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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大备战 (1965年)

三线建设如火如荼。邓小平亲赴西南大三线,运筹规划建设方案,现场解决实际困难。看到居民排着长队购物的场景,他心情沉重:“现在买东西都要票证,苦了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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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1月1日,邓小平离开北京前往祖国的大西南四川、贵州、云南视察。

随同邓小平视察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余秋里、铁道部部长吕正操等。

邓小平等此行的任务是视察西南地区的三线建设情况。

所谓一、二、三线,是按我国地理区域划分的,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后方地区为三线。三线分两大片,一是包括云、贵、川三省的全部或大部分地区及湘西、鄂西地区的西南三线;一是包括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全部或大部分地区及豫西、晋西地区的西北三线。三线又有大小之分,西南、西北为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省区的腹地为小三线。

建立“三线”的动议起于一年前。

1964年4月25日,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提交了一份报告,对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有些情况相当严重:一是工业过于集中。全国14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二是大城市人口多。全国有14个百万人口以上和25个50万至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大都在沿海地区,防空问题尚无有效措施。三是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还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四是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报告建议由国务院组织一个专家小组,根据国家经济可能的情况,研究采取一些可行的措施。

这份报告引起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写道:“当时,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是:美国在侵朝战争失败后,又发动了侵略越南的战争,把战火烧到我国南大门外,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在此之前,1962年,美国多方支持国民党武装特务部队窜犯我东南沿海和广东沿海地区,妄图建立大规模进犯大陆的‘游击走廊’;印度政府不断蚕食我国领土,在中印边境东西段同时向我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侵略我国长达8年的日本,还未同我国恢复正常邦交;我国北部中苏边境地区的气氛也很紧张。面对这些现实,我们不能等闲视之,必须进一步加强国防,做到常备不懈。

我们党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敌对势力亦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策略。毛主席的军事战略思想有独到之处,他重视有备无患,但不强调‘御敌于国门之外’,而主张‘诱敌深入,关起门来打狗’。建设三线后方工业基地,正是他的这种战略思想的体现。”

1964年5月11日,毛泽东在听取计划领导小组关于“三五”计划汇报时说,国民经济有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基础工业是屁股。工业要为农业服务。建设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能搞多了,要少而精,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留有余地。6月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集中讲了两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进行备战。他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原子弹,而是常规武器。他提出: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毛主席还风趣地说,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子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

毛泽东的这番话,引起了与会同志的共鸣。大家一致拥护他的主张,认为应该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

根据中央的决定,各有关部门迅速展开西南、西北三线建设的具体部署。部署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在三线建设新的工厂,扩建部分工厂,由国家计委负责组织;二是把一线的“独生子”(即全国仅此一家的重要工厂)和配合后方建设所必需的工厂搬迁到三线,由国家建委负责组织;三是组织好全国的工业生产,为三线建设提供设备和材料,由国家经委负责。随后,又分别成立了西南、西北三线建设指挥部,负责组织中央有关部门在三线地区新建、扩建、迁建项目的计划协调和物资供应工作。西南三线建设指挥部由李井泉、程子华、阎秀峰负责,后来,彭德怀也担任西南三线建设副总指挥。西北三线由刘澜涛、王林、安志文、宋平负责。

10月18日,中共广东省委向党中央和中南局提出《关于国防工业和三线备战工作的请示报告》。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很感兴趣,于22日批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和罗瑞卿同志传阅,并写下了批语:“广东省是动起来了,请总理约瑞卿谈一下,或者周、罗和邓(小平)、彭(真)一起谈一下,是否可以将此报告转发第一线和第二线各省,叫他们也讨论一下自己的第三线问题,并向中央提出一个合乎他们具体情况的报告。无非是增加一批建设费,全国大约15亿左右,分两三年支付,可以解决一个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现在不为,后悔无及。”周恩来当即将毛主席的批语和广东省委的报告批转各有关省、自治区,并于25日同罗瑞卿及中央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研究了一、二线省区的三线建设部署问题,写成书面材料报中央书记处审批。一、二线各省、自治区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及广东省委的报告后,立即仿效,根据本省的需要和可能,在自己的后方部署了一批新建和迁建项目。

