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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灿，奉天铁岭人，乾隆三十五年（1770）八月任海门厅同知，后生病回籍。十七个月后，乾隆三十七年（1772）二月，病愈后他又回到任上。
不清楚是他主动要回还是上级命令，反正他再一次车船颠簸，千里迢迢，踏上了这四面被江海环绕的诸多沙洲。有了第一次的短期经历，他掂得出肩上的担子何等沉重。
严格来讲，设立海门厅的初衷，并不是真正要设立一个新的行政区域，即一个新的郡邑。乾隆三十三年（1768）二月，江苏巡抚明德（满族正红旗人）上呈一文，请求皇上准许调派官员去管理沙地的开垦。此文说，自我朝（清朝）以来，在通州直隶州沿江江面渐次涨出沙洲，绵延有几十里长，这在原海门县坍江范围内。后来，再往南又不断地涨出沙洲，因为这些沙洲的东南是崇明县，于是两地民人经常争夺。有的判断归通州，也有的判断归崇明，还有的断归两地民人分别开垦。两地民人纠纷不断争抢不断，两地官员都限于自己管理范围，治服不了对方民人。为此，以前曾经准许增设太通道，驻地崇明，委任巡道员统一管理太仓通州两州（崇明属太仓州）争沙事件，秉公处理裁断。后来因该道员鞭长莫及，奏准将太通道改驻通州就近处理争沙事件。后又因为民间争沙案件该道并未亲勘亲审，仍然要地方官勘察了解后再向上汇报、定夺，于是就将太通道裁汰。在崇明县添设半洋司巡检一员，驻扎半洋沙管理该县沙务；在通州添设州同一员驻扎河基镇，统一管理该州沙务。当时涨沙不多矛盾也不多，两处官员能够管理。而这几十年来，不仅古海门县旧址逐渐涨复，而且在原来辽阔江面上不断有新的沙洲涨出，开辟也越来越广，将达万顷，已经相当于一个县的面积，这已经不是一般简单事务了。并且，两个地方的官员都照顾自己本邑子民，每遇纠纷争夺之案，就纠缠反复难以断结。我与相关部门官员再三商量斟酌，假如再设一个县，必须又要建造城池学宫等，在沙洲上面建造这些大的建筑，恐怕不很适宜……
“不很适宜”，怎么办？明德奏文提出的请求是参照其他各省有设直隶厅委派副职分管地方的先例，他建议设立海门直隶厅，调苏州府海防同知移驻，把江中所涨沙洲全部划归海门直隶厅，这位同知专管沙务。他在奏文中继续写道，这对地方和民生，都会很有益处，不知可否？“仰恳圣恩俯准”。
由此可见，设立海门直隶厅，仅仅是为了解决通州和崇明对新涨沙洲越演越烈的争夺，后来，有乾隆“钦此”二字的朝廷批文还明明白白规定：自此以后，江中所涨沙洲全归海门厅管辖，海门厅同知专管沙务。此文签出日期为乾隆三十三年（1768）四月十二日。
明德奏准，朝廷同意，批文一经下达，省州县立即落实。首先是成立海门直隶厅，苏州府海防同知解韬调任海门厅第一任同知。接着从通州划来十九沙：川港西沙、大兴沙、安庆沙、南安沙、小浅沙、裙带沙、玉心沙、玉带沙、通兴沙、西天补沙、东天补沙、柴宝东洪沙，又东北隔江之万盛沙、大小年沙、三角沙、丁角沙、籐盘沙、吕寿沙、日照沙，民地共五十四万多亩，灶地四万六千多亩。从崇明划来十一沙：大洪沙、复兴沙、日盛沙、五桂沙、太平沙、富民沙、半洋沙，又其南隔洪之永阜沙，又东北隔江之大安沙、小安沙、戏台沙，占地四十一万多亩。
海门厅看来是有名有实了，州县划过来的沙地，已达九十五万多亩。但这是怎样一种地理环境啊！《嘉庆海门厅志》说，沙洲与民地“均在大江之中，四面皆水，无陆地毗连。其通州划十九沙内，三角沙、大小年沙等七沙远在东北，中隔大江。崇明划十一沙内，永阜沙则隔在洪南，大安沙等沙则隔在大江东北”。
