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争鸣

托克维尔的“帝国理由”

章永乐

摘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对于托克维尔思想的接受，在问题意识上高度依赖于在法国大革命与20世纪中国革命之间建立的类比。然而这一类比忽略了法国大革命是在殖民宗主国爆发的革命，而20世纪中国革命则是半殖民地人民针对殖民宗主国的革命，更忽略了托克维尔作为法国殖民主义理论家和实践家的身份。托克维尔能够在智识上理解阿拉伯抵抗领袖卡德尔对法国殖民者的反抗具有探索新的社会组织方式的意涵，但在实践上对这样的抵抗采取了坚决镇压的态度；对于同时代的中国，托克维尔致力于在“文明等级论”中为其分配一个较低的位置，一方面为欧洲提供警示，另一方面为欧洲列强的殖民活动提供正当理由。对托克维尔作为“帝国理由”理论家这一面相的揭示，有助于更为全面地评估托克维尔的思想遗产对于认识中国道路的局限性，推进对超越殖民主义的“区域国别研究”新知识传统的探索。

关键词：帝国理由殖民主义中国式现代化

晚近30多年来，法国思想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思想在中国赢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在对托克维尔文本形形色色的本土阅读之中，一种常见的问题意识是在后冷战的语境下，认定20世纪中国革命的思想根源在于法国大革命，进而将托克维尔对法国革命的反思，用于对20世纪中国革命的评价。而这种反思往往有特定的社会与政治制度指向。论者往往将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对于“英美经验主义”/“大陆唯理主义”的区分，带入对托克维尔的阅读，从而认定《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对“大陆唯理主义”的批判，《论美国的民主》是对“英美经验主义”的肯定，而《论美国的民主》中所观察到的19世纪上半叶美国的政体经验，就成为隐含的推荐方案，其潜在的结论是：美国是现代化标准的制定者和示范者，中国有必要在未来的发展方向上追随美国。

这种通过一系列类比和隐喻建立起来的“基源性”解读方式，在事实层面存在许多粗疏之处，比如说，法国大革命虽然爆发在美国革命之后，但以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为代表的民主共和党人在很多方面深受法国大革命思想的影响，他们的行动深刻改变了美国的宪制运作。比如，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在很多时候将英国作为警惕和防范的对象，英国在美国内战中也站在南方一边，跨大西洋的英美认同是在19世纪末英国承认美国的美洲霸权之后才变得普遍。更不必说，21世纪美国的政治社会运行方式，与19世纪上半叶已经有天壤之别。不过，上述主流问题意识的关键，是对法国大革命与20世纪中国革命相似性与思想继承关系的认定，从而通过批判法国大革命，来表明对于20世纪中国革命的态度。

毋庸置疑，20世纪中国革命在思想上对法国大革命有继承关系。但论者普遍忽略了法国大革命与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一个根本性区别：法国大革命是在一个殖民帝国的宗主国发生的革命，尽管在一些法国殖民地（如海地）引发了针对宗主国的革命，但革命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实际上促使法国在19世纪进一步推进其殖民帝国的建设；而20世纪中国革命则是殖民帝国支配下的半殖民地发生的革命，它首先面对的是列强的殖民帝国体系的压力，之所以要变革本国的“旧制度”，也与“旧制度”不足以在日益逼仄的国际环境下解决中国的生存问题密切相关。这一区别对于我们评估托克维尔的思想遗产，具有头等的重要性。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托克维尔是法国殖民主义“帝国理由”（raison d'empire）的重要理论代表，尤其在对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的征服和管理方面著述甚丰，贡献了一批殖民主义视角的“区域国别研究”文献。托克维尔痛感法国在北美殖民地落败于英国，反复强调要学习英国向殖民者充分放权的殖民方式，希望法国加以效仿。虽然他有一套关于自由的优良秩序的社会理想，但他并不打算让各个民族和国家以自主探索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理想，相反，在必要的时候，托克维尔完全乐于让殖民地民众付出代价，以实现法国公民的“自由”。他在智识层面能够理解殖民地人民对于殖民者的反抗会导向对于不同于其传统社会模式的新的社会组织方式的探索，甚至将这种探索与欧洲中世纪君主的国家建设行为做类比，但在实践层面的态度是无情镇压。托克维尔对于同时代的中国更是持有一种极其负面的看法，认为中国已经陷入文明的停滞，只有外力才能够推动改变；他为英国对中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叫好，认为英国殖民者从事的是伟大的事业。托克维尔并不关心阿尔及利亚本土各族群如何实现他所倡导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必然意味着推翻法国殖民统治。类似的，当论者借助托克维尔的论述来反思中国为何没有出现托克维尔式的“自由”时，托克维尔自己可能根本不关心这个问题，因为在他的视野里，无论是阿尔及利亚还是中国，都完全可以成为法国公民“自由”的代价。

而从中国自身的政治主体性视角来看，机械地搬用托克维尔的理论视角，有可能否定的不仅是20世纪中国革命，同时也可能会将秦朝统一六国之前的历史与之后的历史对立起来，认为中国两千多年走的道路都是错误的。如此否定的，不仅是20世纪以来的“中国式现代化”，同时也否定了支撑中国制度运作的源于两千多年历史的政治文化。因此，如何在中国语境中运用托克维尔的思想遗产，关系到大是大非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