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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变革不是由观念单独引起的；但是没有观念就不会发生变革。要冲破习俗的冰霜或挣脱权威的锁链，必须激发人们的热情，但是热情本身是盲目的，它的天地是混乱的。要收到效果，人们必须一致行动，而要一致行动的话，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解和共同的目的。如果碰到一个重大的变革问题，他们必须不仅清楚地意识到他们自己当前的目的，还必须使其他人改变信念，必须沟通同情，把不信服的人争取过来。
这是英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霍布豪斯研究英国19世纪自由主义的心得。的确，无论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世界，还是晚清以来的中国，都发生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重大的变革”，与这些变革相随的有许多重要的观念，其中最重要的当首推民主观念。近代以降，中国很快由一个“空间上的国家”变成了“时间上的国家”，持续的变革成了近代中国的一大特质。其间，中国人对民主的理解与诉求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或左右着政治发展、政治变革的走向与节奏，影响着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也书写了一部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观念史。
这里所讨论的“观念”主要是指代表了一种思想或知识体系的核心概念或关键词
。在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发生了巨变的社会观念或层出不穷的新观念早在启蒙运动时期就引起了知识精英的关注，如伏尔泰就曾将理性的成长与社会进步联系在一起。观念史的研究则是“一个较为晚近而又复杂的产儿”焦点是“各种观念在不同类型的知识人那儿的出现，他们形形色色，特立独行，经常与当时的主流格格不入，与他们协助推翻的正统教义和公认前提相对立”
。故一种新观念的问世，通常带有“反潮流”或“异见”的特征，如共产主义观念问世后，即被欧洲的许多政治势力视为异端。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开篇中所讲的“幽灵”，就是一种冲击欧洲乃至世界现行政治与社会秩序的“观念”或理论，在初始阶段带有强烈的“反潮流”的特征，属异端者的异见。
观念看似如“幽灵”般漂泊不定，其实也是可以被感知、被触摸的。如美国各地大小不一但造型相同的议会建筑、大选期间各地的投票箱、到处飘扬的星条旗以及坐落于纽约市附近自由岛的自由女神像等，可以从中直接感知美国式的自由、民主观念。历史上及现代各种政党的党徽代表了该党的价值诉求或政治理想。中国在帝制时期的遍布各地的贞节牌坊即是贞节观念的物化载体，祠堂则是帝制时期宗法观念的象征。颜色也时常与某种特定的观念相联，如帝制时期的黄色代表皇权主义观念，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史上，红色则象征着共产主义。还有一些传播甚广的特殊人物的肖像，如切·格瓦拉凝视远方的黑白照片，成为拉美甚至第三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符号，也是西方左翼运动的标志。
“异见”或“观念”从何而来？古今中外的有神论者认为观念来自于神的启示，是一种灵感。但经验表明，观念是智者提供的一种精神产品。观念既然是某种思想或知识体系的标识，就必然与观念人所处时代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及经济生活有着紧密的关联。
关于观念史研究的起源及特点，见仁见智。法国启蒙运动时期诸多思想巨匠们贡献了许多崭新的观念，人们对自我及世界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也被后人视为观念史研究的起源。20世纪英国著名的自由主义大师、观念史学家伯林对观念史研究的起源有较详尽的分析：
从起源上说，大概可以认为它（指观念史研究——引者注）诞生于18世纪下半叶，是历史主义、多元主义、相对主义以及以史学为基础的各种比较性学科——人类学、语用学、语言学、词源学、美学、法理学、社会学、人种学——的一门近亲。它的核心关注点是“了解你自己”这一古老格言向群体的历史整体、文明或文化的广泛延伸，个体的自我便包含在它们中间，在很大程度上是它们的产物。它尤其关心向我们说明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我们经历了哪些阶段和十分曲折的道路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它强调各种观念和情感、思想和实践行为、哲学、政治、艺术和文学的互通性，而不像人类研究中更为专业化的分支通常所做的那样，人为地分别对它们做出评价。它的研究焦点，是某个文化或时代特有的那些无所不在、占支配地位的形成性观念及范畴，当然也包括某个文学流派和政治运动、某个艺术天才或原创性思想家，只要这些事和人最早提出了问题，发展出了成为后来数代人的共同世界观之一部分的观念。