大多数史料说，在乾隆三十三年设海门厅时，实有三十二沙。据《嘉庆海门厅志》载，从当时地图看，有三十二沙，但天南沙已被上司定为充公，即为国家土地，由上司估价后售出；吕复沙将要划补灶户，此案尚未审理结束，所以厅拥有的总共三十沙。其时，大江在三十沙的南面，而江的支流，在各沙之间绕流，有宽有窄，时直时弯，水流也时急时缓，伴随涨落潮也时高时低。水流把一块块沙洲，分割成各种各样形状，有的如带，有的如襟，有的成块……通州所划的十九沙，全部是外沙，位于江中，管理者要坐船才能上沙洲。崇明所划十一沙，也是崇明的外沙，位于江中更远的地方，更需要乘船跨江去治理。两地对这些沙洲的管辖，都苦于鞭长莫及。划归海门厅后，对通崇来讲如释重负；对海门厅来说，则好比“取乱丝碎锦，而理之缀之也”。如果从通州到海门厅，在西面，则要从通州所辖汤家沙的洞子港放船，向东航行，到达海门厅西天补沙的新港登岸；北面，则要从通州所辖赤沙港放船，向南航行，到达厅连元沙洪登岸。而且，就是这三十沙，也不是相互连接的。永阜沙都是草荡，还没有开垦，且隔泓较宽。三角沙等七个沙洲，远在东北，中间为江水所隔，需要从东天补沙的二匡港放船，到三角沙的蔡家港登岸。大安沙小安沙戏台沙三个沙洲，还要远，在最东面，远隔大江，需由圩角港或青龙港放船，由大江先向东行，转而向北，才可到达。这三个沙洲都是草荡，支港很多，没有可以登上去的堤岸。所以，那时海门厅呈现于天地间的全貌是：长江喇叭形的入海口，水面茫茫，中间北侧，几十个沙洲或横或纵、或条或块地以各种形状显露于水面之上，它们各自都是孤立的，芦苇在风中起伏如浪，江水在每个沙洲四周潺潺而流。这就是海门厅全域景象，徐文灿这位再次回任的同知，治下就是这样的自然环境和空间结构。
令徐文灿不解的是，明德因认为沙地不宜建大的建筑而不设县，安排同知仅管沙务，这怎么可能呢？几十个沙洲上生发出来的事情，何止沙务？建厅时通州划来当差人丁（即必须承担赋伇的人口）7525丁，崇明为2958丁，共10483丁。建厅后每年实增丁口一万多，至他二次到任时，实有丁男已经五万多。这仅仅是男性负担赋役的人口，如果以生育平衡的大概率和一夫一妻制的男女大结构来计算，则实有成年男女要翻一番达十万左右，如以每户还有一老一小算即近二十万。如此人口数量的一个地方，钱粮刑讼抗灾救济水利道路读书教化等，事务繁多，岂一个沙务能了？
为此，徐文灿谋划中的第一件事是建厅署，把衙门建起来，把海门直隶厅的权力中心就地放下，这是建设地方秩序安定当地人心的第一步，是一个新的行政区域建设的首要举措。
距1768年建厅已过去四年了，但厅官办公一直寄居在通州。眼看着移民沙洲的人群，车载船运，从崇明及江南纷纷前来，每年两万多，平均每日六七十人。沙洲有人登岸，升起炊烟，既有河流圩堤等垦荒事宜要商量，更有划分地界、调解矛盾纠纷的事情要办理，但厅官不在厅地，天晴时来去，半天花在路上，遇有风霜雨雪，车船受阻，就只能在通州城里干着急。这种状况怎能长期延续下去？当初，明德认为沙地不坚实不宜建城池官廨，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徐文灿就带着人带了工具实地考察。他先找几处出水时间较长、沙地土质较老的地方，像凿井那样开挖，开始表层是沙，但渐渐地就是黄壤，再往下全是黄壤。这黄壤遇水泥泞，干则坚硬，完全可以承受其上面的大型建筑。接着他又要选择有此土壤条件并且地址适中的地方，最后选中了裙带沙。而且，有人给他说，裙带沙的某块地方，就是古海门三迁县治余中场坍江之处。他听了很高兴，就敲定了把厅署衙门落址于现海门烈士馆位置。
整个工程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五月十九日动工，至七月二十日竣工，兴建了厅署大门三间，东西班房各两间……大堂三间，东西库房两间……二堂五间……厅署占地一百亩，周围砌以砖墙。另外建有照磨（秩从八品，负责掌管考核复验下属官吏案卷等事）署大门一间，照壁一道，书、差房四间……大堂三间，内房三间……附监狱一所，内有守卒房、男号房、女号房，四面围墙三十丈，狱神堂一间……除此之外，还建了狼镇标右营驻防千总署，兵营房三十间，又分别于不相连的八个沙洲和集镇建了驻兵营房。在这些所有建筑之外，徐文灿还规划了一座山。此时，他第二次赴任也已经两年多，他亲身感受到了这滨江临海之地风多雨多，尤其是夏季包括初秋，风暴潮灾说来就来。别人也告诉了他更多的往年灾害，他自己也从史书上了解到古海门县就是逐渐坍没于这样的大灾中。他现在是着手一个新厅的建设，厅署是全海门的核心，地基要高，他做到了，要又坚又固，他夯了一遍又一遍，还必须有保障。他就借鉴历史记载和别处经验，于厅署衙门后，人力积土堆起一座山，取名狮子山。山能阻水，狮子镇邪，目的是镇住潮灾，保佑海门。山上还建有观音阁，阁旁掘沟，植满绿荷……
