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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需要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强调，知识是全球共同利益，应当推动知识的创造、控制、获取、习得和运用向所有人开放。
发展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功能型知识生产体系，不但响应了中国自主知识创新的号召，更是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相一致的实践。基于当前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三种功能型知识生产的现状和问题，本文提出如下发展路径。
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仍然是一个年轻的研究领域，“区域国别学”则是一个新生的学科。为服务中国经济社会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新知识和新人才的需求，需要进一步夯实区域国别学的基础型知识生产。实现这一目标，具体可以在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三个层面加大投入。
协调区域国别研究中的理论差异，推动不同学科的对话，建设“专兼结合”的交叉学科理论基础。截至2021年6月，全国共有19所高校设置了27个区域国别研究相关专业，共涵盖了政治学、经济学、语言学等11个学科。区域国别研究的高质量发展，需要融合了不同学科差异的交叉学科理论基础。原本在各自的学术部落中形成了稳定学术文化的历史学、政治学和语言学等学科
，要为基础型知识生产提供原动力，需要与其他学科开展更多的对话和交流。在推动交叉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过程中，还需要系统辩证地审视理论与实践、历史与当下、国内与国际，通过守正创新的方式来切实提升理论体系的自主性。相关研究就提出，可在挖掘中国传统思维和东亚地区合作的过程中推进比较地区主义研究。
落实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需要应对学科体系建设中的各方张力。宁琦教授提出，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基础可以划分为空间维度、历史维度、文化维度和社会维度，需要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共同参与。
在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中，需要持续探索不同学科在空间、历史、文化和社会维度的互动方式，达到各个学科能够“各显所长、各取所需”的发展格局。罗林教授曾指出，区域国别研究要从“大国之学”走向“大学之学”，学科化建设中需要重点关注研究定位与布局、发展战略与目标、队伍建设与提升三个问题。
推动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应当以学科为引领和保障框架，而不是以学科作为规训制度，制约了三种类型的知识生产。推动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化高质量发展，需要在由上至下各个层次完善和发展国家治理体系、院校管理体系、教师聘任体系和学生发展体系。在建设区域国别学的进程中，相关方仍需要完善学位授予制度、升级和创办学术期刊、建立学术协会等制度建设来完善国家层面的治理体系。当前研究成果的发表还存在很多禁忌，相关部门需要尽快研制科学解决方案，以发表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推进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话语体系的建设，进而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方面的国内国际影响力。
人才是推动我国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的直接动力，需要持续推动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 Gasset）指出，大学的首要使命是把年轻一代培养成有文化修养的人，使他们达到时代标准所要求的高度。
对区域国别研究而言，这里的“文化修养”包含了对世界发展的关注，对异域文化的理解；而时代标准的变化要求我们不断改革创新现有的人才培养体系。当前，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人才培养工作还存在来源不稳、生源质量不高、培养体系不健全以及缺乏长期深入的田野调查等棘手问题。
在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进程中，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人才培养还需要在制度和理念等层面开展更多改革。打通人才招收、培养和就业的渠道，形成良性循环，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发力点。学科化建设的过程中，区域国别研究的人才从何而来？既需要来自外语特别是小语种专业的本科生，也需要在政治、历史和经济等专业接受过基本训练的学生选择报考研究生。
从实现中国区域国别研究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看，当前以高校和科研院作为主体的政策型知识生产存在着学科上的咨政能力差距、研究者咨政能力与实际发展需求的差距、咨政研究成果的传递渠道不畅和评价体系改革中咨政研究成果的认可等问题。为此，本研究提出可从如下路径完善政策型知识生产。
完善区域国别研究中政策型知识的转化能力，为不同高校和学科服务于决策工作提供支撑。目前中国有大量新建区域国别研究机构设立于非部委直属高校、非“双一流”高校，这些高校亟需增强咨政研究能力。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不同层次院校及其相关学科，在转化研究成果、服务决策工作时的能力具有明显差异。例如与其他学科相比，政治学、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的转化渠道较为多元，在服务决策工作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方面与政府和企业决策工作的内容和机制有关，即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议题在相关决策工作中具有更高的优先级。但另一方面，这可以归因于学科发展的定位与模式。换言之，在中国高校长时间积累的咨政研究工作模式下，部分学科在涉外决策中处于边缘位置，长期从事基础型知识生产或国内公共决策的政策型研究。与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覆盖全球、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相比，现在亟待提升不同层次高校、不同类型学科将基础型知识成果转化为政策型知识成果的能力。
