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区域国别功能型知识生产的内涵与特征

基础型、政策型和社会型知识生产，是在中国区域国别研究长期实践积累和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得出的功能型知识生产的分类框架，是推动中国区域国别学实现特色化高质量发展的一种路径。这三种类型的知识生产指向了差异化和互补性的知识形态，重点在于构建功能型知识生产的系统。三种类型的知识生产立足中国社会发展需求、关注全球发展进程，具有突出的学理基础导向和社会问题导向；三者在共同的学术研究基础上具有各自的知识生产重点、优先服务对象和实践特征。

在中国区域国别学功能型知识生产的系统内，基础型知识生产是区域国别研究的支柱和根基，是丰富知识形态、创新研究理论以及积累原创性研究成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基础型知识生产关注的是通过研究域外地区和国家在历史、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发生和发展，不断丰富对原本较多关注的地区和国家的认识，并扩展至以前中国较少关注的地区和国家（特别是小国和“冷门国家”）。除此以外，从事基础型知识生产的国内研究者还通过分析域外研究者的专业活动及其变化，从比较的视野审视域外的区域国别研究，并通过发表论文和参与会议等形式和国际同行进行对话。推动基础型知识生产的高质量发展，还需要不断反思历史与未来、国内与国际、理论与实践、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矛盾关系，持续推进基础型知识生产的守正创新。比如历史学家王赓武教授曾指出，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主张的全球性主要是大陆性，对海事的关切总是处在次要位置，然而近现代全球史表明还需要重视海洋性，甚至是从大陆性走向海洋性。 这意味着基础型知识生产需要着转变区域与国别观，丰富研究的层次，扩展研究的对象，尤其是加强对周边小国和小型海岛国家的研究。

政策型知识生产是区域国别研究应用性的重要体现，注重生产服务于国家社会公共政策的知识。政策型知识生产指的是，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专业人员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服务于公共政策的咨询报告，以及通过参与咨询会议提供政策建议等形式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等环节提供专业建议。在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当前的发展中，政策型知识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在政府动力与学界动力的助推下，应用研究与学术研究同时得到加强，学以致用的风气更加明显。当前，中国高校和科研院所是承担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机构，开展政策型知识生产时主要依托专门或相关的科研项目，围绕区域与国家的相关问题展开分析，形成具有咨政功能的研究成果。这一过程中，研究者通常以国内相关公共政策关注的问题为依托，通过分析国内与国际的多种关联，为政府部门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决策提供建议。这样的实践有助于建立政策型知识生产中“由下至上”的通道。从政府部门的角度看，对政策型知识生产的治理体系越来越完善。中国政府不但成立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等机构，以协调和引导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还通过资助研究课题、召开专家咨询会等实践，建立政策型知识生产中“由上至下”的通道。在高校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的“上下联动”中，逐渐有更多的企业（特别是具有或需要开拓国外业务的企业）与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建立合作。例如恒源祥集团和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建立了联合培养新型智库人才的合作关系。这可以视为在“上下联动”通道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一条横向合作渠道，有利于扩展政策型知识生产以及区域国别研究知识生产体系。

社会型知识生产强调以社会大众作为知识生产的主要服务对象，将对域外地区和国家的研究转化为兼具理论性和公众性（常表现为知识产品的可读性）的研究成果，为拓展公众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提供重要知识产品。社会型知识生产重视多元主体参与、应答社会发展需求。社会型知识生产的一种典型是研究者在注重理论性和公众性的传播平台发表研究成果，为专业研究者以外的群体认识外部世界提供一种可靠优质的知识选择。尽管在研究者和传播平台的协作下，相关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公共性，但现有实践存在突出的不稳定性，容易因知识生产者自身和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出现停滞，相关的探索更多是基于研究者的自发性实践或外部力量的吸引（例如主流报刊或媒体邀约），系统化和制度化的程度不足。然而在中国经济社会持续深化对外开放的进程中，需要增强公众的国际理解力和世界意识，改变和完善公众的知识结构，进而更好地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从增强公众世界意识、完善公众知识结构的角度看，社会型知识生产是中国学术研究“学以致用”传统的体现。自2018年建院以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致力于探索发展社会型知识生产的路径，组建了由区域国别研究专家、博士后研究人员、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以及具有丰富媒体工作经验的助理研究员构成的研究团队，与《人民日报》、澎湃新闻和《联合早报》等国内外重要媒体建立起稳定的知识传播平台。截至2022年10月，这一团队的研究主题涵盖历史、经济、国际关系、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辐射东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等多个区域，以及美国、英国、索马里等不同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类似地，山东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高校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也在积极推动社会型知识生产。社会型知识生产与相关学科的知识生产共享发展基础，比如借鉴了人类学的田野通讯和历史学的公众史学。此外，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还有意识地探索社会型与基础型、政策型知识生产间的转化和循环渠道，推动三种类型知识生产的均衡发展，比如聚焦一个研究主题构建媒体文章、期刊论文和政策报告的转化机制。

基础型、政策型和社会型知识生产是发展中国区域国别学功能型知识生产体系的一种路径，体现了中国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理念和发展方向。三种类型彼此联系，各有侧重，需要依据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条件和局限构建三者相互融合的功能型知识生产系统（见下页图）。该系统具有立足中国与关怀世界、坚守正统与持续创新、丰富理论与服务实践相统一等特征。如图所示，基础型、政策型和社会型三种知识生产具有各自的差异化功能，因此能够搭建互补协调和彼此融入的体系。基础型知识生产与政策型知识生产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如从事政策型知识生产的研究者需要扎实的基础型知识作为支撑，以向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业提供专业咨询；在社会型知识生产中，相关研究者同样需要基础型知识作为依托，但其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等环节的实践有别于政策型知识生产，在传播对象和渠道等方面具有差异性。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曾指出，对于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使知识与经验在大学、编辑部、政府部门等机构间相互流动。 从发展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的目标看，由基础型、政策型和社会型知识生产构成的功能型知识生产系统提供了一种立足于知识生产基点的发展路径，关注多形态知识在区域国别学中的基础性功能。这样一种功能型知识生产系统为协调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中的矛盾，提供了一种以基础学术研究为根基、以多样性知识生产为引领、以系统化知识生产为保障的综合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