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书主要是关于政治思想的研究。先来看一组简单的问题。中国人为什么在清朝末期不再信奉皇帝了，并决定推翻有着两千多年、甚至某种程度超过三千年历史的君主制？是外来源头削弱了清朝260余年（1644—1912年）的统治吗？是什么使人们开始想象建立一个没有皇帝的中国？也就是说，在19世纪末出现了什么政治条件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几千年来，君主制在中国的政治文化概念里都居于核心地位：它能如何被取代？不管取代它的是什么，君主制的概念是否会就此崩塌并消亡，抑或它们会继续影响后帝国时期的政治秩序？随着君主制的制度基础崩塌，它又如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显现？皇帝采取了什么措施来凸显其存在并强调其不可或缺的地位？最重要的是，这些主张受到了怎样的攻击？1912年之后，新的共和理念又是如何取代了旧的帝国理念？

这些问题其实并不简单，而是引向了更深远的问题。当人们都知道皇帝也是会犯错的凡人时，再谈“信奉”皇帝，即所谓的“天子”和拥有天命的人，意味着什么？是清政府的政策或者整个皇帝制度同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发生的变化不相容吗？如果清朝是汉人统治而非满人政权，它会以某种形式幸存吗？换句话说，问题不在于清朝是如何灭亡的，而在于民众的态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致使清王朝的覆灭合于情理？新的政治制度能否取代皇帝（或皇帝的概念）所履行的众多职能？一旦皇帝不复存在，这会造成突然的真空吗？还是君主制已经过时，它的倒台反而为建立更好的制度清除了障碍？

我相信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或许不是有关20世纪初期中国的全部重要问题，但它们肯定在其中。我不敢肯定我在本书中都做了很好的回答。但至少，我关注到中国人是如何提出重建国体的，而这为人们熟悉的近代故事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臣民到公民，从奴隶到自由，从无知到启蒙。对另一个更老的故事版本来说，是从殖民主义压迫到民族独立。这是与美国有着强烈共鸣的故事，它广为人知；这是所有的革命和殖民地人民宣扬的故事。一直以来，它为我们展现着近代性：从不假思索的传统到理性的转变，从迷信到科学和世俗主义的转变；或者用不那么乐观的话说，是到世界和冷酷功利主义的瓦解、到纪律化和政府化的社会制度的转变。

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故事”，我无意否认它们的真实性，而是指出它们并未完全抓住中国近代性的散乱框架。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共和制取代了君主制。共和国充满了军事独裁的味道，并很快陷入军阀制，但是共和主义的理想不断激励着知识分子和活动家们。与此同时，围绕皇权的一系列概念在革命中留存了下来：人们仍保有对开明的统治者、贤哲的力量、受教育阶级的家长式责任以及道德化的宇宙论的需求。要不是许多人都做好了接受一个没有皇帝的世界的准备，辛亥革命根本不可能发生，但这场革命不仅推翻了根深蒂固的观念，它还建立在这些观念之上。

正如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所强调的，中国对几千年王朝统治的抛弃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但它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这条道路从关于神、政治合法性和文本权威间关系的一套理念，最终转变为一套新的共同信仰或一套新的理念。我们可以称这些理念为故事、神话或对理性的探索，而20世纪中国的革命都强烈地表明要以文明和理性之名发动变革。19世纪末20世纪初，仅用了两代人的时间，中国的精英阶层和平民百姓就从信奉皇帝宇宙性的特殊角色转变为信仰根深蒂固的怀疑主义。传统的皇帝制保证了整个社会保有共同的道德价值观；而君主制的崩塌就是普遍的文化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的灭亡，不仅代表了单个王朝的崩塌，而且是整个帝王制度的崩塌，尽管人们在革命初期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整个帝国系统的文化体系开始衰落，包括：第一，朝廷相对地方社会的强权；第二，旨在招聘官僚和强化士绅阶层控制文化中心的科举考试制度；第三，考试所依据的庞大的传统（神圣）学习体系。

用一个“故事”来描述本书无疑具有误导性。在撰写的过程中，我找寻不同的切入点，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索，至少是这样开始的：一个问题会指向另一问题，然后再引出另一个问题。尽管如此，本研究始终围绕中国人对皇帝制的观念转变。这种转变始自19世纪80年代康有为（1858—1927）撰写的从根本上挑战君主制的早期文章，终于1924年最后一位清朝皇帝在浓浓的反崇拜气氛下被驱逐出紫禁城。我将在本书中讨论其他知识分子和康有为的创新之处，尤其会谈到他的弟子梁启超（1873—1929）。在我看来，梁启超是一位长于雄辩且思维敏锐的时代先锋，他发现了这个时代的关键思想，同时也引领了时代思想的发展。但这本书不是报人学者梁启超的个人传记。相反，除了这些主要人物，我还引用了学生、匿名评论家和教科书里的言论，并着眼于政治运动和政治仪式，以更好地理解这一时期发生的巨大变革。