从1964年到1965年,据不完全统计,在西南、西北三线部署的新建和扩建的大中型项目达300余项,由一线迁入三线的第一批工厂有49个。军事工业方面,在西南地区规划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成都为中心的航空工业基地,以长江上游重庆至万县为中心的造船工业基地;在西北地区规划了航天工业、航空工业、常规兵器、电子和光学仪器等工业基地。

受党中央委托,这次邓小平带领中央部委的有关负责同志视察三线建设的部署,到现场就地解决有关问题。

11月2日,邓小平在成都金牛坝招待所住处召开会议,3日即开始了视察工作。他先后视察了784厂、重机厂、官村坝隧道等。

1965年11月,邓小平、李富春在成都接见四川省人大代表。

11月8日,邓小平从成都来到自贡市视察。

陪同邓小平视察的有李富春、薄一波以及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等。

邓小平一行先后视察了自贡市鸿化厂二氯甲烷车间、大安盐厂和威远石油会战基地,并同市党政领导、市级机关部分干部见了面。

11月10日,邓小平一行来到了四川泸州天然气化工厂视察。

厂负责人李鸣鹏向邓小平等汇报了工厂的有关情况。

邓小平详细地询问了工厂的建设情况和进度,工厂的投资,英国、荷兰的工厂与我国已有工厂相比较在工艺设备上的特点,哪些设备中国能制造,需要多少钱,这样一个工厂投产后几年可以收回投资。还询问了一机部对这些设备测绘的情况等等。

11月12日,邓小平到达重庆。13日,邓小平视察了296厂、256厂,观看了坦克表演。

1965年11月,邓小平、李富春在296厂视察。

11月15日,邓小平来到重庆第三钢铁厂视察。

邓小平对重钢是不陌生的。

重钢,解放初期叫“第29兵工厂”。1938年,国民党政府成立兵工署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拆解汉阳铁厂、大冶铁厂、六河沟铁厂、上海炼钢厂的主要设备迁至重庆大渡口建钢铁厂,厂名为“钢铁厂迁建委员会”。这个厂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规模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1949年3月1日,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改称“兵工署第29工厂”。刘伯承、邓小平率大军进军西南解放重庆后,于同年12月3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代表进驻第29兵工厂。12月6日,接管第29兵工厂,工厂厂名仍为“第29兵工厂”。这是当时西南地区最大的钢铁企业。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期间,领导修筑成渝铁路,该厂为支援成渝铁路的建设,于1950年5月至10月,轧制出新中国第一批汉阳式85磅重轨。1952年1月30日,第29兵工厂的同志给刘伯承、邓小平写信,汇报了他们的工作情况,2月12日,刘伯承、邓小平回信写道:“29厂炼铁部车间委员会及全体会员们:收到你们1月30日的来信,你们把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号召下创造出来的新纪录作为给我们的春节礼物,我们非常高兴。从这个礼物中我们看到了工人弟兄对自己的国家是无比的拥护和热爱,看到了工人弟兄的智慧和创造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所以我们深信你们一定能够巩固成绩,并希望在现有基础上提高一步。即祝生产胜利。”这年的4月,该厂又设计出中华式38公斤重轨。年底完成重轨1.3万吨,完成了铁道垫板7 647吨,为成渝铁路1952年7月1日正式通车作出了贡献。

这是邓小平第二次视察该厂。陪同邓小平视察的有薄一波、李井泉、任白戈,中央部委和省市领导人余秋里、沈鸿、徐驰、鲁大东等。

邓小平在三厂视察了弧形连续铸钢、行星轧机等新技术试验。他说:“这是两件好事,两件大事。”在五厂,邓小平视察了建厂施工进展情况,并对职工上下班乘车难的问题作了指示。

