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康有为是广东省人，他是一个早熟的学生，也是一个视拯救中国为自身使命的人。
广东由于在清朝的国际贸易和热带农田中占据关键地位而长期繁荣，但直到19世纪，它一直是清朝文化和学术的外围地区。
也许这是产生政治激进分子的良好基础。康有为也许是19世纪90年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哲学作家，他是创造近代中国思想的重要人物之一。康氏出生于当地一个卓越的家庭，该家庭培养了数名成功考取功名的人。他是兼收并蓄的新儒家思想的继承人。鉴于康有为的早熟，他敬爱的祖父以及祖父去世后的一家人都希望他考取功名。重要的是要记住，中国的科举考试体系不是一次考试，而是一连串的地方、省级和中央考试，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可能要花上半生的时间才能考过，还有人根本考不过。康氏非常年轻就通过了初级考试，这使他正式获得了秀才或低等士绅的地位，但是直到1893年，他才考中省级的举人。然后，他于1895年考中中央的进士，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时他正在抗议清廷签署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的老师朱次琦（1807—1881）强调个人的道德正直和与世界的互动。康氏认同朱氏对真正——道德的——学习的重视，而不是对科举考试的应试学习。朱次琦对各主要的学问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18世纪最主要的新学派是汉学（Han Learning），这一学派尝试以语言学方法为基础，去剥离后世的解读，来准确地判定经典的真正含义。
汉学学者往往鄙视宋代的新儒家对文本的误读以及泛道德化。他们严重依赖汉代的解读，毕竟那个时代离经典著作的写作时间更近。汉学因而反对宋学。但是语言学很危险。汉学学者的研究产生了两个出乎意料的结果。第一，它揭示了经典中的许多段落都是伪造的，也就是说，显然是直到汉代才写作的。这一怀疑并非凭空产生，但也不足以挑战这类经典作品的基本真实性。然而，第二个出乎意料的结果因康有为产生了重大影响。今文经学重新发现了一个久经遗忘的儒家思想学派，其最初是在像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这样的汉代学者群中兴盛流行的。我将在下文讨论今文经学的基本趋势；在这里，需要注意，19世纪中期甚至更早的许多政治改革家都是该学派的信奉者。它似乎证明了激进主义的正当性。
无论如何，对朱次琦而言，汉学是一种有用的文本分析技术，但它面临着消亡的危险。宋学的道德原则只要不空谈的话，对于过好生活还是很有帮助的。因此对朱氏而言，18世纪的汉宋辩论毫无意义，关键是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改善世界。朱氏的治国观是将学术与现实世界的行动主义联系起来。（18世纪初出现了一个治国之道的思想流派，虽然这一学派与今文经学者有关，但是它既不关注哲学问题，也不关注文本问题，而是聚焦官僚政府的实际政策，例如灌溉、税收、货币政策等。）考试内容仍然十分强调宋代新儒学的完整知识。但无须多言，一位正在崭露头角的学者既要懂汉学又要懂语言学分析，故而康有为接受了文本训诂的训练。
1901年，梁启超称康有为乃儒家的马丁·路德，即把儒学推回正道的人。
康有为自己也如是说。康有为对他的使命充满信心，关于他傲慢自大的故事很多，以至于我们可以说他有弥赛亚情结。说得更中国化一些，他坦承想要成为“圣人”，而且认为自己成功了，他试图拯救世界。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为此付出了被流放的代价。1899年，他成立了保皇会，致力于恢复光绪帝成为中国的正当统治者。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周游世界，从华人社区筹集资金，大量写作，甚至成为国际名人。
康有为的动力源自哪里？康氏的贤哲信念在他的“编年体自传”中得到了体现。他时不时地写这部自传，就像偶尔记日记一样，一直记到1898年，1927年又增加了部分内容。
显然，康有为的圣人形象赋予了他才智上的自信和政治上的勇气。他说他出生于母亲怀孕的第11个月（分娩延后是别具一格之人的典型特征）。他强调说，在求学朱次琦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位兼具学术与道德的榜样。朱氏强调要帮助人类，且个人必须遵循4个道德标准：孝顺、正直、克制和内省。
在年仅20岁的时候，康有为就下定决心要成为圣人，或者至少构想出可能实现的目标。他受到朱氏的启发，养成了崇高的心态，超越了世俗世界，活在过去的伟人当中。作为长子，康氏宣布放弃对世俗学术的追求，即立志奋发读书和写朱氏认可的文章。这时刚好康有为结婚了，对此他鲜有记录，除了他假道学地拒绝了调戏新娘的传统。康氏的第一位老师是他的祖父，老人的去世让他十分伤心。康氏按旧时的仪式沉痛悼念他的祖父。同时，他祖父的死也是一种解脱。
康氏现在可以放弃他的传统学习。他自信地将伟大的儒家学者韩愈（768—824）的所有言语视为肤浅。他练习冥想并研究佛教。当他的叔叔扬言要中断给他的资助时，他回到了家。康氏以一种彰显儒家圣人本性的方式将崇高与世俗相融合，一只脚踏在精神操练中，另一只脚则牢牢地根植于这个世界。
除了不愿将学习重点放在应试上，康有为继续保持着最大的孝。他幻想在美国教书，或是在巴西通过殖民手段建立“新中国”，但由于缺乏资源和无法离开母亲的现实而不得成行。
然而，他还是在1895年离开了母亲投身政治生涯，他的政治又迫使他在1898年开始流亡。他从未告诉过母亲，他的弟弟于1898年殉难了。舍弃生命是被视为不孝的，而在康有为的眼中，对人类的热爱是一种更高级的孝。据其回忆录记载，康有为曾于1887年和1888年批评慈禧使用公共资金重修1860年被西方军队摧毁的颐和园。为此他曾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但我当时以为，生与死都是注定的。如果我是为了拯救世界，我现在怎么能退缩呢？”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康氏继续通过阅读拓宽了视野，包括许许多多的西方翻译作品，他还与传教士会面，访问香港和上海，以及开办自己的学校。他仍然强烈地认为自己是救世主。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他开始写作。他与广州当地官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是他对国家人物的批评有潜在的危险。他的书在19世纪90年代被禁。康氏有几次记录下，他相信命运或天意会让他克服所有的挫折和危险。1893年他写道，他同当地土匪及其士绅保护者展开了战斗。
其他人都死了，但他没有死。康有为的自信是他宿命论的反映。他的使命不仅要求他冒生命危险，而且他对命运的信赖意味着更大的风险。
康氏写道，他因同情心和人性而参与公共事务。然而，他对自己生命的记录还谈不上是纯粹地关注公众事务。他有几项爱好，最主要的似乎是旅游。1898年末，他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旅行者之一，而即便在更早的时候，他似乎也从未错过任何参观寺庙或湖泊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