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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9月28日，6名男子在北京被处决。他们被称为六君子或烈士，象征着无私奉献的改革精神。他们被捕后等待接受审判，但由于皇室担心这是一场针对清朝的阴谋，至少是针对支持慈禧太后的朝廷派系的阴谋，他们的审判期被缩短。至少一名烈士——谭嗣同——没有选择逃亡，而是故意放弃生命以鼓舞他的同胞。1898年的百日维新就这样结束了。慈禧把光绪皇帝（1875—1908年在位）——她不幸的外甥——软禁在了皇城里的一个湖心岛上。
其他的改革领导者都流亡国外了。其中最著名的是维新运动的知识分子教父康有为（1858—1927）和他的门徒梁启超（1873—1929）。他们随即撰写了这次维新运动的情况，在此后的中国思想斗争中，这次改革变成了有效的政治武器。
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以下问题：维新运动如何体现已经发酵了10年甚或更久的思想问题？为什么这次运动让慈禧感到恐慌？这次运动会将中国引向何方？自19世纪90年代初以来，部分人士受到清朝在朝鲜同日本竞争影响力上失败的刺激，而致力于从根本上进行制度变革，1898年的百日维新就是这场变革运动的高潮。
百日维新震撼了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但这并不是因为这次改良运动本身，而是这次运动所承载的新理念。
1898年春天，由康有为领导的改革派赢得了光绪皇帝及其高级顾问的认可，他们起草了多项法令，包括：建立支持农业、工业和商业的政府部门；建设邮政系统；建设近代化的军队；建立一所新大学；确立更加透明的财政制度。尽管对教育和考试制度进行近代化改革的提议得到了毕生都在学习儒家经典的人们的关注，但并没有太多具体的改革举措。8月下旬，皇帝重组了中央政府并废除了一些职位。就法令本身而言，即便在这里满人的至上政治权利和皇室的地位都是无法撼动的，然而，在紧张的气氛中——派系密谋、秘密决策、满汉矛盾、军事战败和屈辱——危险一触即发。光绪扩大了向皇帝建言的权利。一方面，这几乎不算是改革举措，儒家长久以来就有保持开放的“言路”的传统。但是，另一方面，这对皇帝的重臣们是个打击，传统上清朝法律仅赋予这些重臣向皇帝建言的权利。这一改变将扩大皇帝的权威，对控制他获取知识的大臣们加以限制——这是中国治国理论中一个久远的问题。但这也反映了人们呼吁皇室倾听年轻的改良派士绅的声音，下文将对此加以阐述。无论如何，在1898年的改革中，没有任何关于宪法或建立地方议会的改革，更没有提及国民议会。改革代表了许多温和派长期以来所支持的思想。但是，的确，光绪在夏末做了更激进的改变，宣布他打算在未来进行政治变革。
同样，广为人知的是，康有为支持宪法和议会，反对“祖先的制度”。当光绪帝任命重要的改革派担任堂官时，保守派们都果断地反对他。
慈禧的政变确保了她的人将在朝廷、各省和军队中继续担任最高职务。由此，改革完全失败了。慈禧于1889年放弃日常的行政管理，交由光绪负责，但她仍然是政策和任命的最终仲裁者。现在，她恢复了全部的权力。即使是温和的改革声音也被遏制了。慈禧和她的顾问们是否真的相信有人正在策划一场反清的阴谋，不得而知，但他们应该对未来感到紧张。1895年后，开放和公开政治化的文人社团、期刊以及学术机构（各种学习社团）爆炸性地增长，维新运动以此为基础。这些团体与官僚机构只有极少的往来，而其存在挑战了朝廷限制社会力量与封闭决策的权利。但是慈禧对改革的压制体现了其短视。1898年之后，满人皇室不得不努力证明其合法性。1898年之后，中国的市民与青年文人都认为，政治参与的新形式和新的国家—社会关系标准是合情合理的。
改良派们抛头颅或流离失所，但赢得了论战。1898年以来，领导人不得不以代表国家的名义为其统治正名。在整个20世纪，即使是最独裁的政权也声称以人民的名义统治。1898年以前，当改良派问到是什么使西方强大时，他们将重点放在了民权和富裕的政府这一或许自相矛盾的组合上。民权不一定意味着要赋予无知的群众以特权，但这是一种在西方和日本所见的谈论民主思想和宪政的宽松方式。正如熊月之指出的那样，它是为维护重建清政府提议的合法性而产生的。
