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年 （1961年）

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邓小平南到广州，北到大庆，从农村调查到工矿视察，明确指出：“按劳分配是天经地义的事。”他的名言：“吃食堂光荣，不吃食堂也光荣。吃不吃食堂要由群众决定。”

· · · · · ·

一

1961年1月14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为了准备这次会议，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1月13日会上的讲话中着重提出了调查研究问题。他认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我们做工作要有三条：一是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毛泽东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实事求是年。毛泽东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的传统的，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会后，党中央和各地党委的主要负责人，按照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要求，广泛地开展了对各项工作的调查研究工作。特别是集中力量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中的情况和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1月28日晚，邓小平离开北京前往南方。

随同邓小平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

途经上海、杭州，邓小平一行作了短暂停留，于2月1日晚8时到达福州，住在西湖招待所。

当晚，邓小平同福建省委负责同志谈话。

福建省自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由于“左”的指导思想造成的失误和连年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全省国民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特别是由于农业连年减产，粮食和农副产品大量减少，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品随之减少，日用工业消费品也生产不足。而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各项事业发展过快，又使货币投放量大大增加。在这些因素相互影响下，从1960年起，福建明显地出现了市场商品供应紧张，尤其是粮食短缺，物价上涨，人民生活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局面。

邓小平到了福建，虽说只有一天时间，但他还是决定要到下面“随便走一走”。

2月2日，邓小平、杨尚昆等在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的陪同下，来到福州石雕工艺厂参观。

福州石雕工艺厂位于南后街水流湾的居民区内，厂房十分简陋，陈列室也很狭小。但由于是传统工艺品生产，工厂的生产状况很好。厂长吴德坚向邓小平介绍了工厂的生产和经营情况，邓小平听得很认真，并详细询问了产品销往东南亚等地的情况，以及每一件产品的作者情况等等。由于生产车间与居民住房挨在一起，临离开工厂时，邓小平环顾简陋的厂房，又特意详细询问了工人的生活情况，诸如工人是不是住在工厂宿舍，商品供应紧张是否影响工人的生活等等。

随后，邓小平又来到了位于福州市郊的黎明人民公社参观。

黎明人民公社主要种植蔬菜，供应福州市区。邓小平到福州工业路旁的菜地参观，并向陪同的干部和在地头劳动的社员了解蔬菜种植情况和郊区群众的生活情况。

2月4日，邓小平到达湖南株洲。2月5日上午9时许，当邓小平等乘坐的专列到达331厂的铁路专用线时，湖南省委书记李瑞山率331厂厂长郭固邦等登上专列迎接。

331厂是国家第一批组建的六大航空主机厂之一，于1954年成功研制生产了我国第一台航空发动机，毛泽东曾亲自致信嘉勉。1958年，国家将制造“霹雳1号”空对空导弹的任务交给331厂。1960年3月15日，中国第一枚空对空导弹试制成功。但当时由于国民经济困难，加之苏联专家撤走，研制工作处于艰难之中。

邓小平在听取了简要情况介绍后，走下火车，径直来到了该厂的导弹生产线视察。这条空对空导弹生产线，于1958年开始兴建，广大科技人员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自行试制出工装4 000余种、非标准设备33套，突破22项关键技术，在协作厂家的配合下，已成功地研制出第一枚空对空导弹。邓小平看了现场后，深有感触地说，这种高速度，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会出现。

随后，邓小平又来到了另一个车间，察看代号5081的舰对舰导弹仿制品。郭固邦厂长介绍了这一产品的原理和性能，邓小平问道：“它的造价需要多少？”

“约50万元一枚。”

“那就划得来啊！”邓小平微笑着说，“一枚导弹可以击毁一艘军舰，合算，合算！”

停了片刻，邓小平又问道：“造这种导弹，你们有哪些困难？”

郭固邦回答说：“关键是缺液体燃料。”

邓小平一听，立即说：“这种燃料，我国现在能够解决了。”他让厂里找某某人了解一下。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对我国的科技、生产情况是如此熟悉，着实令在场的所有人都很感动。

在视察811号发动机生产线时，邓小平指着发动机尾喷口的鳞状片问道：“这起什么作用？”

设计人员根据气体流量、压力原理作了解说，邓小平并没有听明白。郭固邦见状马上打了个比方说，我们站在这个厂房中间，很难感觉到空气在流动；如果往那小门的口上一站，就感到空气在流动，而且有压力。这些鳞片是起调节作用的。

邓小平频频点头说：“哦，经你这么一说，我就懂啦！”

回到专列上，邓小平对随行人员说：“这个厂搞得好哟！”“郭固邦这位厂长对产品很熟悉，讲解也不错。”

邓小平还视察了601厂。

601厂主要生产钻石牌硬质合金和钨、钼、钽、铌等稀有金属产品及其半成品，为冶金、机械、地质、矿山、石化、电子、轻纺以及国防军工提供各种切削工具、拉伸模具、钻探工具和耐热、耐磨、耐腐蚀零件等。

邓小平走进工厂休息室，厂党委书记准备汇报。邓小平说：“还是看吧！我们边看边谈嘛！”

在二车间，邓小平捏着那乌黑的冶金粉末说：“我们很需要这些产品填补空白，更需要熟悉业务的管理人员、红色专家。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技术，掌握生产流程，增强质量意识。”

这个厂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的。但在20世纪60年代初，赫鲁晓夫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企图迫使我们屈服，听从他们指挥，给我国的建设造成了很大的困难。邓小平问：“这些技术都是苏联援助的吗？”

总工程师孙立说：“是的。”

“苏联专家要是回去了，你们怎么办？”邓小平又问。

孙立回答说：“我们自力更生！正在努力学习技术，熟悉机器性能。”

厂党委书记随即汇报了调进技术人员、培训业务骨干的情况。邓小平听后非常满意，他说：“像你们这种外国设计的冶炼合金厂，目前全国仅此一家，技术要求高，厂领导又都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没有搞工业的经验。搞工业是科学，蛮干不行。过去几年的教训，把老本吃光了，虽然跃进了，但不持久，坐飞机上去，坐电梯下来。在今后的日子里，领导干部要不断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努力学习科学技术，变外行为内行。要知道，认识事物，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一个很久的过程。探索工业发展的规律、经济建设规律需要不断实践，不断认识。”