关于观念的形成与发展的研究大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与分析方法。一种看法认为，观念源自于人的思考，它可从其他复杂的存在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独立自主的世界。观念史也就是将不同时期的伟大作家及其经典文本作有机的联接。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不应将观念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来看待，观念的形成、流变与其外部世界（特定的历史语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洛夫乔伊和斯金纳分别是这两种研究方法的代表人物。
19世纪末20世纪初，观念史的研究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有特色的研究领域，并建立了一些学术机构与学术刊物。在美国，观念史研究的倡导者是霍普金斯大学的洛夫乔伊（又译为洛维乔易、诺夫乔伊）教授，1911—1939年他在该校任教期间发起成立“观念史学社”（History of Ideas Club），旨在进行“一般哲学概念、伦理概念和美学风尚，还有文学发展和影响的历史研究，以及揭示哲学史、科学史和政治、社会运动史的相互联系的观念和思潮的研究”。1936年洛夫乔伊出版了《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1938年他又在该校创办了《观念史杂志》，1948年出版了个人的《观念史论文集》。
洛夫乔伊注重对“观念的单元”（unit ideas）的研究，即对西方思想传统中那些基本的和经久不变的观念展开分析。他认为虽然这些观念可以被分开或重新组织，但一般来说，西方社会的人们都不假思索地继承了这些观念。在人类思想的演进中，这些基本的观念就成了基本的存在，成为思想演进过程中的“巨链”（great chain），影响或决定着人类思想的发展。在他看来，所谓观念史的研究方法，就是从分析思想体系入手，摘取其中的“单位观念”，然后考察它们彼此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处在一个思想体系中又怎样被应用，与既有观念相比较处于怎样的地位等
。
洛夫乔伊通过对诸多观念的研究发现了观念史中的一些普遍或者频繁重现的现象：
①同样的前提或其他有效的观念在不同的思想领域和不同时期的存在和影响。
②在思想史和趣味史中，语义的演变和混淆的作用。在术语意义上，变换和含混的作用。
③每一位作家的思想中几乎都有内心的张力或波动——有时候甚至会在某一部书或某一页文字中都清晰可辨。这种张力或波动源自其矛盾的观念，或者情感，或者欣赏品位方面不适应的癖好
。
洛夫乔伊提醒人们，观念的流变是极其复杂的，厘清某种政治观念“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更为复杂：
观念史力求找出（当然不限于此）一种文明或文化在漫长的精神变迁中某些中心概念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再现在某个既定时代和文化中人们对自身及其活动的看法。因此它极有可能对其实践者提出比任何其他学科更为广阔而多样性的要求，或至少是一些更具体的、往往令人十分痛苦的要求。批判观念时所必需的概念分析的严格逻辑方法，博学多闻，与创造性艺术家相似的移情与再现的巨大想象力——即“进入”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生活形态，“从内部”对其加以理解的能力——以及出于本能的几乎神秘莫测的预见力——这些从理想角度说观念史专家所应具备的能力，很少能够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无疑部分地解释了真正的观念史家寥寥无几，以及观念史本身要想成为具有公认资格的学科，仍需奋力争取承认的原因。
洛夫乔伊的开拓性研究使他赢得了“历史观念史的主要创始者”之美誉，但洛夫乔伊的研究过于偏重于对观念作抽象的哲学分析，故后来遭到剑桥大学政治思想史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洛氏的研究方法有非历史性之嫌。他们是拉斯莱特、波考克、斯金纳和邓恩等。他们的研究均强调“历史语境”的重要性，倡导使文本返回其产生的语境（a new type of historical methodology：contextualism），故有“剑桥学派”（Cambridge School）之称，或“历史语境主义”学派（波考克被称为该学派的创始人，代表作有：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A Study of English Historical Though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1957；Politics，Language and Time：Essays o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1972；The Machiavellian Moment：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1975）。剑桥学派注重研究产生那些经典文本或伟大观念的社会和知识源泉，即特定的“语境”，认为没有脱离语境的无时间限制的真理的存在，包括那些伟大的经典文本也不存在无时间限制的绝对真理。斯金纳在其《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中特别强调：