维新运动对他们有限的西方知识进行了儒家道德目标的创造性运用，如民族国家、大众公民、宪政和代表制以及商业发展。不论从实践上还是理论上考虑，改良派都没有要求改变中国世袭的宗族统治。从实际考量，他们希望能得到皇室的支持以重塑官僚机构，并且无权挑战其权威。从理论上讲，他们倾向于像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一样利用皇帝的所有专制权力。但是，“民权”通过将“人民”（民）作为活跃的政治代理人与国家基础联系起来，改变了话语。无论如何定义“民权”，在激进文人的眼中，随着主权从君主制转向平民，“民权”意义的不明确是一个重构合法国家的强有力因素。换句话说，政体的话语中心从王朝的殿堂转移到了国家。1898年的维新运动标志着独特的中国民族身份得以建立的关键时刻，从政治层面讲，这一身份意味着未来成熟的政治权利和公民的参与。皇帝与国家，特别是与民族的关系，成为改革议程中紧迫和棘手的问题。
人们选择进行彻底改革有着很深的根源。政治体系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压力促使一些文人开始质疑朝廷与地方、中央政府与文人之间的权力平衡。自18世纪末开始，一种危机感就开始累积，远在国外势力借军事优势在19世纪40年代削弱中国主权之前。
当时的一些问题看似是灾难性的，却并非根深蒂固：年迈的乾隆皇帝允许皇室的亲贵们进行大规模的腐败。还有一些更大范围的危机——白莲教起义始于18世纪90年代后期，在中国中西北部地区爆发了8年之久。普遍的腐败削弱了清军的力量，但新皇帝一旦登基并掌握了实权后，叛乱就被成功平息了。然而当时只有少数学者意识到危机是结构性的。最重要的是，始于18世纪的人口激增使太多农民在少量的土地上挣扎着生存。同时，政府的规模也跟不上人口的增长。
这使维持有效的行政管理变得愈发困难，并催生了正式官僚体系之外的地方“官僚制度”的发展。常规的官僚体系也无法解决过剩的受教育者。许多下层士绅去从事经商或是管理如学校、灌溉工程这样的公共项目。孔飞力（Philip Kuhn）敏锐地注意到，他们共同成为一个早期的民族精英团体，与官方圈子保持着联系。
清朝反对派系主义的禁令迅速瓦解了。
然而，这些问题的发展很缓慢，尽管19世纪面临诸多威胁，清朝还是幸存了下来。19世纪90年代，政治结构最终失去了稳定，原因有4个。第一，慈禧的崛起创造了两个权力焦点，即皇太后和年轻的皇帝，但正如巴斯蒂（Marianne Bastid）指出的，这两个人的合法性都不完全。
第二，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不仅是令人震惊的失败，而且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赔款和领土损失——不仅失去了沿海岛屿和对毗邻国家的宗主权，而且失去了一些清朝省级政府管辖的土地。
《马关条约》将台湾岛和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同时赔偿2亿两白银（是清朝被迫向鸦片战争中的西方国家所付赔偿的10倍）。俄国担心日本在中国东北存在的威胁，并得到德国和法国的支持（三国干涉还辽），迫使日本放弃了辽东半岛，清朝同意再支付3000万银两。但这个数额大大超过清朝的年收入，日本便提供了一个有着很高利息的借款计划。到20世纪初，政府收入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都用于偿还外债。每年的外债足以削弱清政府希望进行的没有尽力的自强改革。辽东地区的丢失虽然得以避免，但这直接导致了外国需求进入新的阶段——图谋瓜分中国——要求对战略沿海地区进行直接和间接控制，以及享有建矿山和修铁路的权利。换句话说，不仅仅是失败的事实，而是持续的危机削弱了清政府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的地位，并为彻底改革开辟了道路。
第三，到1898年，围绕皇帝和皇太后的派系已经扩展到宫廷政治之外，而且代表了士绅群体中不同意识形态的阵营。这场派系斗争是1898年改革的诱因，因为帝党接纳了像康有为这样的政治边缘学人。
第四，1898年倡导的改革标志着试图重构国家的根本矛盾。一方面，皇帝是万能的和明智的，不顾蒙昧主义的反对，推动完成了改革。另一方面，他实际上是在自我毁灭，创建将以文人政府代替朝廷的新的权力结构，并最终承认主权在于人民。这种精神压力的逻辑后果是，如果皇帝被证明无力实施改革，那么他就是可有可无的。1898年维新运动的失败导致了革命运动的兴起。尽管康有为从来没有动摇过君主立宪制的信念，但其他人不太确定宪法体系是否真的需要一位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