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沙培德的专著《帝国之后：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转型（1885—1924）》英文版问世后，随即在海内外中国史学界取得广泛关注，不仅获得了“（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会科学学术性专书奖”等奖项，而且公开发表在各学术期刊上的“书评”就有10多篇，讨论者不乏罗威廉（William　T.　Rowe）、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科大卫（David　Faure）、王国斌（R.　Bin　Wong）等知名学者，以及慕唯仁（Viren　Murthy）等中青年学者。其中虽有商榷与建议，但更多的是肯定与推崇，而且对于学术日益专精化的今天来说，能够吸引如此众多的历史研究者精读并撰写书评，这本身确实颇能说明该书的影响力。

沙培德（Peter　Gue　Zarrow）是美国康涅狄格大学（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历史系教授。他出生于美国的印第安纳州，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中国历史博士学位之后，曾任教于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和新南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此后自2001年至2013年长达12年间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可见沙培德既接受过西方的学术训练，又深受中国的学术影响，此种兼采中外学术的优势突出表现在了《帝国之后》中，让这本学术专著极富特色。

沙培德提出并集中力量解决的是一个中外史学界都普遍关注的关键问题：清末的中国人为何会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推翻，而且为何民初任何试图复辟帝制的努力都失败了？沙培德从其最擅长的思想文化史中寻找答案，落脚于近代中国人对国家的看法与观念的思想转变上。此路径也并非无前人走过，许多中外近代史研究者都不同程度探究或涉足过这个问题，而沙培德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一方面，他并不急于像许多研究者那样直接从正面回答近代国家观念中的领土、人民、主权如何进入中国人的视野，而是反过来发问，中国人是如何停止相信皇帝的？他们如何开始想象一个没有君主存在的国家？另一方面，他的探究也并没有停止在近代国家概念进入中国人思想之后，而是进一步发问，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后帝国时期，共和政体如何试图取代原本体现帝制的日常秩序与政治仪式？

关于前者，沙培德认为最重要的是那些著名思想家们的思想，他通过他在思想史研究中擅长的传记的研究取径（biographical　approach），分析了康有为、梁启超具有开创性的思想，并在观念发展流变的整体脉络中将其与张之洞、谭嗣同、章炳麟、严复、杨度等人的思想比照分析，兼顾概念史、翻译史的方法细致分析外来词汇、概念在这些人物思想中的吸收与转化。关于后者，沙培德则由政治思想史扩展到政治文化史的范畴，他饶有兴致地白描了有关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旗帜、歌曲、邮票等以及民国政治生活的新事物——和公共纪念活动的众多历史细节，以向读者呈现，“政治文化深处的一些东西”在　1911　年被永远地改变了。故而，颇具传统严肃意味的思想史与较为新鲜有趣的文化史研究被有机巧妙地融合在了一个主题中，它们共同揭示的不是一个静态的国家概念，而是按照时间顺序依次生动呈现了清末民初国家概念在知识分子中的动态变化及其从开创到传播、普及的演变过程。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作者旁征博引，不仅深入品读咀嚼意思精深、文字佶聱的思想家经典文本，也大量引用和分析普及读物、学校教科书乃至近代公共传播媒介，结果是他为研究者们熟知的文本提供了许多新的视角，他对人物思想的解读“总是具有原创性并令人耳目一新的”（罗威廉语）。按照作者的设想，这本书不仅是为中国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而写的，也是为那些“从未听说过袁世凯或梁启超”的人而写的。虽然这种设定让历史学者们有时会对书中时而铺陈开来的事实陈述缺乏耐心，却不得不承认，正是如此作者才有可能在频繁引用原始典籍和术语的同时，还是非常成功地将一个容易被写得抽象而乏味的课题呈现得具体贯通、内容丰富且逸趣横生。对此，沙培德的中文阅读能力功不可没。他曾指出，中国学者偏重于考证，却往往缺乏自己的论点；西方学者有时候论点很清楚，但可能支持的资料不知在何处。曾经长期在中文学界学习与工作的经历，让沙培德具有比许多西方学者更多的对中文原始资料的敬意，史料与论点的结合才让他向中外史学界贡献了一部既旁征博引又视野开阔的作品。

能够翻译这样一部优秀且富有启发性的著作，对于译者而言是一件幸运的事情。自2019年开始译书，几易寒暑，时光飞逝，而不觉辛劳，反而趣味盎然、意犹未尽。在教学科研之余，通过译订工作畅想与原书作者及未来读者对话是一件令人惬意的事情。当然，任何作品都有其可商榷或未尽之处，尤其是思想史研究，解读有误或不通之处亦时常有之。为在译文中更清楚连贯地呈现作者解读的思路与精髓，译者在面对本书翻译中的最大难处——如何处理书中对大量中文原始史料的引用时，并不是简单回溯原文（仅有几处现代白话文因表述习惯差异进行了回溯），而是主要采用了回译法，即将作者译为英文的中文材料再回译成中文，以方便读者能够比较清楚地将中文原文与作者的翻译解读进行对照，品味其中的精妙或毫厘之别。在核对中文资料的过程中，几处作者引用版本或页码有误的地方，都直接在译文中进行了修改，并不另外出注，一并说明。最后，当译稿即将付梓之时，仍不免担忧因个人才疏学浅，难以完全领悟作者的解读深意及方法术语，对于书中丰富多样的原始文本也未必能完全把握。因此中译本中若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祈请方家斧正。

刘芳
2023年9月于北师大丽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