徐文灿仅仅用了两个月时间就完成了所有工程，可见衙门建筑的标准不高。那时四周皆水，运输不便，众多建材取于当地，徐文灿要求不高，暂时能安身就行。这虽不豪华但整齐阔大的建筑，当它第一次出现在连低矮的茅屋草舍尚且稀疏，出现在还有大片的芦苇随风摆动，抬头就能望见浩浩江面的沙洲时，还是引起了震动。人们频频相传，有的特意前来观看。当衙署落成，威严的石狮蹲在大门两旁，身穿官服或皂吏打扮的人员从大门进进出出时，就吸引了更多的人关注。“官都来了”，人们从这里看到的是稳定发展的前景；“官在本地”，发生大事有人及时管，个人有事有冤能找到地方去说去告；更重要的是“有了衙门”，让所有沙洲上人都觉得，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海门直隶厅的模样。人们欣喜，信心更足，徐文灿的名字也就在更多人口中传颂，人们对他尊敬、信任、有好感。
对徐文灿来说，建立权力中心，安定和建设地方秩序的第一步目标实现了，但他没工夫停下，新厅刚建，万事草创，还有许多重大的急事要做。
徐文灿考虑海门厅必须与陆地相连的第二件大事了。
四面环以江海，中间各沙洲之间还隔有支流宽泓，这样的地理结构，既不利于生产生活，也不利于治理管理。人流与物流的日益增加，沙洲与陆地间来往的日益频繁，必须要有连接沙洲和陆地的陆路交通，以便于一切人等的来往交流。那时，西天补沙与通州陆地之间，隔有一条长江支流，也称宽泓，阔处一二十里，窄处也有几里。两边民人，总有事要往来，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都是趁落潮时段，徒步涉沙而过，但有时突发怪潮，突起狂风暴雨，江水犹如万马奔腾，从大江奔涌而入支流，如有人行至半途，无法逃避，则被急流卷走，淹毙于波涛之中……这类惨剧时有发生。徐文灿要解决这些问题。他在反复考察后提出筑堤设想，要截断通州陆地与海门厅之间的江流，使通海陆路东西相连，使南北江流彻底阻断。大多数人听到后都深为震惊，认为自古以来只有筑堤以防江潮海浪，未听说以此来截断江流。历史上白居易在西湖上筑堤，那是为蓄水给种稻农民灌溉，与徐文灿设想的完全不同。那些人认为事情太大，成败难测，花钱太多，不表赞同。但亦有少数人积极支持，而且十分踴跃，尤其是一些商人乡绅，以及深受交通阻隔之苦的一些人。各种不同议论都在徐文灿的预估之中，尽管他决心已下，但各种意见都听，可从不同意见中吸取合理部分来完善方案。在经过充分准备后，他动手了。
时间选择在冬季。虽然这时寒风凛冽，但一年中的潮水数此时最小，而且无台风更无风暴潮之虑。他组织人员规划的大堤位置，选定在通海坝村（今属三星镇大石村）至凉棚镇（今属通州区张芝山镇）一线，即今通海公路上，川港镇位于江堤中点，全长约有十四五里。筑堤开始，千军万马齐上阵。挖土的挖土，担土的担土，川流不息，号子连天。这是海门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大场面，上一次也许要前推几百年，那还是北宋海门知县沈起在北海边筑海堤时。厅官署距工地二十多里，徐文灿每天与具体负责管理筑堤的地方绅士周峰、沈涵等，“黎明必到，日旰未还”。大堤开始进展比较顺利，因为冬季水浅，两头傍着西天补沙和通州陆地的地方，更浅。然而随着大堤从两头往中间延伸，水流面相对被压缩，流速变快，松软的沙土倾入水中，有部分即被冲走。筑堤现场群策群力，人们在江流流入的一侧，用门板、船只等先行阻挡，减缓水流，让大堤继续前伸。