我却尽量不去专门研究主要的理论家，而是集中探讨产生他们作品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我首先论述我认为是他们最初写作时所处的和所服务的社会的有关特性。因为我认为政治生活本身为政治理论家提出了一些主要问题，使得某些论点看来成问题，并使得相应的一些问题成为主要的辩论课题。然而这并不是说，我把这些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看作是它们的社会基础的直接产物。……我对传统的“拘泥书本”的方法感到不满意的一点是：虽然这种方法的倡导者往往自称是撰写政治理论史的，他们却很少为我们提供真正的历史。
剑桥学派研究观念史的分析方法其实也是对马克思所讲的“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的继承。所不同的是，马克思所讲的社会存在强调的是阶级关系，而阶级关系又是以特定的生产关系为基础的，而剑桥学派所讲的“语境”则要广泛得多，复杂得多。
对一个民族来说，特定的历史语境如同其所处的地理空间一样，是先赋的、无法选择的，但又可以人为地加以慢慢改造。改造历史语境的过程需要某些观念的引导，同时观念也因改造行为而发生相应的变异。
其实，这两种研究观念史的方法均有可取之处。前一种方法不仅可以发现某种观念演变的谱系，还可以发现其产生的种种变异，展示一幅观念传承与流变的图画；而后一种方法可以更为深刻地揭示观念演变的社会政治生态、土壤（历史语境）以及观念与“语境”的互动关系等。本书在探讨近代中国民主观念的流变时尝试这将这两种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即不仅要讨论民主观念在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家那里是如何言说的，还要讨论思想家（包括政治家）在表达民主观念时所处的语境，他们可能会叙述同一种观念、使用同一个概念，但表达的意涵未必相同。相比之下，特定的语境对理解近代中国民主观念的流变更为重要。
在中国，观念史的研究古老而又新鲜，两千多年的儒学发展史不仅可以视为儒学观念的流变史，也是一部研究儒家观念的观念史。但自汉代儒学定于一尊，成为主流的排他的意识形态以后，传统中国对此种观念流变的分析难免是陈述性的、注疏式的，无论是“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均缺少学理性的尤其是批判性的反思，学术视野狭窄，学术总是受政治及意识形态所累。
晚清国势衰微，国人的视野渐渐超出原来那虚幻而又狭窄的“天下”，始而用批判的、比较的目光审视中国的观念与学术，以及观念与国运的关系。如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就极具代表性，但梁氏的研究理路从过往中式的普遍主义转向了西方的普遍主义，坠入了西方中心论的巢穴，即生硬地将中国观念的流变镶嵌到西方近代历史的轨道之中，以此来阐明中西强弱之缘由。到后梁启超时代，中国长期处于一个充满暴力、革命、对抗的年代，这使得学术研究及学人缺少必要的宁静、从容与学术中立。自1970年代中国道路开始了一个由革命到改革、由对抗到和解、由政治挂帅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转轨，自由的学术平台开始搭建。其间，熊月之教授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是1949年以后首部从历史学的角度对五四运动之前的民主思想进行梳理分析的专著，对中国民主观念流变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19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对观念史的研究有了可喜的进展。香港中文大学金观涛、刘青峰教授基于该校建立的“1830年至1930年间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专业数据库”，对近代政治思想领域中一些关键词（观念）作计量研究（采用数据挖掘方法），较为客观地反映该关键词使用的意涵和普及程度，从而摆脱研究观念起源和演化囿于思辨而无法实证的困境；另一方面他们关注观念史的内在理路，观念是如何参与社会的演化并受其制约，从而走出了马克思式的将观念当作生活的反映和韦伯式的将观念动机作为社会行动的原因的两难困境，突现两者的互动与水乳交融的关系
。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
大陆学者汪晖教授的四卷本《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2004年版）是学术分量较重的作品，该书分上下两部，每部分上、下两卷。第一部上卷为《理与物》，下卷为《公理与反公理》；第二部上卷为《帝国与国家》，下卷为《科学话话共同体》。该书亦循历史语境主义的分析方法
