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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雍正直至咸丰同治朝的一百五十年间，崇明与通州争沙不断，不仅引发械斗，而且闹得官府不得安宁。清雍正十三年（1735），崇明通州互争扁担沙；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又互争富民沙。清乾隆四十年（1775），海门人黄升玉与崇明人争永昌沙。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为新涨出的永泰沙，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为新涨出的协旺沙，清嘉庆七年（1802）为永泰沙与海门天南沙间新涨出的利民沙，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为新涨出的洋涨沙，清咸丰五年（1855）后为利民沙堂地（指普济、老妇、育婴三堂的土地）、崇宝沙、扬家沙等沙地，海门崇明之间均发生争端，互相上诉，并且不服初判，再向上级官府申诉，有的官司耗以时日，久拖数年十数年不决。
沙洲之争还频发于民众之中。据《陈氏家谱》及传说，陈朝玉有一次与人争沙斗殴被捕入狱。除夕夜贿赂狱卒，准其回家探亲。陈出狱后径奔沙地，移界碑百余丈后仍回狱中，对方讼其移碑侵地，陈驳以“身在狱中，安能移碑”，讼胜。嘉庆五年（1800）后，徐姓大户在半洋沙（今临江区域）上开发其十数年前买得的沙洲，筑了堤，修了圩，招了移民，开始春播秋收了，这时冒出通州一洪姓大户，同样拿出真凭实据，说这块沙洲是他们的，所有在此劳作人员限期撤出，他们将于某月某日来全部接管。当时这种“一女多嫁”、一块沙洲卖与几个户主的现象并不罕见。徐、洪两家开始对簿公堂，久拖难决，最后便按当时社会通行做法解决：双方比武，谁胜归谁。约定某日打擂台，结果徐家打赢，地就归了他们。
发生在长江口的这一奇特现象，一直延续有二百多年。《嘉庆海门厅志》揭示了其原因：获百亩沙洲之地，可养活八口之家，回报如此丰厚，谁不动心？而且，自康熙三十九年（1700）前后开始，长江自狼山往下百多里江面上，新沙逐渐冒出，不少小沙洲还渐趋长大，如此天赐良机，只要获得便是一只长久饭碗，谁人不想？当然，在争沙中获胜的毕竟是少数，但它影响了整个社会风气，把人们的心思全吸引到谋求增加土地上去。同样是《嘉庆海门厅志》记录的，那些住在横河竖河边的农人，有贪小利的竟然开垦河岸坡地种植庄稼，造成碎土入水河道淤积，无法引水抗旱或排水排涝，其作祟根源还是想多占土地。
刘旦旦就出生于这样的社会氛围中。道光六年（1826）五月十三日清晨，海门常乐镇一个农家传出一个新生儿响亮的哭声，他就是刘旦旦。生于晨而得乳名旦，乡亲们亲切地呼之旦旦。他名炜，字一飞，又字云程。他父亲刘槐母亲姓施，在他二十二岁前都去世了。他和两个弟弟一起生活了二十年，到他四十二岁时，因后辈人多了才分了家，这时他只有四亩地。可见，他的父母没有留下多少田产，按前述《厅志》“百亩地养活八口之家”之说，刘旦旦一家的生活肯定艰难。但事出意料，四年以后他建了自己的住宅，十年之后，五十二岁的时候，已经有了三十二亩地，是分家时的八倍，其时是光绪初年。海门的人口，从刘旦旦六岁时的道光十二年（1832）至光绪二十年（1894），增加了三十万人左右，总人口直逼九十五万。这表明当时海门还不断有新垦沙洲，吸引成千上万移民前来。但刘旦旦新增的地就在他原有土地附近，而不是远处的沙洲新土，他是靠自己积累的财富逐步购买周边别人出卖的土地。那么，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值得庆幸的是，张謇先生为我们留下了当年的真实记录。1914年4月16日，刘旦旦在八十九岁时去世，张謇先生闭门三天，专门写下了《良农海门刘叟墓碣》。由此，我们得以窥见一百多年前的那些场景。
