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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对于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的论述，究竟与中国有什么关系呢？在1837年8月22日发表的第二封关于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的书信中，托克维尔想象了中国皇帝突然占领巴黎后的场景：
先生，让我们现在假设中国皇帝统率军队在法国登陆，他将成为我们最大的那些城市和首都的主人。他对所有的公共记录看都不看就加以销毁，不询问每个行政岗位的诸多目的就加以摧毁或解散，最后抓住了上至政府首脑，下到乡村警察，包括了贵族、议会代表，以及宽泛而言，整个统治阶级的所有官员，将他们一下子放逐到遥远的国度。难道您不认为这位伟大的君主尽管拥有强大的军队、要塞和财宝，但很快将对如何管理这个被击败的国家感到茫然？难道您不认为，他的新臣民被剥夺了所有领导或可能领导事务的人之后，无法治理他们自己？而他站在对立面，不了解宗教、语言、法律、习俗或行政实践，并费心驱除了所有可能教导他的人，难道不是没有能力引导他们？先生，您可以毫不费力地预言，即使征服者实际占领的法国部分地区服从他，该国其他地区也将很快陷入完全无政府状态。
托克维尔关于“中国皇帝占领巴黎”的想象，并非空穴来风。他在书信中很快指出：“先生，您很快就会看到，我们在阿尔及利亚所做的正是我认为中国皇帝在法国所做的。”
托克维尔尖锐地指出，法国对于阿尔及利亚的征服并没有利用奥斯曼帝国留下的基本行政结构，而是打碎这些结构，以本国国内的统治结构为模板，铸造新的结构。在这一思路下，法国殖民者大量毁坏了当地的档案文件和街道，导致自己对所征服的地方缺乏最基本的信息，最后陷入无法治理的局面。托克维尔认为这正是中国皇帝可能会做的事情。在这里，“中国皇帝”代表着专制，但也代表着闭目塞听和昏庸颟顸，他不愿考察和学习当地的具体情况，不尊重当地的民情，也不选用当地人进行治理，这就使得行政成本大大提高，最终形成无政府状态。由此可见，托克维尔对于中国皇权的想象，几乎是字面意义上的“一人统治”，他对于中国君主如何借助一个成熟的官僚体系展开系统性的治理，缺乏最为基本的认知，而这正是孟德斯鸠以来对于中国的“专制主义”叙事的典型模式。
而纵观托克维尔著作中对于中国的评论，我们还可以获得更为丰富的细节：第一，对于托克维尔来说，中国是个遥远和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去中国是一种冒险，中国的语言难以理解。
第二，与魁奈等18世纪欧洲“慕华派”思想家的主张相反，托克维尔的判断是，中国虽然人口众多，但民众生活贫穷。
其潜在意涵是，中国并不值得效仿。第三，中国具有强大的“行政集权”，缺乏地方自治。《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第一部分第五章“在叙述联邦政府之前必须先研究各州的过去”时候，托克维尔指出：“在我看来中国是以最集权的行政为被统治的人民提供社会安逸的最好代表。一些旅行家告诉我：中国人有安宁而无幸福，有百业而无进步，有稳劲而无闯劲，有严格的制度而无公共的品德。在中国人那里，社会虽然也在天天前进得相当好，但绝不是甚好。”
第四，托克维尔认为，中国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改变自己命运，社会层面身份比较平等，但因此也缺少巨大的野心。《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第三部分第十九章探讨了中国的科举考试，托克维尔试图以中国科举为例来论证，随着平等原则的深化，人们无法容忍急速的晋升，晋升的办法也就会规定得越来越死，久而久之，就会造成人们主动限制自己的目标，因而表现出缺乏雄心大志的特征。
由于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平等化发生比欧洲早得多，托克维尔主张以中国为镜鉴，来预测西方的平等化将要带来的未来结果。
第五，与许多19世纪欧洲思想家一样，托克维尔认为中国文明陷入停滞难以自拔。《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十章“为什么美国人在科学方面偏重实践而不关心理论”，将中国视为放大版的美国。托克维尔指出，民主社会的人难于沉思，追求物质和眼前的享乐，不关心理论，而中国很早就表现出了偏重实践而不关心理论的特征，由于这一特征，即便中国人不会像罗马人一样被异族浇灭科学，也不会引导至知识和自由。
托克维尔认为，中国人偏向纯实践，对理论缺乏兴趣，而且泥古不化，“他们为了一刻也不偏离祖先所走过的道路，免得陷入莫测的歧途，时时刻刻和在一切方面都竭力仿效祖先。人的知识源泉已经几乎干涸。因此，尽管河水仍在流动，但已不能卷起狂澜或改变河道”
。托克维尔暗示，中国在理论方面的泥古和停滞，包含着文明自我毁灭的风险。
