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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夏，康有为敦促光绪皇帝以俄国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和日本明治天皇为榜样。彼得大帝展示了想要将落后的国家近代化，强大的皇帝可以做什么。
他无所畏惧地出国旅行，广泛学习各学科的最新技术和理论，然后回国镇压了保守派的反对。但是，俄国毋庸置疑地重回了独裁统治，或者甚至从未离开过独裁统治。明治日本是成功实现政治近代化的更好典范，1868年维新的细节无疑更为人所共知。诚然，中国的改良派认为皇帝在领导19世纪70和80年代的改革中实际发挥了更多更大的作用，但改良派们很好地掌握了这些改革包含哪些内容。他们追踪了明治末年颂扬日本天皇的报道，吸取如何灌输爱国主义身份、发展工业化经济、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实现宪政秩序的经验教训。由于在19世纪90年代几乎没有中国人掌握日本的直接经验，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日本的经验——甚至可以说是发明出来的经验，是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现状进行更大批判的乌托邦式映射。
也就是说，明治日本既实现了行政效率和自上而下的改革，又使“自治”和“民意”相协调。明治天皇将官僚和民族团结起来支持进步政策，标志着民族和解。日本天皇制保留了帝王传统、众神起源论和其他的神性本质，中国改良派看到这些熟悉的东西得以保留难免惊讶。但是通过皇帝延续民族和文化的认同极大地吸引了中国早期的观察者们。明治天皇似乎在同时适应了变化，也保持了连续性。明治的胜利证明了在保守派坚持反对的情况下进行改革是可能成功的。
直到19世纪90年代，中国人对日本的具体了解还很有限。中国的激进改良派甚至都没有去过那里。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是清朝外交官黄遵宪对当时日本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大量叙述，黄遵宪还与改革领导者们保持着广泛的私人联系。
从1877年到1882年，黄遵宪在清朝驻东京公使馆任职，他与许多日本著名知识分子及文人结识。他们可以通过书面的“笔刷对话”（笔谈）来分享对诗歌和其他事物的兴趣，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即使不会说中文也接受过中国古典素养的培训。黄氏本人对任何激进的改革和西方思想都提出过严厉的批评。他于1879年出版了一部有关日本事务的诗集，中国人读这些诗是为获取信息，其实在日本这些诗只被当作文学作品。黄遵宪于1890年完成了关于日本的专著，尽管语气上不太激进，但还是遭到清廷的反对，甚至连李鸿章这样的改良派官员也反对其出版。但是，该书于1895年甲午战争后的危急关头得以出版，并于1898年再版。确实，到了19世纪90年代，中国已经有数十本有关日本的中文著述和译书了。
1898年春天，康有为向光绪呈递了他的长篇著作《日本变政考》。
早在1888年，他的第一份奏折就提到了明治维新，后来他说中国可以在10年内效仿日本。
他认为，日本已经使西方文明的本质适应了自己的目的，而中国可以通过日本对西方了解很多。但是，康氏的新书比他以前的观察更加系统。它采用年表的形式，涵盖了明治时期的前24年（从维新到宪法），在此期间，康有为插入了他的解释性和劝告性的注释。康氏对日本的兴趣和对明治维新的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在这里，我只是想强调明治维新对康有为重新思考国家的启示。判断康氏著作的一种方法是根据其对中国皇帝的吸引力，而这份研究的确给光绪留下了深刻印象。总体而言，《日本变政考》提出了许多中心主题。或许最根本的前提，就是其反复明确指出的，世界进入了国际竞争时代。在如此残酷的环境中，国家需要选择最合适的人为其工作，并向皇帝提出广泛的建议，划分政府部门以提高效率，加强地方政府，规范社会秩序和治安，以及改进学校并鼓励通过翻译来获得奖学金。毫不奇怪，康氏在改革过程和改革后的新秩序中赋予了皇帝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他还沿着更被动和更神化的道路构想君主制，由皇帝来选择最合适的人选，并在很大程度上听取他们的建议。皇帝绝不仅仅是一个象征：他保留了最终的主权和权力，但他下放了权力。通过站在政治斗争之上，皇帝可以与人民团结起来，从而统一整个国家。