当天,邓小平等还视察了长安机器厂。

长安机器厂又叫国营456厂。当时,嘉陵江大桥正在修建,桥面已铺好,未正式通车。邓小平一行的车队从桥上驶过,经过新开不久的沙石公路,来到了国营456厂。

神采奕奕的邓小平。

邓小平身着蓝色中山装,脚穿黑色布鞋,神采奕奕、笑容满面地走到职工群众当中。

国营456厂,当时的产品总装车间虽不怎么高大宽敞,倒也明亮整洁。

邓小平一边参观,一边听取了生产副厂长来金烈关于工厂情况的汇报。

当时这个厂的战备任务非常繁重。工厂自身的生产任务增加了40%,几种新产品要上马,有300多人正在加紧开凿战备山洞。还有一项非同寻常的任务在加速进行,那就是支援三线建设。要将长安厂的人员、设备“一分为四”,分迁、新建江津长风厂、南溪长庆厂,包建璧山青山厂。工厂组成四套班子,带领职工日夜奋战,保证三个新厂建好、人员设备配齐,建成后投产完成战备生产计划。

邓小平边听边看,满意地点点头。他说:干得不错,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要准备打仗”“三线建设要抓紧”的号召,以重庆为中心搞好三线建设。

邓小平询问了工厂过去和现在的一些情况,询问新产品试制和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还问到来金烈新中国成立前在哪里工作。当来金烈说自己原来在一二九师太行分区制造手榴弹、地雷时,邓小平微笑地望着他,又一次和他紧紧握手。

在一件产品面前,邓小平听着关于产品性能、生产情况的介绍,一边和随行人员交谈,一边还不时用手摸摸产品。

在一个平台上,一位工人师傅正在进行操作表演。邓小平看得很有兴致,他健步登上平台再对产品仔细观看,并紧握着工人师傅的手,点头称赞。

邓小平对长安厂的工作表示满意,并作了指示。他希望长安厂的职工一定要争分夺秒,再接再厉,把战备生产、支援三线建设的任务完成得更好。

11月16日上午,邓小平听取了段君毅等人的汇报。他指出:机械工业的品种数量间存在着矛盾。一般的新产品不够,精密的、先进的产品更不够。机械工业要搞得快一些,特别是精密机床,不然被动得很。贵州的煤炭、云南的木材搞起来后,没有机械工业为其服务是不行的。三线建设委员会要特别注意布局问题,像机械工业,可以形成协作网。除了搞大厂、主厂外,也搞些小厂、卫星厂。

11月19日上午,邓小平等听取了四川省委负责人廖志高的工作汇报,就党的建设、生产和“四清”等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

11月21日下午,邓小平等在贵州省贵阳市金桥饭店听取了第七机械工业部黔北基地建设的汇报。

参加汇报会的有:李富春、薄一波、李井泉、程子华、吕正操、陈璞如、程宏毅和贵州省委书记贾启允、省长李立。

七机部沈钧扼要汇报了基地建设的规模、布局、建成时间以及明年任务的安排与存在的问题。

邓小平说,这个基地的规模比起北京、上海那一套要节约得多。他问道:“现在这样摆,厂与厂之间的协作便利吗?”

沈钧说:“厂与厂之间的距离3至5公里,生产协作还较方便。”

“那还算好,依靠汽车就行。”邓小平说,“哪年建成?”

“三年任务,两年建成。”沈钧回答说。

邓小平一向是十分严谨的,又问道:“两年完成,从哪一年算起?”

“从明年算起,到1967年基本建成。”

沈钧在汇报中说到了基建用的砖明年上半年还缺2 000多万块的问题。

薄一波问道:“砖石和地方订合同没有?砖困难啊!从外省调砖实在不好,石头能用吗?”