四十二岁分家的刘旦旦已人到中年。他衡量了一下自己的财力物力，根本不足以去别处新购沙地开发；又惯见了为争沙而尔虞我诈的人和事，也不屑为之。他身高体健力气过人，又思维敏捷善于思索，他清晨即起日落才歇，干着活忙着栽培，也常常放下农话在田里走来踱去。他在琢磨，他要在自家田地上下工夫，寻找一条多产高产之路。他把大麦小麦元麦荞麦、蚕豆碗豆黄豆赤豆，把棉花高梁芦稷旱稻、西瓜冬瓜南瓜黄瓜……他把当时凡他知道的一切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瓜果蔬菜，把一切大宗农作物和种植不多但为人们稀罕的农作物，全都排了出来。他研究每样品种的种植季节，生长期成熟期及收获季节，喜阴还是喜阳、耐旱还是耐涝、需肥多少、花工多少、招不招虫、抗不抗风……他研究这些品种，哪些有季节差异可以套种，哪些因为需光量的不同可以夹种，套种夹种的农作物栽培上要注意些什么栽培措施……在此基础上他还要计算，所有的工时成本下去，哪种作物产量划算，哪种套种夹种方式收效大，哪种作物哪种方式风险大，但一旦成功获利首屈一指……
刘旦旦在四亩地上踱了多少个圈子，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多少个晨昏，他蹲在地上看土，一把土抓在手里，握紧、松开，手指细研几下，双掌心用力摩挲一下，然后细细端详。他要识土，辨士，改土，培育出肥沃而耐旱耐涝的土壤。多少个烈日当头的中午，他钻进田禾茂盛的田野，看高矮有致的不同品种作物的长势，肥瘦，光照，干湿，虫害；看作物间行距、株距是否合适，看相互的生长阶段是否匹配，看不同的施肥量是否恰到好处。从初夏一直到初冬，他不断地收获麦子、棉花、瓜果、蔬菜和豆类，各种杂粮及小宗的珍稀产品，他要察看成色计算收益回顾栽培上的得失，然后从自然气候土壤特性栽培措施上总结经验教训，以作下年改进。
刘旦旦并不是只在自己的田地上兜圈子，他还广交朋友，到处走动，增加见识，扩大眼界。他和张謇父亲张彭年是从谈种树开始相识的。张彭年挑糖担走四方，走得多见得多交谈多听得多，他又是个能省下自己碗中餐而乐于助人的人。他俩开始时谈树，后来就扩大到整个农作物。刘旦旦问题多，种植上自己琢磨不透的就请张彭年沿途留意，帮助他向种田内行请教；张彭年沿路看到长得特别旺盛、结谷结果特别饱满特别多产的，看到田间布局得井井有条、不同的品种前后相继生长成熟的，也就多问几句，回来后告诉刘旦旦。这样他们就成了非常知心的老朋友。由张彭年而熟识张謇，他俩又成了相交三四十年的朋友。张謇有时去刘旦旦家，看看田禾果蔬，带几棵树苗回来，有时还把刘旦旦请来家，请他指导自家园圃的栽培管理。刘旦旦和张謇交往，并不仅仅是给予，而是各有所长，各得启发。张謇读书万卷知识面宽，经历多地见闻广博，他对农事有兴趣，对农民的辛劳很同情。他考取状元前之所以倾心提倡蚕桑业，后来之所以能办垦牧公司，能办农校，办农业科研的事，能为专家所写的农学著作作序，还担任过民国的农商总长并卓有成效，就是由于几十年在这方面的积累。他从刘旦旦处获得实践经验，他也能给刘旦旦以知识、科技见解甚至科学道理。他同样能从自己的所学所见中帮刘旦旦解难题，有时也许能触类旁通，以小见大。