快要接近截流中心，江流湍急起来，尽管流入一侧的挡水措施依旧，但汹涌的江流已很难阻挡，一个大浪头过来，沙随水去，几天辛苦筑成的土堤，一会儿就从水面上消失了。人们摇头叹息，不知所措，有的甚至悲观失望。但徐文灿不为所动，镇定自若，指挥若定。他深知这时他的一举一动，甚至皱一下眉，叹一口气，不安的情绪会迅速感染整个筑堤人马，那就会人心不稳，斗志消退。他人在工地，有时从筑成的堤上直接走到最前端，明确要求：堤进人进，堤倒再筑，除了天气原因，工地始终不停。终于，从东西两端同时推进的大堤，相距越来越近了，真正困难的时刻也来临了。
当合口处只剩几十丈宽的缺口时，江流越来越急，江水也越来越深，在大堤南侧竖门板、横船只等既往的阻缓水流的措施越来越难实施。在前伸的大堤顶端，抛下担来的土，犹如大风扬灰，倾倒之刻水花也不起一个便消失得无影无踪。用麻袋装满沙土（俗称土牛），几个一起抛下，也随即被汹涌的江流冲走。数次数十次地组织突击，但都以失败告终。面对相向延伸而来的大堤，听任缺口处江流傲慢地奔流，就是再也难以靠拢一尺，乡绅民人纷纷叹气，束手无策。而徐文灿斗志不减，并鼓舞大家坚定信心，事在必成。年关越来越近，工程暂时收工，冬天，就这样过去了。
工程停下来了，徐文灿的脚步没有停，他还常去工地。有时带几个随从，有时请几位有这方面经验的行家，有时是单身一人。他要观察分析原因，要集思广益找到办法。他的决心没有动摇，但他心里十分明白，一时的不动摇能够做到，但找不到对策、出路，那决心只是空中楼阁，没有基础没有意义，更不能维持住群体的决心。他到底在哪里受到了启发，或者是谁给他出了良策，未见记载，但这段歇工的日子他肯定没有空度。第二年春天开工以后的进展，《徐公堤碑》刻写得清清楚楚：“明年春，昏夜见红灯千百，涉水纷来，及新堤而还也。众讶为神，额手祷祝，次日就其涉处弯环筑土，土坚力省，一日而堤成。堤长二千一百八十丈，广一丈四五尺至三四丈，按水势之缓急而宽狭因之。”这段文字所述颇有神秘色彩，实际上堤成的原因讲得明明白白——“弯环筑土”，大堤不再是直线前行了，而是顺应水势缓急堤身相应曲弯，水流急处堤身形成内曲的弧度，延缓分解水流正面的冲力；并且，堤岸宽度也不再一个尺度，在那些承受急流的堤段，最宽的达四丈，大大提高了堤身的抗冲击能力，而水流一般的堤段，堤身只有一丈四五尺宽。这两条起关键作用的措施，是徐文灿在停工时段调查研究得来的，还是另有出处，人们至今已无法弄清了，但它的出现，却是一个神示的场面：“昏夜，见红灯千百……”这人间不见的场面，令人惊讶给人启示使人鼓舞：今有天意神助，大堤必成！于是，第二天群情振奋，众志成城，一日就全部完工，高奏凯歌！
二千一百八十丈的大堤筑成了！从此，江中之厅境与平原之大陆“无缝对接”，从生活必需品到生产资料，从负笈求学到人文交流通道顺畅。而且，原来被江流隔断的州厅之间的民人，既不再因风大浪恶时而无法来往，也不再有被陡起的怪潮急流淹毙的祸患了。徐公堤把初建的海门厅从被四周江面封隔的闭锁环境中解放出来，居功甚伟。出乎意料的是，徐公堤还成就了另外一件大好事，使海门厅堤内的诸多沙洲几年中相互连接而成平展展的大沙洲，堤外，则是涌现出了更多的新沙。
古海门裁县为乡的康熙十一年（1672）及其前后的二三十年中，长江水直抵张謇后来所建的老通吕公路，有史料说，老通吕公路的部分路段就是长江北岸的堤岸。《康熙两淮盐法志》的余东盐场图，五里墩等都在江边，《乾隆两淮盐法志》的余东盐场图上，出现了今位于四甲境内运盐河南岸的梁家店等，但去江边不远。这些表明，那一时段，从余中四甲八索余东六甲弯弯曲曲到吕四等一些老镇往南，就是辽阔的长江江面。自1690年往后，长江北侧陆续涨出众多沙洲，其中就有后来通州划归海门厅的十九个沙洲。当时它们纷纷出水，但是互不相连。徐公堤筑成后，流入海门厅沙洲的最窄处十里宽的大支流被堵住了，这大大改变了徐公堤北至长江北岸间这一区域环境的整个水流状况。