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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文世界研究托克维尔的文献已经相当可观，但很少有研究者关注托克维尔在法国殖民事业中的角色和地位。
从1839年以瓦洛涅（Valognes）地区代表的身份进入七月王朝议会众议院的时候开始，托克维尔就一直密切关注着法国的殖民事业。他在1837年、1841年与1847年撰写了一系列关于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的报告和信札，并在1842—1849年期间任职于议会殖民委员会，直接参与法国海外殖民事业的顶层设计。
那么，托克维尔为殖民帝国的扩张，提供了什么样的“帝国理由”呢？第一，如同一系列19世纪欧洲思想家那样，托克维尔诉诸“文明”的话语，认为法国殖民阿尔及利亚之后，“非洲从此进入了朝向文明世界的运动”。
在1847年给众议院的报告中，他宣称“欧洲革命已经来临，文明与基督教的社会已经得以建立”。
不仅如此，他认为英国对印度的征服也是同样的文明化事业，批判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是野蛮的爆发
，而英国对起义的镇压是基督教与文明的胜利。
第二，托克维尔认为非洲殖民地增加了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威望，放弃殖民地对于法国的国际威望将是一个沉重打击
，因此，必须坚决镇压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的反抗。
第三，也最重要的一点是，托克维尔认为1830年上台的法国七月王朝政府被资产阶级的精神所统治，统治者鼓励物质主义、个人主义与政治冷漠
，使公民处于消极状态，而这潜藏着陷入专制主义的危险。而海外殖民可以为法国公民提供伟大事业的感召，使他们克服消极被动状态，积极行动起来，从而始终保持着对抗专制的力量。
1837年，托克维尔在巴黎的《塞纳河与瓦兹河》（La Presse de Seine⁃et⁃Oise）上发表了两封《阿尔及利亚信札》（Lettre sur l’Algerie），介绍了他所了解的阿尔及利亚状况，并提出自己的主张。在第一封信札中，托克维尔从法国殖民的需要出发，概括了阿拉伯人、柏柏尔人的分支卡拜尔人以及土耳其人的基本特征，并介绍了伊斯兰教逊尼派苏菲主义教团的阿拉伯人抗法领袖阿卜杜勒·卡德尔（Abd al⁃Qadir）。他也提到了奥斯曼土耳其在当地的基本统治方式，以及土耳其的残留势力的基本形态。在第二封信中，他探讨了法国人摧毁土耳其人政府之后阿尔及利亚的状况：阿拉伯人的贵族力量迅速恢复，像阿卜杜勒·卡德尔那样的领袖迅速崛起，土耳其人与阿拉伯人的混血儿阿赫迈特（Achmet）贝伊也统治着君士坦丁省，冲击法国的殖民事业。托克维尔主张对不同族群根据其自身特点采取不同的统治策略。对待卡拜尔人，重点是通过通商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对待已经出现民族领袖的阿拉伯人，关键在于“众建诸侯”并使其相互牵制，防止阿拉伯人的认同集中到一个领袖身上。托克维尔强调对阿拉伯人要因俗而治，接受他们的部落结构，利用他们的军事与宗教贵族，逐渐改变他们的民法。他主张仿照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蛮族君主推行的属人法，在阿尔及利亚针对不同的族群推行不同的法律体系。而在法国殖民者与巴黎的关系上，托克维尔以英国向殖民者放权的殖民模式为参照，主张巴黎应当给予殖民者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不应强求在殖民地推行母国的法律。
1837年的托克维尔尚未踏足阿尔及利亚，他对于殖民者与土著居民融合的前景，保持了乐观的展望。