，以秦汉以来的王朝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为轴，探讨现代中国思想面对西潮的冲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现代中国思想演进的内在理路，其分析视角与立论有许多独特之处。此外，方维规教授的《“议会”、“民主”与“共和”概念在西方与中国的嬗变》（《二十一世纪》2000年4月号）、《近现代中国“文明”、“文化”观的嬗变》（《史林》1999年第4期）、《论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nation”与“中国”》（《二十一世纪》2002年4月号）等，对一些传统观念与域外概念在近代的嬗变作了细心的梳理、求证与评析。其他，如陈建华教授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许纪霖教授对近代知识分子所作的系列研究，李华兴教授等撰写的《“索我理想之中华”——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等亦丰富了观念史的研究。
“近代”的意涵要远远超出了所表示的年代。“近代”与“现代”是中国学界因应政治发展阶段而采用的一种特殊的分期。若考虑到“现代性”的生成，与其作“近代”与“现代”之分，不如作“传统”与“现代”之分。汪晖指出：
“现代”概念是在与中世纪、古代的区分中呈现自己的意义的，它体现了未来已经开始的信念。这是一个为未来而生存的时代，一个向未来的“新”的敞开的时代。这种进化的、进步的、不可逆转的时间观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方式，而且也把我们自己的生存与奋斗的意义统统纳入这个时间的轨道、时代的位置和未来的目标之中。……在“上帝死了”的时代，人类历史上的那各种变革就只能通过许诺一个光明的、自由的、解放的未来来论证自己的合法性。
日本汉学家沟口雄三（1932~2010）从反思西方中心论的角度也对“近代”的起源及意涵作了探究：
“近代”这个概念，原来只是欧洲局部地区性的概念，充其量也不过是欧洲内部相对于旧时代而言的一个自我讴歌的概念。随着欧洲势力在世界范围的扩张，它不久就成了一个泛世界的概念。曾几何时，它甚至成为欧洲在世界历史上所占据的优越地位的一种标志。就亚洲而言，尽管或则抵抗、或则屈服、或则赞美、或则追随，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概念。
回到约定俗成的“近代”，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近代与前近代相比，不仅有赓续一面，更有更张的一面。就国家形态而言，与传统的各类政治共同体如王朝、城邦、酋长国、公国等相比，近代国家的显著特质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构建与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即国家主权与公民权（或曰国权与民权）的共同成长。人类社会政治制度与政治生活的这一变革肇始于16世纪前后的欧洲。先是绝对主义国家的出现，继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奠定现代民主制度的初始框架，民主的种子在此框架内不断发育成长。
按照英国学者吉登斯对欧洲历史的考察，“民族国家”是继“传统国家”、“绝对主义国家”之后出现的现代国家形式。民族国家作为一项领土政治安排，其存续的基础端赖于边界（border）的明晰与确证，而民族国家也就“成为建构和维护边界的代理人”。依其边界，民族国家维持着对外的独立性和对内的至高地位。就其对内而言，民族国家运用其至高权力地位进行内部的全面整合，建构出统一而单质的市民社会，并使自己与市民社会紧密相连，前者对后者进行调控与范导，这一调控与范导实质上表现为民族国家的现代规划
。
美国学者福山在1989年发表的《历史的终结？》中认为自由民主已克服了世袭君主制、法西斯等这类相对的意识形态，民主自由的正统性与正当性已毋庸置疑，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将作为人类最后的政体形式而得到普遍的实现，从而导致了历史的终结：
在此之前的种种政体具有严重的缺陷及不合理的特征从而导致其衰落，而自由民主制度却正如人们所证明的那样不存在这种根本性的内在矛盾。……或许当代有些国家能够实现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而且有些国家可能会倒退回其他更原始的统治方式，如神权政治或军人独裁，但我们却找不出比自由民主理念更好的意识形态。
这一论断虽不无历史宿命论之嫌，但至少到目前为止，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与强固，对自由民主制度的普遍认同与接受（不管是事实上还是口头上，抑或对“民主”有着不同的理解），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不二的选择。这恰如1947年11月11日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演讲时所言：“人类试行过许多政府形式，在这个充满罪恶和悲哀的世界上，人类还会试行更多的政府形式……没有什么人以为民主政府是完美无缺的。说实话，倒是有人说，民主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只是别算上其他一切已经试行过的形式。”
