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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4年，宋仁宗至和元年，三十六岁的宁波人沈起，被朝廷委任为海门县令。这是目前能从史料记载中看到的宋代海门第一位县令。他是在经历了一场风波，直至宋仁宗出面说话，才摆脱险境，重上仕途走向海门的。
沈起出身官宦家庭。高祖沈陵“仕吴越府为奉国军镇遏使”，是吴越国钱镠朝中的高官。当赵匡胤陈桥兵变后登上王位改后周为宋时，吴越国就对宋称臣。所以沈起的祖辈后来都是宋朝官员。沈起的爷爷沈干“始赠屯田郎中”，沈起的父亲“兼太子中舍赠刑部侍郎”。沈起字兴宗，从小就好学，闻名乡里。在宋代科举考试中，他是明州（今宁波）考取进士第一人。之后，被委任为“滁州军事推官发运使长监真州转般仓”，即助理滁州军政物资供给、计核，并监督真州（今仪征）仓库漕粮的卸纳和转运。在任期间，父亲生重病，沈起回家服侍。后父病重身亡，他就辞去职务，居家守丧。当时朝中有官员认为沈起在父亲生病时擅离职守，要弹劾他。他守丧期满，尽管有多人举荐他去担任新的职位，但朝中有关部门就是不同意。此时，宋仁宗发了话：“帝谓辅臣曰，观过知仁，今由父疾而致罪，何以厚风教而劝天下之为人子者？”看来，宋仁宗处理这件事还是站在全局角度，他说，如果把服侍生病的父亲而当作罪行，那怎么能够使天下风气向好、劝世间人要尽孝呢？正是有了这一句金口御言，沈起才“乃特迁之知海门县”，被重新起用而就职海门。
沈起这时面对的海门，已处于山河换形的大变动中。
在海门西面，金沙所在的南布洲及其他几块沙洲，在隋唐时期已与胡逗洲相接，形成专家们称之谓的通吕水脊区。958年海门建县时的东洲，也已逐渐与位于其北而西的布洲相连，形成东西长一百五十多里、南北宽四十多里的东布洲。史书记载，北宋庆历、皇祐（1043~1054）年间，东布洲逐渐与陆地相接。所以，沈起踏上的海门县，刚刚成为江海平原东南板块——其西面，是一马平川可直达金沙、通州而如皋、海陵；北面，是以掘港、石港、吕四为三个支点的北海湾；东面是黄海，南面是长江，东南方向就是长江入海口，当时称为料角嘴。
在这片大地上，对国家来说，重要的是有盐场。
东洲早就有盐场。五代十国时期，统治东洲的还是姚氏集团，他们先属位于扬州的扬吴政权，后属位于南京的南唐。姚氏在东洲的盐场，生产的盐堆得像山那样高，然后按指令用船运走。宋初，海门范围内已有吕四盐场和余庆盐场。吕四盐场因时有坍塌，偶有迁移，盐灶、荡地常不稳定，当时没有列入通州利丰监管理范围，朝廷降诏令海门知县兼行主管。余庆盐场就是后来被元世祖在至元三十年（1293）分拆为余西、余中、余东三场的祖场，宋代《舆地纪胜·通州·古迹》栏内写到它：余庆场，盐额十六万石。它发展不错，到南宋，在通州利丰监管理的八场中名列第三。
盐的生产运销，是当时国家税收主要来源。为了稳税和增税，北宋朝廷正在采取重大措施。
这块土地，对当地百姓来说，是衣食饭碗，是生命所依。
海门地处大陆中纬度地区，属北亚热带南部湿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水充沛，阳光充足。境内地势平坦。初建县时一百二十里（当时“里”主要为人口概念，一里为一百一十户），为壮县。那时长江主泓在崇明岛南侧，从建县到沈起来当知县时，又近一百年过去了，海门的江滩海滩不断往外淤积延伸，陆地面积不断扩大。海门为平原农区，滨江临海的地理条件，使农业生产受到江海两大水体的不同影响，风调雨顺时五谷丰登，严重风暴潮灾袭来时则可能颗粒无收。
百姓的温饱问题，知县必须放到重要位置。