第六，中国臣民受到抑制，无法联合从事伟大的事业。《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第二部分第五章“关于美国人在市民生活中对结社的运用”中，托克维尔提出贵族国家无需结社，因为贵族是自然结社的，而民主国家民众独立但软弱无力，个人难以完成伟大事业，所以只有结社才能追求伟大，但如果无法做到联合，就可能会退回野蛮状态。而促进结社的方式，就是给予人民锻炼的机会。托克维尔批评当政者的这样一种做法：“对待他们的臣民或多或少像中国对待妇女，强迫他们一辈子穿着婴孩时期的鞋子。”
但这一类比并非就事论事，谈论中国妇女是多么缺乏地位，更是暗示中国臣民受到抑制，无法通过联合而从事伟大的事业。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激烈批判重农学派（魁奈、勒特罗纳、蒂尔戈、里维埃等人）的思维方式中包含了他称为“民主专制”的基本要素：取消社会等级和阶级划分，人人平等，由指定的官员以全体的名义来行事，但却无需咨询大众，而要阻止官员的胡作非为，最后却不得不诉诸革命而非法律。托克维尔认为，重农学派的理论家在欧洲找不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把中国树立为自己的典范。在历史上，重农学派希望波旁王朝以中国为典范进行改革，引起了关注波旁王朝发展趋势的精英人士的高度警惕，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一批作者纷纷致力于描绘中国的负面形象，在此，中国实际上是被视为法国社会需要避免的一种社会演变可能性。在19世纪写作的托克维尔继承了这个传统，在他看来，当时的清政府不过是“被一小撮欧洲人任意摆布的那个虚弱野蛮的政府”罢了。
而这与他的阿尔及利亚论述中对于中国皇帝的描述形成呼应关系——托克维尔想象的中国皇帝，无疑是一个专制君主，但又是一个缺乏深思熟虑、以恣意来统治的专制君主，最终也必然是一个虚弱的君主。在19世纪欧洲的“文明等级”观念中，这样一个君主的形象，通常被归入“野蛮”乃至“半文明”等级。在托克维尔看来，帝制中国拥有专制之下的平等，臣民缺乏自由和从事伟大事业的雄心壮志，食古不化，缺乏理论兴趣和创新精神，发展陷入停滞状态。这正是他用来警告他的同胞应当避免的一种社会状态。
托克维尔对于中国的认知，仅仅是一种“无害的偏见”吗？情况远非如此。托克维尔是在19世纪欧洲“文明等级论”的语境中进行思考和写作的，对于一个社会的具体特征的考察，最终会落实到对于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的认定，从而服务于殖民帝国的对外扩张。在1840年4月12日，在英国议会同意政府的出兵中国的政策后，托克维尔致信亨利·里夫（Henry Reeve），做出了如下评论：“欧洲的流动性终于与中国的僵化相抗衡了！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件，特别是如果人们想到这只是众多相同性质的事件的延续，是这些事件中的最后一个，所有这些事件都将欧洲种族赶出自己的家园，并依次将所有其他种族置于其帝国或影响之下。比罗马帝国的建立更广阔、更非凡的事物正在我们这个时代生长，而没有人注意到它。这是世界的第五个部分对其余四个部分的奴役。因此，让我们不要过多地诽谤我们的世纪和我们自己；人是渺小的，但事件是伟大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英国单独出兵，托克维尔尚且有这么强的“英国人去了就是我们去了”的共情，英法联合出兵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会带给他什么样的感受，并非难以想象。
很明显，托克维尔深知第一次鸦片战争体现的是“世界的第五个部分”（欧洲）“对其余四个部分的奴役”，但他毫不犹豫地称这种奴役为“伟大”。而这又回到他的“帝国理由”：殖民主义的事业有助于宗主国的公民走出自己的舒适区，锻炼自己各方面的能力，保持积极行动状态，而这是克服七月王朝之下那种有害的和平与舒适的良方，最终可以防止法国公民陷入奴役状态。通过奴役殖民地来让宗主国公民来保持“自由”，这就是托克维尔的选择。
在托克维尔去世的那一年（1859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处于白热化阶段，英法联军猛攻大沽口，清王朝的军队节节败退。托克维尔的视野中，始终没有出现一个中国式的阿卜杜勒·卡德尔，采用不同于传统的政治社会组织方式，将中国整合起来抵御外敌。他对中国的认知，保持在专制、虚弱、文明停滞这一印象之中。到了20世纪，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国出现了反帝反殖的新的领导力量，经过漫长的奋斗和探索，通过全面的政治社会革命，实现“旧邦新造”，使得中国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地位。应该如何认识这样的一场革命，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中国式现代化”？以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来对这场革命的发生表示“后悔”，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对托克维尔思想的恰当运用？这是下文将要深入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