潮涨潮落中进出的水流水速水量变了，波浪的大小范围频率变了，海潮顶托江流的位置变了，水沙运行的环境相应变了，水中沙粒直线下沉的速度，以及原有沙洲上因水流变化而引起的芦苇等各种植物生长的密度蔓延的广度等都发生了变化……其结果，堤北广大区域各沙洲间原有水道淤积加快，不断地甲连上乙，乙连上丙，原先水与沙洲组成的地理面貌，较快地被一马平川的陆地所代替。就在徐公堤筑成不到十年的乾隆四十九年（1784），因徐公堤北“悉成良田”，引发了通州与海门厅争地矛盾，省巡抚不得不派王姓官员来主持划界。不久，又引发了东西向的通州与海门厅的陆地界线不清，上级又派官员来划定各自边界，这就是后来挖成至今犹在的海界河。
堤北陆地蔚然一片，堤南的大江中，自堤成之后，竟也“涨沙累累”！长江每年携带五亿多吨泥沙奔流而下，至喇叭形的长江口，水面一下子变得宽阔，加之海浪顶托尤其是海潮每天的涨落，江水流速减缓，泥沙直线下沉，沙洲隆起。徐公堤堵住了长江的一条支流，导致了整个江面整个江流动力结构的改变，江流主泓稍向南移，堤外江中便沙洲并起。成书于1805年的《嘉庆海门厅志》中写道：“……徐公堤之筑盖举，当日便于民者行之，而其后，堤之南北，皆为沃壤。且大江之中，涨沙累累，岁增数十万亩，迄今全境俱成平陆。丽于通州，巩固无虞……”“良由徐公堤既筑，则堤之南北，及由北转东，深洪浅渚，尽成平陆。”此厅志撰写者崇明岁贡生董曰申的记述当然令人鼓舞，他说“皆为沃壤”“俱成平陆”，而且“丽于通州”，即其辽阔平展、一望无垠的丰饶壮美，超过通州。1805年，距徐公堤截断十多里宽的江流仅只三十年，这种“换了天地”样的天翻地覆式的变化，出乎人们意料，可能徐文灿自已也未曾料及。
沃野千里，吸引了大量移民，第一波海门人口快速增加的高潮，出现在这一时期。另外，一些有名的大镇也大多于这个时段起步发展，如麒麟镇。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即徐公堤筑成以后的第三年，崇明商人沈大成谋求向外发展，来到海门县东洪沙转水漾买田八窕，造房一百五十余间，奠基建镇。建镇之初占地八窕，镇区面积约零点一八平方公里。居民多数为由江南、宁波、福建等外地商人迁徙而来，及一部分弃农经商的本地人，约近二十家，百人左右。乾隆五十五年（1790），贵州遵义人王恒以举人身份来任海门厅同知，他看到徐公堤“之南北的水滩沙渚尽成平壤，增赋数千顷，增户数万家，士子吟诵，牧竖歌讴，与鸡犬之声相杂”，他由衷赞叹这“皆徐公倡议为民，与诸绅士急公襄赞之力”！他感到“公为前事之师”，自己到海门任职，非常可惜的是没有能当面拜见徐公；他觉得不能听任徐公的不朽之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灭，于是就据实撰文，“勒石于堤上，仍构亭以复焉”。这就是《徐公堤碑》。
堤成之后，徐文灿开始了他的第三件大事——创建文庙。
徐文灿虽为旗人，家乡辽宁铁岭是清朝入关之前“龙兴之地”，但他出生也晚，他的整个成长阶段、读书科举及进入仕途以后，全是浸润在儒家文化氛围之中。可以说，从骨子里，他是个儒生，信奉儒家学说。在海门厅任上他说过，非圣人之道，无以治天下，此海门虽一隅，亦必创建文庙也；如果仅仅海门一地没有文庙，那么整个文明就普及不到这里，就只有海门人得不到盛世教育恩泽！
移民初到海门沙洲时，筑堤围圩开辟河渠，于芦苇丛中垦出田地，以耕种为最急的事。当农田丰产，鸡鸭成群，房屋整整齐齐建起来后，社会就要注重教化，孩童应该开启读书进身之门了。所以创建文庙明确学额，当时是全社会的共同期盼。可令人着急的是，当时海门厅无官学亦无学额。早在雍正十一年（1733），部议决定：隶属通州管辖的薛家永兴等十六沙（后全划归海门厅），归通州考试。乾隆元年（1736），部议又决定：崇明半洋大安戏台沙以南，赴崇明考试，以北赴通州考试。乾隆二年（1737），部又议：令酌拨通州学额取进沙籍文童二名、武童一名。乾隆二十九年（1764），部又议：沙籍生员考列前茅与州学一例帮补。从《光绪海门厅图志》的《学志》所记看，海门建厅之前，为新涨沙洲上童生的考试问题，部议议过四次，时间跨度为三十一年。而自海门建厅至徐公筹划建文庙，又已八年过去了，距上一次部议则已整整十年，学额问题依旧，也未见部里有再议的动向，徐公如何不急？刑律税赋既然有了专门管理的机构，那士子应试，也应该由厅录送，而不应该仍然分别去通州、崇明，南北奔波，舟车劳顿，就像没有设海门厅时一样。