邓小平的这次视察，给331厂、601厂广大职工和株洲人民以极大的鼓舞，激励他们克服困难，迎难而上。331厂在1961年一度被迫中止试制的“霹雳1号”空对空导弹，1962年又恢复了试制；1963年靶场综合试制成功，对靶机攻击命中目标；1964年3月国务院批准定型并投入小批量生产。尔后又研制了新型空对空导弹。331厂已成为我国第一个空对空导弹研制基地。

2月6日，邓小平到达广州。

2月中旬，邓小平等人来到四川成都。

在成都，邓小平参观了昭觉寺，游览了人民公园、青羊宫、二仙庵，还视察了金牛公社。

3月1日，邓小平在回京途中经过郑州时，在火车上听取了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关于河南省工作的汇报。河南是“重灾区”，省委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领导群众度过灾荒，正在开展整风整社。针对河南的情况，邓小平说，战胜困难的关键在于调动积极性，一个是干部的积极性，一个是群众的积极性。整社中退赔一定要兑现，这样才能调动群众积极性。三类社要整，一、二类社也要整。一、二类社是大多数，要调动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对于干部的处理，宁肯不及，不要过，不要随便戴帽子。批判后，重要的问题是鼓气，不要灰溜溜的。要多种蔬菜，多养猪，搞好群众生活。

在谈到工业生产管理时，邓小平说，要派干部加强领导，把原来的好制度恢复起来。不立不破，多立少破，一步步地搞，既要坚持不断革命论，又要坚持革命阶段论。要制定合理的工资制度，认真搞好奖励，井下工人的奖励可以高于井上的。工厂的标准是产品质量好，这是工厂好坏的集中表现。

会见结束后，邓小平乘火车西行。在三门峡火车站下车，视察了三门峡市。

3月2日上午，邓小平视察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看望了施工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当时大坝已经浇筑到设计标高353米，但还没有竣工。邓小平登上坝顶，看着碧波荡漾的人工湖，十分高兴。当他听到水库负责人介绍说，我们已有自己的专家，没有因为苏联专家的撤走而影响工作后，兴奋得连连点头。接着，他询问了蓄水后的情况，提醒在场的人员充分认识改造黄河的艰巨性、复杂性。

3月3日，邓小平回到北京。

从1月到3月，党中央领导同志和一些地方负责人深入农村调查后发现，自1960年11月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十二条”指示信下达后，农村的形势已有很大好转，但是还有许多问题迫切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是：公社的规模问题、体制问题、供给制问题、食堂问题等。

党中央认为，亟须在总结过去三年多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把人民公社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作一个系统的解决。2月下旬，毛泽东亲率一个班子在广州着手起草农村人民公社条例。随后，毛泽东于3月上旬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三南”会议（即华东、中南、西南），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于3月11日在北京主持召开“三北”会议（即华北、东北、西北）。毛泽东在“三南”会议上再一次强调了调查研究。会议期间，他还给参加“三北”会议的同志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央的同志到县、社、队进行调查，使自己对工作指导做到心中有数，克服不甚了了、一知半解的毛病。信中还指出，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的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问题。

3月14日，党中央决定将“三南”会议、“三北”会议合并于广州继续开会，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会议还起草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会后，刘少奇亲自带工作组到湖南长沙、宁乡县进行调查；周恩来到河北邯郸地区进行调查；邓小平、彭真直接领导五个工作组，在北京顺义、怀柔等县进行调查。

二

3月25日，邓小平回京。十多天后，他于4月7日下午，又来到了京郊顺义。

和他同行的还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卓琳和曹幼民、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大中、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常浦、统战部部长廖沫沙等。

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市委书记处书记陈克寒协助邓小平进行了一些后期调查活动。

邓小平一行是坐火车到顺义的。火车停靠在牛山火车站附近的道岔上。没有陪同，没有应酬。他把随行的卓琳派往上辇，住在社员孙旺家；派张大中到北小营、曹幼民到上辇了解情况。他自己则轻装简从，到处找人座谈讨论、参观考察、访贫问苦。一般情况下就在火车上吃住，尽量不给基层增加负担。

当天，邓小平即听取了中共顺义县委第一书记李瑜铭的汇报。

对于邓小平的到来，顺义人民热情地做了不少准备工作。

为了布置会议室，大家打扫屋子、擦玻璃窗，忙乎了一阵子。室内的长条桌和几把硬木椅虽然简陋，但摆放得整整齐齐，屋里还用“来苏尔”水消了毒。为了让年近花甲的邓小平坐得舒服些，还特意从北京运来了一个大沙发，放在醒目的位置上。但4月7日邓小平听取李瑜铭汇报和8日召开县委领导座谈会时，却径直走进没有布置的小会议室。4月12日召开公社、管理区干部座谈会时，因为人多改在大会议室举行，但邓小平硬是让人撤掉了那只大沙发，和大家一样，在硬木椅上一坐就是半天。

顺义地处平原，农业生产发达，号称北京的粮仓。农业合作化以后，粮食连年增产。1957年亩产达到284斤，1958年增加到315斤（因浮夸多报，实收只有260斤），但1959年却下降到249斤，1960年继续下降到247斤。为什么？座谈会上，干部们众说纷纭。有的说1960年大搞水利用工多，有的说1960年灾情重……邓小平听了却不以为然，他在4月8日的县委干部座谈会上就诘问：“1960年是农闲时调出2万多人却减产，1958年是农忙时调出3万多人为什么还能大丰收？1960年的灾情究竟如何？减产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在这次座谈会上，邓小平说，顺义这里的水利、机械等条件都很好，去掉瞎指挥，因地制宜，总要多产粮食。关于调整社队规模，邓小平说，看来还是要根据群众要求，把社队规模早些定下来。调整体制时引起的一些问题，如包产单位过大的要划小。承包单位一划小，包产迅速落实下来，包产指标还会有变化的，可能还会提高。在奖、赔问题上，总的要贯彻一条原则，生产搞得好的多分一些，搞得不好的少分一些，不能剥夺别人的劳动果实。谈到公共食堂问题，他说，公共食堂是一个大问题，现在群众议论很多，要注意一下。总的方针还是积极办好，自愿参加。“农业六十条”关于这个问题写得很灵活，从办到不办，形式也允许多样。