这方土地上的为政者，就这样肩负两副重担，要上能保国家盐税，下能稳百姓饭碗，集这两大成效于一举的措施唯有一个——筑堤。
自秦汉至隋唐，淮盐在国家财政中地位越来越重要。但由于淮南沿海滩涂坦荡，每当风暴潮袭来，冲毁亭灶，吞没田舍，酿成巨大灾难。唐大历中（766~779），淮南黜陟使李承筑捍海堰，北起盐城，南抵海陵，堤成后抵御风潮，堤内谷物常丰，故又称常丰堰。但到宋初，两百多年过去了，堤堰已大部分毁坏。大潮来时，“远听若天崩，横来如斧戕”，对盐业和农业都破坏极大。北宋天禧五年（1021），范仲淹监西溪（今东台）盐仓，目睹“风潮泛滥，淹没田产，毁坏亭灶”，提议发通泰楚（淮安）海（连云港）四州民工更筑捍海堰。他的主张得到时任发运使的张纶赞同，张纶转奏朝廷。此时宋朝初立不过六十多年，全国真正平定也才四十年，恢复生产，安置黎民，都需要钱，稳定和发展盐业生产以增加盐税，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对范仲淹张纶此议，朝廷认为必要，宋仁宗即予以批准。工程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由范仲淹主持，他身赴一线，与民工同甘共苦，并捐俸禄以贴补费用。时值隆冬，雨雪纷纷，一次潮势汹涌，民工在泥泞中死二百余人。事后流言蜚语，谓死者数千。朝廷令两都转运使胡令仪实地勘查，作出是否续建的决定。胡令仪熟悉实际情况，上奏章坚请修成。后范仲淹奔母丧回乡，仍然不忘修堰之事，给张纶写信，要他把堤续修下去。第二阶段由张纶胡令仪主持。范仲淹走后，张伦自请兼知泰州，以总其役。张纶胡令仪力排众难，继续修堤，到天圣六年（1028）春方完工，前后历时六年，北起阜宁，南至小陶浦（今东台安丰镇南），全长达一百四十三里。巍巍大堤，成为黄海边一道坚固的屏障，有力地遏制了海潮之患，功效立显。堤成一月，即有一千六百余户盐民恢复生产，三千多户逃亡的平民返回家园。从此，堤东煮海水为盐，堤西麻桑遍地，世居于黄海之滨的盐民百姓避免了海潮倒灌之苦。
范堤修成十三年后，北宋仁宗庆历中（1041~1048），通州知州狄遵礼修捍海堰，它的位置在古横江以南，北起五总（埠）北二里的倒埠子，经五总、骑岸、十八总到今东社，人称“狄公堤”。将石港、西亭、金沙，余西（那时余西还属于余庆场）四个盐场围在堤内。余西往东，就是海门地界了。
修筑范公堤，是宋初建设两淮盐场的一件大事。筑堤热火朝天进行时，沈起还小，但他后来肯定知晓这一工程，只是没想到这一海边堤岸与自己的关系。他到了海门，到了余西，看到东来的狄公堤在那里停住了脚步。他有没有沿狄公堤西去直接考察范公堤？史料中找不到相关记载，但推测他应该去实地考察过，看到过大堤成就了制盐和农耕，堤外灶火，堤内号子，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走下狄公堤往东走去，婉延曲折的海岸线继续延伸，滩涂上灶墩座座，往里卤场块块，再往里便是茂密的荡草。盐民们低矮的泥墙茅屋，便散落在这墩、场、荡草之间。然而，这是一个开阔地带，潮小则无威胁，潮大则风险重重。地无半尺屏障，天有不测风云，谁能说得准？从余西往东，经余中余东到吕四，折向东南直到料角嘴，七八十里之长，都是海边，都是卤水充足烧盐上好之地，但都为坦荡荒滩，听任大潮自由来去。由料角嘴转而向西，那就沿江了。江北为良田沃土，绿野平畴，是海门农家的衣食之地。江海相拥于此形成的冲击平原，土质肥沃，得天独厚的亚热带季风气候，使五百多种植物在此安家。然而，河沟虽多但没形成水系，大旱之年江水引不进，洪涝之年积水排不出……他从西北海边的余西直走到东南江畔的义宁，他越走越清楚，越看越有数，决心也越来越坚定，必须把范公堤狄公堤继续向东延伸，海门必须有海堤，“束内水不致伤盐，隔外潮不致伤稼”，这是他为官一任的首要之举，在此前提下再布局全县水利。
