大理的，是日本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老师。我十多年前曾作为访问教授去这座博物馆访学，看到她在大理收集的文物。一进馆，我先是见到波利尼西亚区，经过许许多多文化区，才看到中国大理的地方文化，最后“到了”日本。日本的民族学似乎跟我们很不一样，在他们的人文地理次序上，先出现的是遥远的“他者”，日本学者似乎还认为，在次序上，大理比中原文化区位离日本更远一些，所以优先在民族学博物馆里展示。横山很早就是研究大理的，她的研究有点像我们现在称之为文化遗产学的东西。
而石瑞是个在英国任教的美国人，跟我大抵属于同代。他研究中国台湾的绿岛，后来写了一些蛮出名的书《中国童年之路》。印象上，与他老师莫里斯·布洛克（Maurice Bloch，这位老师曾应我的邀请于1998年访问北大）有传承，倾向于“认知”的研究。而石瑞当年很年轻低调，但现在担任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他能当上该院的院长，我觉得有些怪。以前我在伦敦的时候，当时的院长是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是社会学家兼思想家、英国工党精神领袖，现在这个院长好像没有什么大的思想影响力了，是不是说明大英的知识分子传统进一步弱化了呢？我有些疑惑。
记得有次横山、石瑞和我从江苏返回北京，一起去机场，飞机延误，我们就聊起天来。一开始说话，直爽的横山老师就开始挑战我。她说：你们这些中国留学生怎么回事儿啊？出国留学不研究所在的那个国家，还回来研究中国。你们留学生是不是对外国的事不感兴趣？你们是不是民族主义者？那时我年轻气盛，沉思片刻便把持不住了。我想起我在英伦的经历，勃然大怒。我博士期间想做域外研究，结果也是外国老师说不合适，没经费，要学两年语言，你没这本事，现在你这外国学者又跳出来谴责我，太没有道理！石瑞当时见状有些恐慌，坐在旁边一句话都没说，旁听着我和横山的争论。
一想到区域与国别研究，或者美国学界曾经叫作“国际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区域研究”（Area Studies）之类的东西，我就会想到上面两件小事。不管客观上它们意味着什么，我都觉得其背后还是有蛮深的“根源”的，将其与当下的情状联想起来，其意涵好像还更深刻。
这些年我也经常出国，有时是去旅游，有时是去讲学。路上也会碰到一些事。2000年前后我经常去法国，路上跟我同班飞机的，都是浙江村子里的农民为主，他们主要在巴黎等地的华人餐馆工作，无需足够的外语修养，本都是农村人，保持着乡民的习惯，上了飞机找不到可以吐痰的地方，就非常不自在，骂骂咧咧，而一下飞机，他们便即刻消失了，不跟别人交往。后来再多次去欧洲，我渐渐发现，同坐飞机的人越来越不同了。他们比以前那些人年轻得多，而且外语水平相当高，显然都是有一定积蓄的家长送他们出去旅游或上学的。
前些年，我在清华新雅书院代课，起初以为只有我自己出过国，于是就跟学生显摆说：你们要是去伦敦的话，一定要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看看，要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走走。结果他们说，“我们都去过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学院每年都让学生组团到牛津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上课。我有一次在伦敦就发现我在新雅教的那些学生在发朋友圈，他们此时就在牛津！
我们现在变得很自信了，在海关经常会碰到年轻小孩子，不像我们那时候。我们大学时学英语，读的是《新概念英语》，记得里面有一篇说，你到海关面前，海关的官员抓的都是好人，因为坏人很自在，像我们这种好人当然就会很紧张，一紧张他就觉得你是坏人，他就会给你拖时间。我就属于那种在通关不顺的好人。现在的中国孩子不一样了，他们的英语非常流利，在海关官员面前是很自信的，完全没有恐惧感，好像我们是在他们之上的，他们甚至会批评海关官员“不合法”。比如，我就在伦敦希思罗机场海关见到一个十来岁的自信孩子，海关官员让他脱皮带，他硬是不脱，还问“为什么”。我也想说我不想脱皮带，但是我只会说，如果脱，我裤子会掉下来。而那个孩子却在与海关官员讲法律，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而且在巴黎、伦敦、芝加哥这些地方，我都发现用中国的微信是能打车的，太方便了。
其实现在外国人最怕的就是我们的自信和我们的“方便”，中国人到哪里都能打到自己的车，用手机可以打任何电话，外国人很震惊，也很惧怕。
相比于不久以前，我们拥有了好得多的国际旅行条件了，在外国人面前，我们也自信得多了。可是，这些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世界知识和世界活动的增长呢？我发现好像没有。如今在世界各地旅行的孩子们好像对各地情况都很懂，但是他们的知识似乎局限于从百度得来的这些信息。他们手中拿的那个旅游册可能是他们最关心的，除此之外他们对外国当地的事并不是很关心。结果就是，我们之中能冲破那些“殖民主义人类学”设的域外社会研究门槛的人极少，我们并没有在行动上否证横山老师对我们这些“留学生民族主义”的指责。我们北大人类学现在招生，很多都是从英国回来的人来报考博士，一查他们的履历，他们多半是读“比较视野的中国”的。我还碰到一个学法学的学生，他读的就是这个项目，而且他读了以后觉得法学没什么用，还是人类学的中国研究比较有意思。2020年后我又负责北大人类学专业，我得招贤纳才，找新教师，我很难找到研究域外的留学生。似乎只有一个刘丹枫，她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他的导师跟我说，丹枫非常聪明，而且很坚定，她去德国，研究他的家乡巴伐利亚。除她外，其他人全是研究中国的，跟我当年差不多。美国回来的博士多数也是研究中国的，有时候谈起政治上的事还带着美国的价值观，用美国价值观衡量中国。留学生好像还没有在用中国的价值观去衡量世界、作为世界的尺度。
假如“区域国别研究”是指“域外研究”，那么，我并没有系统地从事过它，但可以说是有不少关于它的经历和观察。这些经历和观察表明，这类研究对我们是有意义和价值的，但其意义和价值事实上尚未跟我们的积蓄和“方便”的增长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