完善咨政研究成果递交的渠道建设，发挥制度化渠道和非制度化渠道的互补优势。中国特色区域国别研究核心的内涵之一是“学以致用”，是以学术研究响应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各项需求，尤其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应答国家和社会的多样化发展需求，需要多元的知识产品转化渠道。完善政策型研究成果的递交渠道需要同时关注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渠道建设，为研究者建立起稳定的制度化渠道，能够确保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不会因为缺乏递交渠道而失去及时服务国家建设的能力。制度化渠道为政策型知识成果提供了发挥作用的稳定渠道，同时还能够在决策者与研究者之间建立起信息沟通机制，在政府与研究机构、企业与研究机构间建立起更广阔、更高效的知识网络。但制度化渠道也有其弊端，比如陷入官僚制的窠臼，出现低效沟通等问题。因此需要通过非制度化渠道实现互补，以非制度化渠道的灵活性和多样性为政策型知识产品搭建多样化的递交渠道，促使研究成果以更及时、更多元的方式发挥作用。
推动对咨政研究成果评价的观念转型，提升研究者从事政策型知识生产的动力。对咨政研究成果评价的观念转型，一方面需要转换“咨政研究成果等于领导批示”的单一认识，构建更为多样的评价指标体系，发挥评价在促进区域国别研究高质量发展中的指挥棒和助推器作用。发挥专业研究者和研究机构的特长，为开展涉外业务的政府部门和企业提供专业咨询和培训，亟待成为评价体系中重要的咨政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还可培育区域国别研究知识生产转型中的多样性理念，提升政策型知识生产在学理性研究主导型体系中的合法性地位，真正搭建起“基础型—政策型—社会型”知识生产功能协调的有机循环系统。
传统知识生产主要发生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内，重视通过对社会发展保持一定距离的观察来形成原理性、规律性的认识。此时的研究者主要通过学术期刊、出版著作、学术会议等平台发表研究成果。区域国别研究中的社会型知识生产，更强调通过联动高校、科研院所、跨国企业、外交人员等力量来收集关于其他国家和域外地区的数据，为公众认识域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提供优质知识。开拓中国区域国别学社会型知识生产的路径包括如下方面。
培养具有更强社会型知识生产能力的区域国别研究高层次人才。扩展区域国别研究社会型知识生产，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人才问题。区域国别研究中的社会型知识生产强调提升研究者的多元化知识生产能力，促进研究者能够在基础型和政策型知识生产之外开展更多面向社会普及知识的工作。提升区域国别研究人才进行社会型知识生产的能力，需要不断从相关人才培养的历史中寻找经验，弥合知识生产能力的代际差距。中国高校与区域国别研究紧密关联的一些学科（如政治学、历史学）中不乏同时具备多种类型知识生产能力的学者。例如北京大学的王缉思教授和钱乘旦教授、山东大学的张蕴岭教授，这些学者均以多样化的知识生产能力著称。他们在基础型学术研究、服务国家发展决策的战略咨询以及面向社会大众的知识普及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好的示范。虽然这些学者成长于特定的时代环境，学术训练和发展经历也具有个体差异性，但是他们所做的探索是学术研究与社会面知识传承的参照系。为赓续系统性、功能型知识生产的优良传统，缩小不同时代研究者知识生产的代际差距，相关改革需要重点在体制机制建设、“一专多能型”人才培养、田野调查与国际交流等核心环节加大投入。
扩展社会型知识生产成果的应用方式、范围和深度。区域国别研究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点，既关注基础性的知识探索与创造，又重视将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应用于中国的社会发展，特别是对外合作与交流。区域国别研究的社会型知识生产，重视通过多样化的知识传播与应用渠道来加强与社会的互动，面向社会大众普及关于域外国家或地区的知识，通过长期的知识普及寻求无用知识的功用。
在未来发展中，相关方需要持续扩展将基础型和政策型知识成果转化为社会型知识成果的渠道和方式，解决区域国别研究中理论成果与实践应用转化率不高的问题。具体来说，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可发挥国家战略引领和资源支持的特点，面向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普及域外知识。相关机构还可以加强与市场力量的合作，发挥市场的灵活性，扩大知识的影响力。在此基础上，区域国别研究机构还可以加强与国外研究机构和媒体等的合作，加强中国区域国别知识生产成果的国际传播。
开发社会型知识生产的治理体系。近年来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生产出现了暴发式增长，同时也出现了劣质知识甚至虚假信息的快速增长。为构建有助于知识生产的良性公共空间，防止“劣币驱逐良币”，亟须开发社会型知识生产的治理体系。当前，这一治理体系的重要任务是建立知识生产的规范和标准，建立对优质知识生产的奖励机制。此外，还需要明确社会型知识生产中的失范或越轨行为，探索将其纳入防范学术不端行为或社会失信行为的体系中。
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功能型知识生产，是推动区域国别学高质量发展的一种可能路径和方向，具有现实基础和发展潜力。增强中国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的功能划分，依据三类知识生产的阶段性特征确立发展导向和融合机制，培养全面发展的知识生产者，是弥合知识生产供需矛盾和发展失衡的核心策略。三种类型的知识生产在时间和空间上与中国的知识传统、西方学界的知识输入的影响等存在复杂联系，需要系统性的知识创新以唤醒知识增长的活力、构建知识生产的新秩序。对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功能型知识生产具有持续供给多形态知识、推进知识自主化和特色化发展的目标。协同推进三种类型的知识生产，不但要对内讲好世界故事，做好域外知识的普及，而且要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做好中国知识的国际传播。协同推进三种类型的知识生产是一项牵涉诸多因素的系统工程，还存在诸多亟待消除的理念定势和制度壁垒。知识生产的变革通常不是短时间能够完成的工作，涉及从基本概念及其社会认知，到社会心理、学术规范等层面的观念性、结构性和制度性变革。这一过程耗时费力，需要长期的资源投入和快速迭代的改革创新。
作者简介：杨体荣，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后；翟崑，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