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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昭宗天复二年（902），长江口江海拥抱中的东洲建镇。后周显德五年（958），海门建县，县治在东洲镇。东洲是海门故土，旧名，古韵，情思。千年以来，以东洲为自己名号，为自己著作名称的海门名人，唯有崔桐。崔桐，字来凤，号东洲，海门县人。崔氏自赵宋南渡（1127），世居海门。明成化十四年（1478），崔桐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
崔桐在科举路上起步较晚，直到他三十九岁的秋天，才在乡试中考上举人，其时已是明正德十一年（1516）。乡试之前一年，他以岁贡身份进南京国子监读书。那时，北京都城及南京留都衙门春秋祭神的肉（胙肉），都是由国子生押送前往。第二年，即1516年春季，崔桐去太常寺送胙肉。明代有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五寺，分别是五个衙门的简称，其中太常寺掌管宗庙礼仪，寺卿官级三品。崔桐到了太常寺，出人意外，太常寺卿竟然不开门相接。崔桐虽感诧异，但并不气馁，更没有自弃，而是立即挥笔纸墨，写韵语一首，请门人递呈给那位高傲的寺卿。崔桐写道：“吾闻千里能相见，一见如何反拒之？国子使非蘧玉使，太常辞岂孺悲辞。七科不第天留意，四十无闻我自知。不屑教中承教诲，退而修省是吾师。”这首诗起首两句是疑问也是质问，一点也没有你是高官我尚是一介学子自惭形秽，而是在平等的对视中表示不解。接下的两句用一个典故“蘧玉知非”，谦称自己不敏于知错改过，你不接受胙肉肯定是我的错，我十分悲伤。五六句是十分坦荡地陈述自己，快四十岁了，依然榜上无名，默默无闻。到结尾两句又转向对话太常卿，如果你能对我这样几乎不值得再教诲的人继续教诲，我回去以后一定遵从师训反省自己修养身心。崔桐这首诗不卑不亢，有理有节，太常卿看了以后，立即开门迎接，并把他请进去晤谈，对他“四十无闻”深表同情。这件事很快在南京传开，崔桐渐渐为更多人了解。
1516年乡试到来了。乡试之前，国子监举行预考，进行资格选拔。考试前一天晚上，崔桐做了一梦，梦见一大屋内柱子上有副对联曰：文章已冠三千士，国学先标二十名。醒来后告诉同宿舍考生，一考生说，小试你必为前十名，然后必为榜首。结果崔桐果然名列前茅。那时乡试三年一次，八月举行，又称秋试，秋闱。乡试共分三场，每场三天。崔桐于第一场考试前又得一梦，梦见王大化赠给他羊首。1516年为丙子年，同舍考生又说，王大化是十二年前丙子榜榜首，现在赠你羊头，是取得领先的吉兆。后来发榜，崔桐名列第一。发榜之日正值中秋佳节，兴奋之际，崔桐在号舍题诗一首：“战罢文场笔阵收，客边不觉又中秋。月明银汉三千里，人醉金陵十二楼。竹叶色添毫士兴，桂花香插少年头。今宵暂赴姮娥约，明日蟾宫我独游。”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壮志豪气直指来年。果然，第二年，正德十二年（1517），崔桐四十岁，殿试一甲第三名，探花及第，蟾宫折桂，创海门历史，通州同享荣光。
正德十二年殿试一甲第一名即状元是舒芬，字国裳，号梓溪，明进贤县人（今属南昌），经学家。一甲第二名即榜眼是伦以训，字彦式，别号白山，广东广州府南海县人。伦以训的父亲伦文叙是弘治十二年（1499）状元。舒芬、伦以训、崔桐三人，于千军万马中拔得头筹，高中后就直接京城授职，舒伦二人为翰林院修撰，崔桐为翰林院编修。编修是官名，修前朝国史、实录、会要等。但平稳的衙门日子不满两年，这三人仕途生涯中的第一场风暴便陡地袭来。
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1491~1521），明朝第十位皇帝，十四岁登基，年号正德。正德十四年（1519）三月，下诏准备南巡。诏书颁布之时，朝廷内外一时哗然。舒芬率先率领崔桐、庶吉士江晖等联名上疏反对，且言词激烈：“古代帝王之所以要巡幸狩猎，是为了……询问民生疾苦……考察各级官员业绩……因此诸侯则有所畏惧，百姓却生活安康。像陛下那样的出巡，不过是和秦始皇、汉武帝相似，放纵私心寻欢作乐而已，是不能实现巡幸狩猎之礼。秦始皇在博浪沙遭人操铁锥袭击，汉武帝微服私访到柏谷不被亭长接纳，那样的祸患已可引以为鉴了。近来（皇上）对西北的两次巡幸，六师无人统御，各地百姓受困，其悲哀呼喊，上抵苍天，传至四方，人心为之而震。所以百姓当听闻南巡诏书，均像鸟儿受百兽惊吓闻风逃散一般，而各地官吏又可借迎奉圣驾之名征用遣发，命令苛刻，江淮等地将造成一派骚乱。而各地又牵扯其中，耗资甚多。万一有凶顽不法之徒，乘机作乱，其灾祸就不小了……”接下来有兵部、礼部、吏部，其他文臣甚至包括太医，纷纷进谏。武宗大怒，下诏，坐牢的坐牢，罚跪的罚跪，杖打的杖打。在全部于午门外罚跪五日后，最后处理为：舒芬等一百零七人，在罚跪结束后，各施杖刑三十。舒芬等为首倡的官员，被降职外调，其余官员夺半年官俸。另外有施杖刑五十，杖刑四十，被除名，贬黜，罚戍边等。崔桐身在其中，被杖、夺俸。
舒芬在阙阶之下一连跪了五日以后又遭廷杖三十，伤势甚重，几乎致死，被抬至翰林院中。掌院者怕受牵连，命推出。舒芬说：“吾官此，即死此耳。”舒芬后被贬为福建舶司副提举，他只得带病赴任，数次死而复生，曾作诗云：“御笔新题墨未干，寸心耿耿向长安。九重宫阙浮云锁，万里江山赤子寒。午夜人争摇狗尾，一封谁肯犯龙颜。凤凰台上归宜早，不作盲聋喑哑官。”此诗抒写事发的时间、背景、官场状态、皇上的一意孤行，以及作者本人的志向和选择，实际上代表了崔桐他们共同的心声，读毕令人感慨。