陈璞如说:“根据西南局的指示,必须两条腿走路,砖要用,石头也要用,他们已经动员向石头进军了。”

李井泉说:“动员群众打石头,请启允同志帮助他们组织群众打石头。”

邓小平说:“打石头有好处,可以增加耕地,可以盖房子,可以搞民用建筑,可以增加农民收入。”一连说了四个“可以”。“这里有的是山,要‘愚公移山’,要动员群众打石头,地方上要搞个规划。”

邓小平还帮助出主意,他建议说,厂房的下部分可以用石头,完全用石头不行。

汇报到关于扩充电源和架设四条电力线路的问题时,邓小平说,没有电网是不行的。贵州有煤,火电快。贵州要很好地规划,要综合利用,各行各业在这里搞多少工厂,要些什么,要多少,怎么个解决法。

说到二、三类物资的供应问题,邓小平指示,物资供应、粮食规划、生活品供应都要跟上去,要全面规划。

程子华说,物资部准备在西南地区搞几个物资供应点,最近又听说要推迟,要到后年才实现。我们不同意推迟,已经打电话去了。

薄一波说,每一个地区工业企业部门太多了,都到物资部去是不行的。遵义地区要有一个物资局,以供应七机部为主。

邓小平说:“物资部要为下面服务,要为建设服务。物资供应只能分地区,不能分部门,尤其是大规模建设的地区,西南、西北两个大三线,一定要这样。”

在汇报到基建队伍的组织机构问题时,邓小平询问施工队伍是从哪里调来的。针对七机部搞基建没有经验、贵州的力量又不行的问题,邓小平提出要从外地找一些有经验的人来。

李井泉建议给陈丕显打电话,硬是要上海来包。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邓小平说:这个办法好。给赵尔陆(国家经委副主任)打个电话,叫他和上海解决“三材”——人才、技术、材料,要上海负责,不然的话不知道哪年建成。

邓小平最后总结说:你们这里是几个不落实:一是施工队伍不落实,二是交通运输不落实,三是砖不落实,四是电不落实。这还是才开始,真正建起来还有不少问题。很危险!要上海包,完不成任务,陈丕显打五十板,王秉璋(七机部部长)打五十板。

薄一波对七机部的同志说:你们的工作还是不错的,把情况反映上来了。

邓小平说,这是一个“诉苦会”。

就是这次视察,现场解决了不少问题,对基地后来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

22日上午,邓小平等听取了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处的汇报。

会议开始时,邓小平问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你们书记几个人,是哪几个?

贾启允把省委书记处成员的名字一一向邓小平作了介绍,邓小平又问及每个人的分工情况,然后说:你们是五湖四海来的,大家靠拢来,没有别人,我们就是集中起来,坚持下去。

接着贾启允汇报了最近召开的省委工作会议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情况,并谈到了培养提拔新生力量的问题。

这是邓小平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几天前他在四川听取廖志高汇报工作时,就曾对四川省委提拔年轻干部问题作过指示。

当贾启允反映有少数县委的同志不愿提“老”,尚未感到培养提拔新生力量的迫切性时,邓小平说:“我们这些人都是二十几岁掌大权,我们军队中的领导同志在红军时代都是二十几岁当师长、军长。”

邓小平问贾启允:“你们地、县委书记的平均年龄比四川大吗?”

贾启允说:“县委书记平均年龄41岁。”

“四川是40岁。”邓小平说。

“地委47岁。”贾启允回答。

李井泉插话说:“四川是45岁。”

“贵州地、县委书记平均年龄比四川大1岁。四川县委书记、副书记经过调整后,可下降到38岁,你们多少?”邓小平问。

“我们计划降到35岁以下。”贾启允答。

邓小平高兴地说:“我总是双手赞成就是了。”

邓小平向省委指出:地县领导要年轻化,要提拔新生力量,充实干部队伍。他问道:“县委书记年轻化,有没有遇到困难?你们具体化了没有?”