加重徐文灿紧迫感的，还有亲身见闻的事情。协助他一起在风风雨雨中赶筑海门厅与通州之间江堤的沈涵，其家人遭际就足以令人扼腕。沈涵的父亲沈奇英，为人厚道，生性大方，慷慨好施，对邻里乡亲情谊很重。乾隆二十年（1755）遭灾歉收，遍地饥饿，沈奇英领着家族中人，把积存的粮食全部拿出来赈灾，救活了很多人。他去世的时候，路上行人都痛哭流涕。沈奇英生沈澄沈涵兄弟俩，沈澄爱好读书，潜心学问，磨练行文。二十岁的时候拜学使山西人李鹤峰为师，李公评价他有“国士之才”。沈澄在中年被人诬告，蒙受冤屈，被关在牢中但仍“书声朗然”。当事的官员察觉他的蒙冤，就释放了他。乾隆四十四年（1779），“应顺天试”，考官之一的翰林院芮姓编修，看了沈澄的试卷欢欣鼓舞，拍手叫好，极力推荐。庚子（1780）“再试北闱”，却因疾病，去世于旅舍，时年四十三岁。沈澄潜心于读书进身登仕，家中所有的事情包括生产都不管。沈涵从二十岁起就独自挑起全家内外事务，以保证哥哥集中精力读书。沈澄在京师去世后，沈涵运回其遗体归葬故土。并且把哥哥的儿子当成自己的儿子，请老师教育他们，鼓励鞭策他们日以继夜勤奋苦读，希望在侄子们身上实现哥哥未竟的愿望。沈涵兄弟的追求、勤奋和志向的坚定，令徐文灿无限感慨，他从这对兄弟、从沈涵叔侄两代人身上，看到了海门厅虽尚初创，但其地上之民，则祖祖孙孙根植久远，家风传承绵延不绝，文明之教融入血脉。不管他们来自何方，其中不少人都把崇文重教的传统带来了。所以，这里非蛮荒之地而是儒风习习，既可教可育又应进一步劝学厚教，助推文明。
当然，还有使徐文灿更受刺激的事情。青年陈元，读书勤奋，写得一手好文章，以沙籍身份参加通州考试，名列前茅，但因为学额太少，未被录取，竟然抑郁而死。顾澳，少年英姿，“昂昂若千里驹”。多么杰出的一个少年英才，同样在州试中名列前茅，同样因学额稀少而未被录取，最终抑郁而死！黄时纯，刚刚二十岁，无论作诗还是为文都出类拔萃。通州官员主持考试，都很赞叹他的才气，连当时的“州牧”（一把手）严太史也赞赏他称奇他。但是归根结底终因学额太少而不能入学籍。黄时纯虽然没有抑郁而死，但从此下棋喝酒，一身才华，满腹经纶尽消磨在棋盘酒杯之中……
再说陈朝玉，他是开发海门江中沙洲的开拓者、领先者，被张謇赞为伟男子。但他的后代大部分不在海门，海门直隶厅设立之前的1761年，他就在苏州去世了。《光绪海门厅图志》“耆旧篇”中记载，陈姓由（崇明）县迁（海门）厅后来名声显赫的两大家属，一是陈堂，儿子是陈琛、陈珣、陈璟；一是陈朝玉，儿子是陈浩、陈世杰、陈大始等，都有功于厅。然而陈堂的子孙后来全成为海门土著，而陈朝玉子孙回崇明县或迁入其他县县学读书应试，就进身登仕，大部分做了官。子孙们大多学与仕离开了海门，大孙子“入长洲籍”，三儿子“流寓苏州”，他也就随子孙们到了苏州。
清代学额，简单一点讲是指童子试（院试）录取的府州县生员（俗称“秀才”）的名额。清代科举制度基本沿明制，但是吸取明代的教训，对学额制度进行改革。它对各级学校每一科录取的新生实施限额。考生没有取得功名之前称为“童生”，考生入学后称“生员”。清代“科举必由学校”，然入学有定额，即学额所限。正因如此，在清代，学额堪称第一等重要的社会资源，成为各地各方争夺的目标。没有学额，当地的读书人就没有进入科举考试的资格，所以学额是“通行证”，舍此，一辈子无望问津科考，永远是白发书童。