十八年后，嘉靖十六年（1537），崔桐时年六十岁，守制在海门老家。一位当年一起谏武宗南巡、一起伏阙下，被当场杖死的石峰林公黼（字质夫，别号石峰）的儿子林逢春来拜见崔桐，手持同是京官郑秋官的亲笔信，恳请崔桐为其父亲写墓志铭。崔桐说：“吾于公为同年同进谏，被杖。公往矣，而吾苟存！存铭，其当为之，当为之！”崔桐回忆当年，武宗南巡诏下当日，谏阻的一批大臣已被命廷跪。林公也准备去劝谏，有的替林公担忧。林公说，我知道劝谏也没什么作用，但如果不去，默不作声，我心不能安啊！奏疏呈上去，诏下，关进牢狱三天，廷杖“倍于先谏者”。林公竟然体不能支，当场死去。当时林公住在公署，因为公署不能办丧事，就于同乡郑秋官居所治丧。京师人没有不为林公悲哀的，都叹息说，忠臣啊忠臣！当时劝谏者一百多人，不敢谏的官员出门都以手遮面，羞涩难当，京城小儿都讥笑他们。林公与崔桐为同科进士，第二年授大理寺左评事。由此可见，当年这一政治事件社会影响之大和官场震动之深。
虽然一百多官员被杖被罚被降薪降职，明武宗此时却不得不收回成命，不再出游。然他仍欲南巡。1519年6月，上次事件三个月后，宁王朱宸濠叛乱，史称“宸濠之乱”。虽然佥都御史王守仁在7月底即平定叛乱，明武宗却隐瞒其战功，自封“镇国公”，以平乱为由，于1519年8月开始南巡。他返京途中，在淮安清江浦上学渔夫撒网落水患病，于1521年（正德十六年）去世。明世宗继位后，废除大量明武宗时期的政事弊病，南巡之争被处罚百官均恢复官职或得到升迁。
但是，仅仅三年后，同样由皇帝本人行为而闹出的政治事件又在朝廷上演。
武宗驾崩后，因为无子嗣，按“兄终弟及”古法，嘉靖作为武宗的堂弟登上宝座，即明世宗。之后，为嘉靖亲生父母是否能尊称为皇帝皇后等“继嗣”还是“继统”的问题，发生了明代历史上著名的“大礼议”事件。嘉靖三年（1524）七月十二日，明世宗诏谕礼部，十四日为父母上册文、祭告天地、宗庙、社稷，群臣哗然。正逢早朝刚结束，明世宗在文华殿听闻门外哭声震天，命太监传谕大臣们退朝，但群臣直到中午仍伏地不起，企图迫使明世宗屈服。杨慎等人撼门大哭，“声震阙庭”。明世宗震怒，令锦衣卫逮捕为首者八人，下诏狱。此举令其他人更为激动，冲至左顺门前擂门大哭，明世宗再下令将五品以下官员一百三十四人下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八十六人停职待罪。七月十六日，明世宗为母亲上尊号“章圣慈仁皇太后”。七月二十日，锦衣卫请示如何处理逮捕的大臣，明世宗下令四品以上官员停俸，五品以下官员当廷杖责。因廷杖而死的共十六人。
世宗即位，舒芬被召复原官。“大礼议”起，舒芬从儒家伦理出发，认为嘉靖做法不对。虽经谏阻武宗南巡事件，拂逆龙鳞差点送命，但他正如诗中所表白的“忠心耿耿向长安”，“不作盲聋喑哑官”，又三次上疏，据理力争，却不被接受。于是，与杨慎等伏左顺门哭谏，触怒世宗，下狱廷杖，削官夺俸，舒芬濒死不悔。后遇母丧，他扶柩南还，因哀伤过度，一病而死，年仅四十四岁，世称“忠孝状元”。直到六十年后的万历年间，才被追谥文节。
左顺门廷杖后，反对议礼的官员纷纷缄口，为时三年的“大礼议”以明世宗获胜告终。在被廷杖的官员中，有崔桐；在被杖死的十六人中，有海门人感激不已的县令裴绍宗。
裴绍宗，号伯修，陕西渭南人，进士出身，正德十三年（1518）任海门知县。那时江坍民贫，苦于赋税徭役，他到任没有几时，就奏请豁免坍粮，苏解民困。老百姓犯了法实在不能通融的，他才予以拘罚，从没有任性判断唯恐法办不严的。他后来高升了，离开海门那天，百姓站满了他经过的路，扶住他的车轿，舍不得他走。裴绍宗是崔桐后来所撰《嘉靖海门县志》中，名宦篇里给予笔墨最多的人。裴绍宗1518年到海门为知县时，崔桐刚刚赴京为官，但海门的消息会不时传入耳中。因为对乡情民意、自然环境、历史变化的深切了解和切身感受，就使他对裴绍宗为官理念和施政行为有透彻理解。特别是对裴绍宗的悲天悯人、奏免坍粮、避免苛政与正直平和，深为感怀。裴绍宗做得扎实，崔桐书写具体。裴绍宗离开海门后颇有作为，因为他既有才干，又“遇事敢为无所畏避”，在负责武宗南巡物资供应保障时，不惧权臣亲信，廉洁节约，费用大省。他劝皇上要记住太祖皇帝对子孙的教诲，在一些大事上亮明自己建议主张，都被采纳。但最后在伏阙谏诤时被杖而死，是海门历任知县中死得最忠烈而凄惨的一个。裴绍宗为官清廉，身无积蓄，死后无钱下葬。崔桐写道，在京城的海门人为之流泪，出钱棺殓，其中，应该有他。
从1517年得中探花，到1524年“大礼议”事件，崔桐步入官场的七年之中，就经历了两场政治风暴。他不是以顺应皇权为取向，而是以儒家的纲常伦理为标准，两次伏阙，两次抗争，两次被杖，依然故我，官格人格，已凸显无遗，昭示了其一生为官的正直和仕途的曲折。
“大礼议”事件的第二年，嘉靖四年（1525），崔桐完成了《武宗实录》，这是他身为翰林院编修的本职工作。至此他在编修位置上已是八个年头了，工作实绩当然无可挑剔，便顺理成章地晋升为“侍读”。侍读一职，是陪侍帝王读书论学或为皇子等授书讲学，实际上是皇帝的近侍，可以经常和皇帝接触，向皇帝提建议，类似于做参谋的工作。明代翰林院有侍读学士与侍讲学士。又过两年，嘉靖六年（1527），崔桐以“侍读”出为湖广右参议。其时布政使掌管一省的政务，参政、参议分守各道，并分管粮储、屯田、军务、驿传、水利、抚名等事，一般是正四品。嘉靖八年（1529），崔桐调任湖广提学副使，为一省督学。督学一职，于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始设，目的是要加强学校管理。督学，顾名思义，就是提督一省之学政。明廷对于督学的任职资格非常重视，“非经明行修，厚重端方之士，不以轻授”。