处于困难中的顺义人民，虽然从实践中感受到“左”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政策的失误，也按上级部署进行了纠正“一平二调”和“整五风”的教育，正确传达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但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没有摆脱“左”的藩篱，加上反右派和“反右倾”运动的影响，不少人一提到“三面红旗”特别是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和“大跃进”的高指标等敏感问题，就心有余悸，有话不肯说、不敢说、不直说，甚至继续说些言不由衷的假话、大话、空话。对实际工作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往往改了又犯，边改边犯，因此，群众积极性仍然不高，困难还很严重。

4月12日，邓小平召开公社、管理区干部座谈会。他指出：你们的材料上都把劳动力减少当作1960年减产的第一个原因，我根据你们的材料算了一下账，认为主要原因不是劳动力问题，而是群众生产积极性问题，是干劲问题，也就是政策问题。实际上，在座的干部谁都知道群众积极性不高，但没人敢说，怕涉及党的政策本身。邓小平这样直截了当地指出当时政策上有问题，说出了人们要说而不敢说的话，在座的干部听后心里为之一振，眼前为之一亮。

减产的根源在积极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的根源在党的政策，特别是经营规模超过生产力发展水平。顺义县在1958年曾按照“一大二公”的要求，把全县分成8个大公社，后来还想合并成一个“顺义公社”，大大超过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由于片面强调“公”，热衷于所谓“共产主义因素”，以致把社员的自留地、家禽家畜、家庭副业统统收归社有，收益分配上实行供给制和工分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大搞平均主义，在生产、生活中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院等公共事业，破坏了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原则，这些错误的举措不能说没有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广大干部虽然心知肚明，但都不敢说，而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争来争去。

谈到公社的体制问题，邓小平说，公社规模问题可以慢点解决，可以考虑得充分些。基本核算单位规模问题就要早点解决，迟了不利。基本核算单位过小了也有缺点。要把一切利害矛盾都摆出来，让群众充分讨论。如果经过讨论还不愿并到一块，也不要勉强，将来再合并也行。总之，要根据群众意见办事，大中小结合。在大家充分讨论后，邓小平拍板说：“基本核算单位基本上是一村一个，就这样了。”

其后，根据邓小平的这个指示精神，顺义把全县划为24个公社，划小基本核算单位，以后长期也没大的变化，说明当时这样的经营规模是合理的。

确定了经营规模，还有个生产管理问题。邓小平充分肯定了当时有争议的几个问题：“三包”，即包工、包产、包成本；“一奖惩”，即超额有奖、减产受惩；“四固定”，即土地、劳力、耕畜、农具固定到生产队使用的责任制。他说，“一平二调”搞得大家都没有劲头了。要尽快制定“三包一奖惩”和“四固定”责任制。现在包产过大的单位应适当划小。包产单位小一些，便于互相比较生产条件，你瞒不过我，我也瞒不过你，包产指标就容易落实了，要让他们在同等的条件下搞生产竞赛。定生产指标要力求合理，还要留有10%的余地，照顾到有产可超，这样他就会有奔头了，就拼命去干了。

谈到要克服分配中的平均主义时，邓小平说，要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承包单位之间、社员之间无论如何不能拉平，要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这样才能调动起社员的积极性。评工记分必须搞得严密一些，死分死记、死分活记都不能很好地体现同工同酬，还是初级社时的老办法。比如二等劳力干一等劳力的活，还记二等工分，这就存在着平均主义的问题，就会打击二等劳力的积极性，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必须克服。一定要实行定额包工，多劳多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对执行按劳分配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他指出：现在农民脑子里想的是多产多吃，但是生产下降了，吃不到300斤口粮，就不能吃300斤。小灾少吃点，中灾再少吃点，大灾更要少吃。自然灾害是这样，人为灾害更应该是这样。即便某个承包单位减产很多，确需调剂口粮，也只能补够最低标准（保命数）。总之不要拉平，人与人之间劳动有强弱，干活有好坏，出勤多少也不一样。为了奖勤罚懒，不仅在劳动报酬的工分上有差别，口粮差别也要相当明显，这样就能克服平均主义，农民就放心了，就能刺激生产者搞好生产和克服各种自然灾害的积极性。同时，邓小平又特别指出：集体对“五保户”要照顾，对困难户要给予补助。为了贯彻这个原则，在口粮分配标准上，可以打破“三七开”的固定模式，实行“二八开”“一九开”，甚至实行除“五保户”、困难户以外，全部按工分分配的办法。小队开荒“十边地”的粮食归小队积累，拿出一部分按工分分配，这种做法得到社员一致拥护。邓小平接着说：“上辇的余粮分配办法很好，很有道理。国家、集体、个人几方面都照顾到了，就应该是这样，定好超产部分，几成卖给国家，多为国家做点贡献，而且群众心中也有底，生产积极性就会高，生产就能搞上去。县委要搞几个这样的好典型，总结经验推广下去。”后来，经过县委蹲点培养，特别是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多次亲临指导，上辇的分配办法进一步完善，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同时，他们又在改革传统耕作制度等方面积累了经验，成为北京市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这个村党支部书记孙举也被评为市劳动模范。

关于粮食“三定”，邓小平指出：应该赶快定下来，首先是把征购任务定下来，同时也定留粮。总的基础还是“三包”。在定征购任务时，要考虑到一县之内和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之内可能出现灾情，所以县和基本核算单位两级都要留有余地，这样发生了灾荒就有所调剂。应该肯定，在口粮分配方面，承包单位之间不能拉平。

当天，邓小平还召开了公社、大队书记座谈会。

农村公共食堂是在“大跃进”中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的产物，造成惊人的浪费和严重的后果，群众对此议论很多，但许多人怯于“谁反对公共食堂，就是反对‘三面红旗’，就是右倾”的压力，没人敢公开说不办。

在公社书记座谈会上，当听到公共食堂存在着占用人员多等问题时，邓小平说，把原料加工成熟食，增加成本50%多，这样贵，群众当然不赞成。一个50户左右的食堂，占用十几个劳动力太多了，食堂人员超过吃饭劳力的10%就不合算，粮食加工应该做到半机械化，这样既节省成本，又可以节省劳力。食堂要种蔬菜，养好猪，搞好家底。听到有些群众愿意办农忙季节食堂，冬闲时自己回家吃饭时，邓小平说，这样也可以，农闲时回家自己吃饭，还可以解决冬天烧炕取暖的问题，能节省一些煤。

