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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近代以来中国问题的研究，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不仅要由今溯古，还应中西参照。研究中国民主观念的流变，若没有国际的视野恐怕是不得要领的。从发生学上看，民主政治源于西方社会。西方民主制度生成的奥秘与资本主义制度最早诞生于西方一样，始终是一个极具魅力和富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从托克维尔到马克斯·韦伯，无数学人为揭示民主制之生成而着迷。这里借用亨廷顿的观点：
现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扎根于社会多元主义、阶级制度、市民社会、对法治的信念、亲历代议制度的经验、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分离以及对个人主义的坚持，所有这些都是在一千多年以前的西欧开始出现的。在十七和十八世纪，这些传统激发了贵族和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要求政治参与的斗争，并造就了十九世纪的民主发展。这些要素也许可以在其他的文明中找到其中的一二个，但是，作为总体，它们仅存于西方之中。也正是这些要素说明了为什么现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
如果这一说法能够成立的话，就民主而言，中国当属后发外生型的国家，这意味着中国的民主在起始阶段主要靠模仿或移植，故而其民主化进程不仅受到中国本土诸多因素及条件的影响，更受到中国人对西方民主认知水平的制约，而中国人对西方民主的认知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人对西方（他者）形象的认知，而“他者”的形象近代以来又是在不断地变化的，而变的趋势是由“坏东西”变为“好东西”。
如今，人们普遍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但这是经过一个很长的正名过程才得出的判断。换言之，我们可以后见之明来谈论若干年前在西方出现的民主就是个“好东西”，但在当时的语境之中却充满着论辩。
民主、宪政既是一种观念，也是一种制度安排，对后者可以作静态的观察，但此种制度安排并非永恒不变的，其制度的扩散亦非一帆风顺。自代议制民主在西方成形后，总体上呈向上发展的趋势，但并非笔直向前，其间不但有起伏，甚至还有回潮。按照亨廷顿的划分，全球民主化的浪潮经历了三“波”，其间出现过二次“回潮”。第一次民主化长波是在1828~1926年，源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影响，有30多个国家建立民主制度。第一次回潮在1922~1942年，始于墨索里尼废除意大利脆弱而且相当腐败的民主，其后有十多个国家的民主制度被颠覆。第二次民主化短波在二战结束至1960年代初，缘于盟军的占领促进了民主制度在西德、意大利、奥地利及日本等的确立。1960年代以后，在拉美及亚洲等地区又出现了一次民主的回潮。1970年代后期，人类迎来了民主的第三波
。其实，人类民主化进程波浪式的形态中国人早就注意到了。对西方民主宪政有深刻体认的张君劢早在1947年就从思想与制度演变的角度提出了类似的划分：“欲求民主之真义，应求之于历史。民主政治自始迄今，可分为三期：第一，曰民主之发轫期；第二，曰民主之挫折期；第三，曰民主之推广期。”
民主在西方的这种消长直接影响了中国人对民主观念的接受与认知以及中国的民主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