赋予崔桐的新职位，证明朝廷认可他学识渊博品行端庄可以信任。崔桐时年五十一岁，正年富力强，经验丰富，官场文场，都结出硕果。《道光海门县志》说他“迁副使，督学楚中。风采奕奕，与张文定邦奇齐名”。张邦奇（1484~1544），浙江鄞县人。明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为官清廉，为人正直，为文才华横溢。官至吏部侍郎，著作等身，并有大量诗词留世。说崔桐与“张文定邦奇齐名”，即是指德识才学各方面并肩，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嘉靖十一年（1532），崔桐从湖广被调往福建，任福建参政，相当于布政使的副手。但以此为转折点，他连续走了两次下坡路。其时他是否还兼任福建督学未见记载，但他所出的问题是发生在负责福建贡生考试时，说其具体操作与朝廷新颁布规定不符，于第二年即嘉靖十二年（1533）受降职处分，为“浙臬副使”。臬，古代主管一省司法的官员；臬使，即按察使。崔桐调任浙江副按察使的第二年，遇上了一个大案——王一贯案。对此案现尚未查到具体记载，但从其过程和结果看，涉案被告案情重大，背景强大。被告方首先想利诱崔桐，许以数千两银子，崔桐不为所动。一招不成又来一招，对方又以王一贯与当朝“首辅”关系密切相威胁，崔桐“亦不为夺”。看来，崔桐就像他当年伏阙抗争一样，秉持纲常伦理，以凛凛正气依法办事，依法判决，不向金钱和权贵低头。但是，由此触犯了被告的靠山，就于当年，被贬为辰沅兵备（治沅州，今湖南芷江，管辖范围大致为今湘鄂渝黔边区）。
兵备，全称整饬兵备道，明朝时在边疆及各省要冲地区设置的整饬兵备的按察司分道，主要负责分理辖区军务，管理地方兵马、钱粮和屯田，维持地方治安等。辰沅兵备道设于明成化元年（1465），驻沅陵，扼控苗民反抗。成化十五年（1479）改驻沅州（今芷江），以控八卫……康熙九年（1670）二月，设辰沅靖兵备道，驻沅州……民国三年（1914），改辰沅永靖道为辰沅道，治凤凰，辖二十县，即凤凰、乾城、古丈等。由此简要的历史沿革可以大略了解，崔桐要去的辰沅之地，乃是今天的湘西地区。深山大川，老林巨木，野兽出没，人迹罕至。那里生活着多个少数民族，主要为苗族，民风彪悍。辰沅地区贫穷落后，当地官府和驻军的给养，大部分靠相邻府县税赋收入拨付。社会矛盾众多，常常趋于激化，不仅发生过几次苗民起义与明朝军队的战争，各部落之间也纠纷多发。而且山寇出没，抢劫钱财，伤及生命，引发社会恐慌和混乱。自明成化元年始设辰沅兵备道，起初是临时机构，叛乱平息即予撤销。后来叛乱动乱几乎成了常态，辰沅兵备道也就成了常设机构。《辰州风土记》云：“大抵辰当沅靖诸蛮咽喉出没之地，内可以控诸蛮，而外为武陵障蔽，诸蛮不由此则商贩不通，武陵不得此则诸蛮不通，虽欲高枕而卧不可得也。”可见，那时的辰沅是“要冲之地”，各少数民族的相互通商交流必经此地，要掌控各个部落也必须掌握辰沅，否则不可能高枕无忧。
崔桐心如明镜，完全清楚自己是因为“违背了时宰的意愿，受到了中伤”而被发配到这里。他知道，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辰沅是个边远穷困山高林密的原始不毛之地，境内层峦叠嶂，巨石深溪，野兽出没，疾病流行；分布有多个不同部族，周边被武陵包围，古来就认为不是人所能到达的地方。屈原就说过，到此地他就迷路了，不知身在何处。崔桐也明白，在一般为官者看来，这里民众落后，社会蒙昧，矛盾众多，难以治理，到这里当官，荆棘载途，难以发迹；尤其又是个兵备之职，一介书生担起守卫边境、维护治安的重任，以挥毫之手去舞刀弄枪，实在是强人所难。但他自己不这么看。既然时宰的意愿他不愿办、不肯办，那就非得罪不可了；既然因不能违背自己为人为官的准则作了这样的选择，那就无论是什么结果，都无怨无悔了。至于辰阳郡（崔桐《送季时贞倅辰阳序》文中如此写，史料中记他为“辰阳”兵备“辰沅”兵备都有，很可能是地名沿革中变化所至——笔者注），在他眼中，这里的山虽然险峻而实奇崛，水虽然浩瀚而十分纯净，各种花草芬芳馥郁，民风淳朴文士优雅，文质彬彬谦谦有礼，不比环境优渥富裕文明的地方差。至于兵备一职，他认为：“文事武备是我读书人的份内事，而且，前任兵备不也是科甲中人吗？我为什么会独独感到困难？”
当时，这里永顺和保靖两江口争端形成已久，矛盾复杂，且渐趋尖锐。永顺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湘西州东北部，东邻张家界市，西连龙山县、保靖县，北接桑植县，南临古丈县，东南沅陵县境毗连。永顺县是土家族主要聚居地区，被学界称为中国土家族的主要发源地，历代溪州土司建治所于此。保靖县位于云贵高原东侧，武陵山脉中段，湖南省西部，与永顺县、古丈县、吉首市、花垣县、龙山县、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接壤。土家族是保靖县内的主体民族，保靖县酉水流域的土家族是中国上古史中南蛮的一支，人称“八蛮”，蛮头是八部大王。苗族是另一支主体民族。两江口位于今保靖与龙山交界的隆头镇，地处酉水与洗车河两河交汇处，明洪武年间为保靖宣慰司领地。因地理位置重要，从明正统年间开始，永顺、保靖二司围绕两江口展开了博弈，时间长达一百多年。正德十四年（1519），两江口土舍彭惠得到永顺宣慰彭明辅的支持，与保靖宣慰彭九霄互相仇杀，几年不息，前后死人五百多，双方给皇帝上攻击对方的奏折达八十多章。朝廷十分恼火，下诏让都御史吴廷举去核查处理。作为辰沅兵备的崔桐，责无旁贷地参与事件处理，他在深入了解历史缘由和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出谋划策，提出总体思路，在被采纳后又一一细化，把工作做稳妥做扎实。在他离开辰沅道七年后所撰《送季时贞倅辰阳序》一文中，他回忆道：“时方永保之构隙也，余廉以示之，恩以怀之，威以詟之，信以结之，公以主之，断以成之，是故积岁