刘旦旦还常去市场。张謇说，刘旦旦善于对购买他农副土特产品的人观颜察色，不仅在意他们买什么不买什么，还关注他们购买时的表情，如果一脸喜欢，则说明自己的这款产品受欢迎，有销路。海门民间有个说法，认为海门的特色农产品大红袍赤豆和十里香旱稻是刘旦旦培育的，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的《江苏名镇——常乐镇志》也是这样记述的。文中说，1910年，南京继南洋劝业会后，举办农产品展览会，刘旦旦培育的大红袍赤豆和十里香旱稻被列为展品，获得两枚银盾。海门有赤豆，在《嘉庆海门厅志》的物产篇就有记载，但仅仅两个字而已。到《光绪海门厅图志》还仅仅是两字而已。可见，把一般赤豆培育成优良品种，那是清末民初的事。因为如果当时海门的赤豆有特色，厅志的记录内容肯定不会仅两个字。比如对旱稻的记载，嘉庆厅志为“性软如糯，有黄黑两种，可散植于棉间”。光绪厅图志为“性亦黏，赤白二种，散植棉间”。“黄黑”“赤白”看似颜色不同，实乃同样品种，前者是稻谷颜色，后者为稻米颜色。获银盾奖的大红袍赤豆，已从一般赤豆中脱颖而出了。它呈长圆柱形，表皮紫红，种脐乳白色，粒粗饱满，皮薄肉厚，质地坚硬，煮熟后软烂易破皮，沙而不黏，口感细腻，有清香。这种赤豆品种的成功，刘旦旦是集大成者。他田间的工夫难以计数，观察别人培植赤豆的工夫没有少花，在市场上当场比较讨教的工夫同样没有少花。在海门无数人栽培赤豆的丰富实践基础上，他从选种开始直至收获登场，进行生长栽培全过程优化、株距行距土肥水管旱涝虫灾等全要素的研究，终于在各种优势聚合下，成就了这一至今泽惠后人的优良品种。海门大红袍赤豆现在已实施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刘旦旦非常勤劳，起早贪黑不怕吃苦。他黎明即起，并且督率三个儿子一起来到田间。他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花的工夫是别人的几倍多，他终于跳出了海门人多少代重复的轮回：一熟棉花一熟麦，头发胡子种到雪雪白。他以套种夹种轮种，以变革种植结构和方式的创新做法，向提高土地产出率的新方向探索，他把外延式发展和内涵式发展相结合，他为由地多人少而变成地少人多的海门农民，探求出路。他成功了，张謇说他按照自己的新思路去种田，他的收成是别人的双倍。
刘旦旦的田园上是五谷丰登瓜果飘香，但他人生的厄运却从五十二岁那一年开始了。
那是光绪四年（1878）的一天，习惯早起的刘旦旦在朦胧的晨曦中踏进自己的土地，发现离路边不远处田埂上像是有一大动物躺卧着。他走近一看，吓了一跳，是个人。定定神，俯身细察，是具死尸，而且很可能是个饿毙之人。
他一下子明白了，自己被人害了。
那时已到了清朝末期，清廷腐败昏聩，社会乱象丛生，底层民不聊生，各种恶势力横行。此前十年，刘旦旦家东北方向三十里左右的余东盐场，盐民逼于生计造反，江苏巡抚李鸿章听信谎报，不事调解，而是派陆军水军连同炮兵从南京赶来镇压，不过半月左右时间，在盐场草荡间追杀了两千多人，把领头的近二十人斩首，人头悬于通州城门。兵马践踏，炮轰火烧，整个盐场一百多平方公里范围内败屋残墙，人们逃兵逃难，衣食无着，哀鸿遍野。也就在稍前，光绪二年（1876）海门厅衙门变着花样搜刮种田百姓，推出“易知单”制度，仅仅是所谓告知当年税费的一纸文书，向每户收费在几十直至上百文不等。大洪镇乡民杨点率领百姓在陈苍球湾（现通棉三厂所在地）拦截路过的厅同知请愿，后杨点及为首几人反而被抓被打被关被重判。幸亏张謇老师、通州知州孙云锦微服私访弄清真相，才革除“易知单”制度，还了杨点等人自由。这些都表明社会治理已经溃败，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导致底层恶势力滋生蔓延，一些游手好闲之徒与官府衙门勾结，贪赃枉法，敲诈勒索，为非作歹。另外，刘旦旦生性正直爽朗，讲话高声大嗓，遇事要讲个透彻，是非曲直要弄个明白。这样的性格，与一般人好处，但会得罪一些耍滑不正之人，冤家暗中结下。再加他十年中明显致富，建宅买地，家业兴旺，这些人就眼红就看不惯就想触他霉头，于是，就在一天晚上把一具饿死在路上的尸体搬到了他的田埂上。
