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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清廷签署《南京条约》结束了鸦片战争，但这一条约对西方列强意味着什么，清廷几乎一无所知。对清廷来说，该条约是赋予外国人民一些特权以换取和平的一种手段，同中亚土耳其斯坦与“叛军”达成的协议无异。也就是说，条约是帝国政策的策略，而不是不可撤销的承诺。
真正在中国建立条约体系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或称亚罗号战争（1856—1860），这场战争产生了受治外法权保护的西方飞地；导致了鸦片公开贸易；对所有西方进口商品征收单一关税；正式的外交承认和代表；传教活动自由；等等。
清政府获得了一种新的自我意识，或一种关于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意识。正如王栋指出的，清朝对制定条约的态度，从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懈怠，到20世纪义和团运动之后的新条约谈判时，逐渐变得严肃认真起来。
条约不仅建立了清朝被强行加入的新的国际关系框架，而且建立了新的主权话语。从某种意义上说，使用欧洲外交话语的条约使中国成为一个近代国家。也就是说，“大清”被视为国际秩序的成员，有权代表其疆域内数百万人民的利益与义务。根据自17世纪以来国际条约制定过程中形成的主权格局，西方赋予了中国主权，或者至少是“大清”主权。当然，主权并不意味着平等。西方大国在中国掠夺了通常与主权相关的许多职能，而“国际法”往往意味着大国霸权。
郑观应等人就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争论着。郑氏是一位成功的买办，也是真正了解西方的第一代中国人之一，他强调了主权的悖论。
1875年，他恰好推动了体制改革，以使中国能够加入国际体系，进而保护中国。
郑氏表示，中国的领导人必须更好地理解：中国只是世界上众多的国家之一。20年后，郑氏修改了他的文章。他仍然敦促改革，并批判地指出，“天下”一词表达的对普遍统治的传统主张掩盖了世界是由许多不同国家组成的现实。
但是现在他也感到国际法掩盖了强国主导弱国的现实，他不再向强国寻求保护。因此，中国需要变得强大。这就是中国需要议会团结人民和君主的原因。从文人世界的边缘看，郑氏和其他一些人预见了19世纪90年代激进的儒家思想。
同时，事实上，如果大清在国际法中不是主权国家，那么它就不能签署条约。清朝有必须了解这一点：全球对19世纪的想象力取决于不同政治当局的相互承认，这需要国家规范或法律框架的共同语言。
国际体系的具体代理人（通过其代表）代表国家的主权。《南京条约》建立了主权的正式平等，指的是英语版本的“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殿下”和“中国皇帝陛下”。虽然中文版指的是“大清皇帝”而不是“中国皇帝”，相当于“大英君主”，但确实指的是“中国”和“中国人”。天津的各种条约（1858年签署，版本略有不同）都显示了相似的用法，尽管美国版指的是“中华帝国”。
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西方政治话语是通过强加条约来到中国的，它对王朝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传达了关于国家作为世界舞台上独立角色的具体看法。这些国家有明确的界限和持续的义务。这种观点似乎无视国家的内部政治。但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国际法对于国家的国内事物也有很大影响。例如，清政府官员很快得知，他们需要外交部和使馆体系来同外国人打交道。他们还需要进行更根本的改革，例如内阁制度，让西方人认可他们是文明的。
因此，“翻译”西方的主权概念充满了无法预料的复杂性。何伟亚（James Hevia）提出翻译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暴力形式”或战争，因为在中国的英国语言学家和政治家利用他们的中文知识来推动英国的侵略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讲，丁韪良翻译惠顿的动机符合何伟亚的家长式和略带险恶的“教育”的框架，这种努力是为了教中国人如何在国际范围内正确行事。
但还有其他的意义在其中。毫无疑问，外国人利用他们的中文知识来巩固自己的道德和政治地位。翻译是削弱清朝过程的一部分，它通过强迫中国进入民族国家世界以巩固其劣等地位，这也毫无疑问。但是清朝最初从国际关系的话语体系中是受益的，因为它认可了朝廷对中国的主权。“中国皇帝”是一个崭新的杰出职位。对官员和精英等目标群体来说，国家主权这一语言表述是对国家合法策略的补充。“被翻译的国家”是中国拉动和西方推进的共同结果。
如我们所见，到19世纪60年代，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希望更多地了解西方的运作方式。到19世纪80年代，即使西学还不是很主流，但人们确实对其很感兴趣。到19世纪末，中西学习之间的某些区别已经逐渐消失。中国的政治词汇迅速地扩充，这不是通过机械翻译而是根据适用条件进行使用。西方法律政治“state”（国，国家）这个名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近代汉语中的“国家”是通过重新包装一个古老的术语而创建的，该术语意为诸如“治域”甚至“朝代”之类的东西。于是，这种国家逐渐成为政治关注的焦点和“主权”的源泉。
但是，西方主权理论最终被证明与传统国家格格不入。中国改良派利用西方的外交、国际关系、贸易和殖民主义话语将国家与统治者和臣民或社会分开。西方提出了一种国家代表制来取代自我合法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代表”不一定指民主做法，而是指一组新的国家主张。晚清的知识分子将国家变得抽象，对其进行了具体化，从而将超然想象的中国国家与任何实际的政府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