沈起决定筑堤，从余西起直至吕四东南料角嘴。此时宋朝，经历过宋太祖结束五代（960），宋太祖和宋太宗共同结束十国（979），宋真宗（997~1022在位）对外实行和平共处，对内巩固中央集权，全国进入迅速恢复生产建设时期。宋仁宗（1022~1063在位）亲政后励精图治，改革弊端，国家处于史称的“仁宗盛治”阶段，社会生机盎然，平民百姓可动员可鼓劲可拧成一股绳。沈起进士出身，满腹经纶，又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再加上他的再度重用，是当今皇上直接关心的结果，所以一腔热血，下决心要做出成绩来。沈起动手了。他到任时的海门，因几年一灾，经济疲弱，民生凋敝，人口外流较多。他先是轻徭薄赋，放宽禁令，减轻人民负担，满足百姓衣食之需；再推出优惠政策，大量吸收与招回流失迁徙之民。居民渐渐多了起来，生活渐渐稳定下来，精神也渐渐振作起来，重建家园的信心渐渐增强起来。条件开始成熟了，便引导他们动手筑堤。
史料没有记载沈堤的标准，可以范堤为参照。范堤堤基宽三丈，合十米，堤高一点五丈，合五米，堤顶宽一丈，合三点三米。范堤全长一百四十三里，范仲淹征调民工四万多人，历时六载修成。沈堤七十里（关于沈堤的长度，史上记载不一。元脱脱《宋史》卷三百三十四列传第九十三、宋沈括《长兴集》卷三十、宋王称《东都事略》卷八十六列传六十九，都说沈筑海堤百里。宋王安石《临川集》临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三，说筑堤七十里。这里选用的为王安石记载，因为这是他专为沈兴宗在海门筑堤浚河所写文章，并有一说他在此后曾接任海门知县），即使标准稍低于范堤，全靠肩挑人筑，仅凭一县之力是何等艰巨！据《江苏通史·宋元卷》记载，在宋崇宁年间（1102~1106），也就是沈堤修成五十年后，海门有27527户，43189人，如果说此记载所列人数为人丁数，即承担劳役的数字，那么倒退五十年，沈起筑堤时的人丁数，毛估一下，三万或稍多。真的必须是倾全县的人力物力，户户动员，人人上阵，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才能成就这一当时亘古未有的大工程！沈起以范公堤为榜样，以筑范堤的经验教训为参照，从余西到料角嘴，既全线规划，又分段实施。他尤其注重举全社会之力，从官员到乡绅，从盐丁到农民，广泛动员，全面发动，志在必成。对沈起的筑堤，王安石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海门县沈兴宗兴水利记》（《临川集》），为历史留下了重要记录。
王安石，生于1021年，比沈起小三岁，字介甫，江西临川人。少时喜爱读书，过目不忘，作文运笔如飞。中了进士后曾经做过扬州签判（官名）。“读书达旦，略假寐，日已高。亟上府，多不及盥潄。至和间又为海门令，甚有治声”（明·李贤《明一统志》卷十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李贤的这一记述，表明王安石经常彻夜读书，而且来不及洗漱就上衙门去处理公务了，至和年间做过海门县令，治理能力和业绩上很有口碑。对于王安石到底有无做过海门县令，至今依然有不同见解。肯定者以此记载，崔桐的《海门县志》及其他史书，力证王安石是继沈起之后为海门县令。否定者认为在《王荆公年谱》及别的一些史书中无此记录。此事交给历史学家们去作进一步研究吧。但双方有一共识，就是王安石很了解海门，很了解沈起，也很了解和赞赏沈起筑堤，否则不会写也写不出如此情思隽永的文章。