刘旦旦明白他遇上了麻烦。他本可以向厅衙门报告，诉以实情，法律也是这样规定的，但如果真的这样做了，他就打开了一个花钱的无底洞。衙门从派衙差下乡勘验尸体起，到寻找证人证据证词、到运回尸体、到他自己起草呈送说明真相的诉状、到出庭应诉等待判决……这中间多少环节，又得面对衙吏、讼师、法官及其间的一关关搭桥牵线等多少人，有多少打点多少行贿多少明要暗索横梗其间！要把这些应付下来，非得倾家荡产不可，而官司判断的结果尚未可料知。人到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刘旦旦面对这群无赖设下的困局，自认倒霉，卖田卖地，花钱摆平，把事了了。岂知，这帮无耻之徒得手之后还不罢休，不多久，他们又将一具尸体挂到他田间的树上。刘旦旦束手无策，只得依原法处理，再次卖地。
刘旦旦真是应了那句老话“福无双降，祸不单行”，然而岂至单行，他是“十行”！他被无赖以死尸要挟了两次，仆人砍树被倒下的树压死一次，长子病亡，之后妻子病故，再娶，再病故，再娶……连续死去六个妻子。至他六十二岁时，天灾人祸，十年中每年都有。当他每一次刚刚从打击中抬起头来时，灾难又给了他当头一棒。到了第十个年头，六十二岁时，这个原本身高力大动作敏捷的男人，原本一直精神抖擞自信满满的男人，显得有点苍老、有点委靡、有点迟钝了。这时他建的住宅虽然还在，但那些年增加的新的土地，已全部卖给新的户主了。
就此结束守住残田剩地糊口饭吃，还是耻于后退再度奋起？虽然他不知道莎士比亚名剧中的哈姆雷特王子，但他面临的是和王子一样的人类困境之一：生存，还是毁灭？
这一年是光绪十四年（1888），英国小火轮开始正式行驶在青龙港到上海的航线上，海门与上海的水上通道跨越了沙船时代，进入了蒸汽为动力的近代。到这一年，在他家四周距离不远的地方，老镇在发展，新镇在涌现。常乐镇、麒麟镇、长兴镇、二匡镇、常来镇、癞巴镇、草棚镇、长春镇、狮子镇、大悲殿……每个镇都有市场有交易，来去的人流在增加各种买卖在增多，农产品的需要在增加，市场的机会也在增多。此前两年，光绪十二年（1886），他的老朋友张彭年提倡乡民种桑养蚕，张謇帮助其父集资购桑苗，桑苗先赊给乡民，待养蚕得利后再归还，并增送《蚕桑辑要》以帮助掌握要领……尽管社会失序，底层有地痞流氓无赖为非作歹，尽管有天灾人祸频发，有衣食不周的劳苦之人，但大多数人为谋生竭力奋斗的动力，依然如故，市场依然会有，交易依然会有，机会依然会有。
刘旦旦需要的是勇气，是韧劲，是百折不回的毅力。张謇为其所写的“墓碣”中说刘旦旦有这种秉赋，他举了一个典型的例证。刘老住宅的东面和南面都是四通八达的大路，那些用作篱笆来护卫园圃的树木、用来作为道路标志的树木，整齐得像用木工的墨线弹过一样，又像排列着的屏风一样，路过的人不消问就知道这是刘旦旦的家。但是，在他种植这些树木时，被攀折和拔起的树苗，每月每日总有十几棵，而他预先存放着准备补种的树苗，一般要有几倍。到了园圃得到护卫、道路能够标示的时候，人们十分惊异，于是问他种树之事，他说：“攀折和拔起树苗的人，用心不专一，而我专一；攀折和拔起树苗的人意向变化无定，而我坚持不变，所以我一定取胜。”他能崛起而改变败落状况，成就自己的家业，原因正在这里。
但张謇所写的是刘旦旦的一贯性格，与生俱来，而在经受了落在旁人身上几乎毁灭性的打击后，要再度奋起，尚需要心灵的安慰和精神的榜样。