4月15日，邓小平在北小营召开上辇大队、北小营大队、仇家店大队党支部书记、生产队长座谈会。他反复问干部：公共食堂是吃好，还是不吃好？但多数人都不敢说不吃好，相反却违心地拼凑公共食堂也不错的理由。邓小平非常严肃地说，公共食堂是个大问题，现在群众议论很多，要注意一下。当有人说上辇村的食堂办得好时，卓琳当即说出真相：“上辇的食堂是假的，由食堂分粮食，社员回家做饭才是真的！”邓小平听后高兴地表扬上辇村：“你们村的干部对‘共产风’‘平调风’顶得好，锅、碗、瓢、盆没有被刮跑，锁没有砸，门没有拆，是很好的事。而且，你们村把生产搞上去了，粮食亩产1959年达到540多斤，比1958年提高40多斤，副业收入3万多元。社员生活水平提高了，对国家的贡献也大了。吃食堂光荣，不吃食堂也光荣。吃不吃食堂要由群众决定。”

4月16日和18日，邓小平视察了城关和牛山公社拖拉机站。

在城关，他首先参观了拖拉机机库，询问了各种型号拖拉机的质量和使用情况，重点看了创全站高产的一号机车和安全行驶3 400小时不大修的六号机车，又看了修配车间和摆在大场院里的各种配套农具，询问了拖拉机修理和中耕、收割情况。当看到农机具停放在露天场院里时，他说：“机械要搞得干干净净，重要的是保管好，搞文明生产。你们要利用现在的空闲，自己动手修建几个棚子，也花不了多少钱。把农机具都放在棚子里，对机械保管有好处。”

邓小平听了拖拉机站负责人向他介绍拖拉机作业情况后，高兴地说：“你们的机耕比较兴旺，耕地、耙地、镇轧全部机械化了，机耕比用牲畜耕得深，应该是增产。拖拉机耕地的技术也要研究，黏土、黑土、沙土都怎么耕法？有的地方不适合机耕，就不要机耕。拖拉机除耕地外，还可以进行抽水、运输等综合利用，你们要大胆研究探索。你们县地势平坦，适合发展机械化，你们要找出一条机械化的发展道路来。”

参观的时候，邓小平还对机站的企业化管理和机手的奖惩问题谈了意见。他说，拖拉机站要搞经济核算，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降低机耕费。要采用工业企业的办法，搞个工资奖励制度。在集体成员里，也要多劳多得。他强调，农业机械化管理在我们国家还是一门学问。此后，顺义县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经过20余年的努力，终于在80年代实现了农业生产全过程的机械化，粮食亩产达到1 670多斤，成为全国农业机械化先进县和产粮百强县之一，显示了农业机械化的优越性。

4月17日，邓小平再一次听取中共顺义县委的汇报，就农村中的有关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对公社的问题，县委可以开个座谈会，多研究考虑一下。要把大家讨论的好经验、好办法总结一下，有一批好经验让群众去选择，启发大家思考。推动“农业六十条”施行越快越好。好办法就可以推广。

关于手工业，看看县城，经济生活非常单调。要研究一下过去的组织有什么利弊，有什么需要恢复。有的手工业都变成社办工业，到底好不好？

要建立一些民主制度，树立民主作风。

这一天，又是农历的三月初三，正好是牛山庙会。邓小平认为这是了解集市贸易的最好机会，不能错过。他也和普通农民一样，赶庙会去了。

见到市面比较萧条，饭店的油饼都是二两一个，邓小平就建议改成一两一个，农民用一个鸡蛋就能换一个油饼。走到供销社的肉案前，邓小平和职工张永海亲切握手、交谈。事后，邓小平对公社负责人说：“你们要把豆腐、豆腐丝、老豆腐、油饼、油条等手工业以及社员家庭副业都发展起来，增加市场上买卖的品种和数量，把农村集市繁荣起来，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增加农民的收入。”

邓小平还逛了县城。在县城北街的城关供销社门市部，邓小平让售货员拿来小农具和日用杂品，一件一件地看，边看边说，你这木柜台里的东西人家看不见，没法挑选。你这铁锅边沿毛刺没有打光，用时容易划手。

4月18日，邓小平到张庄扬水站视察，见路边有一块20来平方米的土地，翻得又深又平，还有五六个大粪堆，就问：“这是块什么地？”当他知道是“十边地”即抛荒地以后，又问陪同的干部：“‘十边地’好不好？”这位陪同的公社书记因想起前些时公社干部开“十边地”受过批评，又想起“十边地”和集体争肥争劳力的议论，没敢吭声。邓小平却直爽地说：“我说它不错，它多打粮食，那个社员吃饱了，就不用国家再供应粮食了嘛！”那位公社书记听后连连点头。

看完张庄扬水站，邓小平就去看白庙村里的公共食堂。到那儿一看，食堂已经停火，只养了一头40来斤的小猪，显得很荒凉，就问怎么回事。管事的说是“内部修理”，邓小平也没再说什么，就到社员家去访问。他没有去预先准备的两家，而是走进路北的一个大门，见一个老太太正在喂羊，猪圈却空着，就问：“您养羊，为什么不喂猪？”老太太不认识邓小平，没好气地说：“还养猪？人还没得吃呢！”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老太太的这句话说得邓小平心情格外沉重。原来这是村里副支书的家，只有光棍一人和老母亲生活，日子很困难。从这家出来，又转了一家，情况也没有好多少。路上，邓小平对干部们说：“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以前不管是中央哪个文件上说的，也不管是哪个领导说的，都以我现在说的为准。要根据群众的意愿，决定食堂的去留。”这些话像一股春风，迅速吹遍全县。不久，全县的公共食堂就解散了。

4月19日，邓小平亲访芦正卷村。

两天前，他在同牛山公社干部座谈时了解到，芦正卷村高低不平，沙地多，粮食产量低，收入很少。1960年全村人均分配42元，其中30%还是从别村平调来的。他说，各村有各村的困难，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特点。帮助他们要因地制宜，因事而异。主要是帮助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找致富门路，帮助他们把底子搞厚一些，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社会主义优越性来。今天，他要亲眼看一看。

刚到村口，就见一个老农敞胸露怀、满头热气地推着小车走过来。走近一看，是两桶黄泥汤。邓小平上前关切地说：“你们吃水真难哪！”老农叹口气说：“难？！过几天一栽白薯，这眼大口井就挑干了。要吃水得到5里以外的牝牛河去挑，那才叫难呢！”邓小平边走边访问了几家农户，也是家家困难。

