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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最杰出的弟子很快就在名声和影响力上超过了他。梁启超出生于广东一个有着良好教育但相对贫困的家庭。
在接受了正统的早期教育之后，梁启超在17岁时考取了举人，并成为康有为的弟子。康氏的教导充满热情，为梁启超开辟了新世界。从那时到20世纪初期，两个人一直合作。梁启超某些方面的早熟以及随之而来的肤浅，在他曲折的思想生涯中始终伴随着他。正如他不止一次提到的那样，人们很容易用他的新观点来反驳他的旧观念。然而，即便他喜欢尝试新的想法，他也并没有转变努力方向。相反，他克服困难达成了一个一致的目标：通过在宪法框架下建立强大的公民国家来增强中国。康有为教了梁启超今文经学说、王阳明学派的行动道德规则
以及美好的大同未来。康氏的教导是梁启超不断发展的政治哲学的首个基础，但不是最后一个。
19世纪90年代激进的儒学人士倡导“保卫国家，保卫种族，保卫教义”（保国，保种，保教）。这些是有些模糊不清甚至相互矛盾的目标。在传统用法中，“国”的意思最不明晰，可指国家、民族、政府以及最常指代的朝代。改良派开始将国视为一种集体身份，在慈禧看来，这暗示了中国人和清朝之间的冲突。改良派声称没有冲突，因为王朝和国的利益是相同的。这时，“种”的基本含义（种族、种类）似乎是最普遍意义上讲的“中国人”，即清帝国的臣民，尽管这也牵涉了汉人与满人之间的鸿沟。在慈禧看来，无论如何，重要的是对王朝的忠诚，而不是任何形式的集体身份。最后，改良派所说的“教”就是儒学——但这是新儒学还是旧的家国儒学呢？
“保国，保种，保教”这个明显无害的口号代表了1898年激进的具有争议的要求。4年后，梁启超否定了这一口号。更确切地说，他将它们归结为保卫国家这一唯一的要求。
到1902年，梁启超认为“保卫儒学”已不再必要：宗教或教义是保护人们的东西，不是人们要去保护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梁启超了解到，“保教”是对基督教的一种回应，它试图使儒家更像是一种西方宗教。此时他表示反对，认为这对宗教毫无用处。这个口号在历史上是退步的，因为它们导致了不必要的斗争以及对真理追求的教条式的拒绝。在阅读西方历史时，梁启超看到了一个历史过程，其中随着科学和自由力量的传播，基督教的迷信随之下降。
那么，中国显然不需要这种迷信。此外，梁启超宣称，文明进步的原因之一是自文艺复兴以来出现的知识自由。因此，儒家的宗教化既没有必要也不值得提倡，特别是如果要使用孔子的形象来压制异议的话。这也并不是说要完全放弃儒学。梁启超称，如果正确理解，儒学思想便是伦理哲学和治国之道的核心（这与康有为的立场似乎没有太大差异）。
梁启超以更简单的理由声称，“保种”也没有必要。因为“种族”概念非常模糊：它是指黄种人还是中国人（华种）？如果是前者，那么它包括日本人和其他种族，并不等于保护中国。如果说假定一个中国种族，那它的确遭受着剥削和压迫，但是中国人在什么意义上是“种族”呢？保护他们不是种族意识的问题。相反，重要的只有强大的状态。因此，说保护种族是多余的，因为保护（加强）国家就是保护了种族。
就这样，梁启超摆脱了儒家的诠释学，甚至摆脱了今文经的英雄主义。“我爱孔子，但我更爱真理。我爱我的长辈，但我更爱我的国家。我爱我的朋友，但我更爱自由。”他又退一步补充道：“我也知道孔子热爱真理，我的长辈和朋友比我更爱我们的国家和自由。因此，我充满信心，也很后悔。”
通过使“真理”和“儒学”相互对立，它表明梁启超正在寻求一种新的认识论。的确，尽管他仍能从经典中发现许多智慧，不过他不会再通过引用经典来进行佐证。但是梁启超以如此多的原因来反击其明显的反对者，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即他对今文经的反对并不是认识论的重大转变，而是整个改革一代正在经历的转变中的众多时刻之一。从今以后，关于应该做什么的争论必须基于其他逻辑，而不是根据经典。
根据梁启超的《三十自述》，他在从北京参加完会试途经上海的返乡途中，对中国以外的世界有了第一次认识。
他买了世界地图册《瀛寰志略》，并遇到了康有为。康氏向梁启超保证，他的所有旧知识都是无用的。这个经历就像冷水泼到了他的头上。梁氏失去了方向，无法入眠。在正式成为康有为的弟子后，梁启超集中学习王阳明的心学、历史和一些西学。
直到那时，梁氏才“最终了解了什么是学习”。他广泛阅读，从佛教到西方翻译作品，并有了一个新的目标：成为一名记者。在改革派元老张之洞的支持下，梁启超于1896年开始为《时务报》撰稿，这是梁启超长期从事新闻事业的开始，随后他又加入了湖南长沙的时务学堂。在那里，他与谭嗣同（1865—1898）成为朋友，我们将在下文谈到谭嗣同。他们讨论谭氏的《仁学》，一起研究佛教。
梁启超的自传揭示了改良派面临的某些心理压力。同康有为一样，梁氏发现对孝道的要求——一直以来被理解为个人品德的最完整表达——很难与公共职责相适应。康氏在不知疲倦的旅行中寻求慰藉，梁氏却经常幻想逃跑。他过着介于政治行动主义和学术之间的生活。可以说，梁启超在这两个方面都不是很成功，但是他确实带领了一代人进入西学丛林。不管怎样，梁启超虽公开宣称忠于清朝，但在时务学堂时，他教他的学生们汉人和满人之间存在种族差异。
这等于说清朝是一个不合法的王朝。梁氏还进一步支持民主，称皇帝为叛徒（民贼）和凶手。在这种心情下，梁启超说，中国的整个历史并没有产生一个孔学意义上的“真正的国王”，只有几个霸主（也就是说，强大的领导人至少能够保卫边疆和维护和平）。但就在不久前，甲午战争结束后，梁启超写了一首诗：“帝阍呼不闻，高谭复何益。”
这是不被重视的忠诚改良派的呼声。
通过1898年的维新运动，梁启超继续肯定了儒家思想（保教），并坚持认同了康氏的世界大同愿景。他满怀热情地阅读了康有为《大同书》的早期版本，他深受佛教及其普世救赎思想的影响。
然而到了1902年，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梁启超不仅拒绝了儒家认识论，而且以民族主义的名义大力抨击普遍主义。1898年惨败之后，梁启超逃亡日本，随着他对日本学术界的进一步了解以及阅读西方作品的日译本，他的整个世界观开始转变。我们将在下文中详细看到，梁启超的儒家思想只剩下个人道德标准。梁启超本人并不知道这一切将走向何方，但是至少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儒家道德的使用与帝国体制完全脱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