他到了老朋友张彭年那里。多少年的相识相知，交谈总是坦诚，总是直奔心底而去；多少次晤谈，刘旦旦内心温暖起来。张彭年与造桥和尚、六匡人念藏熟识，他捐助常乐建桥时，和尚出了不少力。一次，张彭年有意无意地提到了此人此事，说和尚认定海门第一等好事是造桥，从此矢志不移，一辈子造了数十座桥，麒麟镇东市的匡河（现名大新河）上的大石桥，常乐镇西南的东八字桥，都是和尚兴建的。刘旦旦心中一动，这两座桥他都见过、走过，不止一次，尤其是匡河上的大石桥，每次走都给人以了不起的感觉。此桥采用十五条巨大石条，每条长约四米，阔约五十厘米，重约一吨半，作为桥面，另用十条巨石作为桥桩，四根石条作为桥枕，这座桥闻名四方，人见人夸。刘旦旦当年多次听说过和尚造桥的往事，而今一经提起，又一一浮现脑海。和尚造桥开始时募捐很难，每到一家，他念经颂佛劝说，无论施舍多少都收受，并且记录下来。如果天色已晚，主人留宿，就整夜打坐在床上，黎明即起，为主家扫地或下田劳作，早饭后告别离开，以劳动回报吃饭住宿的恩情。当一座桥所需资金募够后，就徒步去苏州光福大焦山买石头。和尚肩上挂一个裢褡，一褡是干饼，一褡是钱物。饿了就到路边人家以一二文买汤茶，从褡中取饼充饥。到晚上找不到借宿的人家，就住旅馆，所需的钱款都是从自己平时为施主诵经所得中支付，不动募捐款一毫一厘。石料与施工人员都齐集后，和尚每天亲自监督。一座桥造成后，把所有捐款的人名款数，详细张榜公布于交通要道处，以此取信于人。和尚遇到过很多困难，有一次，他乘船到江南去，在江面上遇到强盗，钱被抢光，生命也几乎不保，但他毫不灰心，回来后，继续化缘造桥。他终于用一生做成了这么件好事，把海门大地上数十处阻隔人车往来的沟河变成了通途。
一股强大的力量，决不被外界困难击倒的精神力量，涌入刘旦旦全身，他又倔强地站起来。他是一条真正的汉子。他告诫自己，在人生年愈花甲的当下，只要自己停下，一辈子就完了；若顽强前行，前面说不定还有路。天无绝人之路，人常常是被自己打倒的。他，不是这样的人。
再度奋斗，第一步怎么走？也许他真的与和尚有缘，这时他想起了另一个和尚。他平时与和尚常有往来，一次偶然的互聊中，他得知江南的和尚服用黄精，很有营养，有利养生。他又听说黄精产于杭州，价格昂贵。他脑子转开了，既然这么好这么贵，为什么不试着种一下呢？他到处打听，何处有种出售。原来，人们平时习惯称呼为黄精的，其学名叫玉竹，具有养阴润燥，生津止渴的功效，常用于肺胃阴伤，燥热咳嗽，咽干口渴，内热消渴。既是补品，又是药材。他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栽种玉竹的人家，商量着买了一点种，并认真讨教种植技术。人家告诉他，玉竹生长期两到三年，不熟习脾气就不太好伺候，然后给他详细讲解了一番。刘旦旦如获至宝地回了家。他先整地。他家是沙地，土壤疏松、土层深厚、土质肥沃，非常适宜玉竹生长。他选了一块背风向阳，排水良好的高地，按要求深翻整地，深耕施肥，之后耙平整细，做畦。月竹是根茎繁殖，他在九月初至十月初播种季节，把根茎栽下。根茎的栽法有要求，芽头的朝向有要求，栽下后的压土有要求。之后，对除草，抗旱排涝，尤其是对病虫害的防治等都有严格的要求，稍不到位，便会影响生长直至产量。月竹栽培两三年收获，何时收，如何收，种如何留，准备出售的如何晾晒加工，都有技术要领，操作程序。但这些难不到伺候各种农作物已近五十年的刘旦旦。他从听售种人讲种植要领的那一刻起，每听一个栽培环节，他心中就能明了为什么要这样做，与哪一样作物相像；当全部讲完听完后，他基本就了解了玉竹的脾气秉性，可以把它归入哪一类。当然，他决不粗心大意，决不自以为是，每一个不同的作物，都有自身特点，尤其要掌握它的不同，伺候好它的“特殊”。
刘旦旦又一次成功了，不仅获得个好收成，而且物以稀为贵，卖了个好价钱。在周边方园几十里，他是第一个引进玉竹种植的，人们开始不了解不相信，怀疑这种作物是不是服海门这方水土。他们种惯了棉花麦子，闭着眼睛也能伺候个子丑寅卯，而如今来了这么个金贵的、娇贵的新品种，他们抱的态度是看看，两到三年的生长期，够他们看的了。长得好，他们会说，还早呢，还难料呢；遇到旱涝，生了虫害，他们会说早就知道难长呢；一旦得了个什么病而叶黄、茎杆萎没精神，他们会说不行了吧，如果行老祖宗早就种上了……刘旦旦就在这样一种氛围里摸索着，他不能气馁，也不能赌气，更不能粗心马虎。