如上所述，康有为对专制制度的主要反对意见是它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造成的鸿沟，这种鸿沟导致了国家瘫痪。康氏在《日本变政考》中反复描述了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两个面相：一方面是差异、距离和鸿沟；另一方面是封闭、关闭和孤立。明治天皇的伟大成就是弥合了日本人之间的鸿沟，并结束了日本的孤立状态。明治天皇还可以象征并维护民族共同体。康有为向光绪保证，由于中国的政治传统与日本类似，故而中国可以比较容易地从日本的成就和错误中吸取经验，以使改革进程更加轻松：就像翻手一样容易。
康有为在序言中指出，世界各地的守旧国家都在失败，因为君主将自己与人民隔离开来。
然而，由于君主能够开辟自己与人民之间的渠道（君主能与民通），以日本为代表的一些国家还是通过改革繁荣了起来。在列强的压力下，幕府将军篡夺了权力，封建主义猖獗，统治者沦为有名无实，但日本还是取得了成功。通过将政治制度开放给有识之士并进行广泛的讨论，派遣日本人前往世界各地考察，引进外国顾问，并建立国有学校制度，明治维新带来了巨大的进步。然而，康氏认为，只要阶级保持分裂，改革就仍然很有限（尊卑有隔）。康氏考虑的不是对社会经济阶级的近代理解，而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鸿沟。解决的办法是彻底打破“封建制度”，并授权地方官员在上层和下层官员之间充当能够传递“大众情绪”的中间人。
对于康有为来说，明治维新的“五条誓文”（康有为将其视为皇帝登基时做出的一系列承诺）是理解明治国家成功的关键。
为了吸引其听众——光绪——的兴趣，康有为说，明治天皇为了展示他的严肃性而牺牲了“天”。誓文不仅宣告了新政府所有打算采取措施的总体方向，而且还促进了民族团结。它使国家受到了所有人的关注，谴责了保守派的阻挠战术，举起了改革的旗帜，废除了旧的阶级形式和“高低层级之间的鸿沟”，将公民变成了一个“整体”，从世界各地选择了最佳的做事方式。康氏认为，明治天皇的诚意影响了整个社会。最高的目标不亚于将皇权进行分享（上之一共天位）。康氏发现，实际上，誓文是向所有人才开放政府并扩大舆论的成功承诺。他还认为，皇帝后来颁布的政令鼓励了忠诚和公义。
相比之下，康氏却担心中国皇帝一直处于孤立的危险之中，无法跟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换句话说就是被保守派官员困住了。
因此，康氏赞扬明治天皇的出国之旅以及与日本社会各个阶层的见面。这等于是传统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这种转变只能由皇帝来领导。
但是，康有为并不敦促中国立即采取日本花了30年实施的所有改革措施。他指出，尽管日本通过一般性讨论和投票解决事务，但中国人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
经过一段时间，由于皇帝对他的人民的热爱，他会通过学校教育来启发他们，而一旦受到启蒙，他们就会学习如何管理地方议会以及最终建立国民议会。
自治是日本的强项之一，但日本的榜样也增强了康氏对君主制的信念。不管他的官员们多么有能力和有进取心，上下两层之间的差距如何缩小，皇帝都保留着两个基本功能：团结人民和控制人民。
皇帝通过惩恶扬善以及教导和滋养来做到这一点。反过来，人们会像爱父母一样爱他，并像尊重老师一样尊重他。
正如王晓秋指出的那样，这样的皇帝必须是一个坚定且积极的领导人。
然而，康氏的方法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实际上，皇帝的权力始终是有限的，而不是不受限制的。皇帝需要在全国巡游进行解释和说服，通过教育逐步将人民带入政治进程，最重要的是找到贤人来担任官僚。因此，认为康氏只支持君主制而不支持宪制的观点是一种误读。
在重新构想国家的过程中，康氏认为至少需要采取两个步骤：第一，建立近代的改良主义专制制度；第二，逐渐过渡到议会制。为了在一个濒临灭绝的朝廷上建立有活力的领导，康氏利用了所有可用的资源，包括中国黄金时代的资源。彭泽周强调了康氏对明治政治结构的描述与中国古代政治形式之间的共鸣，康氏本人也没有忽略这一点。
康有为不仅参考了所有前代皇帝们更优的治理方式，他还研究了英国、德国、俄国尤其日本的近代君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