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党的总书记首次视察山西和大西北 （1957年）

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远赴大西北，告诫党员干部：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纵论经济建设：要“学会建设，学会管理经济”。赴东北传达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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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9月15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继往开来的重要会议。

在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这是邓小平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

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16岁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一年。1927年回国。1928年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年和1930年在广西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建了红七军、红八军。1931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在这里，他曾受到“左”倾错误所统治的中央的打击，有着他人生中的第一次“下”。他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了遵义会议。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出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和比他大12岁的师长刘伯承一起率部开辟了晋冀鲁豫敌后抗日根据地。他曾代理过中共北方局书记，独立主持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的全面工作。在党的七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后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和晋冀鲁豫军区政委。1947年和刘伯承率部挺进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后任中共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委。在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担任总前委书记。1949年后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1952年调到中央工作，任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部长。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七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推荐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说邓小平比较会办事，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

八大制定的路线是正确并富有创造性的，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八大之后，全国各族人民根据党的八大所提出的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战略任务，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为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八大路线，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更加废寝忘食地工作着。

但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在当时还缺乏足够的理论和思想准备，只能在摸索中前进。

1956年秋冬，国内出现了一些不安定的情况。由于国际上受东欧波匈事件的影响，而国内又有在急促而深刻的社会改造和经济建设中未能完全克服的冒进思想，致使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出现了某些风潮。一些干部把群众闹事和尖锐批评一概视为阶级斗争，企图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进行压制。于是，中共中央在调整经济计划和经济关系的同时，着手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系统地分析和阐明了正确处理各方面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方法。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分别奔赴各地，宣传八大的精神和传达贯彻毛泽东的讲话精神。

邓小平去的是山西和西北。

一

1957年3月中旬，邓小平离开北京，开始了他的西北之行。这是他出任总书记后第一次外出视察。

山西是邓小平的第一站。

山西这块土地，对邓小平来说是最熟悉不过的了。

20多年前，也就是1936年2月红军东征时，身为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邓小平，渡过黄河，来到了山西这块黄土地。抗日战争爆发后，邓小平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他率先来到了山西抗日前线，以八路军政治部领导和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八路军代表的双重身份，先后在太原、五台和“汾孝”地区，为动员战区民众，创建晋东北和晋西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38年1月，邓小平出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和师长刘伯承一道，率部深入日本侵略者占领区的后方，以太行山为中心，依托山区，并向平原发展。他们在太行山站稳脚跟后，分兵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接着，又率部越过平汉路，东进冀南平原，开辟了冀南抗日根据地。

还先后建立了太岳和由鲁西等根据地合并而成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在这里，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部队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率部参加了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给日伪军以很大打击。在这里，邓小平还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后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的全面工作的任务。在这里，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先后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太行区的经济建设》《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等文章和讲话，提出了对敌斗争的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策略。在这里，他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为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45名中央委员之一。抗日战争胜利后，刘伯承、邓小平又率部进行了上党、平汉战役，有力地遏制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大大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1947年6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部挺进中原，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

邓小平对山西这块土地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怀有很深的感情，他在这里度过了将近十年的时光。这十年，奠定了他后来走向辉煌的基础。

从1947年走出山西，又是一个十年。已经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再一次来到了山西，他此行的目的已经和过去大不一样了。

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全程陪同邓小平在山西的这次视察活动。

在太原，邓小平认真听取了山西省委的工作汇报，仔细研读了反映厂矿、学校和机关干部群众思想动态的材料。3月14日，邓小平在太原市部分厂矿企业厂长、党委书记座谈会上谈到工业体制问题时指出：党的八大确定了权力下放的方针。权力下放的结果，应当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是节约而不是增加开支。权力下放的效果应当是更经济，管理得更好，开支更合理，钱用得更得当。在谈到群众监督问题时，邓小平说：党的八大确定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现在再加上一个，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制度，这是民主集中制在企业中的具体运用。党委对企业的领导，一是大政方针的讨论，一是领导群众监督。我们用这个新制度来克服官僚主义。邓小平还分别给太原市中等以上学校部分师生和厂矿企业、省市机关干部作了两场报告。报告的主旨是解决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是教育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政府工作人员、经济和文化部门工作人员，认真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努力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另一方面是教育群众提高觉悟，树立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为原则的社会主义精神。