王安石在文章开头说，我读《诗经》中的《豳风》，上面有这样的内容：因其妇女孩子都到田间给耕作的人送饭，典农官看到这一情景，极其喜悦。接下来王安石写道——哎，豳（古地名，在今陕西省旬邑县）国的农民带领着家人，尽心尽力地听劝农官指挥；劝农官真诚地帮助农民，无微不至，而且无比喜悦。我既赞叹那里的官吏能够真诚地关心帮助农民，又感动当地百姓能这样衷心拥护他们的官吏。推其原因，实在是因为他们向善的心情是出于至诚，不单单是法规制度迫使他们这样做的。如果靠赏和罚来治理天下，那么先王时代的习俗就废掉了。如果有士大夫能够用豳国官吏的行为来要求自己，而不是对百姓不负责任，这就是有志向的人！王安石的文章由此转入第二节，直接写沈兴宗在海门的作为——以我的所见所闻，沈兴宗在海门所做的事，可以说就是有志向人的作为。他在海边筑堤七十里来消除水患，之后大力疏浚沟渠河流，引长江水来灌溉义宁等几个乡的农田。那个时候，老百姓苦于东海水患，个个叫苦连天。沈君到任后，放松禁制，减轻负担，以招集背井离乡的人。过一段时间，劝导百姓一起来完成水利事业，没有哪一个不是不顾困乏而及时赶来的。从这一点看，如果确实爱护百姓而能够使他们获利，虽然在残破穷困之际，还是可以勉励他们，使用他们，何况是对于行有余力的人呢？王安石在文章中既赞扬沈兴宗，也很赞赏海门的百姓。没有沈兴宗，这一重大决策就不会产生，没有海门的平民百姓，决策就不可能变为现实。唯有上下一心，同甘共苦，才能筑起大堤，共建家园。历史事实证明了王安石文章所阐述的道理。史载，吕四集庆庵，始建于北宋至和年间，是吕四历史最悠久的古刹。1054年，海门知县沈起筑堤，当时真慧尼姑参与筑堤劳动并搭草舍定居于堤旁，取名集庆庵。也就是说，集庆庵因筑堤而兴，与沈堤共同诞生。
天人共助，众志成城，全长七十多里的拦海大堤，接上狄公堤，从余西东来，到吕四后再向东南方向走去，一道巍然的堤岸，终于横亘在北海和黄海之边了。这道堤，没有皇上恩准的圣旨，没有级别更高、经历更丰富官员的共同主持，更没有来自别处的人数众多的筑堤力量。这道堤，是沈起一到海门研判全局后作出的科学决策，是举一县之力完成的大工程，从时间上看，仅仅比范公堤晚二十多年！这是沈起为海门立下的大功劳，正是这一作为，使刚刚起步不久的海门盐业有了坚强的屏障。从此以后的八九百年时间里，虽然风暴潮灾屡屡冲毁这条大堤，但大堤的根基已经筑下，堤内堤外的产业已经成熟，对它，无论是国家还是百姓都已不可或缺。所以，这堤，毁了即建，坏了即修，海水后退了再移堤址，但这道堤无论历经怎样的风暴大潮始终挺立在海边，与海门盐业共存了千年！
筑堤同时，为了避潮灾得水利，沈起又开发沿江。他疏浚河道，沟通江河，旱则能引江水灌溉，涝则能排大水入江。从吕四到料角嘴，沈公堤内侧曾有条东洲运河，是否沈起时开掘，未见记载。但这条运河能引水能蓄水能排水，还有运输功能，是当时一条重要河道。沈起还在沿江构建河网，使义宁等几个乡的农田，灌排便利，大大改善了农作条件。
沿海筑堤和沿江疏浚后，从北面和东面挡住了咸潮，从南面引来了江水灌溉，土质变好，可开垦的面积越来越多。老百姓相互告知相互招呼，携家带口纷纷前来，其中有的是回归故里，有的是从别处迁徙而来，一时人口大增。沈起继续予以休养生息，鼓励农耕，民生渐至温饱。与之相对应的当时的具体历史记载尚未发现，只是二十多年后，宋元丰三年（1080），江西人刘弇到海门任县主簿，在近六年任期内，留下不少诗文，记录了当时海门。其中有篇写于元丰六年（1083）九月的《海门按田书陆琼桥壁》，具体生动地记述了当时见闻。该文标题为《巡视海门农田题词于陆琼桥壁》，文中写道——