之狱一朝就孚。余乃知天下地无不可居，天下事无不可集，要之存乎其人焉！经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崔桐说，我自己清廉持政，竭力为他们全局和长远着想，树立法律和规则权威，讲话算数言出必信，一切以公道公平为判断标准，果断决策果敢处理，这样多年积累的矛盾纷争是非，一下子全化解了。由此我体会到，天下没有不可居住的地方，天下也没有不可办成的事，其关键在于人！只要言语忠诚老实，行为忠厚严肃，纵然是在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也行得通。
崔桐在兵备任上做了两件大事，另一件是平定了境内安化山寇。辰沅全境层峦叠障，高山深谷，林密川急，加之贫穷落后，交通阻塞，历来多强盗出没。穷困之极的人啸聚绿林占山为王，打家劫舍为害一方，当地称之为山寇。崔桐之前，安化山寇就已存在，百姓受其骚扰，苦不堪言。崔桐于任上解决了永顺保靖之间两江口矛盾后，就挟成功之威，用成熟之法，率得力之人，一鼓作气，平定了安化山寇，又为当地百姓除去一害，为朝廷立下一功。
崔桐在辰沅时还有一首题为《卢（泸）溪道中》的诗，后人说是他献给湘西的一首歌——
长风吹客浮轻槎，
雪壁夹流寒影斜。
细泉落石作江水，
野树酣叶成山花。
沥润古岩缀钟乳，
气冥玄洞藏灵蛇。
隔溪隐隐听鸡犬，
疑有太上仙人家。
清风，舟辑，峭壁，江流，落泉，红叶，钟乳，溶洞，鸡鸣，犬吠，天上，神仙……此诗，以辰沅境内常见的多种意象连缀成篇，呈现的是人间美景，引发的是仙府遐想。可见作者确实没有把此地看作是穷山恶水的蛮荒之地，而是看到了山川秀美，并想到了天府仙家。
崔桐在辰阳立了功，朝廷高兴，赏赐金币，并于嘉靖十四年（1535）调南太仆少卿（太仆寺副手，正四品，太仆寺掌牧马之政令，属兵部），又补太常少卿（太常寺副手，太常寺主管祭祀社稷、宗庙朝会丧葬等礼仪）。嘉靖十九年（1540），崔桐调任国子监祭酒，这是古代中央政府官职之一，主要任务为掌太学之法与教学考试。但接下来，“诏议太子监国，抗疏不报”。太子监国是从唐代始有的一种由太子执掌朝政的制度，嘉靖皇帝要崔桐就此提出奏议，此事关系重大，崔桐未作响应，并且接着两次提出辞职请归：一次是以当年天下灾情异常为理由，第二年又以太庙受灾为理由，都未被批准。又迁南礼部右侍郎（正三品），改北礼部左侍郎，又推吏部侍郎没有结果，适中蜚语，得以南归，其时为嘉靖二十七年（1548），崔桐七十一岁。
崔桐从探花起步，以北礼部左侍郎归休，从政三十年，两次伏阙被杖，一次被贬，一次被放任至西南山高水远、林深兽猛、部落积怨甚久之地任职，政绩卓异回朝后，虽被提升，但最终在拟任吏部侍郎时遭流言蜚语中伤，退职归乡。崔桐自我评价是“奉职太愚，自处太高，操持太执，语言太直”，这四句话道出了他仕途坎坷的原因，与他同时代人也觉得他“自画像”准确。崔桐这四句十六个字，说明他原则性强，忠于职守，为人清廉，敢讲直话，敢于担事。尤其儒学经典的长期熏陶与内化，使他公事公办，绝不出卖原则，更不吹牛拍马。这种操守、理念和作风，与那个时代的政治氛围社会风气相抵牾。“大礼议”事件使得明世宗与朝中一帮忠心耿耿的老臣形同陌路，世宗日渐腐化，大肆兴建、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又好长生不老之术，此后明朝政治风气愈发颓废。议礼派“以片言至通显”，因迎合皇帝而从下级官员升至首辅、六卿，嘉靖十七年（1538）后，内阁十四个辅臣中，如严嵩等，有九人是通过撰写道教的青词起家的。在这样的官场风气中，崔桐以此十六字行事，未遭更大挫折，并还逐步上升，全凭能力与清廉这两根支柱，全靠以真诚与才华赢得的友谊保护，实属不易，实该庆幸！
崔桐一生著作甚丰，据《江苏艺文志》记载，有经传类义二十卷（佚），提纲旁览十卷（佚），两汉完隽待问稿二十卷（佚），志愚录十卷（佚），艺林会材二十卷（佚）。（嘉靖）海门县志集六卷，明吴宗元修 崔桐纂。南览录一卷，崔东洲集二十集，崔东洲集二十集续集十一卷，崔东洲稿一卷，《可仪堂一百二十名家制义》本，崔桐诗卷一卷。著述如此之多，即使学者也少有企及，何况崔桐为官一生，奔波多地，实为一般人所难做到。由此可见其学识之渊博，钻研之精深，笔耕之勤奋，篇篇诗作也能窥见其情感之丰富。崔桐诗文造诣很深。如乐府诗《折杨柳》：“出门折杨柳，却忆赠君时。分明春在手，不是去年枝。”此诗与“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有异曲同工之妙。崔桐作为海门人，海门作为扬州治下通州之属县，他为海门、通州、扬州留下了许多记录，提供了历史节点上的重大事件、关键现场、重要人物……在所有这些文献中，首推《嘉靖海门县志》。
嘉靖十五年（1536），崔桐时年五十九岁，因父母病故，回家守制。海门知县吴宗元礼请他编纂县志。对此志，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的《江苏历代方志全书》（凤凰出版社）给予较高评价：“……在修志观点上，崔氏承‘志犹史说’，谓‘国而弗史，何其为国，邑无志焉非邑焉’。嘉靖十五年，崔氏……以邑人尹玺（寿昌）《弘治海门县志》残稿为基础，另行补充材料，并综合归类修订而成该志。是志为现存最早的海门志书。……此志归类得体，整饬缜密，反映了明代修志的成熟。内容较好地体现了海门‘滨江负海，系江海之门户’的特色，对当时海门的水患，记述较为详尽，并把它贯穿到每一纲之中，这对研究长江下游的历史变迁，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所附前任及时任知县之奏疏，既保留了当时长江沿岸坍塌的资料，言辞又恳切动人，把灾后人民流离失所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记事简洁，语言凝重。”