回答说:“已有了一个规划,落实到人。”

邓小平说:“那就好。没有人‘吃洋火’吗?要准备有人‘吃洋火’、告状,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处理要细致,方针要贯彻,这是一个长远的问题。”

当谈到贵州当时干部的组成情况时,贵州同志汇报说,领导干部中华北来得多,还有一部分是从南京、江西招收的学生。1958年中央下放2 000名干部到贵州,1964年又调来2 000名,现在县里部、科、局长级干部中,70%是外省的。

邓小平说:“这些人多数是知识青年,那时二十几岁,现在三十多岁。有文化的干部须下基层锻炼,要接触实际。他们可以到工厂,搞‘三定一顶’,参加劳动锻炼,取得实际经验。要有意识地调些优秀的、实际工作经验比较缺乏的干部,放下去搞三五年再上来。这种人越年轻越好,二十几岁,不超过30岁,搞5年,35岁,有的可以调到地、省。他们下去,甚至要到车间直接参加劳动,讲清楚去锻炼。这样做是为以后着想,为接班着想。”

他曾对省委负责人吴实说:“十个手指不可能一样齐,各级领导班子中,有的能力强一点,有的能力弱一点,重要的是团结。这是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在贾启允汇报贵州工作情况时,邓小平还针对贵州省情,就如何充分发挥山区优势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他对省委负责同志说:“真正富的是山,这里的副业比四川好搞,山稍微整一下,收入不知有多少。贵州将来比成都坝子富。你们单是种树,就不知有多大收入。林子太少,要大造林,山区要发展林业、牧业。贵州人民要多吃肉,要比全国水平高。山上可种木本粮食,如橡子树;木本油料,如核桃。林木都要配备好品种。”

邓小平进一步了解到贵州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旱灾,而地下水却很丰富时,又指出:“四川水不流失,贵州的水流走了,只是洞里有点水。贵州的林木储量有多大?贵州到处可以变林区。”他强调要通过植树造林涵养水源。

根据贵州山区自然资源的特点及经济发展规律,邓小平说:“省委重点抓农业,粮食要达到自给,山上多种树,发展林牧业,山下要发挥矿产资源优势,做到能源、交通开路,形成贵州独具特色的能源工业与材料工业优势,搞好矿产深加工,增加产品高附加价值。”

邓小平提出的这一适合贵州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对贵州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23日上午,邓小平等在贵阳去六枝的火车上听取了三机部贵阳地区办事处副主任周永康、基建处处长吴乐书关于三机部在贵州地区建设的布点情况、建设规模以及存在的问题。

当汇报到电有困难时,邓小平说,贵州搞火电快,大方火电站自己搞,搞自备电站,归工厂管。三四个厂搞个公司,统一管起来。

邓小平还说:“你们50个厂,给你们50个公社,由你们管,由你们领导好不好?”

周永康回答说:“好。”

这时,邓小平、薄一波、李井泉都说,厂社结合,一家就可帮50个公社,贵州一下子就发了个横财。

当汇报到今年已有三个工厂建成并搬迁投产时,邓小平说:“这都是小家伙,一家好办,只要部里一下决心就可以了。”

汇报结束后,邓小平对同行的同志说,他们三年计划两年完成,整个工作要重新部署,如电、运输和施工力量都要重新考虑,由程子华负责。

24日,在六盘水,邓小平等听取了煤炭部、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负责人钟子云、范文彩、丁丹等同志关于六盘水矿区的生产建设情况的汇报后,非常高兴。他说,看到西南有煤、有铁,就放心了,不然建好多工厂就没有用处。办好西南的两个大型的联合企业就好了,就有希望了。在六枝矿区,六枝煤矿的负责人汇报说:“北煤不南调,六盘水煤炭基地建成后,年产4 000万吨原煤,东调2 000万吨,供应攀枝花钢铁基地1 000万吨,贵州留1 000万吨。”这个方案当即得到邓小平的充分肯定。邓小平高兴地说,南方大煤炭基地在贵州。

邓小平对省委书记处负责同志说:“汞在世界上很吃香。要把贵州汞的藏量摸准,搞点现代化开采。”

