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行动中的人物无论是巨人还是民众都不可能脱离经验而生存,对经验的研判通常是人们政治行动的出发点。此类经验主要指是一个民族的政治观念及制度的历史遗产以及对其他民族政治观念与制度的认知,它也是人们代际相传的历史记忆。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尊祖尚古传统的国度尤其如此。
比较史学与比较政治学的意义可以使人们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审视我们所关切的议题,加深对议题的理解。传统的比较分析,空间上的半径非常有限,时间维度既有共时性的,也有历时性的;而现代的比较研究,可以将东西、南北的半径放大到极致,时间维度更强调共时性。比较史学的适用性尽管有限,但在研究民主思想与民主制度这一议题时,比较的视野又是不可或缺的,且有相当大的解释空间和启示。
研究中国近代民主观念的流变或民主制度的发生与发展,与研究其他制度如科举制、君主制等不同,离开了比较的视野就无法深入。但是,从比较研究的角度研究中国近代民主观念的流变将遭遇一个无法规避的陷阱——“西方中心论”,即将世界分为“西方与其他地区”,并由此派生出“中心”和“边缘”。
虽然在中古甚至更早,中西方均有零散的有关对方的信息,但最早正视对方的恐怕是西方。在欧洲启蒙运动之初,欧洲的一些思想家对中华帝国投以关注的目光,他们想象中的中国是“一个新的道德和物质的世界” 。蒙田这样写道:
中国的政府管理和艺术与我们从无交流,他们对我们的政府管理和艺术也一无所知。但这个王国在许多方面成效卓著,超过了我们的样板。这个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世界更为宽广更丰富多彩,无论古人抑或我们自己对世界都知之甚少。在中国,国王派遣到各省巡视的官员可以惩罚利用职权贪赃枉法的官吏,也可以极慷慨地奖励忠于职守为官清廉的官吏,而且奖惩都可以超越一方式及官员职责规定的范围。
中国在欧洲人眼里首先是一个擅长治国之道的王国,这样的印象他们维持了近两百年。但随着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在西方逐步获得了稳固地位,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形态、科学技术等渐成强势,大规模的殖民化的时代由此启开,西方中心论也因此取得了支配地位。西方人的优越感虽不乏想象的成分,但学院派的研究的确受此种想象力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发表的《西方的没落》从比较文化形态学的角度较早地反省“西方中心论”,但却受到其宿命论历史观的支配,斯氏的惊呼并未从根本上动摇“西方中心论”,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西方人优越感。二战以后,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逐步瓦解,东西方冷战格局的形成,出现了一大批疏离西方的新兴国家,“西方中心论”的生态背景发生了变异,从而在客观上使得“西方中心论”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动摇。正是在此种背景之下,1984年美国汉学家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 在世界汉学界产生了相当大的震动。在日本,以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历史学家为代表的“京都学派”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区域建构为一个具有自身的现代性动力和轨迹的历史世界,始于宋代的“东洋的近世”是独立于西方近代而发生的历史现象,它即便不是早于欧洲也是与欧洲平行的现代现象 。其后,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则进一步论证了14—18世纪中国及其以白银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存在 。而近年来风头正劲的“加州学派” 从比较经济史的角度对“西方中心论”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该学派强调至少在18与19世纪之交,人类经济及社会发展是二元或多元共生的,所谓“西方中心论”是虚幻的。
经济发展史与政治发展史有着内在的历史联系。“加州学派”在经济史领域对传统的“西方中心论”的挑战是否会延伸到民主史的领域?这一点至少在目前西方汉学的重镇——美国并不像经济史那样显见。人类的政治生活虽不能离开经济生活而独步前行,但各民族的政治生活确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这也才使得比较政治学具有独特的意涵。
中西方的比较政治学或比较民主史的研究,如果将时间限定在1800年前或中世纪,二元或多元共生的立论恐无太大的歧义,但若对始于19世纪中西方大规模交往以来的政治史作比较,“西方中心论”的确是横亘在学人面前的一座山峰。因为现代民主制最早确立于西方,近代以来逐步溢出西方的地理边界,传播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当下学界,“西方中心论”似乎是一种“原罪”。的确,如果将中国历史或政治完全嵌入出自欧美的框架,以欧洲标准为世界标准,再以欧洲标准来衡量世界其他地方包括中国,这种分析范式是值得商榷的。但是,若无视近代欧美政治文明中带有普适意义的价值,对所谓“欧美标准”视若无睹的话,这样的研究难免会陷入另一个误区。
前近代中西历史遗产与民主资源之比较不仅可以部分揭示中西方政治生活的独特样式,且为近代中国民主史的演进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铺垫。近代中国民主观念在流变过程中哪些是本土的资源的再现?哪些是域外的资源移植?哪些是两者的混合物?在传统资源中哪些促进了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哪些阻碍了这一进程?本土资源与域外资源又产生了何种交融等等?也许只有厘清这些问题才能消解“西方中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