嘉靖十六年（1537）秋，县志编纂完成。这本志书，卷首为海门县新旧县图。卷一：疆域篇——沿革，分野，形胜，四至，乡村，街；山水篇——山、水、海、运河。卷二：风俗篇——习尚，时序，吉凶礼；食货篇——户口，地亩，财疏（附疏），赋役，土产。卷三：建置篇——县治，学宫，兵防，仓，桥梁，祠堂，寺观；礼制篇——公议，祀典（附疏），乡饮酒礼。卷四：官守篇——县职题名，学职题名，宦迹。卷五：人物篇——科甲题名，太学生题名，武举，掾秩，荐辟题名，封赠题名，恩荫，义士，孝子，隐逸，节妇；古迹篇——寥角嘴，捍海堰，沈公堤，丞相庄，放鹤田，露御夹，吴妃冢，东州河，塞垛，鱼骨桥。卷六：词翰篇——文，诗。
此志上溯五代，启承宋元，对截至落笔时的明代海门，按志书体例，进行了全方位搜集疏理，归类记录；留下了变迁史，人物史，风尚史，信仰史，留下了地理物产，田地赋税，建筑景观，诗词文赋。这种全时空全方位的如实记载，往前则填补了建县以来六百年的史料空白，往后则使后继修史者承接有源。海门由于有了这开天辟地第一部完整的县志，便让海门一代又一代回望来路时，看得见路径和节点，打通了与祖先相连的血脉。
崔桐还为海门迁县、筑城，海门迁文庙、修筑捍海堤等留下了记载。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为海门潮灾留下了笔墨，特别是留下了诗词悲歌，这是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海门人为清代以前海门水灾留下的唯一记录。
在他所纂明《嘉靖海门县志·人物篇》中有义士李润甫事迹——洪武二十三年（1390），江潮大作，漂没民房，淹死的人几乎一半，润甫因妻弟陈孚幼小，料他不能逃跑，于是就舍弃妻子，抱了陈孚奔到范公堤上去逃避。一会儿，妻子也攀附在漂浮的屋上而来，都没有死。后来，陈孚中了进士，教育润甫的儿子永常同自己的儿子一样。润甫的一个儿子，四个孙子都中了举人，做了官；两个升到御史。人家都以为这是好心的报应。现在乡贤祠里有润甫的灵位。这则记载是从好人有好报角度来叙述的，但也从另一侧面告诉了后人1390年潮灾的惨烈，几乎淹死了一半人。
李润甫的事迹，是崔桐取自以前的记载，因为1390年的事发生在他出生的八十八年之前。崔桐亲身经历的海门水灾，全在他亲笔写下的两首诗中，那是对家乡潮灾之凶猛惨烈的现场记录和悲痛表达。
庚辰岁（1520）归省，
观江水逼县有感
十年乡梦水云涯，
归日残墟欲泛槎。
野哭有人悲税役，
春耕无地种桑麻。
鱼龙水阔通层汉，
雁骛烟深影断沙。
心折可堪回皓首，
啸歌酤酒醉渔家。
嘉靖十五年（1536），崔桐回家守孝，嘉靖十八年（1539），巨大潮灾，史书记载吕四等地溺死三万余人。那年，崔桐“服方阕”，即刚刚三年守孝结束，除去孝服，即遇大潮袭来。崔桐目睹身感，写下悲感六首，《己亥服方阕又七月三日飓潮丈余海门以东人产荡尽悲感六首》。
今岁东隅扼，伤心北海翻。
万民葬鱼腹，百里化龙门。
洒血悲亲友，无家问子孙。
寄言当路老，早为叩宸阍。
尽日蛟龙斗，俄时天地浑。
丈涛从北涨，万户总南奔。
赤子随鱼鳖，红流湿市村。
有生知亦死，何计览饔飧！
昼吼如雷雨，旋翻过屋涛。
儿沉父莫救，夫失妇空号。
梁栋浮轻苇，牛羊旁九皋。
哀哀残湍者，谁为赠绨袍？
薄命嗟群鬼，求生尽失谋。
几人能抱树，无数任随流。
形改何从辨，骸沉谁为收？
岂如歼战伐，青史亦名留。
潮回无绿野，禾槁尽黄云。
夜哭喧新鬼，孤行寂故群。
耒锄农夫业，鸡犬野无闻。
皓首时东望，沾巾对落矄。
礼让平生老，仪容何处寻？
乾坤是棺椁，沙砾改衣衾。
忽漫传犹在，惊疑望好音。
有魂招不返，南望涕淫淫。
1520年和1539年的海门，当时县治三迁在余中场。1520年是回乡省亲，全诗是看到了江水已经紧逼到县城周边而抒发的“有感”。离家十年，夜里所梦的家乡，现在是汪洋一片，只有云在天涯。我回到了家，屋舍只剩废墟，积水可以泛舟。庄稼绝收，有人在田野里哭泣，为无法交上即将催逼的税赋而悲伤。土地全被淹没或者坍塌，春耕季节桑麻栽种到哪里去呢？当年一望无际的平原啊，如今是水阔凭鱼跃了。向远处望去，薄薄水雾中水鸟群飞，一直消失在极远的沙洲上空。我心中悲痛，已早生白发，哪经受得住眼前的这一切？我仰天长叹，买了酒到渔夫家，酩酊大醉，醉解千愁。