他体会到引进一个新品种的难处，体会到改变老的种植结构的艰辛，他更想到，寄托在玉竹身上的希望大于玉竹本身的价值，必须尽最大努力去争取成功。现在，这方水土告诉他，行；这方气候告诉他，行。接着，市场以很好的价格回报他。不仅药店高兴，收到了好的药材原料，而且，还有部分听说其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的有点钱的人，直接买回去食用。更可喜的是，那些看了两三年，看了玉竹整个生长过程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动心了。确有少数人开始是“看好看”说了不少风凉话，但农民绝大多数是现实主义者，他们相信事实，折服事实，在事实面前他们很快转变态度。这部分人不是奔市场而是直接登门，到刘旦旦家购买玉竹根茎，讨教栽培技术，准备接下来跟着试种。刘旦旦非常大度，一点也不计较他们曾经的风言风语，热情售种，坦诚传授，他在自己增加种植面积的同时，带动了周边好多农户。常乐历史上有个玉竹村，其名称的源头，就与此有关。
在刘旦旦埋头于更大面积的玉竹种植时，张謇和海门厅同知王宾找到了他，要和他商量一件事。
大约从十八世纪开始，欧美商人来华搜求湖丝和丝织品的渐渐多起来。太湖周边的嘉兴湖州地区丝蚕业虽然极盛，但所生产的丝茧和丝织品却远不能满足洋商日益增长的需要，于是蚕桑业便以杭嘉湖为中心，由近及远地向四周扩展。太湖北面江苏各县的蚕桑业也在鸦片战争前后，即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兴起。至太平天国后，晚清地方政府要进行社会修复，实行实业救国，遭受战争破坏的江苏长江南北两岸，借助杭嘉湖蚕桑技术与本地区以往蚕桑业发展的基础条件，纷纷劝农植桑养蚕，其中以无锡兴起最早，也发展得最突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当时太平天国战争已经结束。战争中由于人口的流亡，无锡出现一些荒田，地主们乘机大量收买土地，大片栽植桑树。光绪二十年（1894），日本蚕务讲习馆派技师松永伍作来华考察，他到无锡后所写的观感说：“自苏州到无锡，一望无际皆桑也……枝叶繁茂，可为惊羡。”
随时关注国内外大事的张謇当然发现了这一现象。他想到海门地平如镜，土质肥沃，若种桑养蚕，开辟一条新的脱贫生路，能惠及乡邻。光绪十二年（1886），他协助父亲集资去湖州购买桑秧，实行赊购先种，获利还钱的做法，并分送《蚕桑辑要》技术小册子，期望能够推广栽桑养蚕，但响应的人不多。这时他想到了刘旦旦。刘旦旦凭他几十年的种田实践，不断摸索，不断出新招，又不断取得成功。要不是那十年的灾祸连连，家业早已发达起来。现今重新崛起，玉竹栽种成功，求种请教的骆驿不绝。刘旦旦已经很有威望，这一带农民中有不少人是跟刘旦旦种田，刘旦旦种什么自己跟着种什么，刘旦旦怎么培管自己就学着怎么培管。刘旦旦的榜样号召力为什么不应用到栽桑养蚕上来呢？
张謇约了海门厅同知王宾一起找到刘旦旦。他俩讲了蚕桑的好处，讲了因为农民都是眼见为实，都是“挑到篮里才是（自己的）菜”的现实主义者，对宣传的内容半信半疑，知道的人不少但动手去做的人少。现在需要一个人先行做起来，用实实在在的成功，用到手的真金白银去示范乡里，说服大家，那样，这件大好事就能真正在面上推广开来。他俩希望刘旦旦能够站出来带这个头。接着他俩又向两江总督汇报，请求表彰刘旦旦为“良农”。总督根据刘旦旦的实绩，慨然允诺，一天，一块“学稼堂”匾额，由海门厅衙门衙吏敲锣打鼓送到。刘旦旦十分高兴，把匾额高挂在他家堂屋正中面南的墙上，光亮显赫，既威严又荣耀。刘旦旦意识到，张謇是名人是老朋友，王宾是海门官老爷，两人为做一件大好事专门找他，要他带头，这个头应该带并且一定要带好。他有三个儿子，都善于种田，长子叫少云，次子叫又程，幼子叫再飞。他叫小儿子到湖州去学习种桑养蚕的方法。回来后父子们精心钻研细心实践，从采摘第一茬桑叶、养蚕开始，逐渐入门，渐获成功。后来，在张謇的力主下，地方政府又采取了裁减厘捐税（即税收）和就地开设茧行的有力举措，蚕桑业在海门获得了很大发展。从1919年至1925年的七年中，年平均产茧量达三百三十多吨。当然，刘旦旦的家业早就兴旺起来，那些卖出的土地又买回来了。