4月20日和县委干部座谈时，他提出：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赶快把核算单位定下来。小队和小队，社员和社员，都不要拉平，要多产多卖多留多吃。评工计分必须搞得严密一些，一定要执行定额包工、多劳多得，按工分奖励一些粮食。这样，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就高了。食堂巩固的道路是企业化。把食堂变成一个大的核算单位中的小核算单位，自负盈亏。农忙食堂搞六个月或六个半月，其余时间，社员回家做饭吃。这样，可以解决社员取暖、烧炕问题，节省一些煤。“对三类队的整顿工作，一定要抓住不放，一抓到底，直到改变了落后面貌为止。像芦正卷这样的穷村，你们县拿出一部分钱，公社再从工业纯收益中拿出一部分，帮助他们打两眼机井，不仅社员吃水问题解决了，还可以开几十亩果园。”

不久，县里调来打井队，在芦正卷村村南和村西各打了一眼机井，又修了水渠，架起高压线，买来水泵。从此，芦正卷人吃上了自来水，村里有了水浇地，还开了十亩菜地、百亩果园，芦正卷翻身了。

在4月21日召开的县社和手工业座谈会上，邓小平不仅对市场萧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而且要求把芦编、柳编、荆编、烧石灰、砖瓦、黑白铁加工、皮匠、瓦匠、做豆腐、做豆腐丝、养猪、养鸡、养鸭、养兔和其他家庭副业都发展起来，把集市繁荣起来。邓小平说，庙会、集市都不怎么兴旺，买卖的品种很少，太单调。社员使用的小农具、日用品缺得很厉害。手工业行业、人数、品种、数量恐怕比过去少得多了，社员的收入也减少了。手工业什么样的集中，什么样的分散，怎么发展，公社要很好研究，搞个规划，以满足社员需要。现在最要紧的是先把机构搞起来，把供销社建起来，组织生产。要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抓。归根到底要把生产发展起来，把手工业、家庭副业统统都恢复起来，品种要多样。事后，顺义县落实了邓小平的指示，木柜台改成玻璃柜台，油饼增加一两一个的品种，发展副业和手工业，活跃了市场，富裕了农民。

邓小平特别强调：社员家庭副业不能丢，应该是六畜兴旺，尤其是养猪很重要。你们县是一个传统的养猪县，社员喜欢养猪，而且有丰富的经验。若是把这个传统丢了很可惜。一头猪不仅能赚20多元钱，肥料还能养两三亩地，不施化肥，也能增产，社会效益就高了。你们县土地、水利条件比较好，就是肥料问题制约了粮食生产的发展。多养猪、养好猪，社员的收入增加了，粮食生产也搞上去了。你们要抓住春天这个大好时机，尽快把养猪事业发展起来，既满足了城乡人民的生活需要，又能增加农民的收入，这是件好事。

当天，邓小平还听取了顺义北小营、上辇调查的情况汇报。曹幼民汇报了上辇的情况，张大中汇报了北小营的情况。

在顺义视察结束的会上，邓小平和彭真找县里的领导谈话。邓小平针对当时北京市生猪饲养量下降和市场猪肉短缺的情况，再次指出：你们要大力发展养猪，北京市要尽快做到每年向市场提供100万头肥猪。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市、县都一直把养猪生产列入重点。当年全市实行“公养私养并举，以私养为主”的方针，加强保养措施。后来又制定了养猪奖励和收购肥猪的购留比例，调动了农民养猪的积极性，使养猪生产较快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4月22日，邓小平一行完成调查任务，返回北京。

3天后，毛泽东写信给邓小平，要求5月15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农业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信中还提出开展调查研究，应抓农村的若干关键问题。例如：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大队管好还是小队管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等。毛泽东要求下10天至15天苦功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使5月会议能够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

5月10日，邓小平和彭真在对北京市郊顺义、怀柔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信给毛泽东，就《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中有关供给制、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三包一奖”、评工记分、食堂、所有制等问题提出意见，信中写道：在农村贯彻执行“十二条”“农业六十条”的结果，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已有很大的提高。但是，要进一步全面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供给制等问题的措施，还需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

关于供给制问题，现在实行的三七开供给制办法，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干部和群众普遍主张取消。

关于食堂问题，北京市在各县区都进行了试点，向群众宣布三条：一、吃食堂、不吃食堂都完全根据自愿；二、吃食堂、不吃食堂都好、都光荣；三、吃食堂、不吃食堂的都给予便利。看来，吃不吃食堂的问题，比较复杂，不能像供给制一样，一刀两断地下决心。尤其要走群众路线，让社员慢慢考虑、好好讨论，完全根据群众自愿，自己感到怎样合算就怎样办。

关于供销社和手工业、家庭副业问题，对手工业和家庭副业，必须大力恢复和发展，必须迅速恢复和健全供销社的工作，为手工业和家庭副业供应原料、工具，推销产品，组织生产。

三天后，毛泽东在信上批示：此信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也就是在邓小平、彭真写信给毛泽东的当天，邓小平在彭真、刘仁的陪同下，视察了北京市郊的密云县。

邓小平对如何发展山区建设，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

邓小平同市县领导谈到要发展山区的林木果树，种植核桃、栗子的问题。当县里的同志说，种核桃15年结果，一棵好树能产30斤后，邓小平说，每人种5棵，搞到10棵。为了调动积极性，可以四级所有，国家、大队、小队、个人也分一块山，不出租、不纳税，永远归他个人所有，发展林木。你们这个县就是靠山吃饭，凡是有山的地方都要搞好，核桃、栗子种多少，要作出规划。有了自留地也有自留山，花椒要多种一些，在太行山种得就很多。他还指示：果树要管理。都绿化后，气候就变了。“密云不雨”，以后都种上树就好了。随后，邓小平又问，对果树的管理政策怎么样？有人回答：除屋前屋后零星果树外，都由核算单位集体经营，大片木材林归国有。邓小平说：果产不必都购上来，哪些归小队、大队，哪些归县管，分分级，归社员个人一些，四级所有怎么样？对密云山区的原始森林，要专门组织国营林场生产、间伐，就地搞加工厂。北京搞个勘察队去勘察一下，除伐以外，要扩大，多植些树。还要搞点儿用材林。水库四周的山上就要栽树。对种树搞得好的人，要奖励。