在给太原的教师和学生所作的报告中，邓小平首先透彻地分析了国际形势。针对波匈事件导致部分群众对社会主义产生的悲观失望情绪，邓小平对比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政治经济状况，阐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坚定了大家对社会主义的信念。

他说，我们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包括美国好的东西。但是，关键性的东西，我们从美国是学不到的。

在谈到国内供需矛盾紧张情况时，邓小平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经验不足。一股热心，建设搞快了，产生了错误，但这是前进中的错误。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错误在所难免，重要的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邓小平告诫报纸要把人的思想引导到健康的道路上来。

邓小平向师生们阐述了肃反、民主与集中、青年的前途和党的领导等重要问题。他强调，我们国家应该经常注意民主，加强民主生活，使人民有提意见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对于群众闹事，“我们要站在人民之中，当作人民内部的问题来处理”。“那些少数根本不讲道理的人，最后总是要被孤立的”。

关于政治思想工作，邓小平说，近一个时期，我们放松了政治思想工作，没有能够适应和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政治思想工作是非常艰苦的，“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山西青年是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邓小平寄语山西青年要树立远大理想，要有为实现这种理想而艰苦奋斗不怕困难的信心和勇气，要有集体主义精神和守纪律的高贵品质。

“没有那些具有远大理想、具有高贵品质的年轻的、甘于当‘傻瓜’的人，过去不可能搞成革命，现在不可能搞成建设。”

3月18日，邓小平在给太原厂矿企业和省市机关干部所作的报告中，从教育干部的角度，着重谈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关于党的领导。邓小平说，搞建设，不要党的领导不行。不要党的领导就学不会建设，就会栽大跟头。党的威信建立在党的正确领导的基础之上。党的领导的好坏，关键在于我们能否依靠群众，能否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从思想上经常洗脸、扫地。邓小平回忆当年在太行山的岁月时指出：那时生活条件和环境都十分艰苦，却没有人闹待遇、闹等级，现在条件好了，反而闹起来了。他说：“过去叫死也可以去死，而现在拿山西话来说，就‘挑肥拣瘦’。如果叫去雁北工作，那就认为是‘对他人格的侮辱’。”这种变化的背后，就是远离群众。现在群众原谅我们脱离群众的现象，这是因为党在群众中有崇高的威信。但仅仅依靠党的威信，总有一天会靠不住的。他列举离石县学生“闹事”情况，批评了县委领导“靠党的威信”压服学生的错误做法，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要“面对群众，发现问题，依靠群众，解决问题。要天天看到人民群众，不要天天看领导，我们全党如果都是这样，我们党就不会灭亡”。

关于群众闹事问题。邓小平说，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绝不能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对于群众闹事能否避免的问题，邓小平回答，只要坚持群众路线和经常的政治思想工作，群众闹事的现象是可以避免的。

关于工厂管理中的民主集中制问题。邓小平着重论述了职工代表大会的权力和重要作用。

最后，邓小平重申了共产党与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科学文化工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重要方针。他说，每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都应该了解，没有监督不得了，独断专行非犯错误不可。监督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党内监督，第二是人民监督，第三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和科学家的监督。我们必须邀请别人监督。

邓小平在这次报告中还谈到了台湾问题。他说：台湾问题复杂得很，不是短期能解决的。但是我们总是这个政策，实在不愿改变台湾现在的制度，也可以暂保留；军队不愿改编，我们不改编。当然，我们从来没有放弃武力解放，我们要看条件变化，能够和平解放，很好。

邓小平作的这两次报告没有枯燥的说教，如同熟人之间拉家常式的交谈，深入浅出，比喻生动，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在山西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起到了教育干部、教育群众的重要作用，推动了山西整风运动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进程。

离开太原后，邓小平沿同蒲铁路南下，途经太谷时，中共太谷县委第一书记靳广杰被请上了专列。原来，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在太原给邓小平汇报山西工作时提到，省委在太谷搞了个商业体制改革的试点，邓小平听后很感兴趣。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任务完成后，需要进一步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为使城乡经济活跃起来，首先要沟通流通渠道，在充分发挥国营商业骨干作用的同时，注意协调发挥供销合作商业的补充作用，允许保留并发挥个体小商贩的积极性，注重发展集市贸易。农民在完成国家的统购派购任务后，允许其把剩余的农副产品拿到自由市场上出卖，以调动农民从事商品生产的积极性。出于这个目的，省委决定在太谷进行商业体制改革试点。