当下人类社会所实现的民主制度虽然离不开雅典民主的基因，但严格说来它是近代启蒙运动或近代文明的产儿。欧洲的“近代”始于文艺复兴，继而有思想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是欧洲文化和历史的现代时期的开端和基础，它与迄至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教会式和神学式文化截然对立。……启蒙运动绝非一个纯粹的科学运动或主要是科学运动，而是对一切文化领域中的文化的全面颠覆，带来了世界关系的根本性移位和欧洲政治的完全更改。……启蒙运动的基础在17世纪以及更往前的文艺复兴，其繁盛期在18世纪，衰落于19世纪。
与启蒙运动形影相随的是英国左翼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讲的“双元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的政治革命）或“孪生大变革”
。17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自1640英国“内战”至1688年的“光荣革命”）创生并奠定了现代民主制度的典型模式——代议制民主。从此“民主”、“自由”“人权”、“共和”等在大西洋两岸渐渐成了公共的政治议题。1640~1688年也成为英国由绝对主义国家向现代民主国家转型的拐点。18世纪美国的独立战争（美国革命）催生出的民主共和制和具有成文宪法的民主宪政制度，使得民主的制度设计日趋完善，民主制度的运作更有可操作性和示范性，这也进一步昭示了有别于古希腊直接民主的现代民主宪政制度具有可能的普适性。旋即爆发的法国大革命，虽然未能立即成功地建立较美国民主在深度和广度上更进一层的民主制度，但在法国大革命中昭示的“人民主权”、“天赋人权”等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价值理念，使民主这一议题虽然曲高，但和者日众。民主的种子也因此而播撒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民主议题逐渐越出大西洋两岸，而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议题，人类迎来了第一波民主化浪潮。
一元论的历史观无疑带有前近代各民族普遍存在的“我族中心主义”的偏见或人类童年时代的思维烙印
。无论是从大历史观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历史事实本身出发，所谓“共性”或“普遍规律”未必经得起推敲。审视人类民主史的曲折道路，也许如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样，从发生学上看，应是西方社会的产物。在非西方社会的传统文化与制度设计中或许多多少少能挖掘出一点看似民主的因子或基因，但这种基因并未能得到有效的表现，很难构成现代民主制度的直接源头。
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移植到世界其他地方当然会表现为不同的样式（如东亚的所谓“儒家资本主义”）；同样，源于西方的民主制度在非西方社会（甚至也包括西方社会）亦非千篇一律。但从人类社会民主化进程谱系来看，民主制度的种子最先在西方生根开花结果。虽然在历史决定论者看来，每个民族都可以假设，若没有西方社会的侵扰，各民族或早或晚都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也会告别专制走向民主，甚至视之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但这只能停留在逻辑的推导上，难以得到历史的验证。
前近代中国的国家形态是王朝，即大一统的帝国。与现代民族国家不同，“大一统”之“大”，号称“无远弗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一统”之“统”，号称号令天下，“同文”、“同轨”，“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其实，这只是帝王及政治精英对理想王国的一种期待，事实上任何一个王朝只能对其腹地的县城以上的城市进行有效的控制，而乡村特别是帝国的边陲只能任之听之，或无为而治。对“天下”进行有效的数目字管理是传统国家的能力与技术所不可企及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否认“天朝”是“国”：“中国人向来不知其国之为国也。我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国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中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天下，而不谓国。”
从“冲突与回应”的角度视之，将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近代中国的开端是恰当的。但中国政治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或真正感受到现代性的挑战则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