关于密云水库的库容、蓄水量、放水量，邓小平也一一仔细询问，然后指出：水库这么大，要发展养渔业。对密云水浇地多少，最高可达多少，能不能用提水方法浇山地等问题，他说：有水才能多打粮，反正每人几年后要有千斤粮。你们要特别注意在平原地区搞好高产。见到有人在山坡烧荒，他又提醒大家说，要注意水土保持，开荒得有个政策，不要烧山。

就在邓小平视察的当天，中共密云县委召开常委会，传达邓小平的指示，讨论贯彻落实措施。他们修订原有规划，首先在全县开展兴修水利和绿化植树造林工作，由县委常委、县长等分片包干。对平原地区的旱地，通过平整土地，改善排灌，当年就全部浇上了水；在北部山区则劈山开渠，修建小型水库，并利用坑洼地造蓄水池，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由于修建密云水库占了县里16.7万亩好地，许多果树被淹，广大农民对植树绿化非常积极，加上政策措施好，很快在水库四周栽植了核桃、板栗、苹果、梨等树木。

三

1961年6月17日，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这次会议正式确定了要起草一个工业企业的工作条例。

当时的工业形势并不是太好。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基本建设工程大批被迫停工，设备损坏严重，事故很多，人心不定，煤矿工人大批逃跑，企业管理混乱，生产指挥系统有不少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严峻的形势迫切要求中央采取重大步骤，把“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八字方针落到实处，迅速扭转这种困境。

实际上，早在3月广州工作会议之前，中央书记处就有搞个工业文件的动议。5月2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在听取薄一波汇报工业座谈会的情况之后，已讨论到搞工业文件的问题。薄一波说，现在光发个原则性的指示，一是难写，二是发了也解决不了问题。邓小平当即表示：“写各项政策，如责任制、技术政策、工资政策等等。”到了6月中旬，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城市也要搞几十条。”

6月17日书记处会议后，由薄一波牵头的起草班子开始工作了。他们还到东北沈阳的一些工厂进行实地调查，边讨论问题边起草条例。7月初，草稿出来后，他们又分赴哈尔滨、长春等地征求意见。到7月中旬形成了一个初稿，题为《国营工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共15章，80条，报送中央书记处。后来，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这一草案经讨论修改后被正式定名为《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

7月14日，为进一步讨论《国营工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邓小平亲率调查组到东北，就工矿企业和城市工作、人民生活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到达沈阳的当天，邓小平即听取了中共东北局书记的工作汇报。他说，总的看来，有几个问题很值得注意。这几个问题无非是“农轻重”关系和城乡关系问题，看来只照顾一头都不行。一是“农轻重”的问题。现在讲“农轻重”，“农轻”是上，“重”是下，要保证逐步地上，逐步地下，过去“重”一马当先，现在不要又在另一方面过分突出，要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二是物价问题。不能随便提价，会有连锁反应，自由市场的价格高可以，国营市场的价格必须维持在一定水平。三是供求关系和物资分配问题。物资缺少，分配当中要照顾农村又要照顾城市。各种产品的具体分配要加以安排。城市的工人阶级不能弄得一肚子怨气，也是个工农联盟问题。城市不只是个粮食问题，还有日用品问题，现在职工工资实际上降低了15%以上。四是粮食问题，农村要多吃点。但是如果没有一定数量保证城市的需要，出了乱子会比农村严重。重工业退也要按比例，“农轻”进也要按比例。城市中的问题目前是带普遍性的，比农村问题严重。总之，最近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农轻重”关系要通盘考虑一下。

7月15日，中共辽宁省委负责人杨春圃汇报了辽宁省的情况。在说到工业问题时，邓小平插话，企业问题的解决要从“几定”着手。定员、定额、责任制、技术政策、工资政策，这些问题解决了，企业才好领导管理。城市人口的定额和城市规模的确定也要由此着手。要一个厂一个厂地算，否则整风也整不出名堂，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搞好了定员、定额，城市减人和供应问题也可随之解决。调查研究也要从“几定”着手。又是调查，又是解决问题，又是摸典型经验。责任制度要早解决，建立起正常的协作关系。

7月16日，在谈到工业干部问题时，邓小平说，前一段是厂长一长制，后一段是书记一长制，归根到底是一定要集体领导，这是根本原则。集体领导还有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作用。集体领导是否适合于企业？党的八大所规定的管理制度就是集体领导，是根据我们党管理军队的经验提出来的。军队那么集中都能集体领导，难道企业就不行了吗？对干部的政治条件，过去只从成分上了解是不妥当的，主要看本人，主要看现在，技术干部主要看技术。企业的调整必须解决骨干问题。必须有两个德才都比较好的干部作核心。特别是厂和车间两级必须如此，地委、县委也要如此。选骨干，要选踏踏实实、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工作的人。浮夸风，一部分与上面有关，也确有一部分是个人主义思想问题。整顿企业要把选择干部作为重要内容。总的态度是，要从总结经验出发，整顿制度、整顿秩序、整顿作风。

在沈阳，邓小平还听取了中共沈阳市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他提出要研究解决副食品问题的出路，总要想个办法解决副食品问题。向海洋找副食品，要研究一下采取什么措施，一年不行，两年实现。要动员菜农和懂得种菜、管理过菜田的干部归队。城市政策也要考虑搞一点小自由，如个人建房永远归个人所有。工业方面，不合格的原材料不要。商业方面，不合格的产品不要。有了这两个不要，问题就解决了。商业和供销社要组织恢复手工业生产。挑担子，修修补补的服务业，主要搞个体所有制。过去讲计件为主，计时加奖励为辅。现在改个提法，该计件的计件，该计时的计时，凡是同国营工厂争原料的社办工业不要搞企业与公社坚决分开，搞正常的协作关系，不存在依赖观点，这样对双方的经济核算都有好处。市政与企业也可以搞些协作关系，但要等价交换，不能无偿调拨。大厂、大学参加公社问题，现在有了经验，可以解决。如果大厂、大学脱离公社以后，不会影响公社的发展，就得到了答案。

7月18日，邓小平同在沈阳的中央各部的负责同志、辽宁省委、沈阳市委负责人谈话。他说，要搞工业宪法。要搞企业试点，从“几定”入手。定任务，包括品种、数量、质量。定员，规定每个职能机构和每个人的责任制，把责任制度建立起来，在管理制度、领导制度方面积累一点经验。