1539年7月3日，海门又遇潮灾。“飓潮丈余，海门以东，人产荡尽，悲感六首。”作者此时人在家乡，满目凄惨，满心悲切，写下了六首诗。第一首交代这一次是海难，“伤心北海翻”。死者成千上万，百里都成汪洋。亲朋故友大多遇难，家园庐舍无处可寻。作者向碰到的老人们说，早一点向官府申报，请求赈济。第二、三、四首，描述了巨浪大潮侵袭田园农居的瞬间。整天的风急浪高，突然一会儿天地都暗了下来。一丈多高的潮头从北面滚滚而来，无数的老百姓拼命往南逃去。年轻力壮的后生殿后，结果丧身，染了鲜血的发红潮水，吞没了市村。即使侥幸活下来的人，也觉得还免不了一死，因为哪里有饭吃呢？巨浪猛涛袭来时，吼叫着如隆隆雷声，一会儿就卷走整座房子。儿子在水中沉没，父亲都来不及拖救。丈夫被卷走妻子只能嚎啕大哭。房屋的梁柱在水中漂去，轻如芦苇。牛啊羊啊，只能奔向高地逃生。在大潮中漂泊残存的哀伤的人，谁给他们送上厚厚的衣服？可叹这一群薄命之人，大多丧生，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求生。只有少数人能抱树攀树保命，无数人只有任凭潮水卷去。水冲浪卷，容颜全非当初，尸骸沉没水底，谁来为之收殓入葬？这些死者哪里比得上战场上的阵亡者？那些人是可以留名青史的。最后两首是写灾后。潮水退去，原来一片青翠的夏日原野，全是淹死的发黄庄稼，死气沉沉。一到夜晚，那咝咝的声音是潮灾中死去的新鬼在哭。原来结伴而行的人群，现在只剩下一个，孤零零地走在当初的路上。农民们还必须继续去耕作，但野外死寂，鸡犬之声也听不到。我白发频添，向东望去，泪如泉涌，湿了衣巾，暗了目光。我有一个尊敬的老友，现在到哪里去找他？恐怕乾坤成了他的棺木，沙砾成了他的衣衾，在这次灾难中丧生了。忽然有传言说他还活着，我既震惊又怀疑，希望有好消息。但后来未被证实，他的灵魂是招不回来了，我向南望着他生前故居的方向，涕泪滂沱。
崔桐为官清廉忠介和为文的文采才华，主要得自家教和师承。
崔桐曾祖父崔璜身上曾发生过一件事，惊动到扬州知府，时人及后人多从好人有好报角度解读，但同样重要的是，还应从家风家教角度去看。崔璜为当地征收税银的小吏，一次把五百两税金交付熔工熔铸，但未立书面手续。熔工见有机可乘，就赖账，否认此事。崔璜遭此欺负，只得倾家荡产去赔偿。当时扬州知府王端毅，叫崔璜为讨清白而状告熔工。崔璜回答说：“我的家已经破产了，假如把熔工告上法庭，又要破产一家。”王公叹赏不已。熔工听到以后，既很惭愧，又很感激崔璜道德高尚和慈悲心肠，就尽力归还了原税金的一半。崔璜的善行福庇子孙，他的善行更为子孙们为人处事树了榜样。崔桐祖父崔润，品行端正，事奉父亲非常周到，乡间都称他孝子。成化中（1465~1486）以太学生做山东藩司都事，父亲去世回家服孝三年，后分配到湖广升任郴州同知。他为官九年，清廉谨慎，政绩很好，朝廷奖封他为征仕郎。崔润六十岁退休，家居三十四年，安分守己，日常只读书吟诗，教育孙子们。性情谦让平和，从不计较他人过失，虽乡里童子，也以礼貌相待。享年九十四岁，正人君子都认为他是个有美德的长者，去世后祀海门乡贤祠。父亲崔昆，成化二年（1466），由例贡任浙江天台县丞，以清廉能干闻名。天台县令陈衮也廉洁自重，操守坚贞，两人引为知己，天台的贤士大夫都很敬重他俩。正德皇帝继承大位时（1506）下了一道诏书，凡是要孝敬父母并愿意终身服侍的官吏，都同意其归去。崔昆决意回去，天台的父老百姓流着眼泪送行数十里。其时父母都七十多，崔昆服侍近二十年。崔桐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从小家教很好，又是书香门第，知识氛围浓厚。他天资聪颖，成化二十二年（1486），九岁，跟着父亲游南雍（明代称设在南京的国子监为“南雍”），语出惊人，祭酒徐琼称为奇童。
从县志和《崔东洲集》看，崔桐起码有三位老师。第一位是张成（1493~1519）。张成，字九韶，号北海，正德庚午（1510）恩贡。十八岁入太学，才华卓越，书法、诗词文赋，皆得一流，名动当地，一时求者不绝，洛阳纸贵。授有两位学生，崔桐和钱铎，钱铎也进士出身，官至广西副使。张成在京城，“高丽人从之学，馈酒一瓶，沈饮而卒”（《江苏艺文志》）。关于张成施教崔桐钱铎过程，未见记载。后来张成又让儿子师从崔桐，其子张子和，字鸣鹤，号东皋。此事在《崔东洲集》中有记。在嘉靖二十五年（1546）《送杨仲芳南铨曹主政序》中，崔桐写道：“予门人张子鸣鹤者，以乡贡士尹容城，丙午入觐，会晤予于京师。”这里很明确写到张鸣鹤是自己的学生，以贡生身份到容城当知县，趁入朝觐见的机会，在京城拜访了老师崔桐。《崔东洲集》还收有一首崔桐送张鸣鹤北还容城的词。《玉楼春送张子和考绩还容城》：“萧萧易水寒千古，野草三台谁比数？朔风燕雪不留春，百里千家今几户？使君惠爱飞甘雨，郎松山下清风吐。奏功归去下双凫，欢呼满县桃花舞。”此词写出当年容城的荒凉，也赞颂张子和的治绩和对他的期许，更说明师生之情谊深厚。张成、崔桐、张鸣鹤，三人间关系非常特殊：生子如父，从张鸣鹤可看张成的为人；学有师承，精神层面的素养大多靠师承。所以，张成以父亲身份从小言传身教培养了张鸣鹤，又以师尊资格影响教育了崔桐；接着，崔桐继承了老师的精神和学识，又施教于张鸣鹤。张鸣鹤的学识能力，人品风骨，很为同人器重。他任钱塘教谕时，“力崇风节，教士敦尚实行”，“授容城令，多善政”。有一个衙门小吏，因为牵连到一件案子中，被钱所迫出卖自己女儿。张鸣鹤怜悯他，觉得其中也有点冤枉，就自己出钱赎回，送归这个小吏。另一位姓刘的人，因犯案要坐牢，张鸣鹤极力为其申辩无辜，最终得以减刑。因为他秉公办事，施行仁政，做了很多善事好事，当时就有容城人画了他的像而祀拜他。在容城知县任上，最体现他蔑视权贵、善待忠良、敢作敢为的儒风侠骨精神的，就是处理与杨忠愍的关系。他与杨忠愍仅仅两层薄薄的关系，一是他俩同一年考上举人，二是杨为容城人。杨时任朝廷谏议大夫，一腔忠贞大胆弹劾权势熏天的当朝奸相蔡京，这一举动当然是冒死行为，结果被诬下狱，判处死罪。其时满朝文武闭口缄言，不少人赶紧撇清与杨的关系。唯张鸣鹤，毫不避讳，经常对杨在狱中生活提供帮助，还时时照顾他的家庭，这让杨忠愍十分感动。在狱中给张写了封信，讲了自己狱中生活，回顾自己的行为依然无悔，困厄垂危之际，尤其感悟到张鸣鹤友情之真诚之宝贵。信中同时请求一件事，因为行刑时会被斩首，身首分离，所以请张鸣鹤为其肢体复原后再下葬。张后来做到了，并且还继续照顾他的家庭。在做完这件事后不久，就以身体有病为理由，告老还乡了。张鸣鹤著有盐政书四卷，平倭策一卷，所写所论，均当时国之大事。张成教出崔桐和崔桐教出张鸣鹤，都是为自己不凡人生添了精彩一笔。