邓小平饶有兴致地听取了有关太谷的汇报。

靳广杰说，太谷通过商业体制改革，搞好了集市贸易，活跃了城乡经济，促进了多种经营的发展，农民手里有钱了，县里也有钱了。县里修戏院、铺马路、建自来水站，用的就是这部分钱。听完汇报后，邓小平说：“你们的这个经验很好，应该推广到农村搞试点。”

显然，当时邓小平就已经在筹划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以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的新的经济发展思路。

邓小平抵达洪洞后，在晋南地委第一书记赵雨亭、洪洞县委第一书记王绣锦等的陪同下，参观了新中国北方第一座农村小型水电站——明姜水电站，以及广胜寺、洪洞县看守所（即曾经关押过苏三的明代监狱）等名胜古迹。

在县委机关大院，邓小平与正在参加“三干会”的全体同志合影留念。这是一次从中央到乡村六级书记的难得聚会，里面有中共中央总书记，有省、地、县、乡党委书记，还有村支部书记。

邓小平听取了王绣锦关于在洪洞如何实施《1956~1967年农业发展纲要》的汇报。他很少插话，偶尔就一些问题询问在座的同志。听完汇报后，他说，要充分利用洪洞的水利优势，发展水电站，搞好管理，提高效益。

离开洪洞，邓小平又来到临汾。当他看到利用龙祠泉水种植的反季节蔬菜——黄芽韭长势喜人时，非常高兴地说，要进一步开发龙祠水资源，把绿化搞上去。

邓小平还去了运城。

山西之行，他除听取省、地、县领导的工作汇报外，还尽可能地参观了一些名胜古迹。他热爱山西的大好河山和山西悠久的历史文化。每到一处，他都叮嘱有关人员，这些文物都是老祖宗留下的文化瑰宝，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要好好保护它，利用它。

二

4月4日，邓小平到达甘肃兰州。

这是他第五次到甘肃。前四次到甘肃，都是在血雨腥风的民主革命时期。

1926年，邓小平受党的派遣，从苏联回国参加革命。他选择了一条直线捷径，途经库伦（今乌兰巴托），穿越内蒙古、宁夏、甘肃平凉到达西安。当时，北伐战争进入高潮，战局紧迫，军命在身，因而邓小平第一次到甘肃，只能说是路过。

9年后，1935年9月上旬，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邓小平随军长征进入甘肃。当时，正是张国焘企图分裂中央红军的危急时刻。党中央、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脱离险境进入甘肃后，相继在俄界、哈达铺、榜罗镇召开了三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两次调整战略方针，最终确定了落脚陕北的重大决策。为坚决贯彻党中央新的战略方针，身为宣传部长的邓小平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用一切行之有效的宣传手段，使中央新的方针迅速转化为广大指战员的自觉行动。他组织编写了《会合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在陕北创立根据地讨论大纲》，绘制了《陕甘苏区略图》，在总前委和政治部合编的《前进报》上登载介绍陕甘苏区的系列文章。红军占领通渭县城后，宣传部组织了盛大的文艺晚会。通过这些活动，广大指战员了解了中央调整战略方针的重大意义，从而消除了疑虑，增强了去陕北的信心。

红一军团从9月进入甘南，经陇南、定西、天水、平凉、庆阳，10月到达陕北。7个月后，1936年5月18日，毛泽东签发了西征命令，正式组建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西方野战军。邓小平担任西野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不久任政治部主任，随军西进甘肃。这次西征的目的是创建新根据地，争取东北军，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合力夺取宁夏，打通国际路线，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因此，政治工作较之军事进攻更为重要。作为政治部的主要负责人，邓小平做了大量的工作，使每个指战员都深刻地认识到，要争取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不仅要依靠红军打天下，而且要争取白军到我们这边来。由于政治工作的保障，西征战役一开始就进展顺利，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西征红军相继解放了曲子、环县、镇原、固原、西吉、打拉池一线大片地区，开辟了纵横200余公里的新根据地，使新老苏区连成了一片。从7月上旬开始，按中央部署，西征红军的主要任务是以“赤化、扩红、训练”为中心，并侧重建立与东北军团以上军官的统战关系，以便“在二、四方面军北上不久，东北军能作军事政治上的发动”。为此，毛泽东特别向彭德怀推荐了邓小平，认为他是做上层统战工作的得力人选。当时，邓宝珊的新一军驻防榆中、定西、静宁、靖远一线。邓小平在大革命时期即与邓宝珊比较熟悉。邓小平派人给邓宝珊送信，与之建立了联系。为了争取东北军，政治部机关做了大量的工作，从各种渠道发展与东北军中上层军官的关系，双方秘密往来，直到签订停战协定。三大主力会师后，立即发起了山城堡战役。时隔20天，东北军联合西北军发动了西安事变。从此，十年内战宣告结束，国共两党握手言和。西安事变爆发后，为制止新的内战，策应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行动，红一军团于12月下旬移师陕西三原县、云阳镇一线。邓小平结束了历时7个月的甘肃之行。