7月19日，邓小平听取了中共沈阳市委第一书记焦若愚关于城市人民公社的汇报。他在谈话中指出：城市公社的平调与农村有所不同，除平调个人的必须退赔外，公与公之间的平调可以算总账。对过去动员参加生产和食堂的居民，应该说明参加光荣，不参加也光荣，以做到真正自愿。公社工业要整理，实行定员，生产搞得好的给以奖励，愿意回家的就回家。恢复供销社。商业和供销社要组织恢复各行各业的手工业生产。

7月21日，邓小平来到了黑龙江。

在听取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处汇报工作时，邓小平说，东北要解决两个粮食自给的问题。一是工业“粮食”——煤炭，有多少煤办多少工业，没有煤，煤不够用，工业就减下来，有的要关门，重点要保，有的要关起来。二是人吃的粮食，全东北如果产400亿斤粮食，城市每人平均可以达到750斤左右，这就相当宽裕了，当然还有工业用粮。就是说，年产400亿斤粮食，煤日产25万吨就可以包下来。这就是自给的方针。解决了两个粮食自给问题，几年之内工业就可以全开起来。经济工作就要按经济办法去搞。

你们西部防护林带搞成了，已经有5米高了，再有20年就是很大的一笔财富。要把它分成几段，固定所有制，使用、保管都由他管。

你们是个大林区，还要分散造林，要利用一切空闲地方。还要搞经济林。

谈到森林保护问题，邓小平说，陈老总从日内瓦回来，说瑞士像个花园，几百年来都有一个法律，砍一棵树要种活三棵，否则犯法。我们也应当立个法。

7月22日，邓小平听取了中共哈尔滨市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他在谈话中指出：工厂办的农场要和工厂分开，搞集体所有制、专业化，完全按农村的公社章程办事，讲经济核算，自负盈亏。按经济核算，产量就会提高。物价问题现在很突出。自行提价是全国的现象，其结果是国家财政收入减少，职工生活费用提高，这也是工农关系问题。城市人民公社，现在问题是界限不清，经济核算搞乱了。农村公社的几种所有制不能混在一起，城市公社的各种所有制为什么可以混在一起？关于共产主义风格问题，今后主要讲社会主义好了。按马克思的说法，我们就是超越了阶段。一切都要按社会主义原则办事，不要再照顾原来说过的话、办过的事，那是照顾不住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将来一公布，农村公社就是社会主义的联社。我们在社会主义阶段只能搞这样高的，再高了就不行。凡是办不到的，不管原来哪个人说的，站不住就改。顾面子是顾不住的，今天顾住了，明天顾不住。

7月23日，邓小平视察了大庆油田。

大庆油田的发现和邓小平的决策是分不开的。

1958年2月27日，石油部部长李聚奎，地质勘探司司长唐克，地质师翟光明、王纲道来到中南海居仁堂向邓小平汇报全国石油勘探开发情况。

邓小平一边听汇报，一边做着记录。当唐克汇报到人造油情况时，邓小平插话说：“听说你们石油工业部有人搞人造油和天然油的讨论。石油工业怎样发展？我看人造油是要搞的，并且下决心搞，但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当然要靠天然油。”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石油工业部是唯一没有完成产量计划的工业部门，天然油只有86万吨，而且全在大西北，不仅满足不了国家需要，运输也不方便。于是在大连、抚顺、茂名等地发展了人造油的生产，而且产量达到60万吨，几乎与天然油的产量平分秋色。由于勘探工作做得少，技术落后，有人认为在中国发展天然油前景不大，因此提出与其打干井造成浪费，不如把这些资金用于发展焦油和太阳能上。邓小平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他认为，我国的石油工业从发展战略上看，还是要搞天然油。

但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勘探上不去。主要是队伍力量薄弱，装备落后，技术人才缺乏。当时全国石油职工仅有14万人，205个钻井队，使用的大多是中小型钻机，年钻井总进尺只有52万米，地质勘探、油田开发的专业人员也很少。这样薄弱的力量，在西北也无法铺开，只能集中在几个地方开展工作，全国普查更谈不上。

邓小平说，现在你们的地质队和地球物理队可不可以加一番，轻便钻机只有95个队太少了一点，中型钻机只有140多部也太少了。石油钻机要自己造，可以和机械部商量一下，你们也要促进一下。要做1 200米的钻机，也要搞3 000米的钻机。套管、钻杆应当努力设法在国内解决。总之，一个是勘探队的问题，一个是钻机，总是应该促进一下。“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你们打钻子（指钻井进尺）加一番行不行？”

当听到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勘探工作的规划部署的汇报时，邓小平说，石油勘探工作应当从战略方面考虑问题。战略、战役、战术总是要三者结合的。把真正有希望的地方，如东北、苏北和四川这三块搞出来，就很好。对这些地方应该积极创造条件，在地质上创造一个打井的基础，可以3年搞成，也可以5年搞成，应该提出一个方案来。

第二天上午，邓小平对石油工业战略发展方向作了重要指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东北地区能找出油来就很好，把钱花在什么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总的来说，第一个问题是选择突击方向，不要十个指头一般齐。全国如此之大，二三十个地方总是有的，应该选择重要地点先突击。选择突击方向是石油勘探的第一个问题，不然的话，可能会浪费一些时间。石油勘探的战略方针不能在这里、那里搞一下，总要有个轻重缓急。研究一下，哪个地方能先找出油来，哪个地方没有油，要排出一个次序。松辽、华北、华东、四川、鄂尔多斯五个地区要多花一些精力，研究考察一番。柴达木地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还用不上，塔里木可以不忙，找油就像打仗一样，过分分散就不利。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国家计委和机械部立即行动，帮助石油部解决人员、装备问题。到当年年底，钻井队数由205个增加到394个，增长了近一倍；石油职工人数由14万人增加到23万人。这就为后来进军松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后，松辽盆地的勘探步伐大大加快了。1958年4月成立了松辽勘探大队，5月改建为松辽勘探处，6月成立松辽石油勘探局，调集了5个地质详查队在松辽盆地开展地质调查工作，9个重磁力队投入重磁力全面普查和局部详查，一个物探研究队开展资料研究，同时调动4部钻机打基准井，32支勘探队伍1 000多人在松辽盆地开展了全面勘探工作。