关系海门文教昌盛和读书人科考入仕的这件大事，徐文灿凭他的学识才华为官抱负，当然一直萦回于胸中。他想把这一想法面呈上官，正巧，省制府高公发文要他去省，他就趁此机会把地方疾苦，尤其是期待制定学额的事，一一作了汇报。高公说学额是大事，不可草率，叫徐文灿先建学宫，然后由他“请旨特设学额，必蒙俞允”。其时为乾隆四十一年（1776）。
高公的表态，紧闭的大门似乎开了一条缝，徐公当然高兴，立马赶回，传达给海门乡绅耆老，大家都很受鼓舞，纷纷捐钱捐各种建筑材料。据《光绪海门厅图志》记载，共有三十八名士绅慷慨解囊，很快筹集白银六千多两。当年年底即开工建设，即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二月开工，到四十三年（1778）五月建成，仅用一年零五个多月的时间。学宫规模宏大，设施完备，超过官署，为当时海门最为辉煌的建筑。
圣庙（即学宫）在裙带沙内，基地三十六亩多，用银六千二百两。公捐学田九百亩坐落大洪沙。组成圣庙的建筑应有尽有，包括大成殿、明伦堂、崇圣祠、尊经阁、乡贤祠、檽星门、奎光阁等。学署，缘未有教职，未建。
学宫基本建成，而且基本全是动员社会贤达、乡绅富户捐资兴办，徐文灿为此所费心力几乎到达极致。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动员越广，激发起的社会期望越高。如能趁势而上，对海门人文风气的激励推动作用不可估量。然后，传来的消息却是：制府高公入朝，没得到机会汇报学额的事，仅仅向大部报告了建造文庙行动。所以，学宫虽建，学额依然没有。
对此结果，徐文灿很感悲伤。他在《创建文庙碑记》中说，唉，我已年过六旬，住在安排来任官员的房子里，牙齿松动，头发稀秃，即将拂衣回归故里了。后来接任的官员，一定要能够体会感受到老百姓的隐痛，要使他们相信，圣朝文治的美善，就像上天没有覆盖不到的地方，大地不会遗漏该承载的一切，日月之光普照天下一样，圣人与此相同，圣天子也与此相同。海门，地处江海之滨，一定会实现人文蔚然而起。（你们）要请求皇上降恩，增设学额，由此造就俊杰之士，那样，海门的士民就不会讥笑我兴建学宫、扩大教学事业的举动未有结果了。
文庙的完工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五月，此篇碑记写于竣工当年的十二月。此后仅过了四个月，到乾隆四十四年（1779）四月，徐文灿就离任了，新同知邵澄，满洲镶红旗人，接任海门同知。
徐文灿满怀抱负而来，满腹遗憾而走。建了学宫而没有得到学额，心境之悲哀可想而知。海门的学额问题，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来看，都是极为不公。与张謇并称为“江淮五才子”之一、《光绪海门厅图志》作者周家禄，以极为不满的口气，在厅图志的“学志”部分，把后来的发展变化记录了下来，其中几经波折，归根结底一言以蔽之：海门直隶厅的学额还不如一个小县！
徐文灿拂衣而去了。他离任的第二年，即乾隆四十五年（1780）夏天，有位崇明生员（即秀才）董伯源到了海门（那时大批崇明人到海门沙洲落户，崇海之间的来往十分平常），他听到了不少海门人赞扬徐公、思念徐公，很有感触，又被邀请作记，就根据所见所闻，写下了《徐公德政碑记》——
我曾经看到道路旁边竖立的德政碑，读上面的文词都讲某某在任时廉洁开明，某某为官守时慈善惠爱，然而村里的农夫不知道碑上所写的这些事，野外的老人连碑文赞颂的官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了。这话怎么说呢？凡是为民兴利除弊，觉得真正该做的，就不畏难不辞劳不好名不要功地去做，这种当官的，当时看认为是理应当然的，而事过以后则很思念他。所以，众多民人的口碑，乃是真碑！铁岭徐公字文灿，乾隆三十五年到任海门，不久又去京都，三十七年复任。为官清廉低调，慈善友爱。拒绝一切的行贿请托，尽量不用刑具去惩罚民人。百姓中有小事发生诉讼，徐公则命乡村中公认能调解的人到公堂，两边倾听意见，化解怨恨，然后就释放回去。