不久，邓小平于1937年2月再次来到甘肃。当时正值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一军团回防正宁、宁县一线，开始了历时半年的整训工作和改编准备。邓小平领导的军团政治部设在宫河王录村。邓小平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政治部专门宴请了地方各界代表，邓小平借此向当地人士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各项主张，交了不少朋友。6月，邓小平出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离开甘肃前往陕西泾阳县云阳镇。8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联名签发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邓小平被任命为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结束了第四次甘肃之行，率部奔赴华北抗日前线。

到1957年，邓小平离开甘肃已经20年了。

4月5日，邓小平在兰州西北民族学院礼堂，向参加会议的甘肃省、兰州市领导干部作了关于形势的报告。

报告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阐述了解决问题的原则，强调要充分发扬民主，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积极进行切实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搞好经济建设。他指出：从整个来说，阶级斗争这门科学，我们的党、我们的干部是学会了。但在建设方面，对我们党来说，对我们的干部来说，或者是不懂，或者是懂得太少了。搞建设我们还没有入门，能不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学会搞建设、不犯大的错误，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关键在于党能否依靠群众，不断地克服自己队伍中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不要以为共产党是金字招牌，如果脱离群众，党的威信是靠不住的。他提醒广大干部：如果不好好学习，不总结经验，我们也会在建设问题上栽大跟头、犯大错误。报告最后强调要充分认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重要意义。加强党的领导，关键是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调动一切社会力量，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真正富强的而不是现在这样穷的社会主义国家。

当天，邓小平视察了正在建设中的兰州炼油厂工地，参观了兰州市有关文化设施，并称赞说，这符合我们勤俭建国的精神。他还听取了省、市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并抽空到邓园探望了老朋友邓宝珊省长。

4月6日，邓小平结束了在甘肃的活动，前往西安视察。

这次视察甘肃给邓小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随后的一次讲话中他说：“我在兰州见到一个工厂，设备极简陋，厂长的办公室很朴素，一切都很简单，但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不差。”

三

对西安这个城市，邓小平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它是邓小平在国内从事革命活动的第一站。

1927年3月，邓小平奉命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参加革命活动。他来到西安冯玉祥国民军联军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担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组织的书记。邓小平在这里工作虽然只有短短的4个月时间，但为陕西乃至全国培养了相当一批军事政治干部，不少人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27年7月，冯玉祥追随蒋介石、汪精卫反共清党，西安地区的革命形势日益恶化，邓小平等一大批共产党人被“礼送出境”。

这是30年前的往事了。

这次到西安，已是他此次视察中的第二次。他在3月21日就曾到过西安。邓小平那次抵达西安后，下榻在止园。

止园是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故居，于1936年4月建成。西安事变时杨虎城将军就住在这里。新中国成立后，陕西省人民政府将止园的一部分加以改建，作为接待国内外贵宾的处所之一。

邓小平这次到陕西，除了宣传八大的精神和传达贯彻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检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一五”计划期间，苏联为我国援建了156项大中型建设项目，习惯上称“156项工程”。在这156个项目中，建在陕西的有24项，主要是军工项目，有17项，其余为民用项目，涉及航空航天、兵器、电子、电器、电力、光学制造和煤炭开采等。

邓小平不让报道他的这次视察活动，不许人们对他的到来进行张扬。

3月23日这天，止园南楼大会议室里座无虚席。邓小平坐在临窗的一张靠背沙发椅上，两旁坐着省市负责人张德生、冯直等，各厅局负责人和有关部门人员环坐四周。

西安市委书记冯直主持会议。他说，党和国家对西安的城市建设非常重视，也非常有决心。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李富春、万里等同志来指导我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工作。这一次，邓副总理又来检查指导。

