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的多年研究过程中,我要感谢许多机构与个人。中国台湾科学委员会、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中国研究中心(中国台湾)、高等研究院(普林斯顿)、国家人文基金会(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研究委员会、美国哲学会和学术交流基金会(富布赖特-海斯交流计划)都对我的研究给予了支持。我感谢曾为我提供资金支持的人,也感谢曾给予我鼓励的、好心的同事(有时是同一个人)。我已经在太多场合谈论过这项研究的内容,特别感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中央研究院”)、新南威尔士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哈佛大学、海德堡大学、四川大学、莱顿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协会、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会和亚洲研究协会(美国)举办的巡回研讨会曾对本书提出评论和修改意见。我有幸在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完成本研究,对于本书的研究内容来说,“中研院”的同事是最好的帮手。很多学者在各个方面给我提供了相关信息,并在一些观点上带给我启示。此处无法列出他们所有人的名字。同时,出版社的匿名评审们非常细心和周到,我也对此深表感谢。康豹(Paul Katz)曾纠正我关于宗教的表述。一个特设的阅读小组仔细研究了本书的倒数第二稿,并给我提出许多很好的修改建议,其中一些我已在书中做了相应修改,而有些并未完成。感谢我的同事邱澎生、陈熙远、黄克武、吕妙芬、沈松侨和林志宏等为我完善本书提供的帮助和启示。也很感谢理查德·贡德(Richard Gunde)的仔细编辑。最后,如果没有我的长期研究助理洪静宜小姐和我的新研究助理叶毅均先生(他整理了参考文献并修正了注释中的许多错误)的帮助,这本书也不可能成功付梓。但书中的表述有误或内容遗漏仍属我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