为了发挥贵州的矿产和能源等资源优势,应该开展矿产加工。因此,当有人提出“从贵州运走磷矿石,不用包装,省纸袋”时,邓小平说:“磷矿石量大了不行,成百万吨运输就是个问题。单向运输出去,没有东西运进来,运费贵,成本高。解决办法就是对矿石进行加工。铝进行深加工,产值高。磷也要搞深加工,要算一算6万吨黄磷需要多少投资、多少电?要变成黄磷出去,使产值大大增加,将来贵州是大工业区。要把乌江水电站搞上去,把湘黔铁路修好。”

邓小平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敏锐地看到了六盘水在西南三线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潜在的发展优势。到六盘水之前,邓小平在四川的渡口,代表党中央确定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方案时,就考虑到了渡口与六盘水的相互依存关系。他说:“煤钢联盟,看来中心还在煤。”到六盘水后,他看到这里丰富的资源和三线建设的环境,对这片荒凉的土地寄予了厚望。此后,他在昆明听取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余秋里汇报西南钢铁工业发展问题时,说:“这里的条件太好了。”邓小平还指出:西南少铁,就不是硬三线。所以当余秋里谈到要在盘县搞一个炼铁厂时,邓小平当即予以肯定,并指出:可以考虑在水城、盘县多搞点火电,可以就地消耗煤。

当时由于六盘水交通闭塞、贫瘠落后,要解决新增10万建设大军的生活供给问题,尤其是蔬菜瓜果等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事。邓小平在视察期间从工人那里知道大家想吃到新鲜大白菜时,当即指示秘书与北京有关部门联系,很快调进50万斤大白菜支援六盘水矿区。

在贵州考察期间,邓小平看到一些城镇居民拿着票证,排着长队购买东西,心里感到不安。他对省委负责同志说:“现在买东西都要票证,苦了老百姓!我们争取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也就是在1979年前后取消票证。”

三线建设改变了贵州历史上交通不便的状况。继黔桂铁路建成后,川黔、贵昆、湘黔铁路也相继建成。大批军工企业及民用企业、科研机构进入贵州,使贵州形成了拥有航空、航天、电子三大军工基地和一批地方大中型骨干企业的现代工业体系。

11月25日,邓小平一行回到成都。30日,由成都乘飞机去西昌。12月1日到达渡口。

渡口,1987年更名为攀枝花市。攀枝花位于四川、云南交界处的金沙江畔,有丰富的铁矿资源。“渡口”这个地名是毛主席定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在西南进行“大三线”建设后,确定以金沙江畔一个含钒钛的磁铁矿区(储量约56亿吨)为重点,计划建成一座具有现代规模的新型钢城。在讨论地名时,有的同志说那里只有9户人家,一个渡口,从来没有名字。毛泽东说:“那就叫渡口。”还很幽默地加以补充说:“中国渡口多得很,哪天敌人想找到这座钢城在哪,都找不到。”毛泽东提出在渡口建设基地后,国家计委立即组织80多人的工作组,由程子华、王光伟两位副主任率领,到成都同西南局和四川省委商定建厂事宜。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部分同志建议另选厂址。理由是这里交通不便,人烟稀少,农业生产基础差。他们认为,钢厂应建在交通方便、有大城市作依托的地区,并提出了18个地点供选择。工作组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普查了这些厂址,绝大多数地点既无铁矿又无煤炭资源,有的还要占用大量耕地,被否定了。最后只有乐山的九里、西昌的牛郎坝和渡口的弄弄坪可供选择。在评议中,程子华和中央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及专家都倾向于弄弄坪,因为这一地区不仅有丰富的铁矿资源、较多的煤炭资源和取之不竭的金沙江水资源,而且靠近林区,距离成昆铁路和贵州六盘水(六枝、盘县、水城)大型煤炭基地较近,地点也较隐蔽,又不占农田,是建钢厂的理想地区。而西昌的牛郎坝有地震问题(历史上曾发生过10级地震),还有与农业争水的问题。乐山的九里虽然地势平坦,扩展余地大,又靠近工业城市,但距铁矿和煤矿太远,也有占耕地的问题,都不是建大型钢厂的理想地区。由于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部分同志仍有异议,论证工作迟迟不能定案。后来周恩来总理说,既然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有不同意见,程子华定不下来,就到毛主席那里定吧。周恩来带着李富春、薄一波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大为不满,说:乐山地址虽宽,但无铁无煤,如何搞钢铁?渡口有铁有煤,为什么不在那里建厂?钉子就钉在渡口!