淮河人（当时对居住在长江与淮河之间人的称呼）称谓河水，往南顺流而下的叫泾，像顾凌泾、六丈泾就是这样。称呼河水开始时分流，最后合为一处的叫洴，像黄洴就是这样。挟着土地往低洼处奔流注入大海大河，水势大却不漫没土地的叫夹，像鲈鱼夹、镬沙夹就是这样。沟，则因流水工整而取，比如有的围绕着房舍，因此有新沟之名。有的河，水涌而出，像人奔到巷子里去那样，这就叫港，因此有曹稍港之名。贴，四面通达、地势平整、土质厚实，受得住侵蚀，适合农民耕种使用而起的名字，其特点是湿润的土壤在中间，离海远，断绝了海潮的影响。段姓某人有某块土地，沟限定了他的疆界，这是界河。染布兴起需要排水的，遭受水灾需要排水的，积水多、盐碱成分多不适于耕种需要排水的，退潮滩地不能开垦需要排水的，都需要围绕筑垾圩开渠放水，像环绕房舍开沟退水一样。
元丰六年秋天九月份，我巡视农田才到了黄洴，非常喜欢它的肥沃。那种认为即使把污浊的水注入泾中也可以求得肥沃，在这里是不行的。沿路看到的都是水稻，连绵不断，成片成片。询问当地人，他们看了一眼说：这是最好的水稻！村民有专门场地，堆积的秸秆像小山一样。在秸秆旁有囤，积存稻谷。囤边上拴着狗，住着人，看护粮食终日不休息。谷场上的人，不停地奔忙劳作，稍微有些懈怠，就有人用歌声呼唤鼓劲，这叫踏场。许多舂米的人，不论是小孩、老人，都待人和气。孩子们追逐嬉闹，击鼓歌唱。刚好碰到巫婆请神，用供品祭祀祈福，间隙时把米饭送给小孩。对待老翁像招待客人似的，拿出烧好的鸡腿，端上美酒炝的螃蟹，放在桌子上，邀请村里爱喝酒的人去作陪。他们喝醉了酒，有的卧仆在田间土堤上，有的袒胸赤足指着藩篱说：这是我喝醉酒的地方，好快活啊！（我内心感慨）这是灾害年头的幸运人啊！我的职责是巡视，不能与他们同饮，飞快地离开了。
第二天，抵达顾凌泾，找刘孙旺等十二人了解情况。名叫海涂的这块地方，最有意义的是杨王庙壁的题词。第三天，访问王守明、段鸠、袁琼等六人，又再次视察以前验看过的槁枯的秧苗，心中恐惧，察看的是事实。第四天，离开飞垅，访游新罗贴，过东面的下沙坊。稍微往前，是济丈泾，到达蒋洴。蒋洴能走的通道很少，走小堤，小堤当中断绝，像是被水冲开了决口。路像蛇一样弯曲，走得头也眩晕了，只看到来去奔流的潮水，比其他地方更危险。艰难跋涉的道路上，同行者有李善璨，路的左侧是数块贫瘠的农田。
后来继续往东沾去，求访陈杨符。登上了醎水垾的尽头（远望大海），悼念仁孝村：逃生不再回来了，原来的田地，苍茫一片废墟。追念大禹功德，心情悲痛，久久不能平复。晚上宿在陆琼，询访向导，往前的道路很艰险。
这一次巡视结束了，我愿望再有完全像这次看到的肥沃的田野和丰收的景象，再有完全像这次看到的击鼓歌唱追逐喜闹的民众，我愿望再走像蒋洴东面西面那样的艰险道路！于是我就在墙壁上题字相告：以后巡视农田的使者不能马虎啊！
此文记录了当时海门农村场景，确实是名符其实的水乡，仅仅因为水流的不同去问，不同组合，不同位置，不同形状等，就分别有不同的称呼和名称。河流纵横，沟渠交织，通江达海，水韵海门。海门真正的好田叫“贴”，四面通达，地势平坦，土质肥厚，适宜耕种。他在巡视路上就看到了这样的田地。稻谷登场，农人忙着脱粒收储，孩子们追逐嘻闹，老人们喝酒庆祝，一派丰收景象。此文也记录了当年因旱灾而禾苗枯死的地方，前年有潮灾被淹的村庄人去田荒已成废墟一片，但这些还不是当时历史的主要场景。刘弇记录的北宋元丰年间的海门，还是一个相对农耕自足的海门。三十多年后，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海门人陆师古正式考中进士。陆师古的出生地海门礼安乡，位于余东场和吕四场之间，离江边不远。两百年后，这里将成为海门一迁县治的所在地，再过不到两百年，全坍没于江。陆师古，字克永，小名陈僧，父名陆厚孝，家为农户。陆师古考中时已三十七岁，他是见诸史籍的海门宋代第一位进士，后来的仕途如何，未见记载。陆师古这样的农家子弟，能“十年寒窗”一心读书而不问稼禾，一步一步“过关斩将”，从童试乡试直到殿试，最后终于三十七岁金榜题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那是要一定的经济作支撑的。这反映了宋代海门农业有了较快发展。陆师古正是在这样的海门出生成长，读书成才，金榜题名，成了现有史料中的第一位进士。