，而真正打算告别王朝体系，致力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则始于甲午战争之后。1949年一个享有独立与主权的共和国的诞生是百余年来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为国家政权对疆域、内政进行有效的数目字管理提供了可能。20世纪末港、澳的相继回归使民族国家的构建有了新的突破，台湾问题如何解决成为热议和期盼的话题。与此同时，民主制度的建设亦在不断探索与推进之中，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进一步完善民主制度，也是当下国家领导层、学界及民众普遍关切的话题。回溯近代中国走过的艰难的民主历程、前贤对民主的认知和努力、民主观念在近代中国的流变，对其作客观的学理分析，可从中获取宝贵的政治智慧，并为当下中国如何推进民主化进程提供有益的镜鉴。
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也是一部观念发展史。观念源于社会，观念也可以型构或改造一个社会。西方社会自近代以来的民主、自由、天赋人权等观念，则型构了如今西方各国的政治样式及政治生活方式。秦帝国以来的“大一统”、“君临天下”观念逐步型构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天朝体系（当然观念只是型构这一帝国体系过程中的力量之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略对从政治文化上确立儒学的至尊地位，并借此来维系一个“大一统”的帝国。近世以来中国的民主观念、革命观念、共产主义、改革开放等观念，则烙下了不同时期中国人政治生活的足迹。
观念在型构一个社会后，也能成为固化一个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的精神力量。如儒家的礼教、“四民社会”及重农抑商观念、因科举制而催生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等。通常观念的生命期越长就越难改变，越难更新。长期信守的某种观念可以上升为某种信念甚至信仰，成为一种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基因。诚然，此类观念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是可以更张、变通或刷新的，如西方近代的宗教改革、西方社会对民主观念的刷新等都是例证，但这往往是一个渐进的、艰难的、缓慢的过程。
观念的力量可以表现为和煦的阳光，温柔敦厚，也可以表现为划破长空的闪电，电闪雷鸣。如同样因自由、人权、平等观念催生的北美革命与法国大革命却表现出极不相同的样式。美国学者苏珊·邓恩在《姊妹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中用“阳光”与“闪电”形象地描述了两种革命模式的特征。所谓阳光，是指北美革命的性格，温和而耐久；而闪电则指法国革命的特质，爆发于黑暗，暴雨如注，照亮并荡涤旧世界的各个角落，但也迅速回归黑暗，继而闪电再起，又出现新的暴力革命，这印证了观念所处的不同语境、不同的社会政治生态，可能会导致人们对同一观念赋予不同的意涵；而对同一观念的不同理解，又将会导致不同的政治行为方式或不同的社会政治运动模式。
观念可以与人类文明齐头并进，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与人类文明逆向而行，成为洪水猛兽。如近代以来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极权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等观念，使近代历史增添了许多血腥的章节。
如前所述，一种能给社会带来巨变的观念通常是由异见者来供给的，虽然异见不见得都能成为这一类的观念，如明末清初西方天文学中的地球说传入中国的时候，被许多士大夫视为邪说。明清之交的杨光先
先后撰写《群邪论》、《辟廖论》，嘲笑传教士带来的地球说不合理，天主教荒诞无稽，他还留下了“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这样极端荒唐的名言，但地球说在那个时代毕竟是一个可以求证的“相对真理”。此种“异见”在缺少它生长的社会与知识基础的时候是难以展开和传播的，一旦时机成熟将会对原有的观念带来巨大的冲击。在西方，茨威格用富有哲理的文字为人们展现了一幅“异端的权利”的历史画卷：“苍蝇”是如何撼动“大象”的
。鸦片战争后许多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面对来自域外的各种异见，不禁发出了“千古未有之奇变”的叹息。在近代中国，人们对西方的许多舶来品的认知大都经历了一个从难以理喻、无法接受的“异见”，到可以接受、甚至心向往之的“期盼”的过程，民主观念亦然。
观念力量的显现取决于诸多因素。首先取决于观念满足社会需求的程度，这好似商品与市场的关系。如卢梭的天赋人权观念可以在法国大地上畅行、回响，并催生了法国大革命。路易十六在读到伏尔泰和卢梭的作品后就不禁掩卷长叹：“伏尔泰和卢梭亡了法国”。然而，他们的观念传到英国则遭到以柏克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思想家的抵制，并成功阻止了欧陆理性主义对英国经验主义的侵蚀。