1964年10月,李富春、薄一波到西南研究确定三线建设的总体规划,先到昆明召集西南局和云、贵、川三省及中央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开会,传达了毛泽东对钢厂定址的意见,统一了思想认识。同时初步议定攀枝花钢铁基地第一期工程的规模为年产铁矿石1 350万吨、生铁160万至170万吨、钢150万吨、钢材110万吨。从1965年开始,陆续调动十几万建设大军进入该地建立渡口特区。特区总指挥由冶金部副部长徐驰担任,下设冶金、矿山、电力、交通、建筑等8个指挥部。不久,特区改为市。

这次邓小平到渡口后,认为在这里建设后方钢铁基地的条件得天独厚,当即代表党中央确定了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方案。

邓小平视察渡口新建的金沙江大桥。

邓小平认真听取了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汇报,并叫徐驰介绍了情况。他把详细情况问清楚后说:“这么多人,没有一个好的安排、好的计划,怎么工作?”随后他特意叫随同他来渡口的余秋里及“小计委”的一班人留在渡口,召集会议研究解决办法。

第二天,余秋里、谷牧等“小计委”的同志便召集市委、市政府及各建设指挥部负责人开会。余秋里在会上说:“这里资源丰富,是一块宝地,党中央毛主席都很关心,特意叫小平同志带我们来看一下,了解一下情况。小平同志离开渡口时,专门交代,要我同这里的同志们一起共同研究一下你们所面临的困难,找出解决的办法。目前,你们的工作存在很大的盲目性、随意性,没有定出好的计划。”

12月2日,邓小平在昆明听取了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的工作汇报,对云南的工作作了重要的指示。

对云南省的边疆农场建设,邓小平说:现在只有10万人,太少了。你们这里自然条件很好,要下决心在10年内发展到100万人。其中有50万左右是男女壮丁,把民兵组织起来,就可以结成一条国际线,一旦有事,这是个很大的力量。邓小平提醒,特别要注意的是,要把当地少数民族的积极分子吸收进来,但也要自愿的才吸收。他提出,农场要在当地起带头的作用、帮忙的作用,既是生产队,又是战斗队和宣传队,办了农场,就把当地群众的生产、文化、卫生都带起来了。农场不一定是全民所有制,可以生产队核算,生产队是集体所有制,用评工记分的办法,一帮一,一帮二,经常评比,这样国家节省开支,生产队又可以安排家属中的附带劳动力。

3日上午10时许,邓小平来到了昆明钢铁厂视察。

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这里。当他走进昆明钢铁厂时,见到该厂领导还是7年前的李铎同志。他高兴地说,搞工业就是需要专业干部。为了保证领导能干一行钻一行,应该保持干部的相对稳定,使他们有较多的学习实践、总结提高的时间,早日实现从外行向内行的转变。

李铎经理向邓小平等汇报了昆钢的近期和远景规划。

邓小平问:30万、50万吨钢如何搞,100万怎样搞?要搞方案,主要搞板、材,需要多少投资?多少年完成?

邓小平说,第一步规模不考虑30万,按50万搞,第二步搞100万。

当有人顾虑云南地处边疆,搞大了万一有战争要挨轰炸时,邓小平说,如果搞30万吨的规划,以后还要改造,这不好。今后打起仗来,30万吨也是炸,50万吨也是炸,就搞50万吨。

汇报到矿石资源时,邓小平说,你们自己搞好多矿石,攀枝花来好多矿石,以攀枝花矿石为主,你们的矿石做配料。

对于设备更新,邓小平说:新增设备要考虑好一点,71立方米的高炉要淘汰。要有现代化水平,加大对旧设备改造的力度,提高劳动生产率。50万吨钢不能再用1万人,几千人就可以了,如果再用1万人,在全国钢铁企业中还是最落后的,所以你们不要当这个“副班长”。小高炉搬到其他地方用。

李井泉插话说,小高炉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

邓小平说,小转炉也要淘汰,50万不吹氧是不行的。

邓小平问:搞50万吨的,你们什么时间拿出方案?需要什么设备?需要多少钱?什么时间建成?