百姓把他当作父母，而忘记了他是长官。有的把自己家晒干的咸菜（盐齑）等带到厅署公堂献给他，徐公笑着收了下来，没有拒绝。他赠送给自己上司的也只是这些当地出产的瓜果物品等，从不以为礼薄。上司知道徐公的清廉，也喜欢他送的这些，不仅没有推却，相反更看重徐公，所属的府、州、县，这样为人的就徐公一人。海门初设厅时，官员们寄居在通州，徐公担心鞭长不及，与绅士们商量，选择裙带沙创建衙署，绅士们分工负责，并且捐款捐物。通州海门分界处还是江潮起落，徐公提出筑长堤，从陆路上相连接，一年内堤成，波涛漫卷的大片区域，全部变成了肥沃的土壤。又因为海门厅还未设有学额，境内的士民有养无教，徐公就向制府请求，制府命先建文庙。徐公就当面动员绅士们捐资兴建，建成以后向上汇报，抚臣奏请皇上，虽然没有得到恩准设立学额，而徐公为当地士民，已经殚精竭虑了。乾隆四十四年，徐公淡于仕途，退隐回家，离去时就像来的时候一样，行李十分简单。徐公走后，当地士民感念他的恩德，在官署西边为他建了生祠，这是仿效名宦祠的做法，徐公并不知道。祠建成后，恰巧我到海门，主持建祠的人嘱托我写一篇文章记述这件事。我想，徐公的善政、徐公的仁心，将与海门相始终，哪里用得着我多说什么。所以特意取邻里中作为美谈的徐公的传闻，记录下来，用作对徐公怀念之情的慰藉；由此也可见士民之忘不了徐公，是有具体实际而不是出于空泛的名声。乾隆四十五年岁次庚子孟夏崇明县学增广生董伯源识。（《嘉庆海门厅志》）
海门厅第一任同知是原苏州海防同知，江西吉水人解韬，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到任。第二年，山西解州人、拔贡出身的介玉涛，以江宁督粮同知身份，代理过一段时间海门厅同知，不满一年（此为介在《重来海门记事》一文中自己所写。但《嘉庆海门厅志》上则载明他为第二任厅同知，从乾隆三十四年（1769）八月至三十五年八月）。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十四年后，介玉涛仍在江苏为官，被上司委派，实地勘察划定通州海门的分界。这一年春天，他又到了海门，其时徐文灿在海门任上干完八年，已经回去了。故地重游，旧貌新颜，介玉涛无限感慨，写下了《重来海门记事》一文。该文首先回忆了当年海门江中沙洲涌涨、芦苇丛生、谋生无着的人前来，既谋生路又生争端的状况，此后是设立海门厅，专官专管专治。接着回忆了自己在设厅第二年代理同知时的情景。那时，厅衙门还借馆在通州，因为州厅之间陆路不通，每次来往，都要坐车坐船。到了海门，只看到很少的茅草屋，屋周围是水沟和田塍，之外，都是黄色的芦苇和白色的荻花；再往外，就是浩浩大江了，“江波堆雪，帆樯往来”。哪里想到，十多年一瞬，而风土大变，官居民舍屋傍着屋，墙靠着墙，中间几乎没有空余的地方。乡村住宅前后相邻，鸡犬之声相闻，一派富庶繁荣的景象。介玉涛感慨地写道，这都是徐公的功劳！徐公八年，为地方谋事一心一意，先是筑海堤，然后是捐资建圣庙，而衙署、祠庙、坛、围墙、桥梁等，先后一一兴建，建筑众多，齐整而可观。徐公虽然两次莅任海门，但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要把圣天子的恩泽惠普海门，如此，才结成硕果。该文最后说，我为海门老百姓欢庆“家室之安”，几乎要翩然起舞了！
郁异人绘制
刘旦旦（1826~1914），名炜，字云程、一飞，海门常乐镇人。农历春节清晨出生。刘旦旦潜心农业，辛勤耕作，培育优质高产品种。清宣统元年（1909），在江宁府（今南京市）劝业会上，刘旦旦获“孝悌力田”匾额一方。不久，南京又举行农产品展览会，刘旦旦培育的“大红袍”赤豆和“十里香”旱稻等获银盾两枚。人们称他为“田状元”。1914年4月16日刘旦旦去世，张謇先生闭门三天，写下了《良农海门刘叟墓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