20世纪20年代末与30年代初在意大利和德国滋生的法西斯主义，不仅受到欧美民主国家的排拒，即便到了中国，也受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痛斥而昙花一现，但在日本却受到追捧，并产生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法西斯主义。这进一步反映出“观念”与“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
观念欲显示出力量，不仅需要深度的阐释，还需要广泛的营销。政治观念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人类历史上每一次传播技术的革新均加速了观念的流速，进而提升社会变革的速率。纸张及印刷术的发明之于中国大大加速了儒学社会化的进程；15世纪谷腾堡改进后的活字印刷才使得欧洲的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运动成为可能。19世纪末以来有线电、无线电、电影、电视、网络的出现，更使得观念的传播变得越来越神速。
观念传播的深度与广度固然有赖于传播技术的支撑和受众的接受能力，但观念并不因传播技术的改进而自动显示出观念的力量，一方面历史上有过各种新闻审查制度来反制观念的传播，另一方面，领袖人物在营销某种观念时所采取的策略也会影响观念的传播效果，如德国纳粹党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对反犹主义、领袖崇拜的操弄。
观念的传播也可视为观念在国家或不同文化间的旅行，但观念之旅与器物之旅有明显的区别，后者在其旅程中可保持原状，而前者通常会发生各种变异。萨义德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
首先有个起点，或看上去像起点的东西，标志某个概念的产生，或标志某个概念开始进入话语的生产过程。其次，有一段距离，一段旅程，一段概念从此至彼地移动时的必经之路。这段旅程意味着穿越各种不同语境，经受那里的各种压力，最后面目全新地出现在一个新的时空里。第三，移植到另一个时空里的理论和观念会遇到一些限定性的条件。可称之为接受条件，也可称之为拒绝条件，因为拒绝是接受行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些条件使人可以引用和容忍外来的理论和观念，不论那些理论看起来多么怪异。第四，这些充分（或部分）移植过来的（或拼凑起来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被它的新用法，以及它在新的时间和空间中的新位置所改变。
观念的传播和营销与商业运作中的商品营销看似相同，但观念通常不是一种可以随意打包迁移的“物理状态”。观念作为一个时代或社会的产物，必然与其所处时代与社会的诸多要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割断这种联系，将某种观念提取出来置于另一个社会中时，观念将会发生变异，难逃橘化为枳的厄运。生物学中的变异将导致物种的多样性，观念的变异亦然，甚至远远超过生物学上物种的多样性。如以民主为例，源头只有一个，雅典城邦实行的一种政治制度，也是城邦人所信奉的一种观念。然而，随着历史的下行，不同时代的人们对民主有着很不一样的理解。随着这一观念在近代开始了一个“世界化”的进程，不仅各个地方人们对民主有着不同的认知，甚至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代的人也有各自的民主观，这是民主观念流变的一个面向之一。
本书的主旨是对近代中国的民主作一项观念史的考察，力图厘清民主观念在近代中国的生成与流变的脉络。这一议题既是政治学或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对象，也属观念史研究的领域。
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试图将对观念载体的分析即“文本分析”与观念流变所处的“历史语境”相结合，对表达民主观念的主体分析与该主体与所属群体的分析作比较。近代中国民主观念的流变有其独特的“历史语境”：丰厚的历史遗产、近代中国所处的极其复杂与多变的国际背景、现实的政治与文化生态不确定性。这三者交织与互动构成了近代中国民主观念流变的特殊“语境”，也使得民主观念在跨文化间的传播与接受的过程充满了无穷的变数，也带来太多的变异与不确定性。如果仅仅将一些观念文本联接起来，则难以反映民主观念流变的真相。
关注近代中国民主观念流变的历史语境，不仅要关注那些提供民主观念的人所处的“小时代”，如自强运动、辛亥革命等，还要关注他们所处的“大时代”。所谓“大时代”有两层意涵：一是“中国”，二是“近代”。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并长期领跑人类文明，形成一种特有文明优越感、制度优越感和观念优越感。此种代代相传的优越感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一种认己、认他、认世的思维方式，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带着这种思维方式进入近代的，故而应采用布罗代尔讲的“长时段”