张謇在《良农海门刘叟墓碣》中写道：
……宣统初年（1909为宣统元年），在江宁率先开办国内的劝业会，地方农商界一起谋划选送他的农产品，结果多项获得了高等级的奖励。由此，他见了人更是津津乐道农事了。他去世那年，一共有一百多亩地，还积聚了一千元丧葬费。
他在墓碣文结尾写道：
刘老在六七十岁时，好几次从高处跌下来，但是身体硬朗没有跌伤，于是说起话来就常常自夸身体好。我曾经坚决地劝他家人，把他当作婴儿来养护。过了八十岁时，他摔了一跤，于是出门就一定要依靠两根拐杖了，但还很健谈。想不到我与他分别不到一年，他竟突然患了手足瘫痪的毛病而去世。临终时，他叮嘱儿子一定要请我给他写墓志。于是，他的小儿子来请求我做这件事。
唉！像刘老这样的人，可算是善于种田的良农了。别的优秀的农民，大抵善于从事种田的事情，却不善于说出其中的道理。刘老好像善于说出道理，却又好像不善于用笔把道理写成书，不能将自己的经验一一教给别人。而世上的农书又往往适用于这里不适用于那里，可以用它帮助谈论却不可以成就事业，这是我国农业一天天衰退的原因。而像刘老这样的人，是成千上万的人里面很不容易见到的一个，怎么忍心听任他在世上湮没无闻呢？于是写了这篇文字，作为墓碣来立在他的墓前。
刘旦旦一生，经历了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个朝代，在八十七岁时又进入了民国。那时，社会积贫积弱，经济落后，民生凋弊，海门范围内江中沙洲生长越来越少，迁入人口越来越多，增加三十多万，人多地少的困局越来越明显。他贫穷出身，身处底层，父母给了他四亩地，他要立足谋生，养老抚幼。他没有选择当时社会上大多数人走的其他途径，而是向土地要温饱，要发展，要小康。他所走出的套种夹种，提高了土地的复种指数；他培育优良品种，引进高效经济作物，改变了农作物品质和农业的产品结构，所有这些，都大大提高了土地产出率。他后来增加的蚕桑生产，是在种植业之外开辟出的多种经营的新路子。刘旦旦为海门的农业农民走出了一条新路子，以他为代表，这一区域的农业，从着眼多得沙地的外延式发展，转向提高产出效益的内涵式发展，这是近代农业的发展方向，也是人多地少的江海平原必走之路。当然，刘旦旦是集大成者，他是学习借鉴了前辈及同时代许多人的创造与经验，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综合和提高。刘旦旦又是个幸运者，他与张謇是老朋友，张謇曾赞许称他为“田状元”，张謇一篇文字，使他作为这一转向的代表人物而留名青史，留在海门的农业发展史里，留在后代海门人的记忆中。
黄伯禄（1830~1909），名成亿，字志山，号斐默，洗名伯多禄，海门大安镇（现海门镇）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入上海张朴桥修道院，学中文、拉丁文、哲学、神学等课程达十七年。咸丰十年（1860）晋升铎品，管理小修院，教授拉丁文、哲学，后在上海、苏州、海门等地传教。光绪元年（1875），任徐汇公学校长。光绪四年（1878）任主教秘书及神学顾问，并专务著作。其法文著作《置产契据式》和《中国地震考》分别获得被称为世界汉学界“诺贝尔奖”的“儒莲奖”，由法兰西文学院颁发。黄伯禄著作为中西文化交流“架桥”，其《中国地震考》是我国地震学拓荒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