沈起，他本人杰出，同时，也代表了宋初海门一批能干的领导者，正是他们的才华和能力，在这块先是江中沙洲后来成为江海平原东南板块的地域上，奠定了古海门的经济结构和社会治理的基本思路。
盐税为当时国家重要财赋来源。国家看重盐税，对逃避税收贩卖私盐的打击特别严厉。所谓私盐，与官盐相对，指未纳盐税而私自制造贩运出售的盐。宋太祖建隆初（960~962）规定：违反官盐贸易法到十斤，私自煮盐到三斤，死罪。以后虽不断放宽，但依然十分严酷。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元绛（1008~1083）来到海门任县令。元绛生来机敏颖悟，五岁能作诗，九岁时拜谒荆南太守，太守给他出了三道考题，结果应对自如，且切中要义，太守深为满意，把他推荐给朝廷。但当时元绛家贫，未能成行。长大以后，参加进士考试，第一次失误，第二次中了进士，从此走上仕途。他踏上了海门这块既资源秉赋丰富又大灾大难不断的土地时，沈起和王安石都走了，他们留下了横亘达七十里的海堤和江边初步连接起来的水系。这两个伟大工程，使海门海滨之人可以制卤烧盐，江畔之人可以从事农桑。然而，底层之民，天灾与捐税相逼迫，实难得“稻花香里说丰年”。更何况盐丁“熄火穷”，烧盐时勉强能温饱，熄火时就揭不开锅。正如流行于盐区民谣《莫到盐场来》所唱的：“要到盐场来，带个薄皮材。要吃盐场饭，就把老命掼。”《有女莫嫁歌》：“有女莫嫁盐摊头，赤足露腿晒日头。有女莫嫁盐圩上，卤腿卤脚卤衣裳。有女莫嫁穷盐民，风吹日晒遭雨淋。有女莫进灶民门，缺吃少穿住破棚。”所以，在这里“淮民多盗贩盐”，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怎么办？制置使（两淮盐区最高的行政长官）建议他，凡是满二十斤者，都抓起来坐牢。
但元绛思虑较深。来海门以后，他发现这块地方，制盐是人们的主要产业、主要谋生手段，除此之外，别无收入来源。盐民们都很穷，破衣烂衫，家无宿粮。制盐又完全受制于季节变化和天气状况，生产极不稳定，有时大起大落。他们盗贩私盐，是穷得难以存活的被迫之为、无奈之举。这与那些衣食无忧、唯一以贪得暴利为目的、大批量贩卖私盐的人相比，性质完全不同。于是，他果断决策，对所抓获的盗贩私盐的当地百姓，在处以鞭打、施行教育后，就把他们放走了。元绛的这一做法，富有战略眼光，着眼于整个盐业生产大局。从全局谋划，要严禁私盐，此涉财赋税收，国之大计；从具体着手，则应区别对待，宜宽则宽，因为不严厉苛处盐民，让他们得以维持生活，这是保护生产力，保护盐业生产元气的战略之举。元绛在海门对盗贩私盐的“海滨之人”“笞而纵之”，不予重刑追究，当时就被多种史籍记载，一直流传后世。海门人对这个县官更是感恩戴德，一本本的县志中为都为其列传，足见这一举措符合实际，深得民心，影响深远。
宋初海门的三位县官，沈起后来官至四品，王安石曾为朝中宰相，“王安石变法”已永存史册，元绛也升至副宰相。他们都官至高位，并政绩斐然。其中原委很多，起码那时的海门，已不是无名小辈，已可跻身全国重点县份，放至此地历练的本来就是看好的干才，实践中政绩卓著的便自然进入朝廷视野。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三位海门建县百年左右的县令，为古海门，也包括后来海门厅的总体发展，奠定了一个基本的经济结构：南粮北盐，滨江农业，滨海盐业；奠定了一个基本的治理思路：以民为本，“民为重，社稷次之”。此后几百年的历史，海门基本没有脱离这个轨迹。