李铎估计说,集中力量打歼灭战,50万吨3年可建成。

邓小平说,应该快点。

在昆钢,邓小平还说,云南的发展重点,从长期着眼,是有色金属。因为云南这方面条件特别好,“宝”很多,要搞成一个有色金属省。

5日上午,邓小平视察昆明机床厂。

这个厂7年前他也视察过。

邓小平看了该厂新开发成功的光学坐标镗床后,非常高兴,对厂领导和操作工人说:“你们制造的精密机床,在全国很有名气,但生产量太少,目前国家还要靠进口。今天我来,主要想解决生产精密机床问题。不然天天叫进口,进口几千台还叫不够,日子不好过呀!今后,要解决精密机床的需求必须立足于国内生产。”

邓小平问:“坐标镗床今年生产多少台?”

厂负责人说:“我们厂今年生产41台,一机部4个直属厂今年计划一共生产157台。”

邓小平说:“太少了。假如我们的精密机床年产能达到2 000台就过关了。”

“你们这个厂要统统搞精密机床,普通机床不做,净做精密机床,能年产多少台?”邓小平又问。

回答:“现在的设计水平是年产300台,要是普通机床转出去,专业化,把现在生产普通机床的车间加以改造,人员跟普通机床转出一部分,留下一部分,可以年产500台。”

问:“建一个精密机床厂要多少钱?”

答:“年产300台坐标镗床厂,专业化的,只加工和装配,估计要2 000多万。”

邓小平说:“一个坐标镗床厂投资2 000多万,不算多嘛!”

又问:“你们这个厂的设备进口的多不多?”

答:“大部分用的是国产的,很少数的设备是国外进口的。”

邓小平说:“一个精密机床厂的设备大部分是国内的,少数是国外的,装备一个精密机床厂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云南工业要上去。搞一个300台的坐标镗床厂,一个300台的磨床厂,一个300台的齿轮机厂,就是要搞精密的。”他又说:“专业化有好处。你们要净搞精密机床。什么都搞,杂七杂八的,劳动生产率低,技术也不容易提高。”

厂负责人说:“是有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是全能厂,从铸锻件到加工装配全套都有。”

邓小平坚决地说:“要解决这个问题。”

在云南视察期间,邓小平还格外关注云南烟草工业的发展。在视察昆明卷烟厂时,他称赞说:“云烟,很好嘛!毛主席在1959年成都会议上,吸了云烟,还满意地点点头。我还经常用云烟招待外宾。周总理出访东南亚,还拿云烟作礼品嘛!”

当看到机械卷烟每分钟能生产1 000支烟时,他非常高兴地对厂领导说:“烟就像流水似的,机械化就是好呀!”他勉励该厂“要不断改革,提高质量,创名牌,满足市场需要”。

在了解云南三线建设的情况后,邓小平说,受交通的限制,建设项目一时不能摆得太多。云南要搞铁路建设,铁路建设的标准要高些。并具体指示,成昆铁路按年1 300万吨运力设计,内江昆明铁路按年800万吨运力设计。

在视察中,邓小平反复指出,云南要继续解决农业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抽出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其他方面。云南条件好,在农业上必须搞多种经营,比如发展棉花、甘蔗、烤烟、亚热带作物和畜牧业等。粮食问题过关了,就要设法更多地安排经济作物、油料作物的生产。 GFcCkXcNHF+DJcHhpDwNH4lFmVd9fgd790UJPHO7Rm4vhXBlas0kY44gR2Lcm0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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