接着，冯直简要地汇报了西安城市的建设情况。他说，我们从国民党手里接过来时，西安是一个烂摊子，连自来水都没有。现在西郊的电工城、东郊的纺织城和南郊的文化区都已初具规模，今后要努力建设，使西安成为一座人民的新型城市。

冯直说完后，请邓小平讲话。

邓小平说，还是先请大家讲，我先听听大家的意见。

开始，在座的人还有点拘谨，纷纷小声议论。邓小平鼓励大家：“大点声讲，放开讲。”于是，有人开始了第一个发言。随后，会场气氛开始活跃起来，人们纷纷发言，提出了不少问题，如建筑材料要不要预制、工程建筑实报实销浪费大、计划外开支无法解决，甚至连19块钱也做不了主等等。

在大家发言都告一段落后，邓小平说：美国的建筑材料70%~80%是预制品，苏联只有20%多一点，美国最高，赫鲁晓夫的报告也讲到这个问题。可是我们有的是人，要认真地研究一下，预制合算就预制，不合算，那就没有什么优越性了。

邓小平接着说：我们现在的缺点是，只此一家（国营建筑企业），别无分店，你要包也得包（包工包料），不包也得包，没有竞争，反正是国家的钱，浪费了也毫不心痛……你们连19块钱的权都没有，不像话！武汉的同志讲，他们要用30块钱请苏联专家吃一顿饭，不给开支。没有办法，只好打电报到北京请示。花了300块电报费，才解决了30块招待费，真是个可笑的故事。他们是30块，你们是19块，你们顶好也多打几次电报，电报费报销没问题，这个办法好！一番幽默诙谐的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会议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十分热烈了。

邓小平说：你们告诉他们（主管财务者），为了19块钱，你们打了几次电话，发了多少电报，连这次电报费算在一起是多少钱！

邓小平的讲话，博得了全场的一片掌声。

那次座谈会后，邓小平又赶赴兰州等地，于4月7日再到西安。

此次视察期间，他不仅视察了属于“156项工程”的昆仑机械厂、红旗机械厂、庆安机械厂等大型航空军工企业，还乘飞机俯瞰了西安市区。

4月8日上午，位于占城中心位置的西安人民大厦会议厅内，坐满了在西安的省市干部。当邓小平走上主席台时，台下立即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邓小平亦鼓掌向台下的干部们致意。

他说：这一次从北京出来，到西安住了几天后去了兰州，又回来，很想和同志们见见面。这次走了3个省，实际上走了3个市——太原、西安、兰州。走马观花，了解得不多，所以只能给同志们谈一般问题。今天我想谈谈关于勤俭建国的问题……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革命的任务还有一部分，但是不多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这就是我们今后很长时期的任务，这个任务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完成。搞建设这件事情比我们过去熟悉的搞革命那件事情来说要困难一些，至少不比搞革命容易。

这次我来西安看到城市建设比1952年来时变化大，感到很高兴。不能否认，我们国家发展得确实很快，气象一新。过去几年我们各方面的成绩是很大的，不看到这一点是不对的。但是，切不可过分夸大我们的成就。

邓小平在引用了毛泽东3月17日天津讲话中的一段话后继续说道：我们过去干革命是花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才学会的，并且其中犯过大错误。现在我们搞经济建设，是不是可以不要花二十几年的时间而花更短一点的时间学会，并且不犯大错误，不栽大跟头，可能不可能呢？应该说是可能的。因为我们国家搞建设的条件是好的，比起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困难要少一些。首先，国际形势给了我们一个有利的环境。其次，有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当然我们也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经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有先进的东西我们也要学。同时我们自己也有了一些建设的经验。我们国际国内的条件是好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善于利用这个形势，能不能花很少的钱办更多的事，能不能不断地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避免犯大错误，关键在于党的领导。

针对陕西省和西安市以及全国其他一些省市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取得的成就和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邓小平特别强调：我们的干部对建设中出现的问题要“认真地研究”，“不要照抄、照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他对一些建设项目一味“贪大求全”，“气魄大，牌子大”，浪费严重，钱花得不适当，“公子少爷的味道足”的现象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落后的国家”，要把我们这么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先进的工业国家，需要“长期的刻苦努力”，需要“勤俭建国”的精神。邓小平深有感触地说：“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很多都是艰苦奋斗出来的，他们办企业比我们高明。”他说，上海“有些企业确实是艰苦奋斗出来的，搞得既经济又实用”。他建议陕西省委、西安市委组织国有企业的同志去上海看一看，参观后，可以改变一下观念。