沈起要调走了，他被包拯看中，调湖南任监察御史。海门老百姓感谢沈公的恩德，为他建了生祠——给健在的人所建造的纪念祠堂。沈括所撰写的沈起《墓志铭》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人徳公，相于筑祠以报之，长吏欲表上其事，公力止之曰，此令职也，安可以为利”！人们要筑祠报答他，县里地位较高的官员也要上奏章表扬他的事迹。沈起极力劝阻，说这是我为县令的职责啊，怎么可以凭职责范围内的作为去谋取名利官位呢？
沈公堤彪炳海门史册，但它一直被范公堤的光辉所笼罩，尤其是随着时间流逝，越元明而至清代，能知道沈公堤的海门人，越来越少了。诚聘崔桐修下海门历史上第一本县志的时任海门县令吴宗元，曾为沈公堤写过一首诗。诗云：“捍海功成百代崇，蛇龙区薮尽耕农。当年不有临川笔，到此唯知有范公！”沈公堤的功劳，是使可能成为蛇龙汇聚的江河泛滥之处，尽为农耕之地，这为历代推崇。但如果没有王安石那篇《海门县沈兴宗兴水利记》，到现在，人们只知道有范公堤啊！近四百年后，民国元年（1912）七月，张謇又为沈公堤写了一首诗，诗云：“沈公堤接范公堤，说范人人说沈迷。堤下潮痕堤上草，未妨早晚有高低。”沈公堤本来是连接范公堤而婉延东来，但至今人人都知道范公堤，而一说到沈公堤竟迷惑起来。诗人对此既生感慨又觉不必耿耿于怀，那海堤脚下大海涨落的印痕，和堤顶上蓬生的野草，一早一晚，高低并不相同，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据宋代王像之的《舆地纪胜》（卷六十一）记载，沈起曾撰写过一篇文章《海门兴利记》，并勒石刻碑，立于通州……可惜后来碑毁文佚，那一段历史的宝贵资料，也随之无从寻觅。
沈起和王安石友情深厚。沈起被调去湖南做监察御史时，王安石还专门赋诗一首送行——《送海门沈尹监察湖南》：“谏书平日皂囊中，朝路争看一马骢。汉节饱曾冲海雾，楚帆聊复借潮风。皇华命使今为重，直道酬君远亦同。投老承明无补意，得为湘守即随翁。”此诗赞扬了沈起，看好他的前程，也期望两人将来能一起共事。沈起因多有政绩，后来仕途虽有起伏但也较为通达，最高官职为天章阁待制（从四品，为皇帝的文学侍从官）。但在人生暮年处理边境事务中失误遭贬。当朝廷再度起用时，“卒于道”，逝世于赴任途中，时年七十岁，为北宋元祐三年（1088）七月二十六日。逝后第二年安葬于苏州吴县长山乡五顾原。
郁异人绘制
崔桐（1478~1556），字来风，号东洲。出生于海门县官宦之家。明正德十一年（1516）乡试获第一名，第二年，又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此后与朝臣谏明武宗“南巡”与明世宗“议大礼”，皆被廷杖。嘉靖八年（1529），任湖北督学副使，又转任福建参政、浙臬副使、湘西辰沅兵备，最后官至三品，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在北礼部左侍郎任上请辞回家。崔桐主持完成了《武宗实录》，嘉靖十五年（1536）修成《嘉靖海门县志》，为海门筑城、迁文庙、修筑捍海堤等留下了历史记录，有《东洲集》等著作行世。崔桐为官清正，贤能多才，《明史》为其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