然而1841年对于阿尔及利亚的访问让他改变了自己的判断。在访问阿尔及利亚期间，他认识到法国早期的有限占领与和平渗透战略遭到阿拉伯人的抗法领袖阿卜杜勒·卡德尔领导的土著武装的挑战，并了解到比若将军在阿尔及利亚对抵抗的阿拉伯部落所实施的恐怖战略。在当年写作的《阿尔及利亚研究》（Travail sur l’Algerie）中，托克维尔主张全面强制与部分殖民齐头并进，前者需要摧毁阿拉伯人的家园和农作物，后者则要求系统地从欧洲移民到阿尔及利亚。
但托克维尔不仅关心制服抵抗，也关心如何获取土著的土地。他坦陈，自己对暴力手段是有敌意的，但是必须承认法国人只有通过这些手段，才能够在阿尔及尔附近获得土地。
尤其值得今天的读者关注的，是托克维尔对于阿拉伯人的抵抗领袖阿卜杜勒·卡德尔的评论。托克维尔认为：“必须担心，阿卜杜勒·卡德尔正在我们周围的阿拉伯人之中建设一个政权，它与几个世纪以来在世界的这一部分前后相继的统治力量相比，更加集权，更敏捷，更强大，更有经验，更正规。不应该让他完成这项可怕的工作。”
托克维尔将阿卜杜勒·卡德尔称为“穆斯林的克伦威尔”
，认为卡德尔深知自己的权力建立在以法国人为敌的宗教动员上，而与法国殖民者的和平，将会瓦解卡德尔自己的权力基础，因此，卡德尔会不断地强化这一权力基础，不断加强部落的宗教激情。托克维尔甚至指出，阿卜杜勒·卡德尔如同15世纪法国国王查理七世削弱封建主义那样，改造阿拉伯社会的结构，打击不忠于他的世袭贵族，创造新的统治建制。
在这个新报告中，托克维尔弱化了他对于阿拉伯人可改造性的乐观判断，转而从一种文化本质主义的视角，强调阿拉伯人“无可救药”。托克维尔主张，不仅要打击抵抗势力的军事力量，而且要削弱支持他们的部落。他主张焚烧阿拉伯人的农作物，清空他们的粮仓，俘虏未武装的阿拉伯平民，包括妇女与儿童。托克维尔认为，攻击阿拉伯平民的必要性在于，与定居的欧洲人不同，阿拉伯人是游牧的，殖民者不能通过征服将他们变成自己的后勤系统的一部分，因而只能通过不区分军事人员和平民的全面战争，摧毁他们为阿卜杜勒·卡德尔提供后勤支持的能力。除了那些为人性和万民法所谴责的极端手段，一切手段都可以用来打击这些支持抵抗武装的部落。在现实之中，法国殖民军大开杀戒。在种族灭绝式的屠杀之下，阿尔及利亚人口从400万急剧下降到230万，直到半个世纪之后，阿尔及利亚人口才恢复到1830年前的水平。
1846年，托克维尔受法国议会派遣，再次前往阿尔及利亚考察，了解到对于阿卜杜勒·卡德尔抵抗势力的镇压已经奏效。回国后，托克维尔于1847年5月提交了众议院委托他起草的报告。他认为“只有手持武器才能够研究野蛮民族”
，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军事征服是“出色的和光荣的”。
在阿拉伯部落对于殖民者的有组织的抵抗逐渐被平定之后，托克维尔主张进入常态治理的阶段：用小股轻装部队监视阿尔及利亚乡村人口，迫使土著减少流动性，促进和平生活；逐渐削减军队总量，以减少军费支出。托克维尔的新报告对于阿拉伯人的描述逐渐变得更为正面。他现在提醒，法国殖民当局不仅要约束对土著的暴力，而且要照顾他们的感受：“文明的民族经常仅仅通过接触，就在既无意图也无自觉的情况下，对野蛮民族造成压迫和打击；在欧洲人看来是自由和财产保障的行政和司法规则，对野蛮人来说似乎是一种无法容忍的压迫；让我们感到不满的延误会让他们狂怒；我们称之为监护的形式，被他们称之为暴政，他们宁愿退出也不愿屈服于它们。”
毫无疑问，托克维尔是在“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中审视法国殖民者与阿尔及利亚土著之间的关系。
托克维尔主张改进法国当局对于土著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大英帝国对于印度的统治策略，主张利用土著中的亲法精英，推行间接统治，以减少法国统治者与土著的冲突。在此，托克维尔再次提出，巴黎应当弱化它对殖民地的中央集权统治，便于殖民者因地制宜，办好殖民地的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