的分析方法。“大时代”视野中“近代”，也不只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而是包含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西方社会。相对于短促的中国“近代”，西方的“近代”所处的时间是中国数倍，其思想观念流派纷呈。而欲识别西方近代的思想观念，又不得不追溯西方前近代的历史，包括希腊时代和中世纪。观念的流变，如同生物学中的基因，必须溯源辨流。凡此种种，构成了近代中国民主观念流变的历史语境，本书的前两章将着重分析这一历史语境。
观念的流变通常会表现为阶段性的特征。从近代中国民主观念的生成与流变来看，可大致分为五个阶段。
1. 19世纪中后期西方文明的辨识期。关键词是议会。中国人通过间接或直接的方式在西方文明中探寻文明包括民主的种子，辨别中西之异同，其关注点是直观而有形的制度设计——代议制。代表人物是那些关注西学并有革新取向的维新派思想家，如王韬、郑观应等。
2. 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主观念的输入期。关键词是民权、自由、宪政、权利等。甲午一役中国大败，戊戌政变后国人的自我认同危机在加深，并纷纷将希望的目光投向外部世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留日学子与旅日人士
，开始挖掘西方文明有形制度背后的各种观念、价值、习性等。相关知识的来源以“东学”
（日本化了的西学）为主。
3. 1903年至民国初年为浪漫主义民主的输入期。关键词是革命、共和、民主等。以孙中山及一些留日、旅日及沿海的一些革命志士为主体，改朝易制是他们共同的追求，相关的知识来源虽然也是以“东学”为主，但主要是汲取了“东学”中与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独立战争相关的一些思想素材，如卢梭的思想、《人权宣言》等。当然，主张行民主应以开民智为前提的渐进主义民主观始终与之随行，但此种民主观呈边缘化的趋势。
4.“五四”时期为民主观念的分岔期。民主与科学是“五四”启蒙之士共同的期盼，但“五四”之子大体是分别沿着两种不同的思想理路来阐释各自民主观：一是留学英美
的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民主——精英民主；二是以留学日、俄或有法国勤工俭学背景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大众民主（庶民主义的民主）。“五四”落潮，两派人士均怀“革命尚未成功”之感，并分别依循各自的理路与立场，选择性地继承“五四”遗产，追求自己的理想。
5. 南京国民政府以后为民主观念与宪政制度的期成期。“五四”之子分途奋争，以期实现各自的民主理想。一是以胡适、罗隆基、张君劢、储安平等学院派知识分子为代表，他们主要是在体制内通过报刊来宣扬自由主义民主，以期当政者接纳其理念与制度设计，使中国走入自由主义民主的轨道。二是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为代表，他们主是要在体制外通过组党、建军，对乡村社会进行最为广泛的政治动员与彻底的改造，通过革命运动为实现大众民主（人民民主）而斗争。他们的共同点是皆以现行的党国体制为批评对象，但批评方式迥异。
前两个阶段大致可视为近代中国民主观念的生成期，而后三个阶段则是民主观念的流变期。
观念的流变离不开观念人物。在西方民主观念的流变史上，有一些公认的伟大的观念人物及其经典作品，近代中国则有其特殊性。作为一个后现代化国家，且处于一个凶险的国际空间与复杂的国内政治生态中，很难想象中国的观念人物也像西方的同道者那样，为观念而观念，并从容地思辨、精心地建构一个成熟而严密的观念体系。近代中国的时势是不可能提供观念人物培育某种观念所需要的足够时间与平和的心境。他们如同穿梭于枪林弹雨中的勇士，必须与时间赛跑。他们的铁肩不仅要担道义，更要担救亡。救亡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挥之不去且持续升温的主题。所谓挥之不去乃是因为革新努力不断遭受挫折，此种挫折势必要求观念人物不间断地提供新的既能感召当道者又能鼓动民众的具有救亡功效的观念。这样，许多观念人物更加具有政治人物甚至政治领袖的属性，这不仅冲淡了观念人物的职业化的属性，使他们普遍患有思想贫血症，也使得他们供给社会的观念更像一些可操作的政治口号，而观念应有的深邃与理性成分不足。唯其如此，在中国近代民主观念流变的过程中，既没有产生可与西方伟大作家相比肩的观念人物，也未能产生一系列伟大的经典作品。但是，中国并不缺少民主观念方面的风向标式的人物。从民主观念流变的角度看，风向标式的人物至少有：王韬、梁启超、孙中山、李大钊、胡适、毛泽东等。他们在不同时期所提出的表达民主观念的概念及与此匹配的一套支撑性的词汇，均成为中国近代民主观念流变史上的重要环节。兹列简表示之：
大致说来，六位风向标式的观念人物在时间上是继起的，但也有共存或交叉，这表明民主观念的演进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就观念对社会政治运动产生的影响来看，孙中山和毛泽东作为拥有“最后决定之权”
的超级政治领袖
，不仅具有中国民主路线图的规划权，且拥有实施权。本书将对这些风向标式的人物及同道者置于近代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作历史政治学的分析，力图对近代中国民主观念的流变作一全景式的展呈。