邓小平十分注意建设中的人才问题。他说：我们党的干部懂得改造自然、搞建设的人才是很少的，很不够的，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是很低的，我们要善于接受苏联的经验教训，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经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他指出：“我们自己也有了一些建设的经验。我们搞建设已有七年多一点时间，这几年的经验也很重要，不要小看。这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路，真正总结起来，对我们来说，益处更大。”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标志着我们党“以苏为戒”，开始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当时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德生，通过对陕西国有工业企业的建设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总结陕西几年建设的经验教训，把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到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形象地比喻为“骨头”和“肉”，认为陕西这几年建设的布局是“骨头”多而“肉”少，提出不能光有“骨头”没有“肉”。对张德生的这一提法，毛泽东、周恩来都很赞赏。

邓小平通过这次在陕西视察期间的所见所闻，不但对张德生的这个见解作了进一步肯定，而且对如何处理好“骨头”和“肉”的关系提出了自己新的看法。他说：“过去我们在城市规划中对‘肉’重视不够，应该办商店、理发馆等服务性行业，没有注意办，这是事实。现在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不解决不妥当，这是一个制度问题。但是应当着重指出，过去在这方面花的钱并不少，就是用得不适当。”在中央来说，“是对于‘肉’的问题注意得不够”，恐怕在地方来说，“对于钱用得不适当的问题应该引起注意”。“城市规划中的问题不少。西安的电影院、戏院并不少，但是在工业区一个也没有，要看戏的人找不到戏院，有戏院的地方没有多少人去看戏，这个布局显然是不适当的。”

西安有个城隍庙，地处古城繁华的西大街中段，自明代以来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以庙设店，富有特色，直到解放初期一直是西安的一个商业中心。这里日用百货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市民游客终日摩肩接踵，川流不息。邓小平参观后说，西安的城隍庙有很多简易的商店，工业区为什么不多搞几个“城隍庙”呢？要多办一些购物商店、理发馆、学校，修建文化娱乐场所，满足群众的需要。他说：“我们国家大，搞一点富丽堂皇的东西，以表示我们的新气象，我不完全反对，但是不应该搞得太多。”他指出今后搞一些简陋的东西，“肉”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在建设方面的指导思想应该是：面对国家现实，面对群众的需要，解决好“骨头”和“肉”的关系问题。

邓小平在讲话中，特别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党要接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

他指出：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会脱离群众，犯大错误。

为此，他强调：共产党要接受监督，要接受来自党内、来自群众、来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这三个方面的监督。这样，我们就会谨慎一些，消息就会灵通一些，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

邓小平专门讲到，在群众方面，要扩大各方面的民主。实行群众监督可以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群众提出很多好的意见。他批评一些领导在这个问题上“想不通”。他列举了在山西视察时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在山西，农民对我们的意见是‘你们管得太多了’。我们到晋南，当地领导机关规定八月初五棉花打尖，不够尺寸不准打顶尖，干部拿上尺子到地里量着打顶尖，照办了的每亩收棉40斤，没照办的每亩收棉50斤。这叫什么先进经验？这也是滥用党的威信。农民对我们无可奈何，反正是党的号召，做就是了。”邓小平说：“这种情况，偶尔发生，群众还可以原谅，长此下去那还行？”“所以，扩大各方面的民主生活，扩大群众的监督，很重要。”

在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邓小平说，我们党内不少人思想不通，不了解它的好处。这个方针对我们国家有深远的影响，对我们党有极大的好处，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很大的好处。如果我们不注意，不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就要僵死起来，马克思主义就要衰退。只有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点，斯大林犯过错误，就是搞得太死了，搞得太单纯了。

邓小平最后说，只要党和党员不脱离群众，只要党和党员接受监督，只要党和党员虚心学习，只要党和党员不断地进行工作，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党就一定能同过去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一样，顺利地领导国家建设，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学会建设，学会管理经济，把我们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

在结束这次对陕西的视察时，邓小平热情勉励陕西的党员和干部一定要像过去领导革命那样领导建设，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学会建设，学会管理经济，建设好陕西。 USp0nr6d3c3BLCN3+cSwPB9h3LaWQ0JS7k4IxQtprJbJpCouvA3cmkOmQzO7pfZ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