第二位老师应是温仁和（1475~1543），四川华阳人，字民怀，号托斋、温玺子，官至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嘉靖二十二年（1543），崔桐赋诗《哭温托翁先生》：“忆昨违师席，俄传揜夜臺。蚕樷万里路，鹤驭几时回。献纳匡时志，文章轶世才。相思泪不尽，怀抱若为开。”崔桐诗直抒听到老师去世的沉痛心情，述说老师的才华成就，回忆承教的最大感悟是开阔了胸襟，拓宽了视野。在崔桐所作的《广西按察司副使中宪大夫钱君墓表》中，文一开始，崔桐就悲痛地回忆起和钱铎小时候的情景：“呜乎！此吾友南浦钱君之墓也！君讳铎，字振之，号南浦，少时与余同师承托……”由此可证，这第二位老师，也是与钱铎少年时共同受教的。其时是在海门还是在金陵呢？幸好崔桐另有一首诗解决了这个疑问。嘉靖二十四年（1545），崔桐六十七岁，升南礼部右侍郎，是年春方“免服居海庐”，其子有继以父恩荫入监任行塘知县。第二年，崔桐赋诗《予新居乃先师温托翁故宅重阳雨中对菊有感》：“一亩草玄扬子宅，卜居仍借老矦芭。已惊凄雨新时序，况对闲庭旧种花。锦水烟波遥别梦，玉堂人物擅名家。独吟抚景生惆怅，何意登临乌帽斜。”他新居是“扬子宅”，长江边上。“老矦芭”“旧种花”，旧居也。“遥别梦”“生惆怅”，想起老师。“玉堂人物擅名家”，老师德高望重，堪称名家。
第三位老师是李蒲亭。嘉靖二十五年（1546），崔桐有诗《秋夕亭坐得浦亭翁讣》，在这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崔桐在凉亭小坐，得到了浦亭翁的讣告。“忆在门墙年颇多，忍闻君已梦鱼符。玉堂仙去名元重，金匮文传道不孤。八座经纶占相业，两京衡
仰师模。可堪涕泗清秋夜，凉日凄风满竹楼。”崔桐对老师的评价很高，听到老师西逝的噩耗后，涕泪横流。其实，崔桐前两年去看过老师，在老师家门前的棚子里细细观赏，欢畅饮酒。《蒲亭翁藤棚夏酌》：“学士堂前巧构棚，横盘屈曲老龙藤。满庭空翠无冬夏，六月清寒洒雪冰。晓籁引风声细细，碎光摇月影层层。幽吟不尽徘徊意，倚醉高攀兴尚能。”当时月抖碎影，风生凉意，师生相聚，把酒言欢，真是其乐融融！而今一切皆成过往……所以，崔桐在得讣告后不久，满怀感恩之情撰写了《祭蒲亭文敏公墓文》——“门生桐等谨奠于文敏李公墓曰：……唉！先生成就了我们，无论在南都或在冀北京城，奖励推举，关心备至；我们自愧为灶下之凡才，幸得兼收并蓄而被用。先生教育了我们，把我们引出迷途，端正了理法前路，恩同于骨肉，岂止仅是师生情谊。先生爱着我们啊，规范严格而和颜悦色，轻声细语师情浓浓，我们听课如沐春风，如置身绿藤敞轩，而先生深夜备教频剪蜡炬灯花。回想和老师分别后，都忙在官府的公务上……现在师生永别了！”这第三位老师官至尚书。
崔桐对家乡感情深厚，他于“己亥服方阕”写下悲感六首后返京，途经通州、如皋、扬州等地，在一些朋友邀聚而写下的诗作中，常常写到海门之灾，还嘱咐通州州守尽快呈文上报朝廷。崔桐还有一首诗《次郭文麓道长海门风夜阻舟韵》：“冻云垂湿孤村暮，仙旗寒生郭泰舟。沙鸥迎风偏妬客，江鼉鸣雨故牵愁。萧条啮土无青野，涕泪余民半白头。便欲浮槎问真宰，东南民瘼为谁由。”郭道长到海门去，下行的船在夜里为风所阻，郭道长写了一道诗，崔桐步其原韵和之。就是在这一首相互酬答的诗作中，崔桐给道长说，家乡已没有青青的田野了，剩下的百姓半是老人，自己想驾着船去问问这个世界的主宰，地处东南的海门，百姓遭此艰难，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崔桐为官在外，一直牵挂父母。尤其在父母已届耄耋，自己也年近花甲之时。那时父母日渐衰弱，自己也白发搔短，思亲之情越益浓烈。由辰沅兵备调升南礼部右侍郎后，他在《南都思亲寄林弟》中写道：“家近扬州多故人，桐逢便问白头亲。从教传得平安信，不及趋庭见面真。”遇到来自家乡的朋友，就忙着打听父母的身体状况，尽管都说平安无事，但怎比得上自己回家相见那样真切呢？嘉靖十四年（1535），崔桐写下《滁阳除夕思二亲》：“游子常为客，关河只见云。双亲千里隔，一夜两年分。世故风尘路，乡心鱼鸟群。何年制初服，柏酒共欢欣。”大年夜，游子在外，思念千里之外的父母双亲。什么时候能够重回当年时光，穿着未入仕时的衣服，一家人共同畅饮柏叶酒，团团圆圆，祝愿父母健康长寿呢？嘉靖十五年（1536），崔桐五十九岁，这一年父母体差，崔桐自己也“多病思归”，写下《夏夜凉思》：“夏日风生竹树幽，披襟闲对一林秋，江南江北无多路，谁寄清凉到白头？”他自己这时体感凉快，心中牵挂父母，不知他们此时如何，江南江北啊，有哪一条路可寄送清凉？此情何等深沉！就在这一年父母去世了，崔桐回家守制三年。到了嘉靖二十一年（1542），崔桐六十五岁，父母逝去已经六年，崔桐心中时时怀念，在《秋夜圆池小坐对云山有怀二亲》中写道：“月色亭池此暂留，文园病骨不禁秋。闲阶黄叶生凉思，素壁吟蛩入暮秋。风木断魂双别泪，云山对客几搔头。共夸金紫双亲庆，鼎养何由到故丘？”风摇秋树，一片萧瑟，怀念双亲，两眼泪流。因为崔桐的提升，其父母被追赠册封，位高爵显，但鼎养之时，父母已不在人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何其悲哀！