君主制的神权本质——皇帝既是天地之间的枢纽，同时也是人与人之间和平与秩序的维护者——不仅在极少数的激进分子，而且在广大的市民阶层当中迅速衰退。进化主义、功利主义和民主观念等激进的新思想模式取代了所谓“帝国儒学”的神权思想模式。这一转变首先发生在知识分子和学生身上，他们都在教育改良派们于19世纪90年代建立的新式学校上学；之后，商人、华侨和普通市民阶层的思想开始转变；最后，传播到部分农村地区的小地主和农民群体当中。起初，这些新的思维方式仅动摇了君主制的基础，并没有取代它们。然而，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中国君主制的垮台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显然远小于17世纪和18世纪的英、法大革命。确实，我们都知道，新的、稳固的政权不可能建立在旧制度的废墟之上。但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皇权运动的政治力量维持到了20世纪20年代，特别是在中国北方。最后，本研究还对君主制的消亡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略有谈及。

对这一主题的研究我无法穷尽。至少，我不能说我读过所有的相关文献，我只读过一小部分该时期的政治宣传册、官方纪念物、回忆录、报纸和当时有关政治哲学的杂文。未来更深入的研究肯定会丰富我们对那个年代的了解，并提出一些新的观点。我们可以把本书中讨论的一些新闻文章看作晚清的博客：它们有广度但不一定很有深度，它们的报道迅速且吸睛，但并未完全理解新读物；它们只是回应朋友或敌人的文章；它们充斥着针对个人的辱骂和指责。但是这些资料很重要，它们反映了当时的人们为理解革命环境所做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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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这个主题，但从来没有人问过我对君主制的个人感受。我是一个隐秘的君主主义者吗？这听起来似乎很荒谬，但我们生活在一个对君主制充满渴望的社会里。哪怕历史悠久的民主社会也渴望有一个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领导人。在大众文化里，《王者归来》（托尔金的《魔戒》系列第三部）因其“好国王”的意识形态在21世纪初备受观众欢迎。许多基督徒庆祝基督普世君王节。现今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都还很好地延续着君主制。神权、转轮圣王、圣人统治者、太阳女神后裔等古老的观念已经渐渐失去了魔力。王权和窃盗统治之间只有一层窗户纸。但与此同时，世界各地还有人以各种方式延续着王权，包括那些工业强大和石油丰富的君主国。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人们认可父死子继的王权继承或统治权力。仅欧洲就有几个王国和公国，更不用说教皇（一种选举的君主制）了。东南亚有4个君主制国家，非洲至少有3个君主制国家（不包括君主制地区），中东、大洋洲和东亚亦有君主制国家，比如日本。

然而事实是君主制已不复当年模样，其宇宙学基础已在法国大革命中消亡。大约一个多世纪后的1905年至1912年间，民主革命席卷了奥斯曼帝国、伊朗、墨西哥、葡萄牙、俄国以及中国。（其他国家也开展了民主运动，只是运动进展程度不同。）万一王权在这些运动中得以幸存或复兴，它也被重塑了。自此，君主制与保守主义及反动捆绑在了一起。这为法国大革命的兴起提供了反动意识形态的基础，或许其产生还早于大革命。然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可以把君主制当成一种抵制的基础——首要的是抵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近代民族国家。当然，这种抵制情绪不仅存在于患有梅毒的老贵族群体，还经常引起民众反抗，因为当权者承诺给民众一个更稳定和所谓更公平的世界。在动荡的时期，君主制一直是人们归属感的来源，不仅贵族需要，民众也需要。但它不再代表宇宙的力量，而是与集体意识联系在一起，并服务于民族主义。

从新石器时代农业起源到工业革命伊始，人类的大多数历史都由国王书写。与千年的王权统治相比，民主社会的历程何其短暂。因此，选择无国王社会是一个重大决定。尼泊尔是21世纪第一个从王国变为共和国的国家，其王国约建于250年前。2008年，通过特别会议投票，尼泊尔皇室正式退位，结束了其多年的游击抵抗。尼泊尔的国内战争夺去一万多人的生命，引起人民的普遍不满，导致国家经济崩溃、家庭离散（被迫退位的国王贾南德拉是于2001年继承其哥哥比兰德拉国王的皇位，因为当时的王储杀死了比兰德拉和大部分王室成员后又开枪自杀）。尼泊尔走向共和主义之路确实坎坷。近代中国的历史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