1959年4月11日，松基3井正式开钻，9月26日，终于开采出石油了。此后，松辽平原相继发现了几十个油气田。

邓小平一直关注着大庆油田的勘探工作。

这次来大庆前，在哈尔滨，他与油田的领导一见面就问：“杜6井的气怎么样？这是一件新闻，以前还没听过。”

当有关同志把情况汇报后，他说：“气，你们要搞快一点，找到气，能解决大问题。”当说到已在杜6井以西、以北地区及齐齐哈尔、富拉尔基等地打了几口井，看来这个地区地质情况比预计复杂时，他说：“气比油更活跃，你们要好好找。”

听到大庆油田的面积和可采储量后，邓小平说：“现成7亿吨是肯定了，你们要搞到10亿吨，有了10亿吨，一年就可以生产3 000万吨。”邓小平在谈话中4次提到要搞到10亿吨。

在来大庆的火车上，邓小平还关心地问：“你们现在注水还没过关？”康世恩回答说：“现在听到的都是好消息，水注得很顺利，效果也明显，比预期的情况好。但这里也潜伏着问题，就是担心水推进得不均匀，会沿着渗透性好的油层跑得较快，形成单层突进，油井过早被水淹。”

“多少时间能淹掉？”邓小平问。

“今年就可能看出来。”

邓小平说：“要出问题就早出，好早点想办法。”

上午8点半，邓小平到达大庆后，先后参观了孙玉庭钻井队、北2-58井喷油、北1排2号转油站、干打垒房子、3排1号注水站及西油库。中午邓小平察看了地质图并听取了油田的情况汇报。

在参观一口油井时，邓小平问：“这口井每天产量多少？”

工人回答说，用12毫米油嘴每天产油120吨。后来解释这口井是排液井，生产并不能用这样大的油嘴，只能用5~7毫米油嘴。

邓小平又问：“用7毫米的油嘴能生产多少？”

“可以产50吨油。”

“恐怕不止这个数字，要有70~80吨。”邓小平说。

邓小平问：“正常生产时能产多少？”

“按全油田平均，一口井30吨左右。”油田领导说。

邓小平说：“恐怕也不止这个数。”

离开这口井后，邓小平在汽车上按每天产油70吨、80吨分别作了计算。他说：“一天产70吨，一年就是25 000多吨，一天生产80吨，每年就是28 000多吨，这是高产量的油井，是好油井。”

参观完油田后，邓小平满意地说：“这里的速度是快的。”接着他又问：“炼油厂跟得上吗？”陪同视察的同志回答说：“原计划今年就把常减压部分搞起来。现在看来今年上不去，争取明年搞成。”听到这里，邓小平紧锁眉头说：“看来速度比原来预想的慢，要抓紧哟，有啥子困难说嘛！争取明年搞成。”

邓小平十分关心大庆的农业生产。他说：“大庆这个地方靠着铁路，有火车站，草原很平，汽车到处可以跑，土地肥，到处能种地。要好好种地，成立专业队，实行单独核算，开头两年要补贴点，以后就要自给自足。农副业队生产的东西，也要实行等价交换。专业队集体所有制，不要和企业混在一起。你们要争取做到蔬菜、副食品自给。”

“农田不要再开了。要多搞些畜牧业，多种树，又可以保护草原，又能解决肉食问题。”

“这里养猪的条件也很好，要好好养猪。我在密云调查，那里养猪可以不喂粮食，就是喂草、喂草籽也可以长膘。你们要多打点草和草籽，多养点猪。”

他看到牧场的牛后说：“这里的条件太好了。遍地是草，你们也可以办牧场，养点乳牛、菜牛，养点羊。”

邓小平在视察中还提出，要好好种树。树吸收水分，每棵树就等于一个小水库。要保证每人一年成活二三十棵。你们油区要种些树，也归你们所有。先还是搞成材的树，多少年之后就可以用。几年就可以长得很粗，盖房子是好木头。井边要多栽些树，最好种核桃树，可以榨油。

在这次视察中，邓小平对职工的生活关心最多，也说得最多。

他在哈尔滨时就问油田的领导：“职工生活如何？一个月吃多少钱？”

“按过去一个月十三四元就够了，最近来了一批进口面粉，每斤三角二分，这样花钱就多了，低工资工人就很紧。”

邓小平当即对省委书记李剑白说：“进口面粉也不能抬高物价，按国内价格调拨。”李剑白表示要马上解决这个问题，多交的款退回。

接着，邓小平又问：职工的冬季服装解决了没有？食堂办得如何？职工在食堂吃饭吗？

听完汇报，他说，有些人愿意在家吃饭也可以，食堂要好好培植，不宜过大。

来到大庆后，邓小平看了工人们正在搞干打垒的房子，很满意。他一一询问：去年盖了多少平方米？今年能盖多少？每平方米多少钱？当他听到每平方米十二三元钱时说，这样就可以多搞。

邓小平说，这里的粮食解决了，副食也解决了。你们现在是“两挤”。一是家属房子很挤嘛。房子太紧张了，太久了不行。这里有土地，职工是欢迎那种房子的，干打垒嘛。只需一点木料就可以盖了。这个问题家属反映得比较多。这里很艰苦，已经艰苦了几年了，今年明年就搞，要提高建筑面积。要挤些时间盖房子，今年搞一年，明年再搞一年，不行后年再搞一年，三年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搞干打垒。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今年要计划每户再多搞半间房子，一家给一间房子嘛。只要减些学习时间，节约劳动时间，就可以多盖一些房子。学习时间可以集中在冬天，夏天就是读点报，自由看点书，必要时讲一次课。不要怕人家说“大庆不搞政治了”“不搞阶级教育了”，人人参加劳动，这不是政治吗？你们一天工作十小时，八小时工作，半小时交接班，一个半小时搞点农业，修理修理设备，这样安排是合理的嘛。

当时油田物资匮乏，许多生活用品凭票供应。邓小平问：日用品供应如何？听说职工没时间去排队，购买日用品很困难，应买的东西也买不上时，他说，你们最好办几个供销社，送货上门。供销社实行集体所有制，按批零差价办。

下午2点，邓小平结束了对大庆的视察。 +U3iO3QryJYqPFD4LS2D+bs11jPrzJTaukGvYZH0Jsr/EKkocbv1aFee0PpbH/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