崔桐的外祖父盛英，号世杰，海门人。刚强坚毅，豪放不羁，但不肯让人。太学毕业后，淡于名利，清高自许，不入俗流。在古诗中读到“林下何曾见一人”句时，叹息道，我怎能为几斗米的俸禄所困而仰他人鼻息？后来他在铨叙处得到一个县丞官职，就归隐家园。他在自家住屋挂一匾额，题“见一”两字，意思为今日林下可见一人。每天弹琴放鹤，闲散而快乐地生活。“时人称为见一先生。”弘治四年（1491），崔桐十四岁时，外祖父就去世了，在崔桐一生中，为外祖父迁了两次墓，第二次迁徙完后，崔桐为外祖父又写了《迪功郎见一盛公墓表》。1491年时，海门县治还在礼安乡。崔桐外祖父盛英的墓，安葬于礼安乡故县运河之南。嘉靖元年（1522）复迁于北原，这时县治虽已迁余中场，但从吕四至余东余中整个一片，还有不少农田，“北原”应是指从礼安乡原墓地往北偏西迁移。至1548年再迁时，县治刚迁金沙场南，墓所迁的“余中张灶港东”，从《嘉靖两淮盐法志》余中场图看，紧挨余中场署西。盛英的墓表，原先是崔桐的爷爷、“吾祖朴庵宗伯翁”所撰，二迁墓时，虽仅只过去一甲子，但原碑字剥落近半，崔桐为之重写。崔桐述说了外祖父不屑于世俗的污泥浊水，归隐故园，率性为人，其祖上为海门的名门望族，其子孙辈也是诗书传家。此墓表辞约意丰，文字不多，可崔桐把外祖父的志向、取舍、品性、为人、特点，记叙得深刻而形象。六十年过去了，六十年前，崔桐也仅仅是从童年到少年的十五年中，外祖父健在，给他生活的记忆，何况他九岁“从父游南雍”，苦读儒学，接触外祖父时间又有多少？不是对外祖父有极深的情感，不是从小有观察和记忆的天赋，笔端流淌不出如此伤感而真挚的怀念。
崔桐有两子两女，长婿潘子芳，从太学生获任东阳县主簿时，崔桐曾予赠言，写下《赠潘婿子芳之任东阳言》。赠言写道：有的说，今下的风气，凡是在官府居高位的，总把他的亲信同党，安排到风调雨顺、环境优美、经济富裕、狱简讼稀的好地方，然后过度剥夺虐待当地民众；小民深受其害，对此官十分仇恨。对出现这种局面，谁都不敢怎么样。上级官府知道老百姓的不满和仇恨，但投鼠忌器，一无所问。现在子芳以我为岳丈，而官位低下，这不是与今下风气相违背了吗？我叹息道：上面所说的那种风气、现象，正是我婿不屑一顾的。子芳平生孝顺长辈，友好兄弟，虽家中事有时不顺心，但独自承受，毫无怨言。我很看重子芳的良好品质。子芳以廉耻自爱，义利分明，从不自我放松要求。自成为我家女婿以来，从未依仗我的权势去做过哪怕极细小的事，我看重子芳能够严以律己也！现在去东阳，官小则拘束，拘束则低调，谦虚。哪里有对长辈孝敬而不忠于君主，清廉持家而去剥夺治下百姓的？我听说东阳地处偏辟，但百姓淳朴，文士善良，风俗美好，是古代较好的地方。子芳以自己一向的抱负去施政，即使再多矛盾、顽劣、鄙俗都将转化，何况东阳是个良邑呢？所以，我是不担心子芳的。
崔桐没有想到，婿潘子芳在东阳任上得病，抱病回家，不久就去世了，时年仅四十八岁。白发人送黑发人，崔桐满怀悲痛，为女婿写了《将仕郎潘子芳墓志铭》——我女婿潘桂，字子芳，别号蟾轩，通州东城村人（在《嘉靖海门县志》卷首的新旧县图上，通州东城村位于余东场和吕四场交界的曹严窪西边，在余东戴青山的东南方向——笔者注）。以国子生任东阳县簿，将要任满时，父母双亡，子芳捶胸顿足，悲伤过度，抱病而归，不久逝去，卒于嘉靖丁未年（1547）十月三日……我女儿痛失丈夫，认为丈夫的品德应能长保福祉却早早去世，孝亲友弟今却无法尽情于父母，终身勤俭竟然英年早逝，悲痛号哭，一年来都不能自已。我劝慰她说：女儿，不要过度悲伤，人在生前想长命百岁，死后想名声远播，这是鲁莽的盗贼所信奉的，何必把它用于普通人？盗拓长寿，但他不如夭折的。你丈夫享年四十八岁，不为夭折；太学生出身授县官不为低贱；并且以踏实文雅有操守为我所看重。去世之日，吊唁者无论亲疏无不为之可惜，也不能说他无作为。即使位极人臣，年至耄耋，但负国忘公、偏行邪道，为礼法所不齿，为贤达所不屑，哪又怎么样？
崔桐把对女儿的劝慰写入女婿的墓志铭，这在一般的墓志铭中不多见。其有进一步褒奖女婿的用意，但从中更能看出父女情深。女婿去世，本已悲痛，见女儿悲伤过度，又忧其不能自拔，就于墓志铭中写下了这一段劝女儿的肺腑之言。字字在理，句句贴心，在深情款款中开导，以父亲之心去慰女儿之心，旁人读后也为之感动，骨肉相连，父爱如山。
嘉靖三十一年（1552），崔桐七十五岁，他写下《壬子新正试笔》：“七十四番春色过，此生清债未消磨。眼明转觉嫌书少，头白何曾避酒多？呼仆灌花情缱绻，抱孙啖果手摩挲。闲庭风月人稀到，门揜青山自啸歌。”此时他基本是家居生活，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饮酒啸歌，陶醉山水田园。
嘉靖三十五年（1556），崔桐七十九岁。就在这一年，他与世长辞；也是在人生的最后一年，他为海门留下了最后一篇历史记录——《海门县筑城记》。
同样出生于海门的晚清状元张謇，对崔桐曾有评价。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4.17），张謇在《题崔桐行书自书诗卷》中写道：“东洲先生立朝，风节著于史传，为吾乡耆旧之冠……有明一代之史，微先生则吾州几无厕名列传之间者。”
有明一代，崔桐为海门、通州之翘楚，逝后明史立传，邑人则奉之乡贤祠，永为纪念。
丁有煜（1683~1764），字丽中，号个堂，别号石可、幼壶、个道人。诗画以“个道人”闻名。丁氏祖居海门。清康熙十一年（1672），海门坍没于江后，迁至永安乡，后徙徐涧（今通州区兴仁镇）。父丁腹松，康熙进士，丁有煜系长子，受父影响大。他致力于诗、词、水墨画、书法、篆刻，自成一家，造诣颇深，有“外八怪”之称。他著有《双薇园集》《双薇园续集》和《与秋集》，三部诗集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文字狱中，全部遭到焚毁。晚年参与纂写《直隶通州志》。1764年袁枚听说丁有煜去世，叹息道：“个老亡，江北无名士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